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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显光：蒋介石的老师、新闻界“舵把子”

2024-12-23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 于子冉
作为民国时期新闻行业的翘楚，董显光的成就令人瞩目。董显光，1887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里，青年时代曾在上海读书，中学毕业后担任奉化龙津中学英文教员。1909年，董显光前往闻名遐迩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求学期间，他采访过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头面人物，并在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密苏里新闻学院首届毕业生。1913年，董显光回国，开始在多种英文报纸供职并供稿，后来又担任国民政府外电检查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局局长等要职。
      一、初出茅庐深陷政治漩涡
　　董显光的人生充满了神奇的际遇。在学成归途中，他惊奇地发现，国父孙中山先生竟然和他同船。此时的孙中山正带领大批党政官员从日本回国，计划从事交通建国的宏伟理想。董显光抓住机会在船上对孙中山进行了采访。之后，二人的友谊迅速升温，经中山先生介绍，董显光初到上海即出任《中国共和日报》副主笔。

董显光

　　进入报社工作不久，就赶上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不治身亡事件。董显光预感到袁世凯要对国民党下手，这次凶杀案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革命形势危急。于是，他四处奔走采编，在《中国共和日报》显要位置发表大标题文章，详细记载凶杀经过，揭露袁世凯，并不断进行深度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董显光被邀请参加在孙中山家里召开的秘密协商打倒袁世凯的一系列会议，并被委以重任。中山先生派他代表所有上海国民党记者去北京采访这一场政治搏斗。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就这样一下子跳进了政治的漩涡。动身前夕，孙中山交给董显光一支手枪，告诫他倘若被袁氏爪牙逼得走投无路，就拿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到北京后，董显光巧妙地躲过新闻检查，每天向上海发三四千字的文章分送国民党的报纸登载，及时通报袁世凯的种种阴谋，并记录风起云涌的反袁革命。此时的反袁斗争已经达到高潮，董显光亲眼见到当国民党否决了袁世凯政府的“五国银行借款案”时，“参议院”会场上一片混乱，墨水瓶飞上了议长台，议员们揪打在一起。忽然，董显光站起来高呼：“再闹就吃我手里这颗炸弹！”会场即刻鸦雀无声。然而，当警察走过来搜查时，发现他手里拿的只是一个手巾包裹着的鹅蛋。

《庸报》的排版格式

　　袁世凯气急败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政党，撤销国民党党员“参议院”议员的资格，甚至派军队包围“参议院”，强迫议员投票。“参议院”被清算后，时任司法部部长的梁启超代表袁世凯内阁起草了一份“政策声明书”，力图以政治咨询机构取代“参议院”行使职权。在此紧要关头，董显光又受聘为《北京日报》的主笔，从而把自己推到了新闻斗争的第一线。他利用私人关系拿到“政策声明书”的原稿，然后译成英文，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袁世凯见报大怒，要置董显光于死地，经过多方斡旋，董显光以公开道歉的方式将事态平息，但此次事件却让他名声大震。后来，董显光竟然应约采访袁世凯，请他亮明关于中国恢复帝制的态度。袁世凯极力掩盖自己的野心，斩钉截铁地对董显光说：“我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为什么要做中国的拿破仑？就算我有了做中国皇帝的一切条件，可是我的太子在哪里呢？我的大儿子跛一足不是做太子的坯子。”（董显光《董显光自传》）然而，事实证明，袁世凯当时的表态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滑稽炒作。不过，这件事却给董显光一个警示：在带有欺骗性的政治语境中，新闻工作者仍然要坚守新闻求真的原则。
　　二、鼓舞国人士气揭露日寇行径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董显光在《庸报》上率先向日本人发难。他如实报道张作霖在日本控制区内被炸弹爆炸所害的事实，用跨栏大标题指证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日本人见报后怒不可遏，禁止那期的《庸报》在日本租界内出售。随后，董显光在《评论之评论》上发表题为《日本头脑美国钱开发中国东北》的文章，以锋利的笔触揭发日本的阴谋，一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日记者。
　　董显光早年曾经在奉化龙津中学做过英文教员。在教书期间，有一个学习勤奋刻苦、生活井井有条的学生给董显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这一际遇也让董显光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变。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与新闻界的联系并不紧密，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他在媒体中没有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董显光既谙熟西方的传播理念，又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在报业积攒了深厚的人脉，又与蒋介石有师生之缘，是其能够放心倚重的力量。1929年夏，董显光担任《大陆报》主笔后，开始向蒋介石秘密地汇报工作，蒋介石则定期向他提供资助（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在中日对峙的尖峰时刻，铺天盖地的战争新闻大都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渲染歪曲的，《大陆报》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与亲日媒体针锋相对，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抗战声音，成为揭露日本谎言的重要阵地。不久，董显光正式加入国民政府，负责新闻检查和对外宣传，先后担任过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局局长等要职。
　　董显光十分重视战事新闻的对外宣传，每遇中国军队胜利，他总是不避风险，亲自率领外国记者前往战场参观，并提供各种便利动员他们撰发电讯。淞沪会战期间，董显光与指挥作战的四位将军（陈诚、顾祝同、张发奎、朱绍良）建立密切联系，编发每日战报。邀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每天接待外国记者。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变成了鼓舞国人士气、沟通国际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此时的新闻传播渠道都掌握在日军手里，故局外人对其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都不甚了解。如何将日军的暴虐公告于天下，让中国的苦难获得同情并在国际上构成钳制日本的力量，对于董显光领导的宣传机构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董显光认为，大屠杀之后，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可能愿意帮助中国揭露日军的暴行，并且，这些第三方目击者的陈述，远比来自本国的报道更令人信服。因此，董显光寻求与他们建立联系，待机守时，准备发起反击。
　　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重挫日军，但日军却谎称得胜。董显光在陈诚的协助下，专门派出一架载满了外国记者的飞机亲自到战火连绵的现场查看实情，令日方诡计不攻自破。
　　1938年，董显光只身潜入上海，找到了亲历南京浩劫的英国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田伯烈向他提供了相关信件、日记和照片等翔实资料，指证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恶，董提议资助田伯烈继续多方搜集资料，将第三国人所记录的日军暴行结集成书。董显光深知这本书出版的重要性，多一天拖延可能就多一天杀戮，而多一天公开真相可能就多一线胜利的曙光。经过多方努力，田伯烈的《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终于编写完成，得到书稿之后，董显光立即组织印刷发行。1938年中期，该书在上海、伦敦、纽约等地以不同文字同时出版发行，10余万字的血泪故事，真实且直接的现场还原，使得日军的暴行震惊了世界。
　　董显光还暗中协助记者们用影像资料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当得知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从南京偷运出了西方传教士拍摄的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胶片时，董显光立即派人前往英美等国，与当地的电影公司协商，通过影片放映与公开演说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宣传效果。同时，董显光还想办法寄送给美国国务卿一部名为《南京暴行纪实》的影片，唤起美国高层对日军暴行的谴责，赢得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董显光《董显光自传》）。
　　更难能可贵的是，董显光还秘密派人前往东京，向日本的宗教团体、商界领袖、政府官员，以及驻日使馆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等群体传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册、照片、电影，以及田伯烈的手稿。此次行动展示了中国抗战的强大意志，成为“二战”中在敌对国首都进行宣传的成功范例。

《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英文版原件

　　1938年10月24日，蒋介石做出放弃武汉西迁重庆的决定。撤离之前，他命令董显光主持最后一次记者发布会。此时卫戍司令部的士兵已逐渐撤出武汉，随着日军的一步步逼近，在武汉的每一分钟都生死攸关。午夜时分，周恩来在半小时内接连打了四次电话，一再催促董显光赶在最后一辆撤离的卡车出发之前撤离武汉，董显光却坚辞不就。第二天上午10点半，日军已经占领了机场，董显光仍然从容不迫地举办记者招待会，用流利的英文向记者报告最新战况，并传达蒋介石关于继续抗战，决不屈服的声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敌军侵犯越肆虐，我们抵抗的意志就越坚决。”记者会结束后，他昼伏夜行，花了10天的时间徒步涉险到达长沙（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三、润物无声争取国际支持
　　早在1930年左右，董显光在天津创办的《庸报》就给中国报业市场刮了一股新风。此前，沉闷的英式报纸让读者无不感到阅读疲劳，而《庸报》跨栏大标题的编排风格却让人眼前一亮，这显著增加了报纸的销量，也让董显光领略了新闻技巧的重要性。成为政府外宣部门的负责人之后，董显光对宣传工作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起用新闻专业人才，重建信息传递设施和人际网络，一改国民政府宣传孱弱的被动处境，开创了战时宣传的新局面。
　　获取国际支持，打击共同敌人，是战时对外宣传的主要目标。为此，董显光在香港和上海两地设立办事处，作为政府宣传资料向国际吐纳的窗口。除此之外，董显光又在海外的纽约、伦敦、仰光、印尼等地设立了10个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可以与当地的报业直接对接，从而保证信息传播的通畅。
　　董显光认为，对外宣传应隐藏真正意图，抹去宣传痕迹，并且尽量让了解真相的外国人做自己的代言人。为最大限度利用外国资源，董显光聘用了很多外国资深记者加入国际宣传处。为增强政府信息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可信度，董显光着力加强有人情味的新闻写作，并通过图片使对外报道更加形象，更有说服力。在此期间，政府宣传机构所刊登的许多照片都为国外报纸所普遍采用，特别是一个孤儿坐在轰炸狼藉的火车轨道上啼哭的照片，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

废墟中啼哭的婴儿

　　董显光认为，确保新闻报道与事实相符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因此，他始终秉持真相就是最好的宣传这一基本原则。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外界关于事态演变的传闻和蒋介石已遭不测的流言甚嚣尘上，董显光明白，这些不实消息一旦登报见刊，将会对中国的稳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也会让美英等国对中国失去信心。因此，他首先竭力安抚外国驻华记者，耐心劝导他们不要轻信谣言，然后利用长途电话与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和何应钦四人保持联络，以便随时获取准确消息，对事变的进展保持24小时跟进。经过董显光的努力，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际，也没有一篇误报从上海发出。他虽然查扣了大量的外电，但是并没有遭到驻华记者的围攻，而传播蒋介石遭到不测的新闻大多是不受中方审查的日本新闻社发出的，这当然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声誉（董显光《董显光自传》）。
　　董显光认为，努力联络与争取国际友人对宣传工作大有助益。因此，他经常邀请主流媒体记者前来中国采访，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尽力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在武汉，他与各国记者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并在美国重要新闻机构任职的记者。在他的感召下，这些“密苏里帮”的成员都能够为中国的抗战尽力宣传。在重庆，董显光千方百计协助亨利·卢斯等美国名流前来与蒋介石等政府要人会面，由于他的精心安排，卢斯等报界大亨所控制的媒体资源为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柳长《董显光传略》，《民国档案》）。上海沦陷后，南京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董显光几乎每天都通过拜访、下午茶和晚宴等私人方式与驻守记者交流，这些非常时期结交的国际友人大都能尽心为中国说话出力（石源华《董显光：民国时期的“公共外交家”》，《世界知识》）。
　　从1913年归国到1945年抗战结束，董显光先后做过新闻记者、报社主笔和宣传主管，30多年间，他始终在新闻行业摸爬滚打，在一个信息资源与话语权极不平等的舆论环境下，把中国的积极姿态和良好形象传递给世界，留给我们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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