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根源是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中国教科书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叙述，“巧妙利用其课目特点，插入煽动排日思想”。
教科书事件经纬
1932年4月1日，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将密查情况告诉外事课长，声称汉城华侨小学教科书内多含“排日辱日”之语，实为公开宣传“排日思想”，有碍国际信誉及朝鲜治安，要求外事课长向中国总领事及国民政府等提出“严重抗议”。几天后，朝鲜总督府外事课长穗积真六郎致函中国驻京城总领事卢春芳，明确要求华侨学校取缔有“排日侮日”内容的教科书。韩国国家记录院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
贵总领事馆内华侨小学校所使用之教科书中，其记事甚有关于排日侮日之内容者，在本邦领土内，似此努力于排日思想宣传之普及，不但为国际关系上所不能容许，亦为朝鲜内治安维持上之障害。希严加取缔，使右述教科书即时停止使用，并使日后无如是一切情事。并希查照，从速见复为荷。
卢春芳对此事颇为重视，于次日令汉城华侨小学校长魏锡赓立即查明情况。4月11日，魏锡赓回复称，学校所用教科书，除外国语外，皆系国内教育部审定者，他并附呈了党义、国语、社会(包括公民、历史、地理三科)等可能涉及日本记载的教科书共44册，以备审核。
4月13日，卢春芳即复函穗积真六郎：
查敝馆内附设之华侨小学校平时对于亲仁善邻之谊夙已注及，所用教科经详加考核，尚无贵函所开情事。
但是，朝鲜总督府方面并不满意。5月4日，穗积真六郎再发照会，拒绝接受卢春芳的解释，再次要求停用并取缔涉嫌“排日辱日”的教科书：
华侨小学校现在是否使用以下之教科书，烦请答复。该教科书实有排日侮日之意识之记事，鼓吹宣传排日思想，不啻国际上不允许，乃至朝鲜内政治安维持方面，甚多窒碍，且与贵总领事4月13日所答复之“亲仁善邻之谊”全然相背，此种排日侮日之记事，若限于下记之教科书，烦请即时停止其使用。且此后若再发生此类情状，将采行措施，严重取缔。
照会并附有要求取缔的教科书书单：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大学院审定《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第1册、第4册，小学高年级用)、大学院审定《新时代地理教科书》(第3册、第4册，小学高年级用)、新国民图书社出版由大学院审定“新中华教科书”《历史课本》(第2册，小学高年级用)、《常识课本》(第8册，小学初年级用)。
中国方面似乎再无正面回应，以拖延方法应付日方。然而，5月19日，朝鲜总督府外事课长致函学务局长，要求学务局采取适当措施，取缔中国总领事馆内汉城华侨小学的“排日”教科书。日方要从外交、警察与教育当局三方下手，解决汉城华侨小学的教科书问题。
其实，4月初收到日方要求取缔相关教科书的信件后，中国总领事馆相当紧张，卢春芳在4月11日致函给朝鲜境内中国驻新义州、驻釜山、驻元山各地的领事，通报总督府外事课来函的内容，要求他们“将贵馆管内小学校名称及所在地，暨所辖道厅此次是否有同样之来照等情，迅即见复”。幸而各地皆未发生此种情况。5月9日，卢春芳向外交部与驻日公使馆报告，朝鲜境内各领事馆已先后回复，“尚无被要求取缔侨校教科书情事”。
汉城警察何以会密查汉城华侨学校，而且在中国总领事馆否认使用反日教科书后，又提出了具体教科书书单呢?后来的发展给了答案——日本当局设在仁川的海关，已经先查扣了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
朝鲜日治时期日本常设办事处
1932年3月23日，《朝鲜新闻晚报》首先以“排日教科书恬然入鲜，发现后全部没收”为题，报道了一批从中国来的教科书被扣的事：
京畿道高等课对于前此由上海经仁川入港之某船送来之各地中国人小学校使用教科书数百册，施行内容调查，因全书满载奇怪之排日侮日抗日之狂激文字，业经付诸行政处分，而全部差押没收之。……总督府俟实状调查后，详细报告外务省，将以之为中国国内抗日状况之一确状。
中国总领事馆大概是在数日后才注意到这篇篇幅很小的报道，4月9日才下令驻仁川办事处，查问“究竟有无”教科书被警察查扣事实。前一天，总领事首次收到总督府外事课质疑华侨学校教科书的照会。
4月27日，驻仁川办事处将购买教科书的仁川鲁侨小学校的报告转给总领事馆，报告详述教科书被查扣的经过：
敝校本年二月间由烟台诚文信书局购买小学各科教科书数百册，随“利通”轮船捎来，当向海关提取，该关员声称此项书籍须经检查手续始可放行。经数日后再向海关领取时，该关员仅将公民、自然、算术等各教科书如数发给。所购之历史教科书八十册，仅将第一册共二十册发还。当被扣留者，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新撰历史教科书四十册，又中华高级历史教科书二十册，新时代地理教科书二十册，三民主义教科书六十册。据云此书内中文句多有碍日本之处，须送总督府图书科审查办理。延迟多日，经海关发还新撰历史教科书四十册，凡内中有关联日本之文句，均用红笔划一竖划，标明此处不得讲授……
根据报告，该小学是当年二月间从国内购买并运往朝鲜部分教科书，在海关遭到日方的审查和扣押，至今仍有部分与历史相关的教科书以书中含有“抗日侮日”文字为由未得发还。报告还解释了该校处理的方式与未及时向领事馆汇报的原因：
敝校当时曾拟恳请设法交涉，惟因鉴于往事，深知此书既经该总督府没收，不易办理。矧复际此时局，恐尤感困难，再三思维，以我官厅提出交涉，万一不生效力，反不若姑事容忍，以故未曾具报。今贵处奉令查询此项事实，仰见我总领事关怀侨情至为深切，倘蒙洞察，有交涉之余地，无任感激。
校方担心时局之复杂使得官方交涉难有成果，教科书事件的发酵反而将为正值紧张的中日关系雪上添霜，因此选择隐而不报。中国总领事馆在查明情况后，决定向日方交涉。4月30日，卢春芳致函朝鲜总督府外事课长穗积真六郎，告以实情，并要求归还剩余教科书：
据敝馆仁川办事处呈称，仁川鲁侨小学校本年二月间由烟台书局购买小学各科教科书数百册，随利通轮船运至仁川，当向税关提取，除陆续收到者外，尚有《中华高级历史》教科书二十册、《新时代地理》教科书二十册、《三民主义》教科书六十册，合计一百册，查未发还，乞鉴核等情。相应函达贵课长，请烦查照，转请仁川税关迅予放行。
日占时期的朝鲜国旗
5月7日，卢春芳还将情况报告给外交部和驻日公使馆。日本朝鲜总督府方面遂展开调查，仁川税关方面5月14日报告，查扣的中国教科书计546册，发现有80册为“违害公安”之书籍，依《关税定率法》第10条第3号规定，“实行禁止输入之处分”。6月15日，穗积真六郎函复卢春芳，依仁川税关5月14日的报告说明扣书情形。五天后的6月20日，卢春芳即再去函，驳斥日方的理由：
六月十五日贵课长函，以仁川鲁侨小学校申告输入之书籍中，有八十册仁川税关认为“有害公安”之书籍予以输入禁止处分等因，并附书籍清单到馆。查单开教科书，均经敝国教育当局之审定，且敝国侨民小学校设立多年，从未闻有因采用本国审定教科书而发生妨害所在地公安之事实，仁川税关此项处置不得不认为显有误会。相应函达贵课长，仍希查照，迅予放行。
此信强调进口之教科书经中国教育当局审查，且朝鲜华侨学校开设多年，以前也未发生过因使用国内教科书而发生“妨害治安”的事情，仁川税关扣书之举实乃出于误解。穗积真六郎7月16日函复卢春芳，仁川税关查扣教科书“并无基于何等误会”，故中方之要求，“殊不可能”。卢春芳还不甘心，再去函要求日方，函的内容大致是如果仁川税关确实认为教科书妨害治安，应具体指出其危害，并请仁川税关认真考虑，将其放行，以重两国的邦交。此前日本方面所述查扣教科书的理由是“妨害治安”一类，相当模糊。卢春芳的信要求其以实例说明，颇有针对性。
在韩国国家记录院的档案中，有9月中旬仁川税关长致朝鲜总督府财务局长的信，又提出更详细的报告，提到从查扣中国教科书中找到的“排日侮日”证据：
关于禁止输入处分之书籍，各课目教科书巧妙利用其课目特点，插入煽动排日思想之文意。例如强夺吞并中国领土或附属地台湾、琉球、澎湖列岛、朝鲜之马关条约，国侮二十一条之强迫缔结等，作为重点强调之宣传内容，以在国民教育上造就极端之排日思想。
显然，朝鲜总督府方面在接到中方的照会后，确实又向仁川税关方面征询意见。8月10日，督府外事课课长田中武雄再次回信拒绝卢春芳的要求。中国总领事馆见事情已无可挽救，自知无能为力，便于8月13日将与日方交涉的经过向外交部与驻日本公使馆报告，并附去朝鲜总督府外事课的所有来函，要求外交部与驻日公使核查训示。
或许是受驻汉城总领事馆的要求，8月下旬，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江华本在东京专程就教科书事拜会外务省通商局长，要求发还仁川被扣之教科书，遭到日方的拒绝。这是双方就此事进行的最高层面的会谈。不久，日本拓务次官河田烈致函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今井田清德，通报情况并宣布日本政府的决定：
关于禁止中国教科书输入之件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仁川税关从中国输入之书籍中抽检左记八十册，根据关税定率法第十一条第三号，禁止该书籍输入。关于该事件八月二十二日驻京中华民国公使馆江华本参事官往访外务省通商局长，请准许输入前述书籍，在仁川支那人学校所用。对此，该局长因该书籍内含有排日记事，故禁止输入。
另，今后对中国方面之交涉场合，一应禁止输入(含该当记事类的其他)。另据外务省照会，相关上述所施之措施，烦请至急相报。
这个决定成了日本处理教科书问题的基本方针，不但此次书不发还，而且以后有相关内容的书籍，也要“禁止输入”。中方要求发还被扣教科书的努力受挫。
朝鲜的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曾于6月初向驻日本本土的神户、长崎和横滨三个总领事馆发去密函，通报朝鲜教科书事件的进展，并询问当地华侨教育及使用教科书的情况：
近来朝鲜总督府对于鲜境内华侨小学校教科书异常注意，甚有被目为内多排日抗日文字通过税关时竟予押收者，虽迭经抗议，尚未解决。贵馆管内华侨小学校教科书是否一律采用新学制?有无被日税关押收及受日地方政府取缔情事。……希查明，并将贵馆办理情形一并密示为荷。
三地的回复一致：当地华侨学校均采用新学制与新版教科书，但皆未发生被扣押或取缔事，其中，驻横滨总领事在回复中还推测日本在本土与殖民地执行着不一样的政策，这说明当时在日本本土并未发生取缔中国教科书的事情。
从1924年第一次加藤内阁上台至1932年犬养内阁下台的八年间，为日本的政党政治时期，政友会及民政党两大政党相继上台组阁，民主程度相对较高，言论控制较为宽松。与之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正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行总督制殖民主义统治，朝鲜总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司法等大权于一身，总督府的权力不受限制，言论控制自然极为严苛。体制的不同，也可解释在日本当局教科书问题处理尺度与方式上的不同。
以上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档案中关于1932年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事件的根源是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中国教科书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叙述，“巧妙利用其课目特点，插入煽动排日思想”。此类书籍的传播于日本在朝鲜的治安维持方面，“甚多窒碍”。对此，中国总领事馆并不认同，据理力争。
对于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与所采取的措施，和时局变动有呼应关系。日本殖民当局要取缔的教科书系1932年2月自烟台购得，考虑到当时的编写、审查与印刷的程序与周期，其内容至少当在一年前即确定，此前已经在汉城的华侨小学中使用，日本并未取缔。1932年的取缔行动，明显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有关。
当时，双方均采取了较克制的态度，事件限制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循外交途径解决。日本殖民当局方面，只禁止在朝鲜境内使用，内容相同的教科书在日本本土的华侨学校可以使用。日本也未提出要求中方修改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