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段祺瑞 和难,战亦不易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 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 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10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推为鄂军都督。

随后各省纷纷独立。一个月左右除直隶、河南、 山东及东三省，革命军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情势危急，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提出6个条件：

一、 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起事的人。

四、解除党禁。

五、委以编制和指挥军队的全权。

六、给予充足的军费。

清廷已别无他法，只好命袁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军务。

于是袁世凯让幕僚刘承恩、蔡廷干劝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此时湖北方面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援军陆续到来，士气高昂，颇欲一战。但黎元洪不忘做袁的“思想工作”：“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知道革命军这时还不好说话，传令猛攻汉阳。不久汉阳失守。

轮到段祺瑞出场了。袁世凯命他南下任湖广总督兼领冯国璋所指挥的第一军。段清楚袁的心思，一到汉口就“主张和平”。任由部下“迭与湖北民军往来”。之后冯国璋被调回北京，南北议和开始。段的代表和黄兴的代表签订密约。其中第二条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为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国。次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震惊不已，他认为黄兴和南方背信弃义：“协约未约，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前线又架起了大炮。孙中山不得不退让，“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

于是段祺瑞领衔前线四十多名将校联名吁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之后又发电催促，“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是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数日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革命军都督“劝进”袁世凯，清廷湖广总督“劝退”皇室，共和国奠定了。

瀛台楚囚

当选之后黎元洪坐镇武汉，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职。对有声望、有实力的“民国元勋”留守一方，袁世凯是很不放心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7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两个月便告失败，原先掌握的4个省丢失殆尽。孙中山、黄兴又一次亡命海外。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认定“非袁则乱”的黎元洪这次站在袁一边。等战事告一段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就做不下去了。

当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鄂。段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送段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致家乡父老的通电里黎元洪写道：“……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怕是想不到回鄂将是身后之事。

北京方面迎接的规格是很高的。黎抵达北京时袁世凯以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接他――去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他就这样被迎进中南海，袁早已替他安排下住处――瀛台。当年光绪被幽禁的那个孤岛，说是为了确保安全。他的房里挂有楷书一幅，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居时所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之名。“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后来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么哀叹。

时任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熟知黎当时的处境：

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袁起先只是敷衍，“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这里好。”此时袁、黎两家已经订亲，黎家二小姐嫁给袁家九公子。黎亲家说得多了，袁亲家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记着这笔账。后来袁世凯病逝他送了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我非亲王

东厂胡同的黎大德堂如今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处当年的小楼委屈地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学所里头，边上是几年前新建的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隶属于社科院。

黎家从瀛台搬到东厂胡同是在1915年下半年，这时袁世凯称帝的“谣言”早已甚嚣尘上了。

袁世凯先解散了国会，同时组织制订新约法。他设立了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职权。虽然黎元洪一再力辞，袁还是让他当了议长。而后参政院修正了总统选举法。要点是：

一、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无限制。

二、总统任满时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为连任之决议。

三、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预先推荐，写下名字藏在金匮石室中。

黎元洪对此类法案无不反对，但无可奈何，只有不到会消极抵制。待到代行立法院及代表“请愿”、“劝进”，黎即毅然辞职绝不参与了。在此期间他的湖北同乡张国淦常常去东厂胡同，两人谈到局势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相对泣下。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之心路人皆知。但袁坚决不承认，他曾对张国淦说：“总之皇帝我决不做。大凡做皇帝者多半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 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 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 ”。

袁世凯一旦称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何以自处？他的左右商议说，袁做皇帝，其子孙得以世袭，如果规定总统世袭，其子孙亦得世袭。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也许能将“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保下来。他找来张国淦等人讨论无果而散。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第一道诏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命在京一定级别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致贺。

册封之前消息已传出。黎元洪在家里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于是点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 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晨，京城文武由国务卿陆徵祥率领请见致贺。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就走。

袁世凯不死心，又派成衣匠到黎家说要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说： “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坚拒。之后政事堂送公文到黎家，上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也被黎退回。 自此袁派驻黎家的旗牌官、内卫等无不深恨黎元洪，终日大声痛骂故意使他听见，“黄陂置若罔闻”。

两位亲家就这样来了几个回合。向例过年时两家有年礼相送，年末袁遣人送来的年礼以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拒收。袁改为“姻愚弟袁世凯”黎才收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府学胡同36号的段祺瑞旧居，现在已无从寻觅了，附近倒是开了家叫“府上”的咖啡店。据说袁世凯和人打麻将赢了对方把一套值30万大洋的房子抵押给他，他转手就送给了段祺瑞。这是袁的优点，不贪财货。段不肯接受如此大礼。袁就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袁世凯所说的干女儿是段祺瑞的继室张佩蘅。当年她的父亲随袁的叔祖打捻军阵亡，袁世凯把她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她在洹上村长大，袁家称其大小姐。段原配吴夫人去世，袁世凯把她嫁给了段，所以说袁是把段当女婿看的，段则始终以恩人视袁，因为袁对他还有知遇之恩。

不过这房子就在陆军部后面。也许袁还有督促他上班之意。须知这位陆军总长常常不到部办公，把事情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置。袁世凯曾感叹：“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字华甫）要睡到下午，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则经常不上衙门”。

当年的“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归隐家园，冯国璋外放南京，只有段祺瑞在中央不但长期任陆军总长还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军队的编制调遣、将领的选拔补充几乎由他说了算。加上长期担任各军校校长，北洋军新生力量多是他“门生”，他不听袁世凯调度的时候渐渐多了。

袁世凯怎么会容许下属“功高镇主”，1913、 1914年他忽然重用蒋方震、蔡锷、王士珍等人，并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裁撤总统府军事处，陆军部也被削弱。不久又成立一个“模范团”。袁世凯自任团长。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二团、机关枪一营。第二期时改任袁克定为团长，毕业时成立拱卫军二旅。这就相当于“皇家武装”了。

当时袁、段之间磨擦最巨的就是模范团。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段祺瑞更不上班了，说是病了。袁准了他的病假。到8月正式免去了他的陆军总长，因为他反对帝制。

段祺瑞曾几次向袁劝诫帝制不可为。袁恼羞成怒说：“这是克定和杨度他们讨论研究的问题，你何必这么多话 ”。后来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见他。段夫人几次骂丈夫“没有良心”。段怕老婆。低声说：“我对老总统爱莫能助啊。 ”

当时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安炸弹的事件，日本外务省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是政治阴谋，袁世凯想要除掉段祺瑞。据任陆军部卫队营长的曹树洞说，段在家中差点遇刺。他干儿子罗凤阁因受他多年厚恩，事到临头不忍下手，正要说是受谁指使，段说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了你的命也没了。你称病吧，以后不要来了。

此后段祺瑞更加闭门不出了。有人传说他被软禁了。软禁倒还真没有，但袁克定对段反对帝制非常不快，便打算用恐吓手段对付他。段夫人听到传闻后通过养母于夫人告诉袁世凯。袁当即把儿子叫来了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之后段的安全算有保障了。

当时有人劝他秘密去天津住。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对弟弟段启勋说，我受袁氏数十年知遇之恩，如潜出去声讨他，违背旧道德。更遭袁氏父子之忌，也许更危险。只有将死生置之度外，听其发落了。这次的荒唐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造成，将来的史家可大书曰袁克定弑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劝进。次日临时通知在居仁堂登基。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位“重臣”都没来。

各为其主

时任美国大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段祺瑞，他不是一个政客，厌恶政治理论。他总是愿意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处理，而部下往往使他采取一种他本来不愿采取的方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被召入府内待袁托孤。那天徐世昌到得最迟。袁世凯看到他轻轻摇头意思是自己不行了。徐宽慰他：“总统静养两天自然会好的，现有何事吩咐”

袁以家属托付他，还没来得及提出继任人选已不能言语。 良久溘然长逝。经过商议，在场诸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任――黎具有法理优势，可以安抚袁世凯称帝后独立的各省。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南方撤销袁世凯称帝后建立的军务院。

在废除帝制前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为挽救时局有不少合作，常常联名向西南各省通电交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也不轻易去总统府，这次为表示客气亲自到府向黎元洪面呈阁员名单。黎要求补充两人更换三人他也答应了。至此两人的合作还算顺利。

不久黎元洪在湖北的幕僚陆续来京，都觉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好说话，主张联冯抑段。而段祺瑞那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非常跋扈。常常因小事和总统府的人冲突。见黎元洪时只管催促盖印，黎问及公文内容就以不应干预责任内阁抗辩。

此时国民党阁员、议员占大多数且拥护黎元洪。挟黎自重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无日不起冲突。结果两人双双去职。

使府院彻底失和的是对德宣战案。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加“一战”，随后便展开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段祺瑞召集在京外交家商讨后，提出一个方案，先向德国抗议，继而绝交，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与否。对这个步骤黎元洪起先没提出异议。

2月9日中国对德国提出抗议。3月14日与德国绝交。绝交后就是参战了。

国民党议员不愿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提高威望，便想先借机倒段再议外交。黎元洪左右的倒段派也是这么想。黎本人也担心一旦参战，一则胜败难料，二则军方势力可能加强，尤其担心段接近日本会惹出事来。段那边除徐树铮独持异议，其余人多主张参战，并希望借机倒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传记《段祺瑞》作者周俊旗认为段坚决主张参战是因为看到了以下可能性：

一、摆脱政敌的掣肘。

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三、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借参战之机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

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

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

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

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

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有话好好说，宣战案原本是可能通过的。段祺瑞左右的人却提议联络督军开会。给总统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加快进度。督军们应召到京，知道不需出兵，纷纷赞成参战，还集体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

他们也去拜见了总统。一向好脾气的黎元洪怒不可遏，你们为什么擅离职守跑来北京，你们都是军人，凭什么闯入国务院和总统府干涉国政，你们有什么资格与外交使团往来，督军们意外遭到痛斥有点懵了，唯唯诺诺退了出来。

5月6日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之后，办了对德宣战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段祺瑞率阁员请总统盖印。这是交国会审议的正当程序，黎元洪稍稍翻阅即交监印官盖印。不料监印官唐浩镇（黎元洪长子黎绍基岳父）认为参战必败不肯盖印。段怒而离去。黎只好亲自盖印，让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并未表示反对。不料外面忽然来了数千人的“公民请愿团”，要求当日通过宣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这是段的下属傅良佐自作主张。段并不知情。弄巧反拙的是国会受威逼之后决定搁置宣战案。于是督军们联合签名要求解散国会。

黎元洪扣下呈文，发表了“三不宣言”抵制军人干政，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

因“督军团”和“公民团”的事，各方面抗议声此伏彼起。 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段偏偏不辞还拟了补充阁员名单。当夜黎元洪原本要发罢免段的命令，看到这份名单并无段派中人，又放下了。但第二天早晨他受倒段派影响还是免了段的总理。

段祺瑞在免职令发布后就去了天津，致电各省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之后各省督军就开始闹独立。国会已经通过的总理李经羲不肯到任，声言必须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同来才能就职。于是黎元洪发出请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段祺瑞得知后对幕僚曾毓隽说黎此举必上当也。

张勋6月8日到天津后，提出了解散国会的条件。黎元洪明知违法，时势所迫只好听命，并通电说：“……安徽张督军此次北来力主调停大局，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不再负调停之职，各省军队将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三，为保存共和政体。保护北京人民。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 ”

14日张勋入京。

今日君再来

张勋这人有时还蛮天真的。

6月30日晚定武军统领苏锡麟接到命令，明日一早挂龙旗。他连忙赶往张勋公馆劝说：“大帅从徐州出发前张文生（张勋部属）要我向大帅说复辟这件事办不得，他们大家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再说把国家大权交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张勋说：“事情弄到现在不办也不行了。再说我也愿意办，就是他们骗我，为这事死了也心甘情愿。 ”

次日张勋拥清帝复辟，溥仪连发9道“上谕”。北京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龙旗和清朝袍褂。紫禁城内几位太妃乐得天天去烧香。张勋飘飘然说：“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 ”。于是张大帅又有了“伟人”的名号。

段祺瑞早就明确表示张勋如复辟一定扑灭之。 7月2日陆军部机要科科长龚维疆跑到天津找段祺瑞，提议去上海联络孙中山通电讨张。段笑着说如果不去南方呢，龚说您在北方主持，学生即刻去陕西。段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说完抬头看钟，手夹纸烟出门，龚维疆跟随他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梁启超、汤化龙、叶恭绰、靳云鹏、傅良佐、段芝贵等人都在。秘书张伯英同译电员正在另一间屋译电，凑上前一看正是段祺瑞讨逆通电文稿――梁启超、汤化龙的手笔。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 同时他接受黎元洪任命恢复了总理职务。

张勋进京只带了十营兵马，大部队还在徐州。他事先跟张文生说好，宣布复辟之后由张再调四十营兵马开赴北京。电报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以免泄密。结果这时他真收到了四十盆花，气得连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 ”。

“辫子军”一触即溃。8日讨逆军兵临城下。东路军进逼北京时，航空学校有两架飞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两枚。据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空军配合作战。

12日讨逆军攻城。战斗中途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劝张勋去荷兰使馆躲避。张不肯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去使馆。后来他向人骂那些“盟友”背信弃义：“就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的，我有大家开会时的签字凭据，宣布出来让全国人看看，是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要这样做，只有段芝泉是劝我不要干的，惟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

段的亲信徐树铮参加徐州会议时就没反对，私下还对人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有人说他诱引张勋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黎，然后再打倒张勋，以恢复段祺瑞的地位。

7月14日段祺瑞亲至日本使馆请黎元洪复职。黎心中有愧决心下野，一个月后去了天津。

和难，战亦不易

2011年1月12日，我成了天津小站练兵园唯一一个参观者。设在城墙内的军事博物馆很有特色，然而除了军史展览竟间或有钱币、雕塑、佛像等展出。担心纯正的历史无人关心吗？忽然想起段祺瑞到天津后，他可曾回自己最初发迹的地方看看？

黎元洪走了，冯国璋来了。段祺瑞眼下有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参战，一是改造国会。段对旧国会早不耐烦，要以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对此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孙中山率海军南下，请国会议员到广东集会，拥护黎元洪组织政府，（黎未去）。于是集合一百五十余位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元帅，成立南方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政府。南北形成分裂格局。

段祺瑞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他的战略是用湖南、四川做征服两广、滇黔的基础。直系经常以号召和平掣肘。段知道这是冯国璋的意思就递了辞呈。冯就势免了他的总理。激愤的段向北洋军人发了一道长电文说：“就任以来……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今日中国……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伏愿诸君子……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

简略地说，他以为要社会安定、法治通行就要统一中国。他不信约法、国会能护佑中国，认定惟有北洋军人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挽回时局。

此时独立各省也不愿和解。一面联合，一面进攻湖北。皖系乘机重提武力解决的主张。冯国璋只好命曹锟等率兵入鄂。徐树铮又引奉军进直隶胁迫冯氏。段祺瑞的总理又复任了。起先战事很顺利，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很快攻下长沙、衡州，段祺瑞还亲往湖北犒师。

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仍不出力，曹锟回了天津，吴佩孚因湖南督军被无功的张敬尧夺去不愿再战，后来干脆公然通电请求停止内战。

武力统一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但段手头还有两个锦囊。一是号称要参加欧战的“参战军”，一是徐树铮通过“安福系”控制的新国会。当年10月冯国璋结束任期，新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 同时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继续任参战督办。

南方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所谓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除了海军孙中山得不到支持。

1918年4月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辞去大元帅，不久赴沪。

年底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和约，中国也兴起呼吁和平的声浪。南北双方次年2月开始和谈，谈了几个月最后全无结果。

欧战既已结束，“参战军”名不正，先改为国防军，又改为边防军。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他率军进入外蒙，使其在11月17日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皖系又得意了。直系则一面与南方妥协，一面与奉系接近。1920年3月开始，由南方军政府提供数十万“撤防费”，吴佩孚撤兵北上。直奉两系8个督军暗中组织八省联盟，预备倒段。

7月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职务，命边防军由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愤而召开军事会议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讨伐直系，曹锟和张作霖也联名通电讨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皖战争只进行了5天就以皖系一败涂地告终。

直军进逼北京城时，徐树铮乘着汽车到银行提款，去琉璃厂书店还账。店主惊愕地说，如此小事何劳总司令大驾。徐笑道：“此刻不来还就还不了了。”后来他进日本使馆躲避， 日本人把他藏在汽油桶里，装上汽车直驱天津，搭日轮到上海。

段祺瑞则自请免去职务，仍坚持住在府学胡同家中，听凭处置。直到局势稳定下来，才步黎元洪后尘去了天津。

依法而来，依法而去

1922年6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和参谋长李济臣通电话，问到北京情形。之后李给北京的钱宗泽挂电话责问：吴大帅发怒，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办？钱宗泽着慌了，忽略“将来”二字，次日一早即向总统府喊话，吴大帅要徐世昌赶快腾出总统府，当日下午徐世昌匆忙出京。

吴佩孚一向不喜欢徐世昌，通电不称总统而称菊人先生。但此时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原本还想暂时由徐来维持。

此前孙传芳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吴于是响应“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主张：拥护黎元洪复出恢复“法统”。这样一则孙中山无法再以“护法”为名，二则利用旧国会制宪可以遏制联省自治潮流。

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成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 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 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 问题就出在“迟”、 “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

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 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

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

管你是何程序、目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 12 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 “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同日他发出了7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

下午1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惟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 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 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 ”曾说： “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 ”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国民党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 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 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基督教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

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 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

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6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47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

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3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

次日执政府通缉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群众领袖。据说事后徐谦去找冯玉祥想说服他驱逐段祺瑞，但冯就在20日到外蒙古去了（据冯日记。奇怪的是国内出版的冯氏日记“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日记原稿缺”）。冯在日记中说获知“三・一八”是在库伦（乌兰巴托）。 20日执政府发布对死难者的抚恤令，并调查军警“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程度。 同日贾德耀内阁全体辞职。

事件的真实经过现在已很难还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未下令开枪。但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报纸报道：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上段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直皖战争后开始食素，此事后更决然以赎罪。

4月9日夜国民军包围段祺瑞宅。因曾毓隽提前派人送来纸条告知国民军将有行动，段祺瑞事先去了学生崔子良家中。段宏纲则预先以机枪布防。对峙一夜，国民军退去。

段祺瑞先是在崔子良家中住了两天，11日去了东交民巷通电政变消息。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段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不理会。他知道执政之路到此为止了，在妻弟吴光新陪同下回到了天津。

据说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10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

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上香。这是段祺瑞的遗训。

从事实业，勿问政治

黎元洪复任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巴结他，挑选40名警察组成卫队。黎去北京时就把这支卫队带去了，不再用军队担任警卫。郁闷或者无聊了，他会找几个熟识的卫士聊天，说后悔不应该出山。 1923年6月13日凌晨他亲自把卫士们推醒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回天津 ”，于是这40名警察又回到了天津。在总统身边他们呆了一年零三天。

黎元洪认为自己受胁迫离开北京，仍是合法的总统，就想在天津召集国会，组织政府。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了12万元，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北京来的议员都给500元“旅费”。钱很快告罄了，议员却来了又去。之后孙、段、张组反直同盟，不少议员南下。渐渐有了两百余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拿了100万元）。一些议员请他前往上海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老友章太炎也催促他早日南下。最后卢永祥一道密电（是别人伪造的）使他下定了决心。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 “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 ”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 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 “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八勿”的“复兴之道”

如今北京和天津之间，每日往返城际列车一百多趟，单程只需30分钟。而90年前往返京津的路途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折转。

民国政客在北京呆不下去，一个转身就住进了天津租界的豪宅。在这里尺寸之地也藏龙卧虎，离任的大总统、前内阁总理、下野军阀……鞍山道38号段祺瑞公馆（又是借住）数年前还挂着“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今天终于成了“段祺瑞旧居”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对面的张此“张”即黎元洪任协统时的上司张彪园和不远处的静园都曾是溥仪的“行在”。数百米外段祺瑞老部下靳云鹏的故居则成了天津市文物公司。敲了敲段公馆沉重的红漆大门，几乎听不到声音。不会有人来开门了吧？

因家中人口众多，平日又无积蓄，老段常要受部下、学生的接济。 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求学时，段是他校长，听说此事后便派人送上两万元钱。此后三四年间又送了数万元。生活问题于是解决。

1932年段的另一位学生、直皖战争中的对手吴佩孚来到北平。此时北洋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他和段一样是失意军阀。直皖两系的旧人却还想借机撮合两人，于是决定利用班禅讲经的机会安排见面。

这一天吴佩孚到得较早，过一会儿段祺瑞才从天津赶到。吴迎上去用他家乡的蓬莱话说了一声： “老西（师）来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不知是不是故意，段祺瑞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我耳背。 ”

段刚坐下，张学良就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接蒋介石来电，法会别有作用，希望赶快离开。段说： “那我就走。叫打电话预备专车吧。 ”说罢就上车站去了。据说他没认出吴佩孚。送他到车站的人向他说：“那个长袍马褂向你打招呼的就是吴佩孚。 ”他才恍然： “那就是吴佩孚呀 ”。

蒋介石对段祺瑞在津闲住总放心不下。他认为段虽在野却有潜伏的力量。这时候中日关系复杂微妙，他很担心日本人把段推出来组织傀儡政权，就想卑礼厚币把段请到南方，就近监视行动。

1933年1月19日蒋派人携亲笔信到天津，请老师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就商国事。段对来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介石如认为我南下对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上路。于是1月22日到南京。蒋本人在下关码头等候。次日段乘夜车赴沪，蒋也送至车站。

在世界学院暂住一个多月后，段祺瑞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住。1934年农历二月初九他七十大寿，沪上人士想为他庆祝。他拒绝了，只在玉佛寺以素宴招待各界。段祺瑞断荤茹素，多年来营养不良，继之又长期患胃病，医生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说人可死，荤不可开。侄子段宏纲令厨师把去油鸡汁加在菜或汤内。不久被他发觉，说我自庚申年（1920年）吃素念经差不多二十年了。如今国难日深，我老了，效国无力，但求早日超脱，你们万不可再恶作剧，增加我的罪过。

1936年秋后国事更恶化，段祺瑞伤感更甚，竟拒绝诊治和服药，亲拟遗嘱，因无财产，无一字提及家事。在遗嘱中他提出了“八勿”的“复兴之道”：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1月1日晚段祺瑞陷入昏迷，2日晚逝世。南京政府下令以元首礼国葬。吴佩孚亲撰挽联，并请人赴段宅吊唁。他曾对人说：余对合肥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衙门中抄写小吏），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惟对段夫子一人而已。挽联联文为：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另有一大匾四个大字为“还我河山”。感慨系之，不只追悼段合肥而已。

1936年11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前门车站，吴亲自到车站迎接，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已是宋哲元冀察政权的时代了。宋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大炮都没有，放几响土炮就算是礼炮了。

主要参考资料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程国安《黎元洪传》，侯杰《黎元洪》，鲁永成等《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周俊旗《段祺瑞》，李洁《文武北洋》，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谢武汉发改委程涛平先生、南开大学侯杰先生、天津社科出版社周俊旗先生、中南民族大学程国安先生、武汉方志馆董玉梅女士接受采访或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