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易俗记

作者：何季民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仗之外，头一项革命行动可谓剪辫子，接着就是换国旗，改纪元、过新年、易服饰、废除跪拜、不许再叫大人老爷！从此，过去的奴才与过去的老爷，理论上平等了……

剪 辫

为什么头等大事是剪辫子？可看1911年10月24日《民立报》的《短评》：“‘留发不留头’,此八旗入关剃发之律令也……今日革军起事武汉，又劝民人剪辫……革军起事之时，无不首先改变此制。”同年11月12日 《时报》也载：“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

脑后那条尾巴，被认作了清王朝的标志；所以剪不剪辫子，就成了革不革命、服不服从革命军、当不当我同胞的公开表态。可实际上，辫子问题并非那样简单，清末人们“拜年作揖”,脑后拖弋的大辫子，飘飞着辫绳、辫梢和辫帘–可以想象，这样美丽胡哨，一定也是主人的骄傲；作为男人头顶最重要的装饰，曾有许多讲究，“官派辫子”、“文派辫子”等等。还有“匪派辫子”,又“酷”又“靓”,讲究大辫顶、孩儿发、长辫梢、加大加长的辫穗、灯笼锦或蛇皮锦的辫帘子，下垂过膝窝，抹足花汉冲的头油，洗脸用鹅油胰子，唱着“十三咳”窑调，招摇过市见人便请“罗圈大岔安”.

辫子变得丑陋，是在大清开放以后，剪辫浪潮从暗到明，从远在外国的华侨、留学生，到清朝官员。剪辫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多数与革命无关，如不合国际观瞻、不卫生、太麻烦，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嘲笑、不好看。比如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向光绪皇帝提出过断发、易服、改元主张。赶到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9月，驻美大使伍廷芳提出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可惜已经晚了。拖了200多年的辫子文化成了大清“国粹”,自然也成了维新革命的对象。

大清辫子成为文化，就必然有人留恋，何况革命前途一时不明，也怕站错了队。如陈其美一则《通令军人剪辫》：“因剪辫而致冲突之案……皆因不肖军士潜将发辫暗藏帽内，以致人多观望……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而军人……不能稍事姑容……如有抗违不遵者，即行追缴饷银，革除军籍，不稍宽贷。”可见，不想剪的也大有人在，至于某名人脑后的辫子是尽人皆知一直拖了好多年才随他死去。

剪辫子，还引发了国人的“西装头”.过去一根辫子无所谓，一刀剪去了头顶怎么办？要么剃光头，要么一刀齐，好看的“西装头”也便应运而生。

换 旗

古代中华，无所谓国旗；有“枪”便是草头王，君即国家，御旗皇旌军旗即是国旗。清末有了现代国家概念，颁布了国旗，却很少见，也很少出版；因为无上尊严，不能轻易使用；另外开始只是为了外交，除了走出国门的海军，也很少要用。长方形，黄色中嵌青色飞龙的国旗，1888年由慈禧太后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正式批准，成了最后的清朝国旗。

1911年10月10日，革命派在武昌城头“首义”“复汉”,在黄鹤楼扬起了“十八星旗”;200多年的大清皇朝轰然倒塌，令革命党都来不及接管，各省革命军各打各的旗，有“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等等，搞得上海光复时迎接军民无所适从，只好全城悬挂白旗，像是投降。

临时政府还未成立，1911年11月8日《民立报》就以《改易徽号》为题颁布了“民政总长布告：各地方所悬国旗，须与本民政府一式”;1911年12月18日，《民立报》又以《国旗命意》通告划一国旗式样：“国旗者，为国家之标识，国民之目的，其关系至为重大，若稍有参差，何以光我民国，而壮观瞻？查从前各地所制国旗，皆出自由，奢者用绸纱，俭者用布帛，或大或小，未能一致，不独有玷国体，更何以表我同胞万众一心之至意？刻下东南砥定，胡尘指日海平，自应将国旗统归划一。本都督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长英尺九尺，广英尺六尺，合价大洋一元。如有多给价目者，请即向原出售处找还可也。凡我同胞，皆可向下列各商家备价领取，或照式自制亦可。惟不能丝毫有异，俾归统一，而昭慎重。特此通告明华公司、商团公会、商团总会、市政厅、民政厅、闸北自治公所、电报总局、劝业公司、久大军服公司。沪军都督府谨布。”这面“国旗”应当是沪军都督陈其美颁布，未免匆忙，一地之旗当不得一国大任。

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国旗将何存？于是赶快统一国旗，1912年1月甫一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决定了五色共和旗作为第一面国旗，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