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 霍巍

摘要：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曾经带给世人三次震惊：一是1929—1934年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偶然发现一批玉、石器，其后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进行了首次考古试掘，造成学术界的轰动。二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了两座大型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以其谲诡奇异的青铜面具、人头像、高大的青铜树神、黄金制作的面具及金杖等，带给世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三是在2019年底，在1986年原两个祭祀坑出土地点又再次发现了六座祭祀坑，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当中，既有原有的器物类型，也有首次发现的新的器物（如已经正式公布的四号坑中出土的三件铜扭头跪坐人像、见诸媒体报导的三号坑中出土的跪坐持举青铜尊人像等），经过现代媒体的现场考古发掘直播，再度掀起了三星堆考古的热潮，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虽然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当中，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资料还在陆续披露过程中，但“三星堆热潮”却仍然持续不减，对于三星堆所带给学术界和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追问和热议，显然已经不可回避。本文拟就其中世人最感疑惑、也最具社会关注度的问题进行讨论，即：三星堆从哪里来？它和中国文明有何关系？应当如何看待三星堆和域外文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

一、三星堆和中国青铜时代

1929年三星堆发现以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少学者流徙入川，除了看到广汉月亮湾出土的这批玉、石器之外，还看到了成都附近出土的大量带有神秘符号的青铜兵器，从而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将其与古史传说和记载中的古代巴蜀联系起来。这个阶段，人们的认识还没有产生重大的疑惑，这些青铜兵器的种类、形制虽然有的具有一些地方性的特点，但和中原系统的青铜兵器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是认为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号可能属于某种已经不为人知的“巴蜀图语”，甚至不排除它们已经具有某种文字的表达功能。

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

真正让人们感到惊愕不已的，是1986年两个器物坑的出土。这两个器物坑中共出土器物2 000多件，种类主要包括象牙、青铜器、玉器、陶器和部分黄金制品。人们发现，在大体相当于中原商王朝殷墟后期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着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加以后来又在三星堆、月亮湾等地发现了古城址、大型宫殿遗址等，足以表明这里曾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从而使得学术界对于长江上游的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也由此大为改观。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由于埋藏方式上存在着焚烧和“毁器”的明显迹象，学术界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其当为三星堆都城内举行向神灵、祖先祭祀活动之后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故称之为“祭祀坑”，但对此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本文因主旨所限，暂不讨论这两个坑的性质与定名问题，仍遵从目前学界流行的“祭祀坑”之称。

最大的疑惑，还是来自两个祭祀坑里出土的器物上。自1986年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围绕三星堆祭祀坑展开的探讨从未中止过，至少产生出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其中较为集中地反映学者们学术观点的代表性著作，可举由巴蜀书社出版的一套《三星堆文明丛书》。在这套丛书中，综合国内外考古学家们的意见，大体上对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谱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

《三星堆文明丛书》

第一，这两个坑内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从器物的类型还是形制特点上看，都与中原青铜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如其中的牙璋、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都可以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相同的类型，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第二，两个坑内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大类别是青铜容器，另一大类别是其他的青铜器。青铜容器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只见青铜尊和罍，而不见青铜鼎。尊是指喇叭口状的容器，而罍是尊的一种，但腹部较深而颈部较短，两者都可作为盛酒器，是祭祀的青铜礼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尊肩部饰有牛头或立鸟，在肩、腹部有扉棱，常见的纹饰有夔龙纹、饕餮纹等，和中原殷墟、郑州以及南方湖南、湖北、安徽商周青铜器中的尊相类似，由于青铜尊最早见于中原二里岗和殷墟，所以学者们较多的意见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尊是从中原地区通过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上游来的器物。青铜罍最初也是见于中原的二里岗、殷墟，后来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也有发现，学者们也多倾向于将三星堆祭祀坑中青铜尊和罍的来源上溯到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

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

虽然迄今为止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没有发现过中原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证明三星堆青铜器可能接受了来自中原青铜礼制的影响。早年就有学者认定：“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尊、罍等青铜容器是供盛装祭祀用器而向神作奉献的礼器。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器物，喇叭形座上跪坐一人，头上顶一尊，两手奉尊腹，作奉献状；此情此景告诉我们铜尊的用途和使用方式。”此次在三号祭祀坑中再次发现了头顶青铜尊的跪坐人像，也说明尊在三星堆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礼仪性质，这和中原青铜礼制具有共性。同样，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在中原文化中也是作为礼器使用，表明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尊、罍一样，也都是祭祀性质的“礼玉”，和中原文化礼制系统有着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在世界古代文明当中，中国是唯一以制作具有代表社会政治权力、表达礼仪制度和社会等级规范、同时也融通时代艺术、宗教、政治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于一体的青铜礼器，来体现王朝统治正统性的国家。如史籍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茗，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皆乱，虽大轻也。”（《左传·宣公三年》）由此，张光直先生特别指出这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于西方上古世界而言，青铜最为重要的意义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而在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比较，三星堆青铜器以尊、罍作为礼器，具有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属性是无可否认的。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国内外考古学家们的共识。

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 

但是，摆在中外考古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却始终未能破解：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并非仅仅只有这类青铜礼器，还有大型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成组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有些青铜人头像的表面贴附有黄金制成的金箔，同时还出土有黄金箔包裹的木杖——被人们称为权杖——等等。这些器物很显然已经无法纳入到过去人们所熟悉的中原文明青铜礼器的知识体系当中去加以解释，甚至至今在世界考古学当中也没有找到能够与之相互作为参照的考古标本。尽管有不少学者费尽苦心地将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一些小铜人像、玉、石人像与之进行比较，例如，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将陕西宝鸡茹家庄1、2号墓中出土的青铜人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石人像等与之比较，德籍美国学者罗泰认为，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出土的人头玉雕像可能提供了三星堆铜头像的线索，但从体量、造型和规模上都相差甚远，两者之间无法类比。大部分考古学家们则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将其认定为这是四川地区（古蜀）独特的创造。美国学者罗伯特·杜朴（Robert L.Thorp）就直截了当地说：“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当然知道商的艺术图像，然而他们另有自己的打算而创造出一套全然不同的符号象征。”

罗泰等主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

然而，为什么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其他地区产生出这套独特的符号象征？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这些石破天惊的艺术构思与创造灵感又是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要将问题接着一步步追问下去，考古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和一个非专业的读者差不多是同样的。

要么继续回避、继续等待，要么努力去设想各种可能性并试图提出科学的假说，这就是目前学者们所能采取的基本态度。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从世界学术史的视野来评价三星堆的考古学意义：“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这至少提示我们，观察三星堆文明，还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度和更为广阔的视野，由此或许可能得到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认识，从而推动研究工作走出困境。

图1  兽首冠人像

图2  铜兽面具之一

图3  铜兽面具之二

二、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

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古时期其他文明的考古发现中，尚未发现和三星堆青铜文化完全相似的器物群。在新的考古材料出土之前，仅仅通过考古出土器物之间的类型学比较，试图找出三星堆的来龙去脉以及其间的传播链条，很显然条件还严重不足。不过，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拓展比较研究的路径呢？

无须置疑，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与世界古文明之间可能进行的比较研究，从而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李学勤先生对此曾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说：“在这种比较研究上，应该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历史前进到类似阶段时，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艺和美术的创造，不可以把这种现象一律视为传播的结果，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同时又必须承认，古代人民的活动范围每每胜过今人的想象，文化因素的传播会通过若干环节，达到很遥远的地方。”

李学勤著《比较考古学随笔》

从世界古代文明的视野下观察三星堆，会发现一些超越具体的考古器物层面、可以上升到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层面的相似文化现象。

（一）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

三星堆出土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0.8厘米，由台座和人像组成，是三星堆青铜像群中最为高大者，可能代表着三星堆文明中的“群巫之首”，象征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首领人物。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土有20件青铜面具，面具的两侧上下和额部正中均开凿有可以固定位置的方孔，推测原来还应有木、竹、泥质制作的躯干部分与之相连。其中最大的一具面具高40.3厘米、宽60.5厘米（标本K2②：153），如果按照正常人体比例加以推算，其高度也可达到280厘米以上，形体也非常高大。此外，从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发式、头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颈下中空，可以安插在其他质地制成的身躯之上。上述青铜立人像、面具、头像从整体上形成为一批具有“偶像崇拜”特点的青铜像群，成为三星堆青铜文明显著的特点之一。

而纵观崛起于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的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基于这一文明体系中人们对于神权和王权的理解和表现，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人们心目中对神和国王权力的崇拜，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一传统对于后来西方希腊、罗马古典主义艺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将人类对于自然诸神、人世间神权和王权崇拜的群体观感、美学价值与生命哲学通过肖像造像艺术加以了多方面的表现。

安东·穆尔特卡、伊萨·苏勒曼著《古代伊拉克艺术》

（二）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一些面具为拟人像的面具，而另一些面具则完全是奇异的神灵形象的表现，让人们不禁联想到古史传说中蜀人的开国君主蚕丛“纵目”、《山海经》所记载的神灵 “烛龙”等形象。一些青铜头像的表面，还贴附有黄金箔制成的金面具，共同构成三星堆文明当中独具特色的面具艺术。

大型的青铜面具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发现，这应是三星堆人的创造。而黄金面具这一艺术传统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则以古代埃及、西亚等地区发现最早。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开始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和国王的丧葬中使用黄金面具、眼罩和口罩的习俗，并将这一习俗传播影响到中亚地区。

这里有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细节：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是贴附在青铜头像的表面，是黄金箔与青铜器的结合；而上述欧亚大陆诸文明中发现的黄金面具则多使用于死者的面部作为丧葬仪式中的“覆面”。两者之间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不过，在欧亚古代文明中，将黄金箔贴附于青铜器表面作为装饰的艺术手法，也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9世纪，伊拉克拉努萨（Larsa）出土的一尊站立于台座上的“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现藏于法国巴黎Louver博物馆），就是在青铜铸造的三头母山羊的头部表面，覆盖用黄金箔片制作的面罩。这一传统在中亚地区也有流传，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间的巴克特里亚北部青铜文化当中，曾出土一件怪兽纹的青铜斧（现藏于美国纽约Metropolitan博物馆），双头鹰的头部和双翼以及铜斧后部的猫科动物身躯上面，也使用金箔片加以覆盖装饰。广义而言，也是在具有神秘意义的这些神灵动物表面，覆盖了一层“黄金面具”。

“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

（三）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

关于权杖，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英文称之为“Mace”或“Scepter”, 一般认为它早期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实际的击打功能，既可用于狩猎劳作，也可用于兵器或防身的武器，后来逐渐衍生成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性仪杖用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属性，成为象征着王权、身份与等级地位的手持器具。在西亚考古遗存中，曾发现不少帝王、国君、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以及精英贵族等人物手执权杖的图像。而权杖的实物遗存通常由器柄和权杖头两部分组成，器柄多为木质，大多难以保存下来，但也有少数是用石质或黄金之类的贵重金属做成，可以保存至今。

新近出版的李水城先生《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一书，收录了来自西亚、中亚、南亚、北亚、北非、欧洲、美洲和大洋州从史前时代到各个历史时期考古出土或传世的权杖头，早期多为石质，随后这种石质的权杖不断发展变化，不仅流行的地域不断扩大，而且自身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化。伴随着世界各地金属器的制作与流行，权杖头也开始使用青铜、黄金等贵重金属制造，形态更是日趋多样化，出现了鸟首、人首、兽首、几何形首等多种样式的权杖头，从而充分说明使用权杖来表达权力、威仪与崇信，在域外文明当中从史前到各个历史时期都曾十分流行。

李水城著《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中，也出土了一件黄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这件器物系用金条拓展成的金箔包裹在木芯外层而成形，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着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纹饰相同的图案，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神秘的含义令人寻味。由于这件金器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学术界一般将其认定为与三星堆神权、王权有关，代表权力、威仪和等级的“权杖”或者“神杖”“王杖”。这个文化传统很显然在青铜时代的中原文化中绝非主流（虽然也曾在中国西北、西南边地发现过石质、青铜的“权杖头”），但若置放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来考察，却并非不可理解。

段渝先生将三星堆出土的这柄权杖和古代西亚、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权杖的考古图像进行对照之后，认为“三星堆这柄金杖，从形制上看，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属于细长类型；并且，近东权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无独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样在杖身上端刻有平雕图案，内容也同样与国家权力有关。考虑到这些因素，同时也由于古蜀王国本土和商代中国没有使用权杖的文化传统，因此，三星堆金杖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和采借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因素而制成的”。

图4  青铜立人像

图5  戴有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

图6  青铜神树

（四）“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

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很早便研究发现，从地域上和三星堆文明最相吻合的古蜀文明的古史传世系统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蜀古史系统和华夏系统完全不同，最显著的是在古史的年代。在《蜀王本纪》中，他的帝王世系共十二世。最值得注意的是蜀史的年代，从开明上到蚕丛，竟有三万四千岁。”他指出，在世界上古文明当中，古史传世神话系统只见于古巴比伦文明：“我们看巴比伦的古史，曾经遇一个洪水时代，洪水以前的帝王在位，每人有万年之长，历八王而有二十四万年。”对于这个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饶宗颐先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并且至今反响者甚微的假说：“这种暗合之处，我们暂时不妨假定，在很早的时代，西亚文化往蜀身毒道传来可能已将近东巴比伦的一些历史神话渗入。古蜀人的古史系统极为夸张他们洪水神话中的人物，以至万年的数字。”

上述四个方面，或许并不足以全面观察和概括三星堆文明与世界上古青铜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可供比较之处（例如还有学者从青铜神树、眼晴崇拜、太阳神话等其他方面也进行过比较研究），但却可以在总体性文化面貌上窥见其明显存在的某些共性。对于这些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过去笔者和上述学者一样，也曾经将这些因素和古代西亚文明进行过直接的比较，从而提出不同文明之间曾有过交流、互鉴的假说。

饶宗颐著《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

多年之后，随着三星堆考古的不断深入，笔者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仍然没有改变，但却有所深化和拓展。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体性地认定为外来文明的产物，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不同文明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之下，各自独立地产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晴、神树（太阳树、宇宙树、生命神树等）、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在考古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同有异，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再者，既使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也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例如上文中所举的例子，黄金面罩在古埃及、古波斯文明中都是作为王者死后的“覆面”使用的，这个习俗和传统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流传甚为久远。而三星堆却是用来覆盖在青铜人头像的表面，其象征意义和具体功能显然有别，都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后来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通”西域，开拓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此次三星堆三、四、六、八号坑发掘出土的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表明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三号坑、八号坑部分青铜器表面也有纺织品残留物，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充分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和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益州成都成为主要的丝绸产地，看来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如果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样也曾辐射和影响到域外的古老文明（如丝绸的早期传播），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无法排除，只是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证来形成“证据链”加以证实。

余英时著《汉代贸易与扩张》

如同上文所论，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的青铜头像组成的这个“青铜神灵系统”。这无疑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用所谓过去的“常识”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我们目前虽然暂时还无法对其做出最具合理性的诠释，但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宏大视野下对其加以考察，比较已知的考古学成果，尽可能寻求更多的线索，从方法论上讲，也应是无可厚非的。

段渝著《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三、结语：三星堆在文明交流、互鉴上的意义与价值总结

本文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首先，古蜀文明和三星堆关系密切，三星堆文明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自成体系、传承有序。从考古发现而论，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氏开国，至开明世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其次，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关系密切，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文所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只是在纹饰风格上更具蜀地的特色。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为祭祀仪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也同样深受到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以往在三星堆还出土过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中原文化影响的诸多遗痕。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 

现在看来，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到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当然，古蜀人也并非完全模仿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照葫芦画瓢”，而是在吸纳华夏大地极其丰富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令后人举世瞩目的创新和再造，为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谱再写新篇，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的证据。

俞伟超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

最后，即本文所着重讨论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及其重大的文化价值。无论如何，三星堆这一堪称世界级的考古成果，其最大的价值无疑是让世人第一次对于中国青铜时代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正当欧亚大陆进入到上古文明繁荣发展的阶段，在东方古老而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西南边地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神秘、夸张、生动而丰富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这一发现不仅改观了以往对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认知，以更为广博、精深的内容重塑了中国青铜文化的面貌，而且也展现出与世界古代文明诸多的相融性与共通性，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本文作者著《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三星堆“来龙去脉”的探讨，都不过尤如海面下庞大的冰山显露出一角而已。可以预期，随着三星堆考古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涌现，我们已有的知识图景都难免还会被一次次的刷新，应对来自远古世界文明信息的辨识与认知能力的挑战力度也会日益增大。因此，以坚实而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时也要以更为宽阔的胸襟与视野开展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应是未来我们应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