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启超“闯馆”记
第二天(9月21日)上午,梁启超往访谭嗣同,寻找对应方案。二人正在谈话时,有消息说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以及与康关系密切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家被查抄。还有传言,慈禧太后已经第三次垂帘听政。新政注定彻底结束,新政参与者必将受到清算。
鉴于这些传言,曾夜访袁世凯,直接策动兵变的谭嗣同敢作敢当,并不惊慌。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早几天大家一起想法救皇上,现在皇上可能已被囚禁,既无可救;今欲救康南海先生,看来我们也无可救了。我谭某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去救皇上和康先生,但我们还是应该尽心尽力进行尝试。梁兄不妨尝试着与日本使馆联系,求见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先生,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或许能够拯救正在逃亡的康南海,进而由康先生设法拯救皇上。只要康先生在,事情就有转圜余地,我们就不必完全失望。[1]
谭嗣同这段话启发了梁启超。当天(21日)午后两点,梁启超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紧急求见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
伊藤与林权助刚吃完午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林权助在梁启超请求下中断了谈话,请梁启超到另室会面。
林权助
林权助与梁启超之前应该见过面,所以当林权助刚见到梁启超时大吃一惊:梁启超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由此细节,林权助发觉事态严重性。
梁启超直截了当对林权助说,请给我纸。马上,梁启超写出这样一组句子: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已被捕。其首领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
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梁启超)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听了梁启超悲壮要求,林权助决断地说:
可以。君所说二事,我的确应该承担。可是,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这地方来。我一定会救你,也一定有能力救你!
梁启超听了林权助的话,暗暗落泪,默然无语,仓皇而去。
当天晚上,日本公使馆门口突然一片混乱,人声嘈杂。林权助正纳闷、奇怪,突然,梁启超飞快跑了过来。林权助已充分意识到,梁启超的这一步,一定会成为中日之间的问题,甚至会在一定时间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中日关系。但是,出于人道主义和良知本能,林权助就在那一刹那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将梁启超放进一个屋子里,必须保证梁启超的安全。
林权助在做了这些后,立即向伊藤博文作了汇报。伊藤明白指示林权助:
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2]
2、逃出北京
按照梁启超的记录,他“擅自”闯进日本公使馆之后,经伊藤和林权助同意,就留在那儿了。[3]
一直在家坐等步军统领衙门逮捕的谭嗣同眼见着毫无消息,遂于22日前往公使馆看望这位好兄弟。谭嗣同劝说梁启超一定要争取日本人的帮助,一定要离开中国前往日本,中国未来改革的路还很艰难,要走的路还很远,中国不能没有你梁任公。
谭嗣同诚恳的话语说得梁启超热血沸腾,他反过来劝谭嗣同一起离开。谭嗣同告诉梁启超,大丈夫敢作敢担,围谋颐和园这样的大事,没有人承担责任是肯定不行的。这或许是中国的命数,是改革的代价:没有先死者无以图将来,而且没有先死者也无以报答圣明君主知遇之恩。谭嗣同大义凛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走向成功。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听说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有之,请从我谭某开始吧。至于梁君,还是为国保重珍摄,想方设法逃出魔窟,到东洋去。相信未来中国一定需要任公这样的人才。
梁启超的这些描述当然有演绎成分。不过大体说来,这个记载合乎谭嗣同江湖经历和豪侠性格。9月24日,谭嗣同被清廷列入第一批抓捕对象。第二天,从容就缚。
谭嗣同的告诫、劝说,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而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锐等人相继被捕,也在事实上震撼了梁启超。在北京风声越来越紧的情形下,梁启超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离开日本公使馆,更不可能自投罗网,陪着“戊戌六君子”一起牺牲。
鉴于北京实际情形和伊藤的交代,林权助在征得东京日本外务省同意后,于22日让梁启超剪掉那根大辫子,换上西装,准备随时将他转移出去。
北京的抓捕行动越来越紧张,好像朝廷中也深刻怀疑各国公使馆可能在帮助康有为这些反叛者,怀疑康有为或者别的什么人进入了公使馆,因此在使馆周围布满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最危险的时间可能最不容易出状况。林权助决定在麻烦还没有发生前,急速将梁启超转移出去。
恰巧,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到北京办事,正在使馆中逗留。林权助让梁启超和郑永昌都化装成打猎的样子,逃出公使馆,逃出北京。
3、逃出中国
郑永昌带着梁启超离开公使馆,直奔前门火车站。两处距离并不远,他们二人有惊无险上了车。一路无话,抵达天津。
神尾光臣 化名 郑永昌
就在抵达天津一刹那,一个故障出现了。在天津火车站的站台上,梁启超被他的一位朋友不期而遇发现了。梁启超和郑永昌赶紧隐藏到人海里,据说,依然被那个朋友发现,作了报告。[4]
天津方面此时似乎还没有将梁启超列为非常重要的人物,因而梁启超比较容易地跟随郑永昌摆脱跟踪,比较顺利进入天津领事馆。
天津日本领事馆虽说比较安全了,但对梁启超来说,依然不是久留之地。他在那儿度过几天心惊胆颤的日子。
9月25日,晚九时,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启超,四人均换上猎装,从紫竹林法租界悄悄登上一艘跨子船,循海河而下,准备从那儿登上迎候的日本军舰。
不幸的是,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二时半在军粮城一带终被追上。小蒸汽船上的军人声称日本人乘坐的这条船藏有中国政府正在通缉的罪犯康有为,要求搜捕。郑永昌等再三解释他们四人只是前往新河一带打鸟,除了他自己,另外三人分别是三井行主人吴姓,学生高姓、林姓。
但“快马号”中国军人置之不理,即用绳索将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缠住,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并有两名武弁登船检查,即指郑永昌所说的林姓学生为中国要犯康有为,指责作为日本领事不应该庇护匪人。
由于所谓林姓学生并不是康有为,所以面对“快马号”指控,郑永昌毫不客气予以抗争,怒斥中国军队非法。经过两个小时争辩,双方达成妥协。中国军人以警护为由,该武弁并十余名水手携带武器转至郑永昌、梁启超等人乘坐的跨子船上,同去塘沽,同意到那里再商量如何解决。而“快马号”则为向天津方面报告,先向塘沽疾驶而去。
26日,晨七时,梁启超、郑永昌乘坐的船只快到塘沽,在从日本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郑永昌向军舰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日本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郑永昌、梁启超。中国武弁见此情形便即呼舢板欲去,打算各自逃走。而郑永昌则要求中国武弁按照先前达成的口头协议展开充分辩论,并与日本军舰上军人互认明白。中国武弁似乎觉得有伤体面,表示已无谈判必要,随即登上另一条船仓皇而去。郑永昌、梁启超等四人遂转乘快艇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稍事休息。
稍后,郑永昌将梁启超置留在军舰上,他与另外两名日本人赶往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快马号”急报的缘故,直隶总督荣禄为捕获要犯康有为,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增祥等率武装士兵三十余名于上午九时半赶到车站。当聂士成听到要犯康有为已逃到“大岛号”军舰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执意要求到“大岛号”军舰上抓人。但王、吕二人忠告聂士成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
梁启超躲在日本军舰“大岛号”上并不是真的安全,中国军队如果执意登舰抓人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日本军方一度将其转移至一条商船上,然而考虑到商船更加危险,所以又将其留置在“大岛号”军舰上。当天(26日),直隶总督荣禄更派招商局总办黄建筦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雇用武官比利时人某来到“大岛号”军舰,要求引渡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大岛号”舰长答复说舰上并没有中国政府正在通缉的要犯康有为,于是黄建筦等人立即离舰而去。
中国方面没有搜查到康有为,但“大岛号”军舰显然已受到中国方面严密监视,梁启超也就无法按照林权助原先安排,与曾经陪同伊藤博文访华的随员大冈育造于27日换乘日本商船“玄海丸”从大沽口起锚前往日本避难。
大约拖至10月2日,林权助建议外务省同意梁启超以及后来赶到的王照搭乘的“大岛号”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为保密起见,林还建议日本政府相应派出另一艘军舰尽快赶至天津以替换“大岛号”的位置。外务省很快同意了林权助的请求,由日本海军大臣发出“大岛号”迅即返航及派遣常备舰队军舰“须磨号”急航大沽,替代“大岛号”的命令。当新派的“须磨号”尚未抵达的时候,林权助担心引起中国方面怀疑,于10月6日请求“大岛号”舰长如有可能,推迟离开,以待“须磨号”抵达替换。[5]
经过日本方面周密安排,梁启超顺利离开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他在离开故国的船上,写下令人伤感的《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癕。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