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毒药和解药

王家葵（蒋立冬绘）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先生对本草学、药理学深有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学、研究之外，他还担任中国药学会药史本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与临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同时，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著有《陶弘景丛考》，辑录、校注的数种道教文献，都收入“道教典籍选刊”。此次访谈，是去年暑期的一个访谈的继续。当时的一次闲谈中，王家葵先生聊到，《水浒》所载“蒙汗药”的“蒙汗”作用，在医学上确有根据。由这个话头深谈下去，就有了一篇《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可惜的是，当时竟然没有涉及“毒药”和“解药”这个话题。今年夏天，我们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采访︱郑诗亮

很高兴能在去年和您谈完古典文学里的药物之后，今年继续有关“毒药”的话题。能否请您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毒药”？

王家葵：说到“毒药”，首先明确一点，我所谈论的“毒药”，就是毒理学（toxicology）所定义的毒药：在一定条件下，以较小剂量进入机体就能干扰正常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永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质，此即通常意义的毒药（poison）。

为什么这样纠结呢？因为中医有一派意见认为，古代医药文献里面出现的“毒药”并不全都是指毒性，更是对药物“偏性”的概括——事实上，所谓“偏性”，本身就需要准确定义。他们常举的例句，一是《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另一句是《素问·脏气法时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王冰注：“药谓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

《神农本草经》明代卢复辑本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研究专业词汇的定义，专业文献的表述最有说服力。“毒药”是药学词汇，不妨先看《神农本草经》的意见。《本草经》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毒性之有无，是分类依据之一，所以经文说：“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请注意，句中“多服”与“久服”是两个概念，多服指短时间摄入较大剂量，久服指常规剂量较长时间摄入，如果出现“伤人”的后果，对应的毒理学概念分别是急性毒性（acute toxicity）和慢性毒性（chronic toxicity）。具体使用例句，如“（麻蕡）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刘寄奴草）多服令人痢”，“（白垩）久服伤五脏，令人羸瘦”，“（矾石）久服伤人骨”等。

《诸病源候论》为隋代太医巢元方“奉诏所作”，是一部代表官方意见的病理学著作。该书“解诸药毒候”条开宗明义即说：“凡药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这可以视为针对本草条文中“有毒”字样的司法解释。

因此，尽管古代本草学家对具体药物毒性判断存在若干错谬，但其所谈论的，就是符合于现代毒理学定义的“毒性”，这也是我们今天对话所涉及的“毒药”。

明清小说里面写到过很多毒药，情节往往很神奇，效果常常很惊人，这些毒药真的都存在吗？

王家葵：我们从“见血封喉”谈起吧。“见血封喉”是明清小说里面的词汇，检索一下，《镜花缘》有这样的情节：一只斑毛大虫中了猎户的药箭，“大吼一声，将身纵起，离地数丈，随即落下，四脚朝天，眼中插著一箭，竟自不动”，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见血封喉。”转向唐敖解释说：“此箭乃猎户放的药箭，系用毒草所制。凡猛兽著了此箭，任他凶勇，登时血脉凝结，气嗓紧闭，所以叫见血封喉。”

“见血封喉”并不仅形容毒性剧烈或者毒效迅速，其实也可以是箭毒（curare）类毒药中毒的客观写照。

箭毒木（桑科见血封喉）

呼吸运动主要依靠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舒张来完成，这些都属于骨骼肌，受运动神经的调控。南美印第安人从防己科箭毒藤属植物中提取浸膏，称为箭毒，涂抹在箭簇上，用于战争和捕猎。箭毒中的主要成分是筒箭毒碱（d-tubocurarine），能够阻断运动神经与骨骼肌之间的信号传递，产生强大的肌肉松弛作用。但不同部位的骨骼肌对筒箭毒碱敏感度不一样，眼部肌肉最先松弛，然后是肩胛四肢、颈部和躯干肌肉的松弛，再以后是肋间肌松弛，出现腹式呼吸，最后膈肌麻痹，呼吸停止死亡。身躯庞大的野兽中箭以后，首先瘫软下来，数分钟到半小时左右死于呼吸抑制。在人而言，同样也是颈部肌群的松弛效应早于肋间肌、膈肌的抑制；故在受害者中毒死亡以前，能够感受并表达出因喉肌麻痹而出现的强烈窒息感，于是给旁观者留下“见血封喉”的残酷印象。

晚近医书中也提到“见血封喉”，清人所撰《外科证治全书》卷四有一条，说毒箭伤人，其中“一种是草乌膏，喂涂箭镞名射罔，人若中之，见血封喉而死”。草乌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二萜双酯类生物碱，如乌头碱（aconitine）之类，中毒者多数死于心律失常，而非呼吸抑制。植物学家把分布在两广、海南、云南的一种桑科乔木箭毒木（Antiaris toxicaria）称作见血封喉树，这种植物茎干、枝叶等都含有乳白色汁液，当地人也用来涂抹箭头，射杀野兽。但箭毒木所含毒性物质为强心苷（cardiac glycoside）结构，也是心脏毒性，似乎不会出现“见血封喉”的效应。如果“见血封喉”确实是对毒理效应的客观描述，相关物种还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刚才您提到“射罔”，这是什么？

王家葵：“射罔”在古代是一类鼎鼎大名的毒药。《神农本草经》乌头条说：“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陶弘景注释：“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射禽兽，中人亦死，宜速解之。”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用《白猿经》，有用草乌制作射罔膏的详细方法，可以得到砂糖样的乌头碱结晶，据说“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按照李约瑟的观点，这是最早的生物碱提取物。乌头碱猎杀野兽，当然也可以杀人。《国语·晋语》“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贾逵注：“堇，乌头也。”这应是使用乌头投毒较早记录。

《本草品汇精要》乌头图

乌头植物图

另一则记录见于《汉书·外戚传》，女医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给汉宣帝的许皇后下药，使用的也是附子、乌头一类。皇后饮下毒药，顿觉不适，问道：“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淳于衍敷衍几句，皇后便“遂愈加烦懑而崩”。“岑岑”亦写作“涔涔”，烦闷不舒的样子，《尚书·说命》说“药不瞑眩”，应该就是这种昏昏冒冒的状态。这也是乌头碱中毒的标准状态，乃由中枢毒性所致。《涌幢小品》说，朱熹曾误服乌喙中毒，当时的症状也是“头涔涔，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所幸及时发现，通过催吐而得以减轻。

乌头碱中毒在临床最为常见，时有死亡案例。以下几种情况尤其注意：附子是中医常用药，如果处方剂量过大，且调剂处理不当，所含乌头碱未得充分水解，可引起中毒反应；民间风湿药酒许多都有乌头属植物，如草乌、雪上一支蒿等《中国药典》严禁内服的“草药”，病人偏听偏信而中毒；市售外用风湿酊剂，涂抹过量，或皮肤有创口，乌头碱吸收中毒。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与文人笔记中，有一种毒物常被提及，就是断肠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毒物呢？它真实存在吗？效力如何？

王家葵：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要先从钩吻说起。

作为毒药，钩吻比乌头更加“有戏”。就跟“见血封喉”一样，“钩吻”一词也是刻画药物的毒效，如陶弘景说：“（钩吻）言其入口则钩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牵挽人肠而绝之。”而因疗效得名的药物，很容易发生同名异物现象，即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凡下咽即能毙命，或者令咽喉部产生强烈不适感的植物，都有可能被称为“钩吻”。而“钩吻”急呼为“茛”，《广雅·释草》“茛，钩吻也”即由此而来。历代与“钩吻”名称相关，大致毛茛科、百部科、漆树科、马钱科、卫矛科多种有毒植物。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炮炙钩吻图

一种钩吻与黄精形状相似而善恶相反，《博物志》云：“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陶弘景也说：“钩吻别是一草，叶似黄精而茎紫，当心抽花，黄色，初生既极类黄精，故以为杀生之对也。”这种植物大约是百部科的黄精叶钩吻（Croomia japonica）。此植物有一定的毒性，据说舐食其叶，有很强的割舌感，但也达不到下咽立死的程度，估计采药人挖黄精时误收，后来以讹传讹，被附会为大毒药钩吻。

钩吻又名野葛，也写作“冶葛”。白居易《有木》组诗中有一首涉及误食野葛中毒：“有木香苒苒，山头生一蕟。主人不知名，移种近轩闼。爱其有芳味，因以调麹糵。前后曾饮者，十人无一活。岂徒悔封植，兼亦误采掇。试问识药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时猛风来，为我连根拔。”不过，非常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博物志》说魏武帝曹操“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酒”，大约是百毒不侵的意思。可注意的是，这里钩吻以长度计量，《南州异物志》也说，“取冶葛一名钩吻数寸”，提示入药部位为藤茎或者根茎，原植物可能是漆树科毒漆藤（Toxicodendron radicans）。此植物掌状复叶三小叶与豆科葛相似，所以得名“野葛”，《博物志》说“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者，或许即是同类。

《本草纲目》钩吻，一名烂肠草。

唐代的钩吻又不一样，《新修本草》说：“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闾巷间皆有，彼人通名钩吻，亦谓苗名钩吻，根名野葛，蔓生。”《岭表录异》补充说：“野葛，毒草也。俗呼为胡蔓草。”这种生岭南的钩吻，为马钱科植物胡蔓藤（Gelsemium elegans），是后世钩吻的主流品种。这也是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断肠草”之一，《本草纲目》说：“广人谓之胡蔓草，亦曰断肠草。入人畜腹内，即粘肠上，半日则黑烂，又名烂肠草。”

这几种“钩吻”中，以胡蔓草的毒性最大，土人常用来毒人或自杀。《清稗类钞》说：“岭南有胡蔓草，叶如麻，花黄而小。一叶入口，百窍溃血，人无复生，凶民将取以毒人，则招摇若喜舞然。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则肠立断。或与人哄，置于食，以毙其亲，诬以人命者有之。制为麻药，置酒中，饮后昏不知人，然醒后不死。”读过一篇茂名市公安局关于钩吻（胡蔓草）中毒四十例尸检报告，其中投毒十五例，自杀二十例，因治病内服或外用五例，约半数在一到两小时内死亡，最小致死剂量为三片嫩叶。从症状看，咽喉部有烧灼感、窒息感，并回出现剧烈腹痛，这也与“钩吻”或者“断肠草”的名义相符。

既然名叫断肠草，足以说明毒性之强了，史籍中记载，宋太宗赐李煜“牵机药”，令其自毙。这个比断肠草更厉害的“牵机药”是什么呢？

王家葵：南唐后主李煜降宋以后，偶然发故国之思，为徐铉探知，报告了宋太宗，于是赐下牵机药，饮之毙命。王铚的《默记》说：“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事件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服药后躯体状态，显然就是背肌强直性痉挛，致使头和下肢后弯而躯干向前成弓形的“角弓反张”体态，由此我们相信，“牵机药”确实是用马钱子调配。

马钱子这一较钩吻更厉害的毒药，是马钱科植物马钱（Strychnos nux-vomica）的种子，含有马钱子生物碱，剧毒。马钱是外来物种，因为种子的形状略同于葫芦科植物木鳖子（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所以《本草纲目》称之为“番木鳖”。李时珍说：“番木鳖生回回国，今西土邛州诸处皆有之。或云能毒狗至死。”马钱子生物碱中所含士的宁（strychnine），能增加脊髓的兴奋性，使脊髓反射的应激性提高，反射时间缩短，神经冲动易于传导、骨骼肌的紧张度增加，曾经用于轻瘫、偏瘫等，民间也用于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辅助治疗。但士的宁安全范围狭窄，稍过量可致中枢广泛兴奋，全身骨骼肌挛缩，强直性惊厥，角弓反张，死亡率极高，已经从现代药物中淘汰。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番木鳖图

小说《甄嬛传》有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杀的记载，苦杏仁真的能令人中毒身亡吗？

王家葵：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杀，确实是氰化物中毒。爱看阿加莎推理小说的读者，一定记得经常飘荡在凶案现场的那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儿，对，那就是氰化物特有的气味。氰化物抑制呼吸链，导致组织缺氧，死亡可以在染毒数分钟到一小时内发生。杏仁、桃仁中含有苦杏仁苷（amygdalin），属于氰糖苷（cyanogenic glycoside），在种子中所含苦杏仁酶的作用下，释放出微量的氢氰酸和苯甲醛，所谓“平喘止嗽”作用，大约即通过此环节发生。苦杏仁苷在苦杏仁中含量可以高达百分之三，一次摄入大剂量，确实可能发生氰化物中毒。至于零食甜杏仁、巴旦木，氰苷含量极微，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食物本草》杏仁图

古代医药家对这种毒性有所认识，所以本草中杏仁、桃仁都被标记为“有毒”；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名医别录》开始就强调杏仁“其两仁者杀人”，后来又加上去尖、去皮的要求，所以通常的说法是，处方使用的杏仁、桃仁皆需要“去皮尖及双仁者”，否则可能“杀人”。按照现在已知，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可以设想，古人观察过因服食苦杏仁引起的死亡事件，不明原理，遂将责任归结为操作不当（未去皮、尖），或者罕见状态（双仁）。但问题不止于此，干瘪的苦杏仁不容易去皮，于是炮炙中习惯采用“焯法”，让杏仁在沸水中过一下，其本意是便于去皮，而此短暂的受热过程，使得种子中所含苦杏仁酶部分灭活，从而减少氢氰酸的释放，居然也达到减毒的效果。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南唐书》等，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根据传说，鸩酒是用鸩鸟的羽毛划过的酒，有剧毒，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王家葵：问得好，“鸩”才是史上最神奇的毒药。还是引《博物志》的说法吧，这算是当时博通上下古今的第一八卦书。该书引《神农经》，给“有大毒“、“入即杀人”的药物排名，钩吻排第一，鸩只排第五。

鸩排位不在第一，却因为“饮鸩止渴”的成语脍炙人口。此语出自《后汉书·霍谞传》：“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据注释家的意见，“酖”本意是饮酒为乐，此处假借为“鸩”；我意写作“酖”，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鸩毒几乎都是酒剂，如前引《国语》“寘鸩于酒”，所以“酖”可能就是“鸩酒”二字合体会意。翻检史书，饮鸩的记载不绝如缕。

《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说：“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颜师古注引应昭云：“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吃毒药所以自己也有毒，这是古人的简单思维，不必当真。《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王逸注：“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谗佞贼害人也。”洪兴祖补注引《广志》云：“其鸟大如鸮，紫绿色，有毒，食蛇蝮。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历饮巵，则杀人。”真是“好厉害的说”。

《本草纲目》鸩图

鸩是著名的毒鸟，当然也见载于本草，《名医别录》说鸩鸟毛“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陶弘景注释说：“鸩毛羽，不可近人，而并疗蛇毒。带鸩喙，亦辟蛇。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新修本草》勇于不信，认为“羽画酒杀人，此是浪证”，即胡说八道的意思。陶弘景谓鸩鸟出交广深山中，“状如孔雀，五色杂斑”，《新修本草》也不以为然，说陶被交广人所欺诳。羽毛含有剧毒的禽鸟，迄今没有发现，恐怕也不真实存在，若只从形状似鹰鸮且能食蛇来看，这种鸩鸟颇像是鹰科猛禽蛇雕（Spilornis cheela）。或许古人惊惊异于鸟能食蛇，于是给这种鸟附会了若干神秘元素；至于能毒死人的“鸩酒”，从古代人所掌握的毒药资源推测，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乌头制剂，制作者神秘其说罢了。清人陈士铎《辨证录》记鸩酒中毒的情况：“人有饮吞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对照乌头碱中毒，勉强也能解释得通——搜索到于赓哲老师的博客，也认为鸩毒可能是乌头碱，喜其所见相同。

在古代一些小说中，丹顶鹤头上的“丹顶”被认为是一种剧毒物质，称为“鹤顶红”，一旦入口，便会致人于死地。这种药物真的存在吗？

王家葵：鹤顶红本是山茶花的品种，苏东坡咏山茶有“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之句，这是以丹顶鹤（Grus japonensis）头上一点朱丹为比拟。可能到明清之际，鹤顶红才被用作一种剧毒药的隐名。

这种毒药早期秘密流传，外人不得知，遂根据名字想象为丹顶鹤的红顶，刚才说到的医生陈士铎都曾上当，《辨证录》讨论鸩酒时说：“夫鸩毒乃鸩鸟之粪，非鸩鸟之羽毛，亦非鹤顶之红冠也。鸩鸟羽毛与鹤顶红冠皆不能杀人，不过生病，惟鸩粪则毒。”现代文献将毒药鹤顶红指认为三氧化二砷矿石，因含有杂质，呈粉红色，俗称“红信石”者，姑且备一说。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孔雀胆”的毒物，真的跟孔雀有关系吗？

王家葵：至于孔雀胆本是毒药中比较偏门的一种，因为郭沫若同名话剧，大众才有所耳闻。《孔雀胆》是一部悲剧，先抄几句百度百科：“元末红巾起义，梁王逃至楚雄，向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助其击退义军。为感恩，梁王将公主阿盖许给段功为妻。后来，梁王打算除掉段功，于是密命阿盖公主以孔雀胆毒杀段功。阿盖拒受王命，并以实情告段功。段功虽然没有死于孔雀胆，仍然没有逃脱梁王的手掌，死于非命，阿盖公主不久也香消玉殒。”

这段故事在《南诏野史》《滇略》《尧山堂外纪》中都有记述，提到的毒药就是孔雀胆。孔雀胆并不是孔雀的胆囊，而是一种芫青科昆虫大斑芫青（Mylabris phalerata）干燥的虫体，中医作为“斑蝥”入药。或许去除头部足翅后的虫体形似胆囊，遂以“孔雀胆”为隐名。斑蝥含斑蝥素，口服对胃肠道和泌尿系统有较强刺激性，对全身器官系统都有损害，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致死。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斑蝥图

大斑芫青

很多小说里面还有养毒虫的记载，如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这些记载靠谱吗？这些毒虫真的能够通过人工养育，来加强它们的毒性吗？

王家葵：古人真实了解或确切使用的毒药，以植物来源为主，其次是矿物来源，动物来源较为少见。至于你提到小说中常见的，利用毒蛇、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毒虫，抚育培养出“珍罕毒物”，抱歉，多数都是“小说家言”。

先解释原因。动物来源的毒药，以动物毒素为常见，这是一些动物进攻防御的武器，多由毒腺分泌，以蛋白为主。首先，中国境内剧毒动物不多，获取困难；更重要的是，对古人来说，毒素还面临提取、保存、使用三大难题。毒素以蛇毒为最常见，在中国，眼镜蛇科、蝰蛇科的一些蛇种，毒素可以致死。但即使获得足够量的毒液，精制并妥善保存，也需要通过开放性创口才能进入受害者体内而产生毒性。一般而言，口服会被消化屏障隔离，达不到效果。这样的毒药，可算是高成本低收益。至于蜘蛛、蜈蚣、蝎子，绝大多数中国本土品种的毒力太低，可以忽略不计。

非蛋白类的毒素在动物体内存在不多，但有两个很特别。一是河鲀毒素，这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已知活性最强的神经毒素，这是一种生物碱，性质非常稳定，常规加热或酸性环境都不能破坏。中毒潜伏期短，缺乏有效的解救措施，可以在中毒后数分钟内死亡。另一个是蟾酥，这是中华大蟾蜍（Bufo gargarizans）、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等，耳后腺、眶下腺分泌物的干燥品，所含强心苷类物质，心脏毒性和局麻作用也可以致死。或许是太常见，不能勾起读者的新奇感，这两种毒性道具，都不经常在小说中出现。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炮制蛤蟆图

附带一说，我至今没有想明白的是，古代人对自然界广泛存在，且活（毒）性明显的大型真菌如蘑菇之类，认识明显不足，检索笔记，仅得聊聊数条。《墨客挥犀》卷五说：“菌不可妄食。建宁县山石间，忽生一菌，大如车盖，乡民异之，取以为馔，食者辄死。”南宋初年的一则毒蘑菇故事，一波三折，特别有意思，《宋人轶事汇编》说：“乾道初，灵隐寺后生一蕈，圆径二尺，红润可爱。寺主惊喜，以为珍品，不敢食，献之杨郡王。王亦奇之，曰：是当为玉食。奏进于孝宗，诏以美味宜供佛，复赐灵隐，盛之以盘。经日颇有汁液沾濡，两犬舐之，一时狂死，寺僧大惊。”

还有不少小说渲染苗疆的蛊毒，神乎其神，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王家葵：你问“蛊毒”，那可是古代的“生物武器”。“蛊”的研究涉及医学、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都很深入，结论倒也直白，根本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蛊毒”。

不仅是“蛊”的问题如此，由于缺乏科学逻辑，古人某些有关毒性的观念，荒谬得超乎想象。举一个例子吧。巴豆是大戟科植物巴豆（Croton tiglium）的种子，载《神农本草经》属于“有大毒”的药物，巴豆所含脂肪油对肠道有极强的刺激性，引起剧烈腹泻，本草用来“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也是真实疗效的写照。《鹿鼎记》中韦小宝使坏，买通马夫，给吴应熊的马喂饲巴豆，拉得一塌糊涂。林则徐起复不久，病泻痢而死，传说也是厨人用巴豆汤祸害。

《证类本草》戎州巴豆图

巴豆

巴豆毒性如此，可自古以来就有一项传说，谓巴豆能肥鼠，《淮南子·说林训》云：“鱼食巴菽（豆）而死，鼠食之而肥。”《博物志》云：“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南方草木状》也说：“鼠食巴豆，其大如豚。”陶弘景亦相信此说，言“人吞一枚便欲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并感叹说：“物性乃有相耐如此尔。”实验室经常用巴豆油制作大鼠、小鼠腹泻的动物模型，只看到鼠们拉肚子到脱肛，还真没有“食之而肥”的现象发生。

何以荒谬如此呢？这如果不是误传的话，恐别有原因。巴豆油（croton oil）中所含巴豆醇二酯（phorbol diester）有致癌或促癌作用，可诱发小鼠、大鼠胃癌、肝癌。所谓巴豆肥鼠，或许是鼠类荷瘤后体态畸形，古人错误观察，以讹传讹。还有一种可能，除了巴豆以外，本草中强调药物在不同种属动物间反应性差异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新修本草》说赤小豆“驴食脚轻，人食体重”，《本草拾遗》说生大豆的药性“牛食温，马食冷，一体之中，用之数变”等。其所依据的，未必是客观事实或使用经验，更像是方术家的故弄玄虚，或者某种巫术逻辑。

说到古人对毒性的错误认识，能否请您多举一些例子？

王家葵：我讲个轻松一点的故事吧。

蜀椒也载于《神农本草经》，此为芸香科花椒属植物的果实，因为物种和产地不同，名目甚多，汉代以秦椒、蜀椒为大宗，大抵以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为主流。《孝经援神契》说“椒姜御湿”，本意可能是调味之用。作为调味品，花椒并没有明显的毒性，或许是惮于椒强烈的麻味，被标记为“有毒”；又将毒性归于闭口，谓“口闭者杀人”，换言之，只要将闭口椒去掉，便能安全无虞。关于椒的毒性，有一段掌故可资谈助。

《证类本草》蜀椒图

《本草品汇精要》越州秦椒图

据《后汉书·陈球传》，熹平元年（172），窦太后去世，宦官曹节等不欲太后与桓帝合葬，廷尉陈球力争。这是一场朝臣与宦官的斗争，其他大臣也是有备而来，传中提到太尉李咸“捣椒自随”。李咸出门前对妻子说：“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椒便是花椒，无异辞，椒岂能成为自杀工具？通读后文，颇怀疑这是范晔在调侃李咸。

按照范晔的叙述，经过陈球慷慨陈词，事情渐有转机，“公卿以下，皆从球议”。然后范晔写到：李咸始不敢先发，见球辞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谓宜尔，诚与臣意合。”会者皆为之愧。“大言”云云似乎已经含有讥讽，“会者皆为之愧”，究竟是会者自愧，还是为李咸愧，说不清楚。李咸之“捣椒自随”，恐怕也不是为了仰药自尽，而是麻痹口腔，关键时候好唯唯诺诺，真是老奸巨猾。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例言》对此事别有说法：“尝因胃中受凉，嚼服花椒三十粒，下咽后即觉气不上达，移时呼吸始复常。乃悟古人谏君恐有不测，故有捣椒自随者。由斯观之，用药可不慎哉。”他的意思是椒吃得死人，恐怕不是这样的，但大剂量或许能产生短暂的麻痹。

范晔《后汉书》没有为李咸立传，其他人著的《后汉书》则有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说法不同，径言“公卿不敢谏，河南尹李咸执药上书”云云，然后“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议，诏中常侍赵忠监临议”云云，其后接范书公卿议论，陈球的意见。对此《后汉纪》整理本有注释说：“范书陈球传，以众议在前，咸上疏在后。廷议时，陈球仗义直言，咸观望许久，才曰与球意合，会者皆为之愧。通鉴考异曰：‘今按：史称咸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权幸惮之。其能捣椒自随，必死之心已固，不当临议畏葸不言。且若无李咸之先谏，中官擅权，无须延议而以冯贵人配桓帝，故当以袁纪为是。’”

我对此不敢苟同，历史真相固然不得而知，但范晔的叙述显然带有倾向性。袁宏说李咸是“执药上书”，而范晔直接点明所执的“药”不过是花椒；若能了解所捣之“椒”基本上不会致人于死命，这就足够了。

关于花椒的毒性，有人举《魏书》孝文帝的冯皇后被迫“含椒而尽”的故事反驳。我理解，这就跟徐达患“发背疮”，朱元璋遣人送肥鹅一样，只是皇帝“恩赐”一种“体面的”死法罢了，与“发背食鹅则死”的真实性毫无关联。进一步引申，前面说李煜死于“牵机药”，真伪虽然不得而知，但李后主所遭遇的一定是酷死，却是毋庸怀疑的。

那种凭借空气扩散的毒物，有现实的可能性吗？而且，有些小说还将其描述成无臭无味，一闻即中毒，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王家葵：你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无臭无味不是关键，重点线应该划在“凭借空气扩散”下面。你说的这类毒药，古代肯定没有，现代则有，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沙林、索曼、芥子气等“化学武器”。

《铁围山丛谈》里面记了一件事，政和初年，徽宗亲自巡查内库，打开一个无字号的仓房，专门贮藏两广、蜀川进贡的毒药，野葛、胡蔓藤皆在其中，鸩毒尚只排在第三，更厉害的毒药“鼻嗅之立死”云云。自然界气态的毒物当然有，高浓度的硫化氢、二氧化硫在温泉区比较常见。但把天然存在的“毒物”做成“毒药”，却有一项困难，如何搜集、贮藏，如何保证在使用环境中维持毒效浓度，如何保护施毒者不受侵害。若做不到，则一切免提。

关于“无臭无味”也可以啰嗦两句。这属于错误思维，颜色、气味与毒性有无、毒力强弱没有关联性，但此问题的背后，隐含民众对“快速鉴毒能力”的热望。事实上，除了“以身试毒”外，古人并没有更好的测毒手段。流传最广的是银器验毒，《本草纲目》说：“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中毒死者，亦以银物探试之。”记得小时候蘑菇炖肉，做好以后先要用银筷子插入肉中，看有没有变黑，然后才放心食用。后来才知道，这种验毒方法非常不靠谱。

古人常用的大毒药砒霜，成分是As3O2，主要由各种砷矿石升华制得，技术所限，未能完全脱硫，所以砒霜里面杂有少量的硫，遇到银可以生成黑色的硫化银，肉眼所见即是银器变黑。蒙昧时代，这一经验被无限扩大，银子不仅可以验毒，甚至传说还能防毒呢。

前面说了这么多毒药，但我们还漏了一个重大问题——解药，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家葵：中毒是急诊医生经常处理的情况，如果染毒物质判断明确，几项工作应同时进行，一是尽快脱离毒源，一是使用特异性解毒剂，一是对症支持疗法。古代解毒疗法大致也包括这三项，但无法截然分开，可以笼统地称作“解药”。

蕹菜

前面引《博物志》说曹操“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酒”，后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自动“脑补”。据说蕹菜能解毒，所以《南方草木状》就说：“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蕹菜就是小菜场常见的空心菜，又名藤藤菜，为旋花科植物蕹菜（Ipomoea aquatica），这个菜能解钩吻野葛之毒，姑妄听之吧。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博物志》关于曹操的这段八卦，以前似乎有人讨论过，大意是曹操为了避免中毒，经常小剂量服毒，以增加对毒药的耐受性。现在想来，完全不对，且不说许多毒药的耐受未必可以后天培养，用这种方法来防毒风险也太大。我更相信这个传说就是曹营的人散布，暗示曹操既不怕野葛，也不怕鸩酒，以减少被人投毒的可能。后人以先食蕹菜再吃野葛来解释，未免自作多情了。

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主人公预先或事后服下“解药”，于是对手的毒药无效，或者已经发生的中毒霍然而愈。真有这样的“解药”吗？

王家葵：特异性解毒剂以免疫学家贡献最大，这就是我们或许听过的各类抗毒血清。除此而外，则是化学解毒剂，如针对亚硝酸盐中毒的亚甲蓝，砷中毒的二巯基丙醇，氰化物中毒的亚硝酸钠与硫代硫酸钠联用（这是旅美药理毒理学家陈克恢先生的贡献，陈先生研究麻黄碱，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先驱），吗啡中毒的纳洛酮，安定类中毒的氟马西尼，有机磷中毒的解磷定、阿托品联用等。古人也有寻求特异性解毒剂的想法，刚才说蕹菜解野葛毒就是一例。《博物志》引《神农经》说：“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盐解之。”

那么，这些方法能够取得解毒效果吗？很令人怀疑啊。

王家葵：这些方法显然无效，于是寻求广谱解药方案，古人最常使用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甘草，又名“国老”，载《神农本草经》，是解毒的上品。《名医别录》说甘草能“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解百药毒”。药理研究证实，甘草煎液口服，能提高动物对多种毒素的耐受力，是一种非特异性解毒剂。甘草中含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因其甜味是蔗糖的二百五十倍，故又名甘草甜素（glycyrrhizin），含量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甘草甜素在肝脏分解为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 acid）和葡萄糖醛酸，后者可与含羧基、羟基的物质结合，使之失活，从而发生解毒作用；前者则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可提高机体对毒素的耐受力。

《本草品汇精要》汾州甘草图

第二是地浆水，载于《名医别录》，陶弘景说：“此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搅令浊，俄顷取之，以解中诸毒。山中有毒菌，人不识，煮食之，无不死。又枫树菌食之，令人笑不止，惟饮土浆皆差，余药不能救矣。”地浆解毒，笔记中甚多，如《茅亭客话》说：“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觉寺设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斑者，或黄白而赤者为斋食，众僧食讫悉皆吐泻，亦有死者。至时有医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搅之澄清，名曰地浆，每服一小盏，不过再三，其毒即解。当时甚救得人。”地浆解毒并非玩笑，这很类似活性炭作为解毒剂的吸附作用，吸附胃肠道中尚未吸收的毒性物质，经大便排出，从而避免中毒进行性加重。

第三是粪清，这就比较恶心了。用或干或稀的便便来解毒，也见于《名医别录》，一番繁琐操作制成所谓的“黄龙汤”，甚至还是解救河鲀中毒的“特异性解毒剂”。由此闹出的笑话不少，救回的人命几乎没有。既然无效，为何又屡用不绝呢，在《证类本草评注》人屎条我有一段按语，抄在下面，并以此结束本文：

古代治疗水平低下，面对严重疾病，经常使用各类“令人作呕”的肮脏物事作为药物。如人部粪尿枯骨之类，除了催吐作用有可能减少经口染毒者毒物吸收以外，不会有真实疗效。其屡用不止，推考原因大约三端：其一，巫术之厌胜原理，或医术之“以毒攻毒”理论。如《本草纲目》人屎条的“四灵无价散”，主治痘疮黑陷，腹胀危笃者，“用人粪、猫粪、犬粪等分，腊月初旬收埋高燥黄土窖内，至腊八日取出，砂罐盛之，盐泥固济，炭火煅令烟尽为度。取出为末，入麝香少许，研匀，瓷器密封收之”。专门说，“此为劫剂”，“乃以毒攻毒”。其二，站在治疗者的立场，可能更宁愿病人因厌恶这些恶劣之品而拒绝服药，使医者比较容易摆脱治疗失败的尴尬。其三，从患者亲属的角度，也可因“已经采取如此极端的治疗方案而依然无效”，从而获得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