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在餐桌上的世纪对话，藏着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光绪元年（1876），五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大早就开始梳理官服和仪表，并且思考着关于朝鲜半岛的一切军政事务以及说辞。

之所以准备这些，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一会儿会在总督署宴请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说是宴请，实则是中日两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互相试探，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正式的“餐桌外交”，所以这位在大清官场中颇具国际视野的李大人非常重视。

事情的起因要说到1875年，日本国内响起了“征韩论”。在日本历史上，每当出现类似口号，都暗示着国内政权又一次稳定。这次也是一样，明治维新后，急于向外拓张势力的明治政府把目标放到了自己鼻子尖儿不远的“朝鲜半岛”。

这一块近在咫尺的小肥肉，惹的明治政府垂涎欲滴，做梦都想咬上一口。明治政府曾多次上交国书想与朝方建立外交，可是朝方看到明治政府国书中也用了“皇”“敕”等大清皇帝才能用的字眼，便拒绝了。

日本本想借机吃块儿肉，结果被打了一巴掌。终于在1875年，日本战舰“云扬号”袭击顶山岛，摧毁了当地的军民设施，又在永宗镇大肆烧杀抢掠后满载而归，并对外声称是云扬号寻找饮用水时遭到朝军炮击而进行的自卫反击。

后日本使团带领使团和军队胁迫朝方与之建交。因当时朝方乃大清属国，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对清政府的实力尚有顾忌，不得不看宗国清政府的态度，所以让日本驻华使者森有礼去找总理衙门交涉。

总理衙门处理不了这个年轻气盛的森有礼，于是就让身经百战的老将李鸿章前去应对。李鸿章自从当上直隶总督后，国际视野愈加开阔，当即指出此事乃当下切要，如处置不当，日后必生大乱。

这次餐桌外交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心机似海、努力做官的53岁老汉臣，一个是29岁就环游世界留学的新青年。二人都代表着各自的利益与文化，所以初次见面就开始针锋相对，火花四溅。

一开始，二人就各自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迎接森有礼时有意加强洋枪队巡逻士兵数量，让森有礼直观清朝士兵各个雄壮威武，以此给森有礼带来心理压力。

而森有礼也不甘示弱，作为日本驻华大使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进行会谈，本应该用汉语或日语，哪知森有礼张嘴就说英语，让对英语一窍不通的李鸿章非常尴尬。此事甚至传到日本，日本《近时评论》甚至公开指责森有礼故意“欺负”李大人。

谈话围绕大清和朝方的关系展开，森有礼为了使明治政府胁迫朝方建交更加顺利，用往昔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中无明文规定朝方是大清属国为由，设套让李鸿章往里钻。

李鸿章的回答非常机智果敢，也用“扣字”的方法回击。说条约中虽无明文规定，但有“邦土”之说，“土”指中国各省，而“邦”指高丽等诸附属国。

森有礼看无法从《条约》中套住李鸿章，于是展开了下一轮攻势，直接从“云扬号被袭击”说起。

李鸿章对“云扬号事件”并不清晰，因为朝方发生袭击事件时并未通知清政府，所以李鸿章以为云扬号被袭击确实是朝方有错。

但事实上是云扬号在遭炮击时并未挂日本国旗，而是在遭炮击第二天才挂上，明治政府为了博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扭曲了事实真相，说是挂着国旗时被朝方炮击。

可李鸿章并不知情，这便在心理上边落了一等，嘴软下来，说道：日本是大国，要包容高丽小国。

森有礼为了博取李鸿章信任，只是唯唯诺诺的应答，偶有拍胸担保之词，李鸿章将信将疑，毕竟是不愿意信这些口头上的约定，尤其是自从明治政府违约侵台后的态度，回想起来都觉后怕。

森有礼费尽口舌心思，却见李鸿章油盐不动，便直言威胁道：在我看在，和约是没什么用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看条约。

言下之意就是《中日修好条约》只是一张改了国玺的废纸，想撕就撕，撕了之后连谈判都省了，打一架看看谁厉害就行，想拿下朝鲜半岛哪还用管你大清同不同意。

李鸿章一看这架势要毁约，于是拿出“万国公法所不许”来进行牵制。

森有礼是个年轻气盛的人，见到李鸿章用万国公法来胁迫自己，便顺口而出“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李鸿章只好劝明治政府不要与朝方动武，森有礼推脱到：我们也不想动武，不是政府要打仗，是百姓要打仗，国家根本拦不住。

李鸿章听到这句话眉头一挑，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圈套。于是问道：日本是民政治国还是君主之国？

森有礼说“君主之国”。

李鸿章暗自一笑说到：既然是君主之国，那就应该君臣为政，怎么还能听平民百姓的话，不按条约行事呢，这还是君主之国吗？

森有礼自知推脱责任的借口被抓住破绽，于是就不再用战争威胁。

李鸿章看到森有礼已经有所退缩，便趁热打铁，拿出俄国来威胁森有礼说：高丽贫瘠，即便打下来也没有好处，但是听说俄罗斯看见日本打高丽时，也准备派兵进驻黑龙江，俄国如果进兵的话，中国也就得跟着进兵，这样一打起来，可就对谁都没好处了。

森有礼听到李鸿章这么说，也就不敢在强硬起来了，毕竟这次攻打朝鲜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要吃掉这块肥肉，另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试探清政府的态度以及实力，为日后做打算。听到李鸿章说起俄国军队，便不再想了，毕竟日本当时的实力无法对抗两国联合。

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事。

这场对话暴露了李鸿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颇多无奈之处。

李鸿章问森有礼：中西学问如何？

森有礼说：西方的学问十分有用，而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太旧，已经无用了。

李鸿章又问：日本学西方文化有七分没有？

森有礼说：连五分都没有。

李鸿章问：日本的衣着服饰都变了，怎么还说没到五分呢？

森有礼说：我们全国上下都好学，但是也只学了皮毛，没有学到精髓。

李鸿章这是在拐弯抹角问日本人装束，因为李鸿章很讨厌西装革履，所以对东方人穿西装不解。

森有礼说：我国旧服装宽大舒适，非常适合追求安逸的人，但不适合勤劳的人，所以在这个时代深感不便。

李鸿章又问：你们抛弃了传统服装，是抛弃了独立精神，改穿欧洲流行服装，是受西方精神支配，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却说：毫不羞耻，甚至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的变革是不受外力强迫的，完全由自己决定。而你们的变革乃出于强迫，所以贵国人民并不喜欢。

李鸿章感到味道有些不对，于是急忙说：此乃基于我国人民对大清的殷切忠诚。

在大清朝，服饰装束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外表美，甚至成了一种政治立场。当时清军入关，颁布“剃发令”，强制军民剃头，后来二百多年间，清朝的男人们都拖着一条辫子。

而后来大清灭亡，也是先从剪辫子开始，又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变革。

所以自甲午中日战败之后，大清举朝上下都开始追骂李鸿章，同样是现代化改革，为何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就败了呢？

或许可从李鸿章和森有礼最后的这段谈话中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