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

编者按：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的出版，把一位天才物理学家带回到公众视野的同时，也使得一场原本在小范围内流传的争论，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争论的焦点是束星北究竟有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起源则是束的学生，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对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束星北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质疑。束星北在文中回忆了自己“1928年5月”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的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也帮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由束星北口述、光明日报当时的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而成。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束星北的文章

许良英查核了由束星北本人分别填写于1954、1964、1965、1983年的4份履历表，发现其中有关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他又发现了束氏回忆文章中存有诸多破绽，最后得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的结论（许良英1992年12月信件，《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1997年10月，许良英曾经的学生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第一句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良英认为应译作“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认定“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

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刊出樊洪业作《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一文，引述了许良英的几点质疑、对1943年信件的翻译，以及有关争论的经过，并且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日子’里的故事”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

同年12月23日，许良英在《科学时报》上撰文《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再度回顾了自己对这桩历史迷案的核查与结论。

那么，束星北并没有给爱因斯坦当过研究助手是不是“结论是当然的”（樊洪业语）呢？作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执笔者宫苏艺，始终关注着争论。在去年末至今年上半年，他陆续接触了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学生程开甲、李寿枬，以及一部分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和一些新的研究者，他们对许良英、樊洪业的质疑和结论不认同，提出了反驳意见和论据，并对1943年信件的翻译提出了新的看法。宫苏艺撰成长文，回顾了自己采访束星北的经过，披露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谈了自己的看法，也介绍了上述一些新的意见。本报将之刊发，希望有助于这一历史迷案的尽快澄清，尊重事实，还原历史。

1978至1979年，束星北在青岛李村崂山旅社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课

2005年1月，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束星北的人生经历我并不陌生。拿到这本52万字的书我只想知道:是否写到束星北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当然，这本书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刘海军显然是了解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的。因为，他书中多次引用的一本没有公开出版的资料《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江苏省邗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9月），其中有这场争论的全面记录。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束星北的档案中是否有他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记录。

后来，同样看过束星北全部档案的他的女儿束美新告诉我：档案中对此没有任何记录。

我理解刘海军为什么没有涉及这件事情。既然是《束星北档案》，档案中都没有记录，又怎么能写呢？

伴随社会各界对《束星北档案》的阅读，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也从一个不大的范围——浙江大学老校友、邗江县等，扩大到普通读者。

由于1979年3月9日束星北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回忆录《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是由束星北口述，我记录整理的，所以作为这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我无法回避。

采访束星北的经过

最近，我查对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和日记，回忆出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1979年2月6日下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会，内容是介绍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中国纪念活动的计划和筹备情况。

当时，我是光明日报科学部的记者。而科学部刚刚创办了内容以科普为主的《科学》副刊，我到这个副刊当编辑。显然，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科学》副刊要组织和刊发有关文章。

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作者当然是周培源。周培源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似乎是尽人皆知。2月8日上午，我到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去约请周培源写文章，但没有见到他，计划因此落空。

于是，《科学》副刊编辑组组长金涛建议约请束星北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因为他担任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说他现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

最近，我查到了发表在1979年1月11日光明日报的通讯《曾书记登门请教授》，作者是新华社通讯员谭征、徐九武，记者周长年。通讯介绍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曾荣请束星北到所里工作的经过。通讯中写到：“束星北是二级教授，七十多岁了，早年留学国外，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学生。”据我所了解，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介绍束星北的文章，也是第一次提到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学生。通讯员谭征是国家海洋局当时的宣传干部。金涛是否是从这篇通讯中得到了线索？另外，金涛同国家海洋局有工作联系，也有可能是从海洋局得到了关于束星北的信息。在写作本文时，我同金涛讨论此事。国家海洋局的很多干部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包括谭征，他们显然更多知道束星北的经历。金涛认为自己是从国家海洋局获得的线索。

约束星北文章的工作还是由我承担。

2月20日，我到青岛，随后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时才知道束星北不在所里，而是在几十里外的李村。研究所为一批业务骨干在那里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是惟一的老师。

22日上午，研究所派车把我送到李村的崂山旅社。当时正好没有上课，由研究所的人陪同，马上见到束星北。当年电话并不普及，我去李村前，没有事先同他联系，研究所也没有事先通知他，所以完全是“突然袭击”。我说明来意，请他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束星北当即拒绝，理由是他正在讲课，指导学生，很忙。

于是我说，如果您没有时间写文章，可以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出文字，您再修改定稿。

束星北终于同意。

于是，束星北马上开始口述，我记录。尽管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但束星北一边回忆一边讲述，非常有条理。后来见报的回忆录，基本上是按照他讲述的顺序整理的。因为要照顾到记录，束星北讲述的速度并不快，就像讲故事一样，很自然，也充满感情。印象中谈的时间并不长，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

下午，我整理出初稿。晚上，把稿子抄出来。

据束美新告诉我，事后束星北谈起此事时跟家人说，一个小年轻从北京到青岛来找我，如果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交代。

23日上午，我把整理出来的文章交给束星北审查。他当场看了一遍，印象中没有什么修改。同时，他又谈了一些第一次谈话没有的内容。随后，我把这些内容补充进去。下午，把这篇文章寄回报社。

在旅社，我曾经到会议室看束星北讲课。记得学生们说他每天晚上睡得很早，但凌晨就起来备课和工作。束星北夫人也同在旅社，我同她聊过天。

今天我回想在李村崂山旅社见到的束星北，印象中的他一心扑在培训班上，倾注着全部的热情和力量。对于我的采访，也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打扰，他礼貌对待。回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经历时，他是认真和严肃的，但并不积极主动。束星北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以及为此写文章，并不重视，他的心根本就不在这些地方。作为记者，我当时虽然年轻，但因为工作在光明日报，又正逢“科学的春天”，采访和接触过许多当时顶级的科学家，所以我相信束星北回忆的真实性。当然，作为束星北晚年见过的几乎是惟一的记者，我对于自己今天的回忆也是严肃和认真的。

24日上午，我从李村回到青岛。回到北京的报社时，束星北的文章已经排出小样。然后就是正式发表。

1983年年底，光明日报刊登的束星北逝世的消息，使我又想起了这位物理学家，想起了那次青岛之行。尽管此时我已经从科学部回到文艺部做编辑。

发生在十几年前的内部争论

1992年夏天，束美新到报社找我，了解我去青岛约请束星北写文章的经过。这时我才知道，有人对束星北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经历表示怀疑。

随后，李寿枬也找到我，同样了解我去青岛约请束星北写文章的经过，并希望我提供当时的采访记录。李寿枬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是束星北的学生。我到他家里，向他介绍了经过，并把采访记录的复印件交给他。由于我的采访记录字体很潦草，所以又根据采访记录整理出一份文字稿。

后来，我收到李寿枬寄来的《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这本资料，才知道争论的具体内容。

束星北出生在江苏省邗江县。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束星北的史料，为他出了这本文史资料专辑。其中有王淦昌、胡济民、程开甲、许良英、李寿枬、周志成等人的文章，有束星北的年表和主要论著目录等。其中还收入了束星北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对于束星北担任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束星北的学生许良英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给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写于1992年12月26日的信中，许良英说：“1988年7月我看到束先生自己于1954年2月17日填写的统战部印发的履历表和1964年填写的中组部印发的干部履历表，又重新仔细读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觉得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并提出了8条论据。

许良英的论据有些是属于履历表填写的问题，如：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间的经历，束先生在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写的履历表上，都写了在德国的柏林、哈奴佛及汉堡等地游历及工作，但四个履历表上都没有填写当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履历，“如果他确在柏林大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没有理由在4个履历表上都不填写”。

再如，《光明日报》文章开头说：“1928年，我在美国干萨斯大学毕业了。”而束先生自己填的简历则是：1926.9—1927.1美甘萨斯拜克大学（三年级），可见他到德国时大学并未毕业。

又如，该文说束先生1928年5月见到爱因斯坦，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可是他自己填的4份登记表都说他是1928年10月就去爱丁堡大学读书了。

最后，许良英说：“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1979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信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鉴于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中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文史资料专辑中也收了李寿枬写于1993年1月25日的信。

李寿枬写到：文章中有的地方，如时间年月等个别情节，与束先生历次履历表不符问题，曾与宫讨论过。宫说，他那次去，只为此一件事，没有了解束先生其他方面情况，也未看档案。当时束先生也很忙。时间上或个别情节上有误是完全可能的。

李寿枬还写到：我看过宫苏艺同志的记录稿，内容与束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一致。关于在爱因斯坦身边任过研究助手一事，记录稿上还曾提到“爱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因此，我认为在爱因斯坦的各种传记与档案上没有记载束先生曾任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是完全可能的。在科学上要否定一件事，一般是比肯定一件事要难得多，因为这需要把各种可能性都排除。

今天我回过头再看《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束星北在回忆中的确记错了时间，往后错了一年。他在欧洲和德国的时间应该是：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这一点在《束星北先生年表》和李寿枬的怀念文章中都有正确的时间表述。

至于“我在美国甘萨斯大学毕业了”一句，极有可能是我记录有误。说句坦白的话，当时我连“肄业”这个词都不知道。

许良英认为文章中束先生和爱因斯坦谈话的主题水平不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约请束星北写的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副刊上，这个副刊的定位是科普，要让外行的读者能看懂，所以不可能很深;二是我是文科出身，对物理简直一窍不通，无法提问，束星北如果谈得深一些我根本不懂，话题自然无法深入。印象中那次采访是束星北在谈，我在记录。

关于束星北是否任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在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出版后，暂告平息。

一场新的公开的争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在“专家为大学生推荐的暑假阅读书目”标题下，刊登了许良英推荐《束星北档案》的文章。他在最后写到：“一本52万字的《档案》，只字不提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这是作者的谨慎，值得称道。但回避这篇文章，不免留下遗憾。我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了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被扭曲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幸而这只是偶然为之，在他历次所填写的履历表上，从来不写这段‘光荣历史’。”这篇文章掀起了一场新的公开的争论。

同年12月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樊洪业的文章《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这篇文章公布了束星北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樊洪业据此认为：“结论是当然的：在1943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的束星北，并不承认他曾有一段‘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那‘日子’里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对于束星北为什么这么做，樊洪业说：“爱因斯坦是科学圣殿内的王中王，束星北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

许良英2005年12月23日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文中刊登了他当年给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信中针对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漏洞百出，显然不可信”的文章的8条“意见”（许良英自己把原来的“论据”改成了“意见”）。在这篇文章中，许良英仍然断定束星北在说假话。1943年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就是铁证。许良英在文中还分析了“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要伪造这段历史”的原因，他认为“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许良英最后说：“现在，52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了，而且在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人们需要更全面投入地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束星北先生这样一位受尽折磨的科学家的思想和为人，就很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在同一版上，《科学时报》影印刊登了束星北给爱因斯坦信的复印件。

束星北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

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写于贵州湄潭，是胡大年1997年10月在爱因斯坦档案中发现的。胡大年最初是许良英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几年后进了耶鲁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史家Martin J. Klein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Martin J.Klein当时正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接触爱因斯坦档案很方便。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的主要内容是邀请爱因斯坦来华，并建议爱因斯坦在中国安度余生，这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实际上，大家关注的是信的开头。

该信的开头如下：

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natural philosophy has inspired me from my boyhood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science.……

樊洪业和许良英的文章对该信的第一句翻译如下：

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

樊洪业在文章中说：“这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表示：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过去无缘相识。这个‘过去’的acquaintance，当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许良英在文章中说：“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

樊洪业的文章发表后，2005年12月21日下午，我采访了程开甲。

程开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束星北的学生。与许良英、李寿枬等学生不同，程开甲1941年毕业前和毕业后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期间，不仅是当时束星北最得意的高才生，而且还与束星北一道参加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束星北给爱因斯坦写信的1943年，程开甲和束星北正在一起工作。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物理学大师M·波恩（Born）教授的学生。而束星北就是在这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1948年秋，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又与束星北在一起工作。程开甲写有英文专著《超导机理》，并用整页写上了对束星北的献词。

程开甲说，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情，也是第一次看到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开头一句:“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中“making”一字是“结识”而不是认识；如果讲只是认识那不需要加making，所以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是指未深交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这一点在英文中常有用法。所以这一句并非说当时没有机会认识，只是束介绍自己的开头语，指出曾在一起工作而已。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在贵州湄潭给爱因斯坦的信

程开甲说，《英汉大字典》有解说：“make the acquaintanceof”结识某某人，这不是简单认识。所以，他对于该报纸的说法（指《南方周末》上樊洪业的文章——宫苏艺注）持“不同看法”。

上海理工大学王伯年教授今年3月发表的《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一文中说：

此信中的acquaintance的含义，甚为关键。按《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汉英辞典》（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acquaintance有“相识”与“熟人”的含义。如按acquaintance为“相识”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可译为：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由这种译法可知：束与爱因斯坦在束写此信之前，是不相识的，因而也就排除了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可能性。如按acquaintance为“熟人”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则可译为：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但是……。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王伯年说：“为什么不可按acquaintance为熟人，去理解束信呢？特别是束信在结尾处所写的Iremain（我仍是）是与‘熟人’相呼应的”。

樊洪业在发表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的中文译文时，漏译了“I remain”（我仍是），使得全信没有了前后呼应。

这样看来，对于1943年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的开头半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许良英等人译成“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的理解，还不能像有人所说的“结论是当然”。自然，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不过，程开甲的理解是否占有较高的权威性，值得认真捉摸。

附带提一下，采访时，当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n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一些老校友和同事的回忆

按照许良英2005年的解释，束星北说假话是“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而樊洪业推测，束星北虚构故事是想改善当时的处境。这是不是可以说，他们都认为束星北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开始制造“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假话和故事的。

许良英、樊洪业的文章发表后，束星北的子女、一些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反应强烈。他们说，不是解放后、反右后，而是在上世纪40年代，就知道或听说束星北担任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

1940年进浙江大学先读理化系后转达史地学系毕业的杨竹亭，在2005年12月17日给我的信中说：对于束星北曾在爱因斯坦大师身边当过他的助教，当年我们理化系主任朱正元教授，亲自告诉我，确有此事。杨竹亭在12月23日给束星北的儿子束庆星的信中补充：1942年后，我才去朱正元师家中，问起束星北师是否真的跟从过爱因斯坦？他说怎么会假，当然真的。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孙沩在2005年12月12日写的材料中说：从1932年到1942年，我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做学生和助教，在此期间，听说过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助手一事，但详情不知。他是个从不吹牛的人，再说我们并没把它当回事。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彬华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当年进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后分别在军令部和中美合作所工作。他说，束星北先生是1944年到军令部与我共过事，初来时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束星北，久闻“束大炮”大名。因为：第一他说话敢说，嗓门又大，是有名的“大炮”；二是知道他曾是爱因斯坦的助手，惟一与爱因斯坦共事的中国人。所以他一来就注意到他了。（2005年10月13日与束美新的谈话记录。）

我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事章正续，外祖父是南通面粉厂经理，住在南通的大生里。大生里住了8户人家，都是张謇先生工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束星北的父亲束曰璐也住在这里。章正续12岁离开外祖父的家。他告诉我，他也听说过束星北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而听到此事的时间肯定是上世纪40年代。

在采访程开甲的时候，我问他，对于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束星北会不会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谎，程开甲回答：绝对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

针对许良英说如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他应在其履历表填上，而不应该“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的看法，王伯年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也谈到，其实，国外的研究助手和助教通常是临时的工作。如在美国，当研究生而领取奖学金或助学金的，无需专门填写职称表格，就自然取得了助教或研究助手的职称。因此，“填”与“不填”均可，不存在“不填”就是“故意隐瞒”的推论。

束星北与爱因斯坦关于论文的通信

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最后有个附注：

P.S. Enclosed is an abstract of my recent work which I like one of your students to have sone opinion on it.这说明束星北在信中还附寄给爱因斯坦一篇论文提要，请他提意见。其实早在1934年前，束星北与爱因斯坦之间就有过关于论文的通信。

束星北在《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中提到，193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把自己新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原文先后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给他写了两封回信，对他的论文发表了意见。

据李寿枬查询（以下引文见《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6期），束星北在30年代初所发表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刊登于美国《物理评论》36卷1515页的《爱因斯坦引力定律的非静态解》。该文在《物理评论》上以通信方式发表。1934年《浙江大学学报》第一卷上刊登了该文的全文。关于这篇文章，宫苏艺的原始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四维空间的一个问题，我想出了一条路子，请教爱。爱说这条路子他走过了，走不通。看来，他还花了不少时间。我还认为对。后来到了麻省理工，我继续做这个工作，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后来，我寄给了爱，爱还认为是个结果。我当时认为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成果。这是三零年的时候。”看来，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通信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篇论文。可是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通信只是一个摘要，在国外期刊还未查到该文的全文发表。另一篇是1933年5月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物理期刊》上，题目是《一个有关引力和电磁的理论》。这篇文章稍作修改后又刊登于《中国物理学报》第一卷上和1934年《浙江大学学报》第一卷上。在《数学物理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结尾，束星北对爱丁顿教授表示感谢。显然，该文是束星北跟爱丁顿一起时，即在剑桥大学时的工作。作者还感谢瓦拉塔教授在论文手稿准备中的帮助。该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刊登时补充了感谢斯特罗伊克教授。瓦拉塔和斯特罗伊克都是MIT（麻省理工）数学系的教授。这些说明该文是在MIT定稿和送该校数学期刊发表的。该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刊登时加了一个注，提到爱因斯坦对其中的一个公式提过疑问，束星北作了补充说明。该文在《浙江大学学报》上刊登时，同样加了这个注，并更明确地提到爱因斯坦在给束星北的私人通信中对这个公式的引用提了疑问。看来，这篇论文也是“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两篇“新发表”的论文之一。

王伯年在文章中也谈到，束星北在1932年至193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一个有关引力和电磁的理论》，在结尾处感谢了剑桥大学的Eddington教授和MIT的Vallarta教授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并未涉及爱因斯坦。但束星北在随后发表的与论文内容基本相同的论文中，在结尾处，除感谢以上两人外，还感谢了爱因斯坦与周培源等人，并在注（6）中特别提到了爱因斯坦对原论文中的（5）式提出了怀疑，因而在修改过的论文中束对此给出了正式的证明。束还进一步在1934年第三次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在注中说明爱因斯坦对原论文中的（5）式的怀疑，是爱因斯坦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

王伯年说：“由此可知，束星北与爱因斯坦在1934年前对论文就有过通信交流。”

由上述李寿枬和王伯年的论述，可见1934年前束星北确与爱因斯坦有过私人通信，爱因斯坦对束的文章确实提过意见，束还根据爱的意见作了补充证明。这件事能不能看成是对束星北回忆录的真实性和束与爱早就相互认识的旁证呢。

也许，对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争论可以促使人们去挖掘材料，去认真思考，去辨析真伪，可以离真相和真理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