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鸿章

撰文：方曌

1911年2月，梁启超乘笠户丸由日本出发去往台湾游历。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距离康梁“百日维新”的失败，则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轮船从关门海峡出濑户内海驶向台湾，二十五日夜停泊在马关。已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梁氏，当夜面对着岸边“唐户市场”的灯火，还有那依稀可辨的高级料理店春帆楼的侧影，写下了《马关夜泊》这一首短短的绝句：

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1895年，李鸿章在春帆楼中与伊藤博文签下了《马关条约》，大清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对日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并赔款白银两亿两，其他开港、最惠国等等更不必言。整个东亚地区原先的秩序被彻底打破，现代化的日本将要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一步一步的试图成为这个地方的新主人；而老朽的中华帝国，除了要面对来自列强的蚕食与鲸吞之外，还必须面对国内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动荡。

这些政治动荡的开端，正是康有为所鼓动，梁启超积极奔走的所谓“公车上书”。在来自马关的耻辱消息传来之后，当时的年轻士子们仍然选择了一种极为传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反应：他们上书向皇帝请愿，希望圣明的君主能够主动改革。但这最终请愿的文书，不仅没有到达御前，甚至根本就没有送出。公车们以各种的方式被现有的体系所接纳，有些顺利通过科考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有些则被权臣收为幕僚或是门生。一次应激之下的政治活动，最终沦为了一场亲近权臣的政治表演，后来又被加工成一番政治功业。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的梁启超，那“十七年中多少事”的叹息，除了悲伤国运衰亡之外，是否也有对自身的选择和命运的反思呢？

甲午兵败、马关议成、众矢之的是当时堪称疆臣首领，一意兴办洋务，讲求自强的李鸿章。这位以讨太平军、捻军的事功而起，继而讲求洋务、被委托办理外交的中兴名臣，此时在许多人眼中俨然是中华帝国失败的罪魁祸首。

从丰岛海战以来，“清议”之声就不绝于耳。所谓“清议”者，乃是至高皇权之下的一种政治运行模式。它把国家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某些臣子的无能和自私，从而回避了对于皇帝本人的指责。由于弹劾的人物往往之前是皇上面前的红人，敢于发出“清议”的人，无论其意见有多么荒谬，往往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上的优势。被弹劾的人，除了仰仗随时可能变化的圣意和隆恩之外，并无什么确实的自保办法。

在甲午战争的陆海两个战场上，以前淮系将领为主要领导人的清军在现代化的日军面前屡战屡败，“清议”自然要落在举荐这些将领的李鸿章头上；更进一步说，对于这些根本不知道世界形势，仅从每日的京报、自己幕僚的小道消息、还有海关与使馆的外国人所透漏的只言片语中了解战争的官僚们而言，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怪罪的对象了。而这些鼓噪而动的各省举人们，则是“清议”天然的联盟，恰如其分的“民意”之代表。李鸿章在众声喧哗的“清议”之下被赶出了权力的中心，可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士子们激愤的情绪得到了权力的接纳和认可，发酵出的不是改革的激情和行动，而是改革可以迅速成功的大幻想。

幻想之后必是幻灭。维新的政令颁布了不到一百天，年轻的光绪帝在一怒之下，罢免了礼部的六位堂官。这时，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被撩拨了。在所有前现代的政治体系当中，由于权力的实施并没有真正的制度保障，下层对于当权者个人的忠诚就成了权力的最重要的保障。未经允许就进行人事变动，是绝不可以开的先例 – 这往往是政变的先声。当帝国政治的派系之争简化为母子猜忌的宫斗之后，悲剧就不可避免了。那名留青史的“戊戌六君子”，有些是为变法而慷慨赴死，有些则是如假包换的替罪羊。不过，对于在菜市口监斩的官员和观看的北京普通民众而言，愿死的与冤死的，并没有任何差别：对于行刑者而言，他们要的是人头落地那一刻的恐怖场景；对于凑热闹的百姓，则是在人群的保护下和与刑场的距离中被缓冲了的刺激情绪 – 也许还有要人血馒头去治病的人吧。

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时，写下了《李鸿章传》。对这位昔日的政敌，却又同是被衰落的中华帝国责怪、抛弃的人物，梁启超曾下出了如此断语：“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客居横滨的梁氏对自己前30年人生的总结之语呢？

若拿梁启超本人和李鸿章相比，则才华相仿，识见殊异，际遇同悲。怪不得梁氏会自信的在卷首语中说，李鸿章本人泉下有知，也一定“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历史性的看，梁启超与李鸿章，其实是同一类人物，而且是这一类人物中的“典型”。在晚清西潮的冲击之下，那些中国最敏锐和开放的心灵，在理智上不得不拥抱西方的先进性，从而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在感情上，他们却都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在行动上，他们一面尽力使得中国西方化，另一面又竭力维护着中国和别国地位上的平等。李鸿章、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无不是如此，他们都是中国近代悲剧的完美化身。

与那些利用西方的投机分子不同，西方带给李鸿章和梁启超的是一种特殊的谦卑精神。李氏的转变大约是在他乘坐蒸汽轮船去往上海之时，后来又亲眼目睹了“常胜军”先进火器的厉害；而梁启超则是在来到日本之后，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整体所呈现的现代气象。作为一个暂时的流亡者，梁启超受日本维新志士的鼓舞极深，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吉田取自日本大政归还的精神导师吉田松荫，他因为尊王攘夷的思想被幕府抓捕入狱，在狱中为志士讲述《孟子》；出狱软禁之后，在自己的家中设立私塾，为长洲藩的武士讲学，学生中包括后来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还有武力反抗幕府的“奇兵队”的领导人高杉晋作等人。梁启超日文名的第二个字“晋”则取自于他。高杉晋作本人曾在马关与英法美荷四国的联合舰队交战，战败之后也签订了一个马关开港的条约。不过他后来坚持和幕府抗争，在多次和幕府军队交战之后，终于促成日本明治维新的起点“大政奉还”。日本对梁氏的影响，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外，大概还有一种变革就要到来的现实感和紧迫感吧。

这种承认西方的事物有价值、甚至是对中国不可或缺的态度，使得李鸿章和梁启超都拒绝“中国特殊论”的论调。在他们这一类人看来，尽管中华帝国有不同于别国的悠久的传统和文化、根深蒂固的民间习俗和信仰，但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努力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在李氏看来，主要是国家的强大、繁荣和稳定，梁启超又加上了民主、科学和和平这些价值。他们有意的忽略了儒家思想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教旨成分，而更强调传统中国对于未来的愿景中，同样相信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复兴。在他们的内心中，后膛炮、装甲船、电报线、乃至通过议会解决政治问题，男子不留辫，妇女不缠足，和中国传统的核心都是不相抵牾的，虽然，几千年来对于经典的误读和误用，经世致用之学进展的缓慢，使得中国暂时的落后了。更进一步说，他们是不需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块遮羞布的，中西之间本来就没有天然的鸿沟，虽然各有自身的不同和优越之处，但是无需把西方看作是一件小工具，即使这个工具是万能的。

这当然不是说，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虽然接受西方，但是出于对于本国传统的高度尊重和认同，其实对于西方是没有什么亲近的感情的。李鸿章亲历了英法联军之辱，甲申一役又失去了越南，甲午更是将他苦心经营的全盘洋务事业毁于一旦，他对外国对中国的邦交之不平等有切肤之痛。不过，马关合约之后李鸿章游历各国，所发的关于中国的言论，显然对自身的理念和信仰，仍有一种自发的骄傲。梁氏更是有名言，一不要做中国旧思想的奴隶，二不要做西方新思想的奴隶。在居日期间，无论横滨还是神户，我们找不到多少梁启超和当地的日本人亲近交往的证据，大多数的沟通，仅限于诗词唱和而已，很少有像孙中山与日本人那样共同组织、接受援助和训练的状况。反而，梁启超在横滨最主要的事业，是开中文学校，发行中文报纸，他的报纸和自己的写作，也总是以中国本位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西方思想，几乎看不到生吞活剥的套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时代精神中的逆流者。同光两朝并非是什么自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而是如芮玛丽所言，是“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对于当权者来说，和英法联军媾和，翦灭太平军和捻军，平定回乱等等事情，仍然可以放到中国传统的“治乱”的历史框架下去理解。同文馆只是一个按需设置的翻译机构，而轮船，通商，电报，现代军火这些事业，则是做大的地方督抚的私产。至于士林的激进传统，则因为高度的封闭和守旧而用错了地方——一群浪迹于琉璃厂、汲汲于金石学问的文人，又能对世界大势、中国的未来，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创见呢？真正呼喊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除了李鸿章之外，更有几人呢？

梁启超在因循守旧的光绪朝中讲求西学与新学，可是到了民国之后，则希望青年学者能够回到中华文明的经典当中去。这不是说梁氏从一个反对保守的激进派变成了一个被新的激进主义抛弃的保守派，而是梁启超保持了一个时代逆流者的同一性。在这方面，列文森做出过最具洞察力的观察:“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的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受了过去。那种对于他来讲是一座冰山仅见尖顶的观念 – 在它下面埋藏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 – 成了青年们的基石。”一个出身于传统的私塾教育，自幼熟读经典的人对于现代的金融体制和财会制度的认识，和一个为了在新的社会上谋一个好差事，准备去上职业学校的青年对于金融和财会的认识，是怎么也不可能相同的。尽管他们可能说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符号，甚至推重同一种价值。

在一个反复动荡的时代中保持自我，在面对一系列的时代错误中避免个人的毁灭，这是梁启超和李鸿章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之中他们都为自我构筑了一个牢笼：李鸿章保持着对于慈禧太后的个人忠诚和对满清统治的维护，而梁则一生自称康门弟子，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都不是那种预言型的思想家，能够看到社会和历史演进的方向；也都不是好的践行者，能够解天下于倒悬，救万民于水火。在他们离世的时候，历史已经选择好了新的代言人，而且无情地试图埋没他们曾经的成就。他们的思想，好像只能放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中才能被理解，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为那个社会的最好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和理解。

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引用了一番据称是李鸿章和俾斯麦的私人谈话。李鸿章问这位纵横欧陆的政治家，如果朝廷中小人环绕，他的国政何以实施？俾斯麦说，靠强有力的君主。那么如果君主也被小人所影响呢？李鸿章继续问。俾斯麦思考良久说道：“作为大臣，以至诚之心待上，应该不会因为小人而又掣肘，不过和妇人和孩子相处，就说不准了。”这也许是梁启超刻意的编造，更或许是当时众口相传的谣言，不过，这是对梁和李所处困境的简明诠释，他们希望依赖一个并不可靠的根基完成一项翻天覆地的事业。他们到底是高估了传统的韧性和活力,还是低估了现代性破坏的一面？

在今天，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梁启超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已经被消灭的片甲不留，我们生活在一个四处都是崭新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孔庙，文庙，先贤祠，甚至连靖国神社也没有。梁启超和李鸿章只能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幽灵，在吉田松荫和诸多明治维新志士的招魂寺里，我突然的很怀念起这两位先人，想起幼时曾天天玩耍的李家后花园，还有中学时勉强读下来的《少年中国说》，止不住眼泪流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