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重臣李纯胞妹捐资护遗产

李纯是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号称“长江三督”（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江苏李纯）之首，1920年10月11日突然死于江苏督军署内，有传言是自杀。死时留下了价值数千万元的遗产。1929年，其胞妹李进文出面将这笔遗产捐出，用于设立河北贫民工厂。这本是一件公益事业，但其背后，却是李进文对“大管家”郭桐轩侵吞遗产图谋的抗争。李、郭二人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全国瞩目的诉讼大战，白宝山、李廷玉、方本仁、齐燮元等军政要人均被牵扯其中。

霸道的大管家

郭桐轩出身于木匠，凭借乡谊与李纯搭上关系，颇得信任，被任命为天津东兴公司经理，经营李家的大量地皮房产。当时李纯家人都生活在天津，家务由其弟李馨管理。对于郭桐轩的真实面目，李馨比李纯更清楚。此人在天津施展手段侵吞李家资产，并且平时飞扬跋扈，李馨全都看在眼里，曾对其加以警告。郭桐轩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买通李纯仆役，时常称赞自己而诋毁李馨，离间兄弟感情，李馨因此恨之入骨。

李馨是李纯的堂弟，但两人实际上是同胞兄弟，他们的父亲行三，李纯自小过继给大房为子。李纯自杀前，在遗书中将家务和家产托付给李馨，并且专门嘱咐他：“郭桐轩为人忠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但在李纯死后，李馨立刻就把郭解职了。此后直到1928年，李家内外一直平安无事。这年2月，李馨忽然染病不起，郭桐轩抓住机会，通过拉拢三姨太李氏，又得以出入于李家宅院，并且逐渐成了家务的实际指挥者。

此时李家子弟有李纯养子李震元，年方十五岁，李馨两个儿子震欧、震华年龄更小，没有其他成年男子可为家主。李纯、李馨正妻都已去世，尚在者有李纯大姨太孙氏、二姨太杨氏，李馨大姨太韦氏、二姨太郎氏、三姨太李氏。孙氏常年卧病在床，其他人各不相服，因此家中女眷皆无法主事。李馨无奈之下，决定托孤于他的甥婿白宝山。白宝山当过海疆防守总司令，被曹锟加封为郁威将军，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人物，但他却并不想蹚李家这趟浑水，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自己招来谋夺财产的嫌疑。李馨在病榻上，带着三个姨太太和两个幼子向白宝山泣血叩头，哀求不已。此时郭桐轩就在旁边，大哭着表示愿意担任经理，李馨却不理会。白宝山无法推辞，于是找来齐燮元、张志潭、秦华三人作为“公监”，约定四人共同对李家财产负责。李馨又恳请已经出嫁的姐姐李进文、李进贤监督家族内部管理。在自认为安排好了一切后，李馨于1928年4月与世长辞。

李馨去世后，郭桐轩借料理丧事之机，牢牢站定了大管家的位置。丧事完毕后，他向李家人出示了一份李馨遗嘱，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李氏财产仍交郭桐轩经理。这份遗书疑点重重，李家众内眷并不相信，但郭桐轩却早已开始逞其手段了：他把东兴公司的收租人全部换成自己人，还带领党羽将李家原财产经理人韩钧仁拘押于某旅馆，强迫其签署脱离关系的契约；他限制李家内眷与外界的联系，假借她们的名义发号施令；他利用李家的钱财疏通关系，拉拢权要为他撑腰站台，还买通流氓混混、租界巡捕，为他所用。白宝山等四人虽然受李馨重托，但因为郭桐轩跋扈阴险，于是抱定避嫌主义，不肯过问，白宝山甚至移居青岛，远离了李家的是非。郭桐轩于是更加有恃无恐，霸产之名闻于津门。

李进文呈请捐产

李进文出身于大房，是李馨的堂姐、李纯名义上的胞妹。李馨去世后，她便住进李家，帮忙照看家务。在李馨丧事过后，众内眷发现了许多财产上的可疑之处。1928年9月，郭桐轩擅自把李家库房打开，将其中所存的古玩、金银器皿运出三大箱。这种明目张胆的侵夺让李家内眷愤怒不已，遂决定由李进文带领杨氏、韦氏到账房查账。郭桐轩得到消息后，带人赶到账房，借口李进文已经出嫁，无权干涉李家事务，将三人正在查阅的账本抢走，查账遂告落空。

这次查账，使李进文成为郭桐轩的眼中钉。三日后，一群巡捕突然涌进李进文位于英租界的家中，声称她率众抢劫李宅财物，要把她逮捕归案。适逢李进文外出，这些巡捕就将其家人带走。因查无实据，李进文家人很快就被释放。李进文遂向法院控诉郭桐轩毁坏名誉，当法院传讯郭桐轩时，他自知理亏，拒不出庭，一面运动法庭，一面找到了李进文的丈夫魏子杰，买通其出面含混结案，并表面允诺交罚款三万元，登报声明真相。李进文为息事宁人，答应了条件，但撤诉后，郭桐轩允诺的条件没有一条兑现。此后为了防止李进文干涉李家事务，郭桐轩竟然在李宅门前设岗哨，阻止李进文进入。

1929年春，郭桐轩用李氏资产在法租界开设银号。李进文察觉郭桐轩谋夺财产愈加急迫，同时听闻郭桐轩又在谋划对她提起诉讼，遂避走南京，找到正在此地的李纯故交李廷玉（字实忱）商议对策。李廷玉曾经当过李纯督军署的参议，并且出任过大总统顾问、江西省省长等要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热心于公益事业，当李进文找到他时，他刚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办河北各地贫民工厂的建议。听完李进文的诉说后，他立刻提议，与其让郭桐轩一人把持，不如呈请政府将遗产收归国有，然后提取部分作为贫民工厂开办经费，李进文当即首肯，并且表示愿意把李纯亡妻王氏留给自己的20万元也捐出。李廷玉通过邵力子，将李进文的呈文递交到蒋介石面前。蒋对此举表示赞许，当即着行政院指令照准，并责成河北省、天津市两政府协助进行。李廷玉立即返回天津，组织贫民工厂筹备处。

1929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同时刊出消息，称李纯的胞妹李进文鉴于河北灾民流离，拟将其兄遗产捐出，设立贫民工厂，并委托同族李廷玉为筹备主任。筹备处将成立李氏遗产保管委员会，所拟定的分配办法为：“所有李氏遗产，无论动与不动，一律保留，专以每月租息所得，除去李氏月费及从丰酌拨特别费不计外，所余作为资本。以后工厂得利并须临时商定，以若干作为李氏应得。总期于发展工厂之中实行保全遗产之义。”此事已呈经天津特别市市政府、河北省政府、河北省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案通过，筹备处择定了办公地点、刻好了图章，已经于15日开张办公了。白宝山闻讯后，从青岛致函李廷玉，表明了支持态度。看起来捐产之事已是既成事实，但最终成功与否，还要看李氏家产的实际掌控者郭桐轩。

郭李互讼

对郭桐轩来说，捐产等于剥夺他的大权，断了他的财路。从得到消息开始，他就铁了心要对抗到底。当李廷玉以筹备处名义向他交涉财产时，他表示可以认捐若干，但对于所保管之李氏财产，抗拒不交。与此同时，他开始暗中将李氏动产、各种股票、各银行银号存款或改名过户，或自行提出改存外国银行，有数家银行银号因此而倒闭。

郭桐轩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一是依仗租界治外法权的庇护，他和家人都住在英租界，如果国民政府想要奈何他，还要先过英工部局这一关；二是他对自己用李家金钱铺成的人脉网络信心满满；三是李馨托孤的白宝山等人，此时因北伐胜利，清算军阀，自身难保，“诸事不敢出首”，白宝山甚至直言“纠纷甚多，不敢单独负责，致遭物议”。更让郭桐轩自信满满的是，李进文捐产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她对李家财产的处置权问题。李进文告诉李廷玉，她此前已经和李家内眷达成过捐产以抗拒郭桐轩霸产的共识，却没有任何证据。虽然她援引《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声称自己有权处置李家财产，但毕竟李家尚有孀妇子嗣，捐产这样的大事没有他们的主张是无法服人的。郭桐轩即抓住此点大做文章。

7月份，李进文回到天津后，郭桐轩便切断了李宅内眷与外界的联系，也不准李进文进英租界十四号路的李宅，致使李进文无法得到授权。8月初，郭桐轩派人疏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方本仁，由其代为向行政院呈交托名孙氏的电文，控告李进文将李纯已故夫人王氏二十万元骗去，李廷玉图谋霸占李家产业；同时以孙氏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呈文，对李进文极尽污蔑之能事。李进文捐产由此变成了一场李郭之间的互控。双方不断向政府呈文，并且在报纸上频繁发表声明，攻讦对方而为己方辩护。从8月中旬起，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南京《中央日报》、沈阳《盛京时报》等都在追踪报道。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捐产案成为引起全国关注的大案。

捐产终成泡影

国民政府在接到双方呈文后，便令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会审。但是直到8月23日，河北省政府派出的参议吴鹗才来到天津，会同市政府人员开审。先传见李宅当事人孙氏、杨氏、钟氏（即韦氏，此时改随母姓）、郎氏、李氏及郭桐轩，结果到案的只有郭桐轩一人，而其他人不能到案的理由都由郭桐轩转达，有患半身不遂的，有患神经病的，有患时症的，总之就是全部有病。郭桐轩对种种霸产行径全盘否认，声称李纯遗产只有不到四百万元。24日，李进文和李廷玉接受讯问，李进文挥泪陈词，将郭桐轩霸产经过详细诉说，说到伤心处，泣不可抑。省市两府对李家无人到案颇为不满，称决无李宅内眷五人同时害病之理，于26日又发出传票传讯李氏眷属，严令五人中必须有一人到庭。27日，李家内眷终于走出宅门，孙氏被人抬着，携杨氏出现在省府驻津办公处的审讯室里。

李家内眷的态度，决定着捐产案的最终走向，因此备受瞩目，但讯问的结果并未公开。传出来的消息大大出乎人们预料：据说孙、杨二氏对郭桐轩“尚无异辞”，只说郭是雇员，管理家务，月给薪金，尚不知其有何大过，对于李进文，则说很久不见面，不知道其近来状况，也不知道其向国府请办贫民工厂之事。这些说法，和李进文所说的完全矛盾。而审讯人员则宣称，已无再问的必要，即将各自呈报省市政府，向中央呈报，对此案的审讯就此便告结束。关于郭桐轩的传闻更多，且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此前郭桐轩曾经因粗暴对待采访捐产案的《商报》记者而被商报社起诉，连日来竟有多人为郭出面疏通，其中包括李宅律师，还有某津门名流，甚至有报人刘某赴商报社游说总经理王镂冰。还有的传闻称，郭桐轩的背后尚“大有人在”，是“李纯苏督任内共事之某军阀，自李自戕后，其地盘及遗产完全落于该军阀之手”。10月20日，《大公报》刊登消息称：“国府已根据陈调元、刘镇华等呈请，电令河北省政府撤销李廷玉等所办河北贫民工厂之备案。”李进文捐产的计划遂成为泡影。

李进文的失败，首先应归因于她的身份。李家内眷是遗产名正言顺、毋庸置疑的继承人，所以在取得了她们的供词后，省市两府有足够的理由结束审讯。不管她们之前是否曾和李进文达成一致，在接受讯问时，她们很明显已然接受了郭桐轩的鼓动或胁迫，觉得只有将产业留在李家，对她们才是最有利的。郭桐轩的另一个致命奇招，是将方本仁拉下水。在参与李郭诉讼之后，方本仁也加入了李家财产管理者的行列，和李馨托孤的四人以及赵宜斋组成了所谓的“六人财产保管委员会”，凡有重大开支，需要有六人签字才能生效。方本仁代替白宝山，成为委员会的主事人。这个委员会，显然是郭桐轩为了对付李进文而另起的炉灶。方本仁曾是李纯部下，他和白宝山不同，主张应将李纯遗产留在李家人手里，所以才运动陈调元、刘镇华呈请撤销贫民工厂。郭桐轩借他之力，成功地剥夺了李进文的话语权。到10月25日，李进文仍在通过妇女协会向国民政府递交呈文，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人理会她了。

捐产案的详情虽然没有公开，但结果却是一目了然的。郭桐轩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依然占据着东兴公司经理的位置，掌控着李家的财产。到了1933年4月，李家内眷终于忍受不了郭桐轩的飞扬跋扈和“种种溺职违法”，由齐燮元及众亲友出面，将郭桐轩撤换。但是直到1934年4月，郭桐轩仍然拒不交接。此时孙氏已经去世，杨氏出面向法院控告郭桐轩“停职延不交代，侵占家产，欺凌孤寡”。直到1935年3月，法院才作出了杨氏胜诉的判决。在此期间，郭桐轩竟然以一万五千元贿赂杨氏聘请的律师，要求其不为杨氏辩护出庭。

在捐产案后不久，方本仁离开官场，投身工商业，便不再干涉李氏家务。李家诸位姨太太和长大成人的子弟们为了占有家产，经年累月地互相控告。1936年《益世报》对此报道说：“李李氏及李钟氏曾一度兴讼，终又和解；旋李李氏又与李杨氏合讼李钟氏，其间五花八门，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其后李杨氏因短付其养子李震元之五百元月费，母子遂亦涉讼法院。讼案重重，颇极波谲云诡之妙。”这些讼案，被人们视为“家庭新剧”，为吃瓜群众所津津乐道。李家财产本来就被郭桐轩侵占了相当一部分，经过这些讼案的折腾，再加上诸位姨太太都抽鸦片，子弟皆不成器，这些财产很快就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

李纯的数千万元遗产本就是搜刮民财而来，如果能够用于公益慈善事业，也算是得其所哉。李进文捐产本来是唯一的机会，但在各方力量角逐下，捐产计划胎死腹中。这些财产的最终归宿，也随着李家人毫无意义的人生，糜烂消溶于历史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