被战火湮灭的浮华光影：民国时代的城市摩登生活

作者:尘世晓书僮

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多“现代”？普遍的印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尽管有着绝大多数依附土地的务农人口，仍挣扎地走入了二十世纪；唯一的例外是通商口岸里的一些“文明”孤岛。历史学者甚至往往将“现代化”解释为“西化”，聚焦于一小部分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如上海的国际租界就被描绘为“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头堡”。有些批判性的研究更企图进一步显示现代性即使在通商口岸里都是十分有限的现象：卢汉超最近便尝试──正如他的书名所宣称──要走出“霓虹灯之外”(beyond the neon light)，以重构一般远离通商口岸之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现代性在一个为传统所支配的城市里，似乎只是外缘的现象。

本文将强调中国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为现代性所转化的全貌，从脚踏车、巴士到煤油灯与家庭照，包括如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或偏远的省会兰州。现代性并非外国人强加于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而是一组新机会，能以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工具。在这个文化拼凑的过程中，地方的转变与全球为了适应现况而做出扭曲是一样的：文化的适应迁就(inculturation)，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的互相渗透(acculturation)造就了广泛的文化与物质变迁，这正是民国时期的特征。收音机可以将传统戏曲传送给更广大的听众；妓女在新式报纸上刊登广告。贫穷的人力车夫用医疗注射器来施打鸦片，都要感谢现代的化学器材；上海棚户区的屋舍则是用“标准石油”的铁桶搭的。民国时期，大批进口货品无可避免地嵌入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中，从有钱人豪华的大楼到穷人简陋的木屋皆然；正如马铃薯和烟草在十七世纪被视为“洋货”，到了晚清却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现代性旋即带来了物质的变迁，这是特定历史形构下的产物，同时也对其历史形构发生制约。与其强调消费的文化内涵与商品的表面意义好似它们的物质性是个既定的事实更应检验我们周遭世界物质面向的社会结构，也应采取一种接受人与物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取径。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化是一种黏着剂，使社会人(social beings)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用 Paul Graves-Brown 的话来说，“文化是在人与物的关系里衍生的资产。”

监狱

监禁模型在中国的出现，是基于这样的改革理念：一方面来自全球性的刑罚改良运动，出自国际性的一套理念和制度；一方面来自本土对教化功效传统信念的重塑。基于孟子的性善论，“感化”的概念更进一步使人们相信：即使是罪犯亦能经由适当的制度化引导而改过迁善。监狱既是一种对人性之可塑性寄予厚望的教育使命，又是一项企图灌输囚犯尊重社会规范的管训计划。

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菁英将对罪犯的导正视为国家革新计划的基本成分，社会凝聚、经济发展和国家权力都只能藉由塑造顺从的国民而得。举例来说，此一教育使命延伸至全套监禁的慈善机构，诸如孤儿院、救济院、感化院、养老院、妇女感化院和精神收容所。这些得力于教育工具的机构，均凸显了将弱势族群转变为有益于道德群体、具生产力的国民之必要性。

监狱当然无法导正它的暂时居民：诚如涂尔干(mile Durkheim)老早就观察到的，监狱作为一种管训形式，最核心困难在于，大多数的囚犯缺乏参与“导正”的意愿：在其他制度性的场合如学校或工厂，个人必然或多或少共同担负着管训的目标，从而使管训得以发挥功效。由于自我规范最要紧的自尊心被强夺，监狱并未生产出“训练有素的国民”，反而是顽固的累犯。

囚犯出狱后往往回到犯罪生涯，然而他们在铁窗里的日常生活却无疑有着现代性的标记：机器缝制的制服，严格管制生活作息的电子钟声，操场上的体操活动，排列整齐地进入餐厅，以及盥洗室的使用，牢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现代科技影响。而由石材建成，并以混凝土和钢铁强化的监狱建筑本身，则往往具有最先进的设计，包括玻璃窗、自来水、电力与灭火设备。

由于穷人无力支付赎金，贫穷和现代性在狱中相会。当几乎整个城市夜晚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时，北京第一监狱(民国时期最早的刑罚机构之一)却是灯火通明，每两间牢房就有一个电灯泡。或许会有这样的争议：依照民国以来监狱管理学者们的理想来建造并管理的“模范监狱”(model prison)是很少的。然而在1930年代，已经有大约50间新式监狱遍布全国，大部分位于沿海城市：大量精确的资料显示，每年有1%的囚犯吃着这种制度化的牢饭，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头一次接受现代化的管训方式，也是初次使用公共厕所、淋浴设备、餐厅和工厂。

当然，刑罚的现代性(penal modernity)是粗糙的：民国时期的监狱遭遇经费不足和过度拥挤的问题，囚犯受到卑劣的制度化管训。说好听一点是持续不断的无聊日子，说难听就是监禁至死。直到今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民国时期的监狱中，疾病、飢馑和死亡的问题猖獗，这同样也是那些在监狱的围墙之外，勉强在社会上维持悲惨生活的穷人与失业者的境况。如果连模范监狱都面临着严重的过度拥挤和财务问题，那么其他数以百计、与新式监狱比邻而居的旧式县立监狱就更糟了。然而即使是未经改革的县立监狱，器材设备和管理方式仍然显露着现代性。当复县县立监狱在1923年被奉天第十二号监狱接管时，留下了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好似验尸官罗列出死者遗物的清单一般，这份物品清单也对一座小型监狱的所有物提供了粗略的轮廓：除了办公设备如两张办公桌、两只茶几、十二张椅子、一座钟、一个碗柜、一个橱柜以及窗帘之外，小件物品也细心的列上，包括四个痰盂和一个笼子。

监狱是现代性的殿堂，司法机构显而易见的表现，象征国家权力与法律所及的威慑之碑。然而在民国时期，监狱外的生活也经由现代化的事物越来越呈显出现代性的特征。自晚清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领导人和民间团体竭尽所能地将他们的家园改造成现代化的国家。当然，“现代”的意义极为繁复，但是当现代化(being modern)的意识逐渐增强并远远地扩散至通商口岸之外的地区，“现代”已然掳获了社会菁英乃至一般民众的心。正如 David Strand 所言，在偏远的兰州，市长努力使它成为地图上广为人知的城市：位于甘肃省，远离政治社交生活中心，以骆驼为交通工具，以旅行条件恶劣而闻名的兰州，在1930年代已经可以搭乘车辆和飞机抵达。新公路在1935年竣工，并设有休息站，十年后火车站启用。市政厅和新式监狱相继落成，同时还有新铺的公路、公共澡堂、街灯与饮用水供民众使用。虽然来自附近山区的肮脏井水可能导致传染病，但至少病患会在现代医院中接受治疗。兰州是座人口少于十五万人、位于政治版图边缘的内陆城市，但它却奋力地爬上“现代城市”的都市层级(urban hierarchy)。根据 Olga Lang身处于当时的观察，大多数的城市都像兰州一样拥有图书馆、发电厂、电灯、面粉厂、肥皂工厂、柏油路、霓虹灯、电报与电话设备、新式学校、大学、医院和饭店，而半数的俄国城市在该世纪中叶甚至还没有图书馆，铺好的路和现代医院在今日的阿富汗都很难看到。

照相

如果社会的菁英份子确实受到了现代性愿景的刺激，即：希冀透过新式学校、监狱和工厂，在道德上锻鍊更好的人；那么一般民众──从贫穷的码头工人到贫民窟的乞丐──在对现代化事物的挪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上亦是积极的媒介。虽然目前的研究计划尚在初始阶段，本文以下将尝试凸显民国时期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何逐渐转变。

照相是个很好的例子。照相机是在1860年代由清廷派往西方的公使首先发现的，林针是第一个在欧洲购买照相设备的人。他将照相机称为“神镜”，并学习如何“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1875年随同曾纪泽出使英、法的杨仁山也带了照相设备回国，甚至将最新的照相机提供给一些上海最好的照相馆。他是最早拍摄全家福的人之一，这张照片照在感光缓慢的湿性感光板上，镜头需打开好一段时间曝光。传统家庭人数通常非常庞大，数十位成员在排好队伍、摆定姿势之后，都必须站立不动、屏息以待，婴儿与小孩也不例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随着拥有更好的设备、货物流通与交通的日益发达，照相馆逐渐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开设。以十九世纪末在四川沿着长江旅游的 Archibald Little 为例，他让一位当地艺术家拍了照，这位艺术家刚收到上海一位英国旅行者寄来的相关设备，在重庆定居，而且显然正大发利市。

富裕的家庭往往率先接触到照相：盛成在满清倾覆的前一年被送到南京就学，当时他不但参观了万国博览会，还发现了照相这玩意儿，使他的“映像固定停留在镜子表面”。他照了几张相，好让母亲看看他的样子。1911年以后，相片被大量地贴在学生宿舍的墙上，不过通常不是父母、朋友或情人，而是他们自己的照片，正如 Olga Lang 敏锐地观察，“或许这是学生们对自己新发现的人格特质颇感兴趣的表现”。在杭州，摄影师的招牌用斗大的金字招牌写着“第二个我”，显然这发现自我的流行盛极当时。甚至在沿海的大城市以外，农民的家里也有相片。在1920和1930年代，比较富裕的农民不但炫耀自己的钟表，用进口肥皂和土耳其毛巾洗澡，还把全家福相片挂在墙上当作装饰。在江阴，1920年代初期几乎每家都有几个裱着家族照的相框。照相机在十九世纪是少数外国公使才有的洋货，此时已成为十分流行的产品，甚至不太富裕的人们也可以拥有──中国早在1921年就进口了一百五十万元的摄影器材；上海到了1930年代甚至某些工人也拥有照相机。

一般民众可以在市场、百货公司和公园里找到许多照相馆来拍照。譬如北京的东安市场，卖帽子的、鞋匠和卖布料的散布在中华市场一楼，而茶馆、理发店和照相馆则在二楼。中央公园里，咖啡厅、餐馆、花店、撞球间和几栋展览馆与照相馆彼此竞争，吸引大家的注意。上海也有许多照相馆应运而生，较为人所知的有中华、兆芳、冠龙、王开与宝记等。中药店和冰淇淋店开在大世界娱乐中心三楼，照相馆的隔壁。摄影师往往会在照相馆里用心地营造一种“摩登”的气氛。这是辛亥革命后几年，某间照相馆中的布景设计：房间的尽头是个长茶几，铺着凹凸纹细布的床罩当桌布，象是为茶会准备的德国制杯碟摆满在茶几上；为顾客准备的现成服装挂在钩钉上，两件洋装看来相当受欢迎，领口和衬衫前面都泛黄了；洋式玻璃瓶里插着一束花，再加上几根手杖和几本英文书。

照相满足人们各式各样的需求，多数在社会上风行的事物都是如此。相片极有想象力地被运用在社会认同结构中，甚至祭祖的仪式也因相片的使用而大大地简化了：家族定期地聚集，向先祖的相片鞠躬，并准备简单的供品。在1920年代初期，Harry Franck 目睹一位穿着西装的人向他父亲的遗照叩头，并为飢饿的亡灵奉上一大篮美国苹果。家长为儿子找媳妇时，可以对着一叠女孩子的照片挑选。同时，男性的照片则不常用来供女性挑选如意郎君──虽然当梁在考虑婚事时，也有好几张照片任她选择。末代皇帝更是拥有特权从照片中挑选皇后：让少女排成一列不再是恰当的方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张照片，他仔细地端详之后，随意在一张美丽的脸孔上画了圈。

通缉犯的照片被挂在火车站让大众端详；同时，罪犯的快照开始在1920和1930年代的监狱与警方档案中出现。由于1930年代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涌入上海，失踪儿童的照片也被警方张贴在特别的广告牌上。除了个人照之外，家庭合照、先祖遗照、国家元首的肖像也迅速地传布。1920年代，所有公共场所的讲台都悬挂着国父孙中山的肖像，两旁立着党旗与国旗。在1930年代，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他的肖像逐渐移到了国父身边，商店、住家和公共礼堂，到处都是他的相片。

煤气灯、脚踏车

还许多其他的物品也广受一般民众的欢迎。在火柴、煤油灯和电灯泡出现以前，漂浮在花生油里的手工灯芯只能在夜晚提供微弱的灯光。在开始使用煤油之前，如何在北方漫长寒冷的冬天里取得可靠的燃料一直是个难题，农民必须种植大量的小麦和高梁，种子作为食物，梗子就用来筑房屋周围的篱笆或当作暖炕的燃料。在蒋梦麟的老家，村民是用钢刀敲击打火石来生火的。当一位村民从上海带回几盒火柴，大人们十分欣喜，孩子们则着迷于划亮火柴时在黑暗中绽放的火花。然而，真正点燃现代性之圣火的并非被当作奇珍异宝的火柴，而是煤油：正如蒋梦麟敏锐的观察，当煤油灯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还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些生活用品被引进内地就是一个近在眼前之巨变的征兆，乡村生活即将完全地转型。

煤油的进口量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急遽增加，从俄国、美国与苏门答腊进口：光是1898年，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加仑从汉口分运到六个省份。二十年后，进口了价值四千四百五十万元的煤油，深入内地最小的村庄。精巧的美孚灯由标准石油公司贩售，只需几分钱即可提供相当于蜡烛的照明，一加仑煤油就可以维持240小时：这个更为经济的照明设备为煤油创造了一个新市场。煤油在小村庄中也被用于住家之外：每隔好一段距离设置一盏小灯以照亮街道。在引进煤油以前，用的只是盏口边有一根灯蕊的小灯盏。

1910年代的北京，煤炭已被广泛使用，特别是由煤灰与黄土混合而成的煤球。贫穷人家常用黏土排成一列的煤油罐当作炉灶：有些还是用旧的咳嗽药广告做的。煤油是贫穷人家主要的照明来源，而有三分之一收入较佳的家庭则是使用电力。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皆有电流，一般的电费是每度24分钱。当然也买得到安全火柴，每包十盒最低只需5分钱；甚至在北京收破烂的人挨家挨户地收集破布与旧衣物，也用小盒火柴作交换。此外，当人们开始懂得享受生活，明亮的电灯泡便有了新用途，如作为小金鱼缸。

甚至在北京郊外的贫苦户，煤油灯也取代了老式的豆油灯芯。在一些村庄，经常可以看见有“标准石油”或“亚洲石油”商标的油桶被当作水桶、屋顶与火炉，这再度显示了在现代性的文化拼凑中，一般民众机智地挪用舶来品在不同用途上的能力。此外，在较为富裕的农民之中，手电筒是最流行的新玩意儿之一，用来照亮夜路。在北方简陋的窑洞里，除了标准石油牌煤油灯之外，最普及的就是结婚样式钟了。根据1930年代晚期一位旅行者所见，热水瓶与手电筒都是中国制的是湖南的杂货店里极为普遍的货品。Innes Jackson也强烈地感受到热水瓶的重要性：“看到这么多的热水瓶，我眼睛都花了……想到以前没有热水瓶的生活实在令人胆战心惊，那是多么地艰苦啊。有了热水瓶，随时随地都可以极为迅速地为客人奉上一杯热茶。”

如果火柴和油灯打破了黑暗的统治，脚踏车则为人们带来了空前的行动能力。宋查理在1900年为女儿霭龄买了一辆脚踏车当作十岁生日礼物：她是最早拥有脚踏车的中国女孩之一，经常与她父亲一同骑到码头。随后几年，脚踏车迅速地扩展到其他地区。Fullerton与Wilson在1909年乘坐骡车蹒跚地行经山西时，十分惊讶竟有一位地方士绅骑着脚踏车超越他们。1934年，广州大约有八千辆登记在案的脚踏车，只比手推车与货车的总数少几百辆。在上海，1900年宋霭龄还是极少数的脚踏车拥有者之一，到了1948年就有超过23万辆脚踏车在城里行驶。

北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首都北京，脚踏车都有车牌号码且须不定期缴交月税。东安市场──人们可以拍照的地方之一──在1920年代中期主要出入口附近已经可以看到上百辆的脚踏车。甚至北京附近的小镇清河(人口2,500人)，1929年在全镇122家商店中，就有42家拥有一辆以上的脚踏车。马车已经很少用了：不仅因为它们运送包裹的速度太慢，也因军阀的强行征收而逐渐稀少。

脚踏车在北方平原有其优越之处，因为那儿的道路往往是狭窄的小径，体型无法以手抬起的交通工具都无法通过。在中国北方乡间工作的 John Logan 看见许多脚踏车循着田埂飞驰而过。脚踏车可以轻易地穿梭在北京狭窄的胡同里，抑或南方城市狭小曲折的巷弄中。起初，年轻学子时常骑脚踏车回到乡间，富裕的农民觉得它十分好用，因而脚踏车在沿海省份颇为常见。这项外来品经过本地的改良，像农民就非常巧妙地利用经常修理的脚踏车载运着重物行走在狭窄而泥泞的道路上。到1930年代，脚踏车是全国普遍的城市生活特色：Innes Jackson 游览长沙之时，几乎被满街叮当作响、拴在前轮轮轴上的脚踏车铃声所淹没，这些声响未尝稍歇。

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铁路。他们的分析往往聚焦于铁路在政治与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非此种新式运输工具所带来的社会生活。但是巴士至今则仍被忽视。相对而言，1930年代私人汽车还较为少见(虽然我们不能低估公司行号拥有福特汽车的数目)，巴士却已然往返于城市与乡间。譬如在北京，1930年代初期每天有一百辆巴士驶出，轻易地与骆驼商队竞争──后者仍是令外国游客兴味十足的一般景象。

二次大战前进口的重型汽车多数只是车子的底盘而已，卡车车身也是抵达后再加以组装：虽然有些卡车会配备巴士车身专门载客，但通常是同时用来载货与载客的。多数的巴士底盘是美国制的道奇(Dodge)，雪佛兰(Chevrolet但车身则是国产的：车顶低，座椅靠背坚硬似铁，完工粗糙。Gerald Yorke 描述他所乘坐的巴士，总是拥挤到了极点：“我们的第一辆车是新的Morris，第二辆是缺少自动发动器与启动把手的旧福特，第三辆是雪佛兰，加速器与排档得用手固定位置。”Innes Jackson 经常在汉口搭乘当地巴士：巴士上时常挤满了士兵与农人，玻璃窗往往是破的，行驶在未铺柏油的黄土路上，尘沙飞进乘客的眼睛和鼻子里，留在头发、衣服与行李之中。引擎吃着油，轰轰隆隆，嘎嘎作响，但多亏了亨利福特的精心设计，它从不抛锚。巴士不但耐用，还格外能够适应内地恶劣的路况：1930年，在一条从昆明到安宁的路上，一辆雪佛兰巴士奋力地在雨中前进，车后留下两条深深的轨迹──汽车是不可能办到的。

正如Dudley Buxton在其192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中所记，贸易路线的贫乏使机械运输工具未能在中国的交通上占领重要地位，然而旧秩序正在急速改变，公共汽车甚至深入了遥远的四川。巴士能深入铁路无法抵达之处，为上百万的人带来空前的行动自由，它让人员、货物和新观念得以进入内地，将地方经济统合进全国与全球性的互助网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