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

　　摘要

1900年8月北京陷落后，数以百计的殉难官员在自裁之前均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惶恐、观望和最终的绝望。作为临危受命的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履职的王懿荣更是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还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清廷抚团御侮策略与维护治安需求之间的冲突连同枪械无从筹措、团练总局内五城御史的排挤，导致手中仅掌握1500名练勇的王懿荣在维护京城秩序的过程中深感“无权无饷”“劳心劳力”，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相较于那些因兵败自裁或含冤而死者所具有的壮烈和悲情色彩，王懿荣的赴死淡然而从容，或最能体现传统士人对“主辱臣死”这一忠君观念的践行。

王懿荣

1900年6月17日，面对“西摩尔（E.H. Seymour）联军”向北京进发引发的京城内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清廷任命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与工部侍郎李端遇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协同五城御史维护城内秩序。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形下，王懿荣十分清楚这一任命意味着什么，是以受命伊始便产生了“此天与吾以死所”的预感。尽管已有心理准备，随后筹办京师团防过程中经历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以及每日的长途奔波，仍令王懿荣深感“劳心劳力”。他多次向亲友自嘲时使用的“看街老兵”一词，可谓形象地揭橥了在庚子炎夏的惊涛骇浪中，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守护却有心无力的悲剧命运。至8月15日北京沦陷后两宫“西狩”，困顿已极的王懿荣决心赴死，于当日携家眷一同投井殉难。

后世有关王懿荣的记载和研究长期聚焦于其在金石、书法领域的贡献，即便述及庚子国难期间作为京师团练大臣的任职经历以及最终的殉难，亦往往一笔带过。近年的一篇专文尝试披露王懿荣庚子国难中的活动与心态，却停留于描述而缺乏必要的归纳和分析，其就事论事的视野局限更未能充分揭示王氏悲剧命运的复杂背景。本文旨在说明清廷团练和义和团政策的扦格、庚子五月后民教冲突和中外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以及筹办团防期间的个人遭遇共同导致王懿荣只能扮演困顿无力的守护者的角色，并期望这一探讨能引起学界对于庚子国难期间殉难官员更多的关注。

一、民教冲突升级与京师团练大臣的委任

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运动从直隶南部逐渐向中部地区发展，“打教”风潮随之迅速蔓延。自5月底开始直隶的民教冲突升级，于6月中旬波及北京城内。5月26日，团民烧毁保定至北京铁路、拔去电杆，并于涞水击毙前往镇压之清军副将杨福同。28日，清廷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与刑部尚书赵舒翘前往良乡、涿州劝谕解散团民。30日，团民毁琉璃河、长辛店车站局厂。6月4日，团民拆毁杨村铁桥，致京津间火车停驶，随后各路电报亦中断。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甘军杀于永定门外，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12日和15日，团民先后焚烧东华门外教堂和西安门内西什库大教堂。

对于5、6月间民教冲突与中外矛盾的升级，时在京城的杨典诰即有明显的感受：“五月以来，团民三五成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顺天府府丞、署理府尹陈夔龙观察到，6月11日后涌入京城的数万义和团民“均首缠红布，手持短刀，杀人放火，昼夜喧嚣，有司不敢过问”。14日团民焚烧大栅栏洋货铺引发大火，“竟召燎原之祸”，不但“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的珠宝市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此外，两位南人的记载亦可印证。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在家乡常熟居住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提及6月1日“义和团匪”“戕武员、拆铁路、毁电杆”。当时正北上济南途中的湘绅王闿运亦记录华北的动乱说：“畿东拳徒生事，毁电线铁路，且戕执吏将。”

此时的清廷尚未抱定与各国决裂之心，加之各国陆续派遣少量部队进京带来的压力，故而对义和团持严厉弹压的态度。5月30日，英、美、俄、法、意、日6国水兵356人到京。6月1日，德、奥两国兵85人到京。至8日，各国入京兵数已近千名，另有大批军队集结在天津附近。9日，各国海军战舰31艘停泊大沽口、英将西摩尔率兵1400人向京城进发的消息传至。10日，俄国公使格尔思（М. Н. Гирс）要求清廷“降一果决之谕”，以“净绝义和团毫无意图之不法所为”。在此情形下，清廷发布多道上谕，要求对团民严厉弹压以加强京城治安。6月8日，清廷以“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有严禁，实属不成事体”，谕令管理神机营和虎神营王大臣“将所部弁兵全行驻厂，并遴派马步队伍各按地段昼夜梭巡”，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饬该管员弁兵役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谣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勿稍疏纵，以消乱萌而靖地方”。13日又连发两道上谕，一面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一体严拿城内“拳棒首犯”，一面饬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督饬部下马玉崑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拳匪”。14、15两日，鉴于城内仍有焚烧房屋情形，甚而“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致有杀害平民之事”，清廷再度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及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等京中各军弁兵加紧弹压。

但在五城御史看来，上述衙门和营伍的力量仍不足以平息京城之内的民教冲突。在6月11日覆奏“查办拳会”时，五城御史文瑮等人便一面表示“惟有竭力稽查，以稍遏乱萌”，一面以每城额设练勇仅有200名，“勇力过单，深恐有不服拿办情事”，奏请“遇有匪徒生事，臣等立即咨呈统兵王大臣酌派所部弁兵，合力围捕”。17日，文瑮等又以京城“近日匪徒党羽日众，杀人放火，横行无忌”，尤其“前三门连日均有杀害教民，焚烧洋书馆、教民房屋多处”，“红巾金刃，气焰甚凶。加以游勇匪徒混入滋事，人心张皇，大局不堪设想”，奏请增调武卫左军宋庆、马玉崑部入城，择要驻扎，并先派武卫中军数营克日分队驻扎五城地面，同时提出了援照甲午战争时任命兵部尚书敬信等4位大臣设立“团防总局”成案、“请旨特派大臣”会同五城御史办理京师团防的主张。

五城御史有关特派大臣办理京师团防的提议立即为清廷所采纳。6月17日当天发布的一道上谕任命工部右侍郎李端遇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令二人“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兵，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不过，尽管两人一同被任命，但李端遇已年近古稀，加之时在盛暑，“每在假中”。其后至8月15日北京陷落的60天中，筹办京师团防的重任便落在王懿荣和10位五城御史身上。

清廷之所以谕令王懿荣与李端遇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实有其特别考虑。时因京城民教冲突加剧，“群商歇业，出京者相踵于路”。出于“轸念商民”的考虑，“又以山东人在京贸易者多，欲有以安定民心”，遂选定同为山东籍的王、李二人。此外，委任王懿荣还缘于其具有办理团防的经验。还在1860年时，年仅17岁的王懿荣即跟随曾任四川成绵龙茂道、由“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杜䎗奏调回籍专办登州府海疆一带团练的父亲王祖源周历沿海各口。甲午战争末期，随着战火蔓延至山东沿海一带，王懿荣再次投身家乡的办团事务。1895年1月20日，在对登州府城连续两日的牵制性炮击后，日军两个师团3万余人在舰船掩护下自荣成龙须岛陆续登陆，并于26日分南北两路向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进击。在此情形下，任职翰林院侍读的王懿荣主动请缨，于28日奏请回籍帮办登州府团练，“以卫桑梓”。请命获得清廷批准后，王懿荣于2月5日上奏就办理登州团练提出详细计划，同时附片分别奏请刊刻关防、借支银两、调派随员等事宜。

关于如何办理登州团练，王懿荣提出了一项因地制宜的方案。他计划首先赶赴烟台会晤巡抚李秉衡，“与之商榷办法，即速周历十属，与该地方州县各官集诸士民，相机酌试”。根据“登州山多地窄，居民丁壮向以贸易为生，中外散布，旅食于京师及东三省者为多。所业寒微，仅足自给，故无巨富。里居不出者皆老弱及小康之家，而武风不振，每耻言当兵”的情形，他拟办理两类团练，其一为“无粮无饷，名曰乡团。一旦寇至，率众登陴，以守为战”。其二为自乡团中“择其精壮娴熟者拔入营伍，名曰乡练。照正兵例给饷，每县至少须有五百人，不足则以他县补之，再不足则以招募青、莱一带者补之。计十县合有五千人，便成十营之数”。5000乡练“既成之后，使其分扎于十属之间，平时逐渐更代。俾各与乡团相习联络一气，脉络贯通”。一旦有警，即以各属200乡练会同乡团共守一城，王懿荣则统带另3000乡练“或尾随大军之后，为之接运粮草。或截击败寇之余，以之夺粮断道”。

李秉衡

由于中日双方于3月20日在马关开启和谈并于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3月9日始抵达莱州府城与巡抚李秉衡“筹商一切”、随后会同奏调各员驰赴登州的王懿荣实际上只办团一月有余。但就在这短暂时间里，王懿荣携其随员仍“周历十属，查勘情形，抚绥农众，激励士庶，宣布朝廷德意”。遍查登州府属十县办团情形后，王懿荣又立即同各员折回莱州，“与抚臣商量此后月饷所出及开营招募乡兵驻扎地方”。在奉旨回京供职前，王懿荣又出于“俾生者有所振兴，死者不至泯没”的考虑，与巡抚李秉衡联衔（王懿荣主稿）奏请清廷对文登县城失陷之际“冲锋不避，力持危局”的团长于霖逢、“死事甚烈”的团长林基达以及黄县4位劝捐募勇“备极辛劳”的团长分别赐奖赐恤。

另一方面，办理团防的使命对王懿荣的合作者五城御史亦并不陌生。还在1853年10月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突入直隶中部，进逼北京之际，清廷即以“京师为商民辐辏之区，五方杂处，清查保甲，访缉奸宄，尤宜实力举行”，谕令五城御史会同光禄寺卿宋晋、太仆寺卿王茂荫及新授福建兴泉永道何桂珍办理京师团防与保甲事宜。直至1855年春林、李部太平军相继败殁于直隶连镇和山东冯官屯、“北路肃清”后，清廷始于当年6月裁撤团防局，京师治安仍由五城御史及步军统领、顺天府“循照旧章办理”。1860年8月，因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清廷再办京师团防，命五城御史会同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工部右侍郎宋晋办理。其后由于华北一带捻军势盛，清廷又多次督促整顿京师团防，直至1868年始予以裁撤。

甲午战争期间，五城御史再度承担了办理京师团防的职责。1894年11月2日，在鸭绿江清军防线全线崩溃，辽东之安东、凤凰城、宽甸、岫岩相继失陷，同时日军于金州东北花园口登陆的严峻形势下，清廷谕令五城御史会同兵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怀塔布、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工部左侍郎汪鸣銮（稍后改派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办理京城团防事宜。出于“办理团防不外巡查保甲，严缉奸宄”和“外城地面人烟稠密，良莠混杂，稽查难周”的考虑，五城御史与敬信等人提出在原有1000名五城练勇的基础上添募1500名，使得团防总局控制的稽查力量达到2500人。并提出添募1500名所需经费由户部筹拨，团防总局按月向户部咨领。如同咸丰初年，此次办理京师团防也随着危机的解除而告停。

二、王懿荣与五城御史的筹办团防

尽管王懿荣与五城御史均有不止一次的办团经历可以参照，但在庚子盛夏的京师，双方的筹办团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但由于在外部面临实力强大且近在天津的联军而使得京城沦陷的危险远超咸丰初年和甲午战争期间，内部亦已陷入义和团引发的城内秩序混乱和清廷内部的严重分裂。

王懿荣与五城御史的筹办团防于6月20日正式展开。在当日谢授京师团练大臣任命的上奏中，王懿荣表示“京城重地，安辑巡防，均关紧要”，自己虽有“亲防倭乱”的经历，却丝毫“不敢以稍有知解，遂至大意疏虞”，拟立即往见因病告假的李端遇，并会晤五城御史“妥速筹商，即日开办”，具体筹办情形将“随时随事次第奏闻。总以严拿奸细、弹压土匪为第一要务”。随后，王懿荣即与五城御史在中城旧有练勇局内会晤， 议定各城查照历来成案参酌办理团防，拟将甲午期间五城所设练局作为分局，并在地处五城适中之区的琉璃厂安平公所内设立团练总局。此外，议定由中城御史陈壁筹办器械号衣。21日下午，王懿荣与五城御史即移至安平公所团练总局会商，“照甲午成规”将团练章程拟定，拟由其带回酌量变通，再遣勇送交李端遇过目。待23日与五城御史在安平公所“重集议定”后，即于24、25日缮折，26日上奏，“即以命下之日为开局之日”。

在此期间，10位五城御史亦分别在各自管辖城区建立团练分局。根据与王懿荣拟定的团练章程（详后），五城因管辖面积不一，所设团练分局数量亦不同，其中中城设团练分局2处，东城设团练分局3处，南城设团练分局3处，西城设团练分局6处，北城设团练分局3处，五城共设立团练分局17处。至于各城设立团练分局的具体情形，从巡视中城御史陈壁所发牌示中或可概见。

陈壁，字玉苍，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1877年进士，先后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员外郎。1895年任湖广道监察御史，1896年奉命管理街道事务。同年，丁母忧回里，在籍期间曾办理团练。1899年12月回京销假，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1900年3月奉旨巡视中城。其与满员文瑮共同掌管的中城察院设有中城兵马司，兵马司下设中东、中西二坊，此次办团亦拟设中东与中西两处团练分局。陈壁的首要事务是选派经理两处团练分局的官吏，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任命两处团练分局的“办理”：以中城兵马司正指挥沈墉总办团练东西两分局事务，并以兵马司副指挥童瑾昌办理团练西分局事务，署理东坊吏目柴宝璜办理团练东分局事务。此外，还责成正指挥沈墉经理琉璃厂团练总局（位于中城）一切细务。二是任命两处团练分局的“坐办”：以兵马司副指挥丁惟忠坐办西分局，以吏目周寿桐坐办东分局。三是任命两处团练分局的“帮办”：以副指挥冯邦义、丁忧吏目王继枟派充团练东分局帮办，以拣选知县、举人赵镜源帮办团练西分局事务。四是任命两处团练分局的正副哨官、旗总、队长等武弁：其办法是从原有练勇总局的弁勇中选派人员任职团练分局，其中以练勇总局哨官李德禄、赵世荣充团练西分局正哨官，以练勇总局哨官杨永顺、旗总李茂林充团练西分局副哨官，以练勇总局队长胡政庭等8人充团练西分局旗总，勇丁黄立成等20人充团练西分局队长。同时，以练勇总局哨官陈永魁充团练东分局正哨官，以练勇总局旗总李德明充团练东分局副哨官，以练勇总局队长赵永德等4人充团练东分局旗总，以练勇总局勇丁王永棠等10人充团练东分局队长。五是任命绅士王鸿钧为团练西分局“管带”，负责日常巡视地面、监督巡逻弁勇。

从陈壁对中城两处团练分局官吏的选派可以看出，因办理团练为临时性事务，其官吏均从五城兵马司和原有练勇局官吏中选派，其中哨官、旗总、队长等武弁由办理、坐办、帮办等委员管带，而双方均归京师团练大臣和巡城御史共同节制。此外，因原有练勇总局多有委员调派东西两分局经理事务，陈壁还设法补充练勇总局的坐办和帮办人员：以兵马司拣选正指挥梅兆禧坐办练勇总局， 以已革吏目张德培、拣选吏目韩鼎勋帮办练勇总局。中城所设团练分局为五城中最少者，官吏的委任即如此繁复，其余四城之情形已可概见。

经过5天的紧张筹备，王懿荣与五城御史于6月26日联衔上奏，在参照甲午期间筹办京师团防经验的基础上，就办团规模和经费来源向清廷提出计划，并呈上共同拟定的团练章程14条。他们认为：“此次臣等奉旨办理团练，以肃清内患为第一要义。所有严缉奸宄、巡查保甲，皆目前应办之事。”鉴于宣武、正阳、崇文等前三门外“人烟稠密，良莠杂居。自民教相仇以来，匪徒乘机滋事，延烧前门迤西房屋，抢夺广升号客店，人心张皇，逐日罢市”，双方认为“非添募练勇，选派员弁，昼夜带队梭巡”不可，故拟仿照甲午战争期间的做法，于五城原有1000名练勇之外，再添募练勇1500名，共2500名，分隶五城。此外，办团所需经费亦拟沿用甲午时期户部筹拨的方式，“按月由团练总局具文咨领，事后核实报销”。

在团练章程14条中，王懿荣和五城御史就练勇的各项开销和职责、团练总局的构成、总局和分局的各项开销与经费请领以及京城商民的动员分别做了说明：一、五城已有练勇一千名，拟再招募一千五百名，分隶五城，一体教练，以资巡缉。所需奏请发给者如口粮、薪水、局用灯烛、煤炭、纸朱、粥米系按月一次。至器械、号衣、号帽应于发给后系须酌量更换，方行奏请由户部发给。二、设立团练总局为办公处所，拟选适中之地，仍照光绪二十一年团防，在前门外琉璃厂义仓公所旧地设局。局中往来文件应用印信，以重公事。拟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钦差督办京师团练大臣关防”。三、总局拟派委员分管文案、支收、问案、巡查，以重职守。应由内阁六部等衙门司员选派办事谙练之人会商奏调。四、五城各拨练勇三百名分段巡缉，必须各设分局。非有督催管带之员，不足以专责成而课勤惰。拟每城各派管带官以资统率，分别咨部立案。五、五城关内铺户劝令各分段落，互相保卫。每家各设梆锣器械灯笼号旗，并注明某段某铺字样，如有盗贼抢劫情事，鸣锣齐集，如小锣会等准其一体拿获，送交司坊衙门转送总局讯明惩办。六、各城外坊村落地方辽阔，稽查难周，应分派勇丁扼要驻扎，并劝令各村庄自办民团以壮声势。总期联络一气，以靖闾阎。七、访拿奸细最为首要，拿获由总局审讯确实，即行咨交刑部讯明，照章办理。至于土棍滋事情节并非重大者，即由各城枷责发落。其街市烧杀无名尸骸，即饬内外该管司坊动支棲流所公款从速掩埋，以清地面。如有横尸未埋，唯司坊官是问。八、新招勇丁恐有匪类混迹其中，必饬取具妥实铺保，方准应募。九、总局委员薪水、吏役工食及纸张、油烛、煤炭杂用经费每月请银陆百两，由总局咨行户部，按月支领。十、招募练勇一千五百名，设分局十余处，与原设练勇一千名一体分段昼夜巡查，每月勇丁口粮每名二两四钱，旗总每名口粮三两，队长口粮每名二两七钱。现拟通行加给口粮每月每名一两二钱。至长夫、局书、煤炭、火绳、车价、纸朱、油烛、薪水、房租等项，均仿照五城练勇章程，毋庸议价，以节经费。每月请银七千八百两，由总局咨行户部按月支领发给。十一、开办总分局及新制号衣、号帽、器械、锁链、灯笼、旗帜、号筒、腰牌等项请领经费一次银八千四百两，按照时价核实报销。十二、练勇分隶五城，每城各三百名，自应添设分局。各城地段广狭不一，设局多寡不等，中城分局二处，东城分局三处，南城分局三处，西城分局六处，北城分局三处，所需房租、家伙、煤炭等项一切开销及局员人数、薪水，多少亦复不能一律，所有用款拟请实用实销。十三、每月请领火药二千五百斤、烘药五十斤，按月由总局咨行工部支领，五城分用。十四、各城团练分局每月请领经费、呈报事件，应刻给钤记各一颗，文曰：“某城团练分局钤记”，以昭慎重。

按该团练章程的规定，五城团练总局和各分局的主要职责即以勇丁分段昼夜巡查的方式访拿奸细和弹压盗匪滋事，动员商民成立“小锣会”等组织亦是重要的巡缉手段。呈报团练章程后不久，团练总局即向五城各分局“分咨地段委员、管带是何衔名”，并要求将“哨官、旗总及新招勇丁300名分晰造册，限日送局”。陈壁接文后，即向中城练勇总局及团练东西分局发布牌示，责令东西两分局委员管带官“即日呈稿候阅”，并限当日“将昼夜上下班分出地段”。此外，陈壁晓谕中城居民铺户联络一气，守望相助：“凡内外城居民铺户人等，每家自备灯笼一具，写明街名、宅姓、铺号，并置买铜铁响器一具、刀枪火器一具。遇有土匪抢掠，无分昼夜，鸣金为号，登时齐集，格杀勿论。”

奏报团练开办情形和团练章程后，王懿荣又迅即与五城御史及李端遇商议奏派内阁六部等衙门司员任职团练总局之事，并于6月30日上奏。此折说明京师团练总局拟设“文案”“收支”“问案”“巡查”四项差使，其中“文案”专司折奏咨行文件，“收支”专司出入钱粮、考核局用，“巡查”专司分段巡查、稽考弁勇勤惰，“问案”专司究问拿获奸细抢窃各犯、分别惩办。共计需用司员18人，其中“文案”四员为户部候补主事晏安澜、户部候补主事管象颐、礼部员外郎于式枚、国子监助教祝椿年；“收支”四员为内阁候补中书宋廷模、户部主事王凤文、刑部候补郎中梁世烺、工部候补主事于宗潼；“问案”五员为礼部员外郎徐堉、礼部主事陶福同、刑部郎中潘江、刑部候补主事李继沆、国子监助教李永镇；“巡查”五员为户部主事恒年、礼部郎中龄昌、通政司经历钱寿仁、国子监候补典簿包荣富、在京贵州补用知州陈雄藩。此折附有两件奏片，一为奏报6月27日开用“钦派督办京师团练大臣”木质关防一事， 一为奏请饬令湖北督抚迅速筹备大小口径之毛瑟枪1200杆并配齐子药，派员星夜解京，交团练总局应用。

王懿荣博物馆

在团练总局于7月2日正式开办并于7月4日辰刻对五城新旧练勇点卯后，遣勇巡缉京城地面成为王懿荣和五城御史的主要事务。王懿荣居住于东安门外锡拉胡同，紧邻皇城，距前门外琉璃厂内团练总局本不甚远。但因6月以来城内民教冲突升级，从锡拉胡同至琉璃厂之间多条道路受阻，且前门、崇文门或限行或关闭，王懿荣为“远避重险”，先向北行，出地安门后再沿西皇城根南行，经宣武门方可到琉璃厂，以致“一天工夫俱在路上”。其间“义和团步步拦阻。幸带有城勇数人，渠知是官员，才肯放行。然报名相看，种种苦矣”。随着义和团将攻击目标扩大至一切西洋事物，“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逢庙铺坛，烧杀日闻”， 王懿荣不得不继续向北绕经德胜门始能转头南下，再经护国寺行至琉璃厂。由此行程再增大段，“每日来往计八十里，且步步为营也”。其间，因团民攻打西什库教堂，王懿荣多次被阻而“未克到局”。

与此同时，五城御史亦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派遣和监督练勇巡缉。在中城御史陈壁看来，“此次中外开衅，设立团练各局，募勇一千五百名，合成二千五百名，五城分练合操，弹压地面，极关紧要”。故而责令旧有练勇总局“哨官、旗总等按照牌单认真查夜”，并将新添练勇300名“分驻两局，匀定地段，各驻五名”。他则“每日到局一次，考究操练，稽查梭巡”。同时，一面多次发布牌示督促和告诫各弁需“振作精神”，巡查时不可“漫不经心”， 坐办、帮办、管带等委员对“巡查不力”之弁勇“不得容忍不言，视公事为儿戏”，对不听调度、有违号令之哨弁“立即回明”，并委任西分局管带得力绅士王鸿钧统查三局弁勇的昼夜巡缉，准其密禀其“旷班及不安本分等情”， 一面对“连日告假，畏葸无能”、“酗酒多言，有乖军纪”、“查夜懈怠”甚而“并无一次巡查街面”的委员和武弁给予记大过、罚没口粮、撤去津贴、罚停薪水乃至撤职归农的惩处。至八国联军逼近北京之时，陈壁为加强巡查“军民出入最为紧要”的永定门口一带，专门加派委员轮流办理，“每日匀作二班，十二点钟更换。下班到所，上班方准散直。每日上定开门以前到，下定关门以后散”，并于“每晚将进出情形开折呈报团练总局”。

三、“看街老兵”王懿荣的多重困顿

就在王懿荣授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的同时，清廷内部“抚团御侮”的意见正迅速占据上风，并最终促使慈禧太后作出与各国开战的决定。在6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由于载漪等人的鼓动，慈禧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开始转变，宣布“拳民仇杀教民，肆行无忌，本应严行剿办”，现因众官员“沥陈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19日，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消息传至京城。在当天紧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担心列强逼其归政的慈禧强行决定用兵。随之，清廷照会各国公使，令其迅即离京赴津。20日，清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区。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表示欲与各国“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同时谕令嘉奖抵御联军之天津义和团， 并要求各省督抚将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随后，清廷谕令户部拨粳米200石分发给城内团民食用，并要求各省督抚将军加紧修理旧存枪炮刀矛等军械及添造子药、佩带，以备“义和民团”领用。

慈禧

“招集成团”不但意味着清廷给予义和团以合法地位，也宣告了1898年以来有关义和团应否“列诸”团练的争议告一段落。1898年5月，鉴于境内民教关系日渐恶化，山东巡抚张汝梅奏请在各属清查保甲、举办团练以调和民教关系。5、6月间探查到直隶山东两省交界处出现义和拳后，张汝梅提出将其“列诸”团练之中的策略，以便既可“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亦可防范拳民“怀挟私愤，稍滋事端”。1899年间，同情拳民的东抚毓贤沿袭前任张汝梅的策略，认为将义和拳归入团练并无弊端。其后由于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开始推行“严禁拳会”的政策， 义和拳民纷纷从山东进入直隶并迅速向北发展。至1900年4月，义和拳向京城的推进引起官方的严重关切。在此情形下，御史郑炳麟于5月1日上奏重提将拳民纳入团练，主张与其对“其势几不可遏”的义和拳进行弹压而“激成变故”，“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不过，当清廷要求直隶、山东督抚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覆奏后，将义和拳成员视为“无籍游民”“匪徒”“盗匪”的直东两省督抚均反对御史的主张。事实上，向来被视为异端的义和拳与嘉道以降一直被用于镇压异端的团练之间存在“恃众生事”与“保卫乡里”的对立，也是当时多数官员的认识。

清廷抚团御侮政策的推行引发了义和团更为猛烈的打教行动，从而使王懿荣的筹办团防从一开始便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的职责是会同五城御史对京城地面“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义和团虽被清廷赋予“借御外侮”的使命，但就京城之内而言，其行动依旧是攻击教堂、使馆和搜杀洋人、教民，以致“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因此，双方的目标构成了维护秩序与破坏秩序的根本冲突。如何在维护京城社会秩序的同时又不违背朝廷的抚团御侮政策，便成为摆在京师团练大臣面前的一道难题。不仅如此，因步军统领崇礼与右翼总兵载澜不和以及在维持市面秩序一事上有所推诿，在载澜之兄端王载漪的推动下，清廷于6月21日免去崇礼步军统领之职，改由力主利用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担任。同样负有维护京城秩序之责的步军统领一职落在了抚团王公手中，这无疑进一步增添了王懿荣行使职责的难度。

事实上，王懿荣从一开始便清楚其使命与义和团的行动目标难以相容。他于6月17日受命当天接受召对时，即向前一天已谕令将义和团“召募成军”的慈禧直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其后，五城练勇与义和团之间的“时生龃龉”证明了王懿荣的担忧，这令他不得不“约束部伍”，“往往夜漏三下，未及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当时同样承担维护京城秩序之责的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亦看出内中的政策扦格。6月22日，他于入直时与崇礼相遇于东华门。时值崇礼卸任步军统领次日，“意颇萧索”，陈夔龙当即慰以“京师拳民充斥，弹压非易，提督一官尤难称职”。正如陈夔龙所料，“厥后载勋任事，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靡日无之，卒造成蒙尘之祸”。

除了清廷的抚团御侮政策外，办理团防过程中的人事纠葛和事权不属同样令王懿荣深感困扰。履任之初，按王懿荣的设想，京师团防由他与李端遇两位团练大臣负责总体调度，五城御史具体执行，即“大主意俱由我们执持，其琐细一任五城分办，呼应始灵也”。不过，仅数日后王懿荣便看出“五城办事之人以陈雨苍（陈壁）、彭向青（彭述）为主，然公事已不甚密”。

尽管五城御史文瑮等人于6月27日奏报弹压京城地面情形时，表示将努力“协同团练大臣李端遇等迅速布置”，但讽刺的是，在当日王懿荣写给李端遇的信中，二人密谈之事却是以奏请调派的内阁中书宋廷模、通政司经历钱寿仁等司员制衡五城御史：“五城不能统应酬，亦必有此二三办事，乃可有牵制。”数日后，双方便因一封移文而引发了不快。在计划练勇点卯一事时，因五城17处分局中仅有两处分局招齐练勇，“余尚未能一律”，王懿荣遂移文各御史，限期三日招齐。五城御史则“因移文中有限三日之说，甚为不怿”。王懿荣获知后只好将限期三日数语“抹去”，但五城御史余怒未消，声称“我们原系‘会同’，以后有话，可见面对议，不必移文。若为练勇事，行文各城练勇局可也”。

至于事权不属，最令王懿荣抱恨者应为枪械筹措的艰难。还在6月30日的上奏中，鉴于五城练勇向用旧式鸟枪，“若非火器之良，不足备缓急之用”，且因京师戒严，城内“各营势难挹注”，王懿荣与李端遇奏请饬令湖北枪炮厂迅速筹备毛瑟枪1200杆并配齐子药，派员星夜解京，交团练总局应用。但清廷以团练并非军队为由，令二人自行筹备枪械。以致数日后因“军械尚无所措”，不能“看操”，王懿荣与五城御史只得暂行商议练勇点卯事宜。

其后，尽管陈壁曾于7月13日选派武弁前往天津采办军器，但已缓不济急。至7月下旬，在至关重要的枪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形下，王懿荣于无奈之中致信妹婿湖广总督张之洞，意图凭借私人关系取得进展。他在信中大吐苦水，倾诉筹办团防以来的“艰难忧愤”：“弟自奉简命，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然自甲午以来，及今又六七年，中国兵事仍是不行。津事已急，则重臣之不得无罪夫！日不得安靖，弟亦随时缓急，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者而已。”继而对朝廷未予批准此前奏请一事颇为不满：“前曾附片奏向鄂局暂乞军械，交片传谕，团练只是弹压地方，与行军不同，即着自行酌核筹备。此一千五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亦无处筹买，复何辞？鲰生一命，何足道哉？”最后在“垂泣”之余，请张“稍为捐置相助”。但王懿荣并不知晓，“因经费支绌，无烟药厂尚未造成”，此时的湖北枪炮厂业已陷入只能制造枪炮和子（炮）弹，“以致有枪炮及弹而无药，无药遂与无弹同”的窘境。就在王懿荣求助前数日，张之洞即以上述理由婉拒了武卫右军先锋队统领陈泽霖拨解52尊开花炮和1000杆毛瑟快枪的呈请。在此情形下，王懿荣对妹婿张之洞的寄望自然难以实现。

事实上，在求助张之洞前后，王懿荣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于自己作为“京师团练大臣”却事权不属的不满。他在给李端遇的信中自嘲“在此权作看街老兵，并无一丝事权之可假也”，并抱怨所做之事总被人误解：“凡事只落在自己头上便知其难。所有性好议论者，皆属未曾经手办一事之人也。酸子更难睹其来恉，又以为吾辈是统率义和团矣”。甚而一度说出“无权无饷，并无义和团，解巾归矣”之气话。

至8月初，王懿荣面对的京城内外都已陷入绝境。8月6日，直督裕禄于杨村兵败自杀，宋庆败退通州。联军进逼河西务，距通州已不足百里。京城内则已万业萧条，“市面不能活动，银米俱乏，票庄之票一两不能取出。当铺止开一扇门，外请官护，直十两者止当千文，而时有被抢者”，“内外饭馆无一开者，南城外水、菜无人喫，俱已搬空，而城内水、菜大贵”。尽管王懿荣不辞辛劳，坚持每日绕护国寺出宣武门，赶到琉璃厂团练总局值守，但此时局中“满伙计丁艰，汉司业已跑无下落”，以致“一切事体亦俱一人班，尚须间日入直”。这一情形令王懿荣深感筹办团防以来的“枵腹充公，劳心劳力，至此已极”。在多有官员告假逃离京城的情况下，王懿荣却因“度日无能，焉有现钱盘费，回家回外一律无喫，随即未动”。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保证家人安全，将宅中东院之井口开大一圈，“预备事急带领小孩全身之所”。万般惨景中，似只有“合肥闻已有全权大臣之命”能带来些许希望。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王懿荣和五城御史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张。起因是五城御史趁王懿荣于南书房入直时，以“义和团到得太多”为由擅自将团练总局搬迁，且住局司员亦未通报一字，“跟着即搬”。此事令王懿荣异常愤懑，在致李端遇信中直斥“此真所谓硬下家伙”，认为五城御史此举乃有意为之。因此前寻觅练勇点卯场所时曾列名向大学士徐桐借地，王懿荣“即未知，见徐相国回信始知”。“此次又联名向凤石（陆润庠，时为内阁学士）借馆，亦未相商”。不过，已觉受辱的王懿荣尚不愿扩大矛盾。他在给五城御史函中“只请诸公起稿奏明迁局一节”，并自认此举已属后退一步，“照公事说，可谓委曲详尽矣”。不仅如此，在被督办军务处授以弹压营兵抢掠之法后，王懿荣立即“写长信与局中各位公览”，并于信中恳切勉励说：“刻下如此情形，正是总局作劲之时。当派巡查司员会同各分局司坊，拨带练勇多人，按段轮班，昼夜挨查，能拿即拿。人多有火器，不能拿，即据实禀报，由局中参奏。必如此，始无愧‘弹压’二字实义。”

但接下来五城御史的反应令王懿荣难以再事容忍。先是对于王懿荣的致函迟迟不予回覆，“敷衍几日，总以搬回为是”。又过数日，始发出覆函，内中却改称搬局缘由为各路大军聚集西城。王懿荣对五城御史的这一解释显然不满，向李端遇抱怨“五城前信云因义团不便，此又云系因各军麇集西城地面，前后矛盾”。还在等待御史覆函期间，王懿荣曾两日未出城到局。对此反常之举，他自讥为“非我们托懒，乃门不开也。诸公即作移馆之举，我们已属局员，办文即叩门，非安于久不出也”。最终，王懿荣“一意持定”五城御史须向清廷奏报“移局情形”，并对李端遇略能理解御史移局颇有微词：“兄以不怕义和团，总不移局，为之如何？义和团若真闹局，我们先自请处分，而后惩办义团。”

八国联军攻入京城

就在王懿荣陷入与五城御史的人事纠葛之际，8月14日联军的攻入京城将其两个月来经历的各种困顿汇聚至生死抉择这一顶点。在城内“溃兵塞途，人心惶乱”的情形下，王懿荣的“激励团勇”并不能扭转局势。当晚夜半，皇城东安门遭受联军的猛烈攻击，而百米之外的锡拉胡同，已返回居所的王懿荣在枪炮轰鸣声中徘徊于庭院，因“念两宫之惊扰，不能入卫”而一夜未眠。15日晨，两宫“西狩”的消息传来，王懿荣决心以死报君，楷书绝命词一纸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署名“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随后，即携夫人谢氏、长媳张氏至后院，相继投入原拟藏身之井。

四、结语

作为1900年8月北京陷落后数以百计殉难官员中的一员，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及其眷属的阖门殉难同样得到了清廷赐予的与其官职相适的旌恤和纪念。10月30日，以袁世凯代奏山东在籍绅士孙葆田等17人吁恳恩施之呈文， 清廷对王懿荣追赠侍郎衔，并照侍郎例赐恤，同时对其妻谢氏、长媳张氏予以旌表，令长孙王福坤服阙后以主事分部行走。11月15日，清廷对王懿荣赐予谥号， 并采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之请， 予其“文敏”之谥。1903年1月14日，又以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徐郙奏请，批准王懿荣附祀位于国子监内东隅之唐臣韩愈祠堂。

毫无疑问，所有殉难官员在自裁之前均经历了近两个月（自清廷宣战至北京陷落）的惶恐、观望和最终的绝望。作为临危受命的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履职的王懿荣更是在经历了这一切的同时，还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随着义和拳逐渐发展并演变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慈禧最终在内外压力和“人心所向”的鼓动下将义和团合法化并借其抵御联军入侵。抚团御侮策略与维护治安需求之间的冲突连同枪械无从筹措、团练总局内五城御史的排挤，导致手中仅掌握1500名练勇的王懿荣在维护京城秩序的过程中深感“无权无饷”“劳心劳力”，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随着八国联军攻入京城，王懿荣筹办的京师团防亦烟消云散。至8月18日，招募的1500名练勇被全部遣散，团练总局及五城各分局也于当日被裁撤。

殉难之前的王懿荣不过一介儒臣，其20年的仕宦生涯并无多少亮点，为人所知更多缘于其在金石书法方面的造诣。他不像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以保守著称的载漪、刚毅、徐桐等人，也不同于力主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的许景澄等“五大臣”，代表的是更多敌视义和团同时亦痛恨列强入侵、但又无力影响清廷内外政策的官员。然而，这些看似普通的官员却也有其不凡之处。史载王懿荣“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同官均侧目，有‘东怪’之称”。阖家殉难后，“人始叹为不可及”。更不寻常的是，相较于那些因兵败自裁或含冤而死者所具有的壮烈和悲情色彩，王懿荣的赴死淡然而从容，或最能体现传统士人对“主辱臣死”这一忠君观念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