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时代的东亚画像 ——16、17 世纪尼德兰制地图学派中的中国与亚洲

今天的人乍看此图(图一),会觉得相当陌生:首先,和我们熟悉的以北为上的图很不一样,它是以西为上的。这在《寰宇大观》中倒并不少见,比如英伦地图,就也是以西为上。其次,中国的海岸线是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没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构成的凸起,而西方和北方则被长长的山脉围住,使中国看上去是个椭圆形,像个竖琴。此外,地图下方画出了日本,却完全见不到中日之间的朝鲜。

《寰宇大观》中的中国地图(图一),创下了欧洲地图学史上的几项第一: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的长城;还在长城以外第一次画上了让欧洲人惊叹的风帆车;第一次给菲律宾的岛屿命名——虽然只有棉兰老(Mindanao)和宿务(Cebu)。沿海的省份(从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到山东)也都基本可以和现实对应。尽管如此,图上对于中国的展现,其实并没有超越《马可·波罗游记》太多。比如长城之外罗列了一长串的地名,配以排列整齐的城堡标志,显示作者并不清楚这些地名的相对位置和关系,只好一股脑堆上。北方山脉之外,点缀着几个蒙古包及帐篷状的城池,这些也都来自于马可·波罗。

此时欧洲的地理学者,尚未搞清“中国”和“契丹”(Cataio 或者Cathy)的关系。在《寰宇大观》的亚洲总图(题为《亚洲新描述》,图三)中,China 只居于南方的广东附近,而Cataio 与China 并列,居于北方。显然,这是将China 等同于马可·波罗提到的Mangi(“蛮子”)。此外,该图的中国海岸线也延续了早先托勒密《地理学》中粗糙的斜线。另一处体现认知顽固性的地方,是《中国图》上方的标示的“清迈湖”(Chiama lacus)。这个被想象成东南亚多条大河发源地的湖泊,也由葡萄牙史家巴罗士在《亚洲旬年史》中最早记录。它在欧洲人的地图上顽强存在了200 年,直到18 世纪才被确认为虚构。与此观念类似,中国境内也画着几处大湖泊,枝杈四散的大河流皆交汇于此。

每一幅地图,当然都有多种角度赏析、解读。我在这里突出的,是奥特柳斯《中国图》与欧洲方兴未艾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地图的市场化、书商的职业化、地图消费的市民化上,也体现在作为新兴资本势力的荷兰,强势介入、主导欧亚海洋贸易网络上。以奥特柳斯为代表的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起,正因为它处在欧洲资本主义对内变革、对外扩张的时空交点。

二、竞争:“黄金时代”的制图师们

在发表了《中国图》11 年后,奥特柳斯又在更新版的《寰宇大观》中,增添了欧洲地图史上第一幅日本和朝鲜地图(图四)。虽然名为《日本岛描述》(Iaponia Insulae Descriptio),但图上朝鲜占据了可观的位置。只不过,当时的欧洲人仍不清楚朝鲜到底是岛屿还是半岛,更缺乏对其形状、大小的具体了解,所以把它画成一个状如悬针的岛(Corea Insulae),而其北端则有意模糊处理。日本的形状大体接近现代地图的模样,可以明确辨认出三大岛:本州、四国和九州(北海道要到明治晚期才正式纳入版图)。当然,图上的地理信息也是经过多重传递的,比如三个大岛的名字,分别是Meaco(京都)、Tonsa(土佐)和Bungo(丰后)。而且本州岛东西向延展,几乎和朝鲜构成垂直关系。有趣的是,朝鲜的南端和朝日间的对马岛,被分别注明是“盗贼角”(Punta dos Ladrones)和“盗贼岛”(Ilhas dos Ladrones),大概得名于当时盛行的倭寇吧。

安特卫普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后期南欧和西北欧出现的两个趋势相关。第一是意大利城邦国家逐渐衰落,欧洲的经济中心向北迁徙。安特卫普毗邻海港,商贾云集,自然也成为财富、文化和信息交汇之所。第二是印刷术在的兴起,带动了印刷制品——包括书籍和地图——的普及。书籍成为利润颇高的商品,法兰克福书展也提供了各类书籍流通的重要平台。当时,诸多出身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天文学、地理学和制图学的研究。比如第一次在地图上命名“美洲”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对奥特柳斯产生巨大影响的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ebastian Munster),以及杰拉杜斯·墨卡托。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在尼德兰地区,资本、技术和知识找到了最佳的结合方式。这里不但聚集了大量出版商,而且有最好的雕版师,也有一代出色的学者。于是,现代制图术在此“变成了一项产业”。

但是安特卫普的国际商都地位,过多依赖于对外部资源。随着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矛盾日深,八十年战争爆发,安特卫普于1585 年被西班牙攻陷,地位迅速衰落。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中心,旋即转向了另一个国际商业都市阿姆斯特丹。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阿姆斯特丹随之成为欧洲航运、贸易、金融和文化中心,其地位一直保持到英国崛起的18 世纪。

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在阿姆斯特丹延续的标志,是1604 年的一笔买卖。本地制图师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1)与大出版商柯内利斯·克莱兹(Cornelis Claesz)携手,在莱顿的拍卖会上,以巨资拍下了墨卡托家族的制图铜版。此后,墨卡托的事业在洪第乌斯手中获得新生。洪第乌斯为《地图集》增添了许多新图,其中不少是他亲自绘制。1606 年,“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出版,含143 幅地图,因制作精良,很快销售一空。此后他又出版了口袋本的《小地图集》(Atlas Minor),同样大获成功。

新《地图集》增加了关于亚洲的篇幅,很多就来自于《寰宇大观》———比如亚洲总图、鞑靼地图、日本图、东印度图等等,可说是基本照搬。但其中的《中国图》(China,图五),却有了很大差别。

新的竞争者至17 世纪30 年代才出现。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另外一家显赫的出版世家,布劳(Blaeu)家族。第一代的威廉·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曾就学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精通数学、地理和天文。在1600 年前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开业,靠着出版单幅地图、制造地球仪,以及制作航海指南和导航仪,积累起声名和财富。布劳家族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在这些产品上互有补充,也有所竞争。但在地图书籍领域,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地位,仍难以撼动。

机会不期而至。1620 年左右,洪第乌斯的两个儿子分道扬镳,家族事业出现裂痕。布劳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其中一个儿子手中的未刊地图,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在1630 年出版了直接针对《地图集》的《地图集补遗》(Atlantis Appendix)。此时市场上很期待一部与《地图集》不同的新作品,布劳的“补遗”遂大受欢迎。自此,布劳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两家的地图集竞争正式展开。而在1633 年,好运再次降临:布劳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这意味着,他不但可以靠着公司订制的地图和导航工具获得稳定、丰厚的收入,而且还能够获得最权威的地理信息。1635 年,布劳以《新地图集》(Novus Atlas)为旗舰产品,不断扩充内容,开本越来越大,书也越做越厚。3 年后,威廉病逝,他的儿子约安·布劳(Joan Blaeu, 1596—1673)一手接管家族企业,一手接过父亲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继续与老对手杨松纽斯竞争。两种地图集互相比拼数量,收录的地图越来越多,到了17 世纪50 年代,《地图集》和《新地图集》中的图版多达400 多幅,加之大量的文字,只能分成多卷本发行。

约安·布劳更具野心。1662 年开始,他着手出版一套史上最为庞大的地图书籍,意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对市场的垄断,这就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巅峰:《大地图集》(Atlas Maior),其副标题为“布劳的宇宙学,精确描绘陆地、海洋与天空”。在此后的十年内,《大地图集》以拉丁、法、荷、德、西等文字出版,各版分别有9 至12 卷不等,装下一整套,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全书收录近六百幅地图,全部铜版印制,装帧精美华贵,根据顾客财力,有黑白本和手工着色本。这成为17 世纪欧洲价格最为昂贵的一套书。

不少地图史家评论,《大地图集》是巨大的商业成功,却并没有在学术上有什么进步。理由是绝大多数地图都是已发表过的,只以数量撑起规模而已。这么说似乎过于否定布劳家族地图学贡献。首先,《大地图集》的出版,商业目的肯定是最主要的,但布劳还有更大的抱负:他力图以哥白尼日心说理论,对人类的宇宙观做出全新的图像解释,只不过他生前只完成了陆地部分,海洋和天空部分未能展开。其次,收录于《大地图集》的,包括此前曾单独出版过的图集,而这其中有的对欧洲地图学有巨大推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曾于1655 年发行、后编入《大地图集》(拉丁文本)第十卷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图六)。

《中国新地图集》是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1661)依据大量明代史籍、图书、方志,外加他本人实测经纬度编纂而成。它收录一幅全图、15 幅分省图,以及一幅日本/ 朝鲜图,不但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图集,而且修正了前文提到的大量的模糊认知,彻底摆脱了奥特柳斯风格。至此,欧洲地图学家终于走出了马可·波罗的阴影,欧洲地图中的东亚,也更接近中国本土地图——比如罗洪先《广舆图》——中的形状了。《中国新地图集》此后被大量引用,成为17 世纪中叶到18 世纪中叶,欧洲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东亚画像。

耶稣会士和出版商的合作可谓机缘巧合。刚刚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卫匡国,受耶稣会派遣回欧洲,向反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罗马教廷解释“中国礼仪之争”。他积极和布劳合作出版他的中国论述,大概也是希望公众能尽早读到这些作品,了解中国,以利其论争。而对布劳而言,卫匡国带来的独家资料,不但能更新对亚洲世界的认知,更可打破长期由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垄断的中国图像,同样有利于他的市场竞争。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两者合作的中介:公司让卫匡国免费搭船从巴达威亚(今雅加达)回欧洲，而布劳在得到卫匡国的地图手稿后,也根据东印度公司掌握的资料,对海岸线进一步加工编辑。

就在布劳的地图事业迈向顶峰时,他的印刷厂在1672 年毁于一场大火,许多铜版都被烧化。约安·布劳也在第二年亡故。他的对手杨松纽斯早在1664 年也去世了。两大家族从此没落。而其他制图师再也没有能与这两套书竞争的雄心和财力。尼德兰制图学派最辉煌的年代,走向终结。

三、俗欲: 地图的利润及消费

科学主义的进步史观,会把地图学的演进,看作是理性精神的必然胜利。如果充分考虑到16、17 世纪欧洲地图学发展的资本主义背景,我们或许会少一些浪漫化理解。大航海时代到来,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原本依靠神话、宗教和皇权建立的世界图景,逐渐淡出。在利益的驱使下,地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凸显。制图学家也发现,人们对空间的图像需求日益增大,“空间”是可以被消费的,而制造“空间”更可以带来不菲的利润。欧洲的地图学革命,其源动力,正是地图作为商品,在世俗欲望的推动下,被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官员、商人、学者和普通市民,可以根据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消费水准的地图产品。小张单图、大张挂图、各种型号的地球仪,或者地图集,可谓应有尽有。如果觉得大型地图集太贵,则可以买口袋本。地图的价格不一,取决于尺寸和制作工艺(比如是否上色)。单张简易的欧洲地图可能只需要3 斯图弗(20 斯图弗等于1 荷兰盾);四联张的城市俯瞰图大概10 斯图弗;6 联张的标有建筑物的大幅城市地图则要40 至60 斯图弗,相当于2 到3 荷兰盾。15 联张的大地图一般要3 到5 荷兰盾。墙上挂图就更贵一些,可能要花十几个荷兰盾,与一幅油画的价格相当。《寰宇大观》1570年上市时,据纸张、装帧和着色的不同,价格在6 至16 荷兰盾之间。1655 年布劳出版的《新地图集》,每卷价格已经涨到25 到36 荷兰盾。

可资对照的是当时人的工资水平。在1570 年左右,一个印刷工人的年工资在100—150 荷兰盾之间。即《寰宇大观》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在1660 年左右,画工给地图上色,报酬不过是每一幅3斯图弗;一个书店助理每周的工资是2 荷兰盾(年薪是100 盾多一点);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中心租一家书店店面,每年是400 到700 盾。布劳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地位可谓令人羡慕,其年薪是500 荷兰盾,大概是阿姆斯特丹一座房子的成本。

于是我们大概可知《大地图集》的价格有多夸张了:一套黑白版就要350 荷兰盾,而彩色版更高达450 荷兰盾——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万英镑(或18 万人民币)。布劳一共印制了1550 套《大地图集》,除去成本,利润相当可观。自然,能买得起的,要么是富商巨贾,要么是位高权重的政客。

虽然一套彩版《大地图集》的价格,几乎赶上布劳在东印度公司的年薪,但他的实际收入不能以工资计算。公司规定,每艘船上都要配备航海图,而航海图须定期更换。每一幅海图,公司都支付给布劳5 至9 荷兰盾,每船一整套海图要花费228 荷兰盾。有学者估计,其净利润可达164 盾,利润率超过70%。1668 年,布劳向公司提交了21135 荷兰盾的天价账单,照此估计,这年他从公司得到的净利润就达1. 6 万。而这还不包括一些私人订制的产品。1644 年,他向望加锡国王献上一只手绘地球仪,得到了5000 荷兰盾的报酬。他得到的各种订单,数目少则几百,多则几万。布劳印制《大地图集》的6 年里,他的印刷厂雇佣了将近八十人。印厂失火,其损失高达38. 2 万荷兰盾。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很少有其他制图家,能够与布劳或者洪第乌斯家族一争高下。因为即便有人获得了更新的地理知识和资料,高昂的制作成本与运营费用,也难以让这些知识转化为商品。

到了17 世纪中,阿姆斯特丹制图商之间的竞争,已经纯然是资本的竞争。无论是布劳家族,还是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都明白获得更多顾客和更大市场的关键,主要是地图的数量而不纯是质量,是艺术的炫耀性而不是科学的严谨性。举例来说,奥特柳斯风格的《中国图》和《日本/ 朝鲜图》,主导欧洲对东亚的空间想象半个多世纪,这并不是由于在此期间欧洲人没有获得更精确的地理资料。17 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本国的地图,由商人或者传教士带回欧洲。但它们大部分并没有被商品化。这和当时生产端的垄断,以及特定知识的消费惯性,恐怕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消费端,又是什么情况呢? 地图类产品从贵族王公专属,变成中产市民阶层可以拥有的财产。在尼德兰地区,不但商人、政治家喜欢地图,知识分子、医生、理发师、酿酒师,甚至寡妇,都是地图的买家,他们尤其热衷用挂图来装饰墙壁。“对荷兰公民来说,地图代表了技术和地理学的进步。此外,阿姆斯特丹制图商和书商享受的垄断利益,促进了一种国民意识的发展。”

在加尔文宗主导的荷兰,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身份,既正当又是必须。当经济成功和宗教拯救联系在一起,财富也就成了新的宗教。一张大幅的墙上挂图,或者是书房中精美的地图集,既提供认知地理的方式,更是资产、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艺术史学者伊丽莎白·萨顿评论:

印刷的地图不仅提供了国家治理的机制,而且强化了买家的身份认同。财产内在于个人展现的身份,显示拥有财产则可以获得地位和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身份本身就是资本的形式,是在机械、去人性、同质的体系中彰显自我的一种方式。吊诡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掌控什么东西,来确认或宣称他的主体性,个性,以及人性,以此延续着一种等级体系。

最直观的视觉史料,就是17 世纪风俗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的画作。维米尔居住在代尔夫特,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之一。他传世不多的油画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市民家中挂着的地图或者摆放的地球仪,它们正是洪第乌斯或者布劳的产品。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当时荷兰的这类凸显市民日常生活的画作中,订制者无不以拥有的商品,来炫耀、昭示身份:包括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来自美洲的海狸皮、白银,以及来自非洲的黑奴等等。地图和地球仪,正成为这些全球流动的商品在此汇聚的线索和隐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市民群体对地理空间的消费行为(观赏地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消费行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背后支撑这种联系的,是崛起的商业帝国,以及这个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这是理解尼德兰学派兴盛的关键。

四、权力:从公司到帝国

1592 至1594 年间,阿姆斯特丹的知名出版商柯内利斯·克莱兹(也就是和洪第乌斯一起买下墨卡托底版的那位),出版了一系列海图。这是荷兰联合省最早的一批反映非欧洲世界海岸线的地图。其中有一幅《摩鹿加群岛》(Insulae Moluccae,图七),表现的是从中国南部沿海、中南半岛,一直到所罗门群岛的东南亚海域,完整描绘了今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主要岛屿。

此图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下方绘制了肉豆蔻、丁香和檀香等当地特产,并附上简要说明。因此这张地图有个昵称叫“香料地图”。它的作者,是阿姆斯特丹首屈一指的天文学、神学和地理学者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

普朗修斯也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是加尔文教会的教士,因躲避与西班牙的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从布鲁塞尔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开始钻研地理学和地图学。1592 年,他制作了一幅广受欢迎的世界地图,从此声名鹊起,此后受邀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公司制作海图。《摩鹿加群岛》主要依靠葡萄牙人的资料制成,有很多地名翻译自葡语。这是因为当时葡萄牙垄断东南亚香料贸易,而荷兰联合省的航海事业还刚起步,必须借鉴葡萄牙人的材料。不过很快,荷兰人就于1595 年,派出了第一支驶向东南亚的船队,他们避开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从巽他海峡进入太平洋。在随后的几年中,荷兰人陆续占领了爪哇和巴达威亚,开始了与葡萄牙的竞争。普朗修斯制作的海图,为这一系列航海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年的探索之后,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普朗修斯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很自然地成为公司的第一位制图师。

当然,光是画地图,还不能建立起新的空间解释。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它就和葡萄牙发生了冲突。一艘满载中国商品的葡萄牙商船“圣卡塔里那”号,在新加坡海峡附近,被东印度公司的船劫持,货物也拉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葡萄牙提起诉讼,公司则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法律天才,为自己辩护。年轻人叫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提出:海洋是开放的,任何人都有航行贸易权;而因为荷兰正在和领有葡萄牙的西班牙打仗,因此这次劫掠属于战争行为,圣卡塔里娜号上的财货属于“战利品”。此次辩护开启了现代国际法对海洋的定义。1609 年,格劳秀斯出版了《自由的海》(Mare Liberum),树立了以自然法规范海洋空间的国际法传统。在这之后,他继续完善自然法哲学,于1625 年出版了更为系统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这本巨著被公认为是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基底。现代国际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以欧洲人的私有产权概念为参照,判定陆地和海洋空间的主权性质。

而《战争与和平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正是威廉·布劳。布劳家族与格劳秀斯有不少合作,这基于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与正统加尔文派不同的抗辩派(Remonstrant);也都相信伽利略阐释的日心说,共享一套宇宙观;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具备政治影响力,可相互带来利益,也都是东印度公司倚重的知识资源。制图商和法学家,一个重塑空间的视觉解释,一个重塑空间的法理解释,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现代资产阶级帝国,也彻底重新定义了地球空间。1648 年,荷西之间的八十年战争,随着全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参战各国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滥觞。直到这一年,荷兰作为一个“共和国”才正式成立。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宗教理念、价值体系、地理观、商业实践、殖民行为和战争原则,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7 世纪初,就已经奠定了。

余论

地理信息的增加,会促进实用性的地图向更加准确、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人们过滤、加工,从不是纯然客观的。地图反映的正是制作者对地理信息的主观处置。欧洲地图学走向“现代”,当然是哥伦布开启所谓“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从源动力上说,此种“现代”受资本驱使、服务于开拓商路的需求;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欧洲强国对“未知领地”的殖民和掠夺;最后形成了欧洲与世界最根本的权力关系,即帝国主义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构成欧洲“现代”情境的三位一体。本文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这一环节,但是行文到最后,我们已不难看出,在尼德兰学派开启的地图资本主义的背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