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之后，俄国贵族难民的流亡之路

十月革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大流亡，其人数不仅超过了俄国史的任何时期，也超过了同期的驻华外侨。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及其周边，30年代因为中国时局动荡而南下的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上海。俄侨贵族不仅保持了东正教特色的俄罗斯文化，而且促进了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侨民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由来已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了俄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化，数百万俄侨流亡到世界各地。俄侨贵族自1898年修筑中东铁路以来，历经中国满清、中华民国、日伪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历史阶段。中国学者对十月革命后俄侨在中国流亡的研究相当翔实，笔者拟从俄国贵族群体在华流亡的角度进一步深化该课题。

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贵族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俄国贵族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彼得一世颁布的《官秩表》把贵族分为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贵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等级。178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贵族家谱》将世袭贵族划分为6个类别。1785年颁布的《贵族特权敕书》第一次使贵族享有了法律、社会和政治地位。1833年的《法律汇编》第9卷第15条确立贵族为俄国的第一等级。按照1897年的人口普查，俄国有1221939名世袭贵族和631245名终身贵族。19～20世纪之交贵族划分为公职贵族和领地贵族。俄国贵族不仅在社会成分、民族信仰和地区成分的多样化上，有别于以血缘、门第为主要标准的西欧贵族，而且因18～20世纪初期的社会改革，沐浴在欧风西雨下的贵族创造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其成就可谓辉煌。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公有制、经济管理权力向中央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单一性”和“两极性”的社会结构。阶级概念的泛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扩大化和尖锐化，苏联当局不再实施直接的镇压，而是开除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非无产阶级代表，开始用激进方式重建国家和私人的生活空间，切断贵族之间及其家庭之间的联系，没收土地和住房，“坏出身”的贵族在就业市场上难以求职，贵族家庭成员大量死亡、被迫移民。

十月革命后俄国有四次移民浪潮。贵族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首先遭到重创，1919年之后的大规模“白色移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2月，南方俄军在总参谋部中将А.И.邓尼金的指挥下，贵族从新罗西斯克撤退；第二阶段，1920年11月在俄国军队陆军中将П.Н.弗兰格尔男爵的领导下，贵族从克里米亚撤离；第三阶段，1920～1921年因海军上将А.В.高尔察克军队的失败，俄军和日军从滨海边疆区撤离。以贵族为主体的流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独自逃离俄国的个人和家庭；另一部分是疏散、逃离的俄国团体——军事单位和教育机构，包括在国内战争时期与军队一起逃亡的数个士官武备学校（贵族军官学校）和贵族女子学校，以及这些学校的教师。

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贵族精英就开始发出大撤退的信号。专制政府垮台，临时政府上台，民粹浪潮频繁冲击的乡村和城市一片混乱，由此引发第一波贵族移民浪潮。О.В.沃尔科夫回忆道，1917年春夏之交“亲朋好友打电话联系，大家彼此交流逃离之事。……大家相互拥抱，希望尽快在巴黎见面。由此开始俄罗斯知识分子向境外的大逃亡”。对许多军事贵族而言，武装抵抗是他们自然的选择。许多世袭贵族军官开始参与白军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1918年2～5月在库班志愿军第一次行军中参加者有上校Л.Л.伊利什别维奇、А.В.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基、Л.Н.诺沃西里采夫、А.И.西玛诺夫斯基、А.Г.谢尔博维奇-维乔尔，将军А.Ф.博加耶夫斯基、Я.Ф.吉亚连施米特、С.Л.马尔科夫、И.П.罗曼诺夫斯基、И.Г.埃尔杰利等。出身戈尔斯特金家族的传记作家Е.А.斯克里亚宾的父亲、君主主义者和第四届杜马议员А.П.戈尔斯特金和她的弟弟П.П.戈尔斯特金加入了弗兰格尔的军队。

没有加入白色运动的贵族家庭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留下还是移民。国内战争期间，每个贵族家庭开始讨论移民，重复多次收拾行李箱，直到做出最后的决定。贵族对未来茫然无知，移民被视为迫不得已的绝望选择、一种逃避、暂时的撤退，未来得及逃跑的贵族面临的将是厄运。1918年初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在梁赞省领地自杀。1918年8月30日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被执行枪决。1918年2月杨堡县地方自治局主席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公爵在该县的革命浪潮中被杀。1918年6月纳尔瓦军团第13骑兵团长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公爵被布尔什维克执行枪决，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18年11月，切里科夫县首席贵族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遗孀、季捷里赫斯家族的叶莲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莫吉廖夫省戈尔金领地被杀死，其房屋被烧毁。1918年辛比尔斯克家族直系的米哈伊尔和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公爵兄弟死在监狱里。

留在苏俄的贵族备受磨难，斯大林大清洗时名门望族很难逃脱和生存下来。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公爵、公主、公爵夫人在监狱和集中营相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逃走的不仅是一些爵位贵族，而且有一些家族名望不显赫，也没有巨额财富的贵族。在同等条件下逃亡往往是那些边境地区贵族家庭经常选择的方式，因为他们具备最低限度的移民资源（签证、资金、网络），还有那些在国内战争期间遭受政治打击且经历悲惨的贵族。学者们认为， 按其政治倾向，从克里米亚、敖德萨到君士坦丁堡的南部边境逃离的是“右派”、 “保皇派”，从芬兰、爱沙尼亚、波兰 北部边境逃离的是“左派”。经过南部边境联合逃离的贵族很多。

当代学者认为，移民是当时爵位贵族代表唯一的出路，尤其是已国际化的贵族等级比其他等级更适应国外的生活，其余的人在苏联只是活着。一些俄罗斯贵族具备到国外旅行和永久居留的必要条件：外语、金钱、在其他国家的特殊亲属关系。在第一波的俄国移民浪潮中，约有500～600位贵族离开俄国。虽然合法移民安全，但很多贵族没有资格。公爵К.Н.戈利岑回忆道：“没有任何出国签证，只能非法逃离”。尽管非法越境风险大，害怕红色恐怖升级的贵族还是毫不犹豫地逃离俄国。

贵族通过北部边境（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南部（敖德萨、克里米亚）逃离。为了孩子的未来，Л.А.乌斯宾斯卡娅一家非法穿越波兰边境到达日托米尔。О.Л.梅德姆伯爵沿着北线逃离俄国，他与儿子德米特里成功地于1918年春到达慕尼黑。1918年夏天Н.И.沃尔科夫-穆罗姆采夫为了到达乌克兰而加入白卫军。经过南部边境逃离俄国的许多贵族与白军残余乘坐船舶。1919年春，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成员И.С.瓦西里契柯夫与出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妻子以及孩子乘坐英国军舰离开克里米亚。1920年11月，弗兰格尔与军队的残余一起乘坐Н.А.科柳巴金的“赫尔松”号军舰从塞瓦斯托波尔疏散到君士坦丁堡。大约与此同时，一起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有А.Д.希尔科夫公爵。

很难确定逃离和留下来的贵族数量。尽管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和逃离资源的差别，俄国主要的贵族家族留里克维奇、格季明诺维奇、鞑靼公爵、外国出身的贵族在革命后并未灭绝而是留在了俄国。留下来的还有公爵戈利岑家族、公爵特鲁别茨科伊家族、伯爵舍列梅捷夫、公爵利沃夫、纳雷什金、公爵加加林、公爵梅歇尔斯基、塔季舍夫、伯爵托尔斯泰、伯爵博布林斯基、公爵沙霍夫斯基等。

贵族不愿意流亡有其思想观念和家庭等因素：一是1850～1870年出生的老一代贵族固守传统的贵族家族文化，不愿离开家乡和祖先的土地。宫廷高级侍从А.А.西韦列认为，“移民最终都没有好结果”。此外，如果夫妇一方不愿离开俄国，其贵族家庭就难以在国外团聚。二是许多俄国贵族科技精英从整体上而不是从制度上认同自己的国家，他们心甘情愿为祖国工作，故十月革命后大部分贵族科学家都留在了俄国。三是许多贵族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不会持续多久。1917～1918年国内战争开始，新政权在外省的统治岌岌可危，消息闭塞的贵族并不知道两个首都发生的革命事件。四是部分俄国贵族同情左派，积极反对专制政府。社会民主派对新政权寄予很大希望，至少准备与之合作。出身哈普留金世袭贵族家族的祖母Л.Б.列别金斯科伊支持布尔什维克，而Е.Л.奥利茨科伊是社会革命党的成员，由此成为家庭冲突的原因。此外，一些贵族试图利用新政权解决个人生活问题。1917～1918年期间贵族的受伤害程度取决于所居住的地区、贵族家族的名望大小和其他因素。

十月革命后，以贵族为主体的近200万俄侨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在欧洲他们主要集中在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索非亚等地； 在中国他们多半居住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新疆等地。“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那些沙皇的将军、大臣、贵族及其家属，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流亡的命运——会从温暖的克里姆林宫及其伟丽的邸宅和庄园中，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越过荒原，渡过广漠，最终仓皇出境。这些流亡者，首先在中国新疆、东北部和哈尔滨等地，停下他们疲惫不堪的行脚。”“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吸引那些可以在中东铁路沿线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而且在极少数艺术家以及曾作为俄国辉煌代表的人心目里，中国是他们的天堂。在意大利的移民人数普遍较少，约3000人，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贵族家庭、反对派政党代表和革命前俄国文化界艺术家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