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逸炜:巴黎公社的最后一天

作者: 宋逸炜

1882年5月30日,法国《时代报》(Le Temps)刊登了一篇关于拉雪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的匿名报道。周日(28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六百余人聚集在这里,纪念巴黎公社十一周年。朱尔·若弗兰(Jules Joffrin)、露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等公社亲历者先后发表演说,群情激昂,高呼“公社万岁!社会革命万岁!”众人向遇难者献花后离去。墓园重归寂静。下午五时,一群年轻人来到墓园,他们在杂草中寻找散乱的尸骨,或沿着山丘滚动颅骨,或拼接骨架,嬉笑取乐。“简单的游戏令人毛骨悚然。天啊!是游戏吗?还是对一种可能已经遗忘的残酷讽喻?”法国左翼历史学家马德莱娜·勒贝里乌(Madeleine Rebérioux)读到《时代报》的报道后惊诧莫名。由此,她开始以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édérés)为中心,梳理法国人围绕共和国与公社的记忆博弈。1871年3月成立的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5月21日,政府军队攻入巴黎,制造了“血腥的一周”(Semaine sanglante)。5月27日,一些公社战士在激战后倒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东南侧的围墙下,这是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巴黎公社标志的由来。如今,巴黎市政厅开辟的一条参观路线,勾连了公墓内三十八处公社遗迹。在沉默的遗迹里,有三位战士生前诉说了最后一天发生的故事。

图1:巴黎市政厅关于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遗迹”参观路线图
一位是儒勒·瓦莱斯(Jules Vallès)。走进公墓正门,绕过亡者纪念碑与礼拜堂,左转前行不久的墓园第六十六区即是他的墓碑。在瓦莱斯青铜半身像下的基座上,镌刻着他亲密的友人和同志塞夫兰娜(Séverine)为他选定的墓志铭:“人们记住的我的才能,只会是我的信仰”。瓦莱斯,1832年生,在1871年3月26日巴黎公社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当选为公社委员,担任与公社教育、对外关系、军事法庭等有关的工作,他主编的《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是公社期间最受巴黎人民欢迎的报纸之一。5月21日下午,公社在市政厅举行例会,瓦莱斯担任会议主席。会议进行中,一名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打断议程,宣读了一则来自前线的急件:“凡尔赛人刚刚突破了城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敌军,公社委员会在次日上午通过决议,每位委员回到本区组织防御。瓦莱斯在特罗拉多(Trocadéro)目睹了政府军队炮击战神广场。当他来到军事学校和战争部时,发现空无一人。瓦莱斯重新返回市政厅,那里已经聚集了二十余名公社委员,大家面色沉郁,低声絮语。

“一切都完了!”

“万特拉(Vingtras,瓦莱斯的自称),这句话应该收回去!相反的,应该告诉老百姓巴黎城将是反动军队的坟墓,叫人民振作起勇气,命令他们重建街垒。”

在激烈的战事中,瓦莱斯于5月23日拿到了最后一期《人民呼声报》。他从市中心的先贤祠撤退到东北郊的第二十区。5月28日五时,瓦莱斯与他曾经领导过的国民自卫军第一九一营驻守在贝尔维尔街(rue de Belleville)的一处街垒,对面是法维耶大厅(salle Favié)。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瓦莱斯等坚守阵地:

“我们用步枪和炮弹来回答向我们疯狂打过来的炮火。

所有防哨和路角房屋的窗口,我们的人都塞上了草褥子,可是里面却因为有子弹打进来都冒着烟。

街垒上不时有一个木偶似的脑袋露出来。

弹无虚发!

我们有一尊大炮,开炮的是几个不大说话的英勇的小伙子。有一个还不满二十岁,麦黄色的头发,矢车菊蓝的眼珠,遇到有人夸奖他发炮准确,他便像一个小姑娘似的马上红脸。”

图2:儒勒·瓦莱斯及其墓碑(图1中②处)
炮火间歇的空当,一位自称“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中间人”来到街垒前劝降,瓦莱斯断然拒绝。此人离开后,敌人的炮弹如雨般地飞来,公社的防御工事很快崩溃。正午时分,街垒失陷。瓦莱斯等人开始亡命。在一位好心的妇女的引领下,他们来到了在附近救护队工作的该妇女的丈夫处。后者是一名外科医生,他担心接纳瓦莱斯会给自己的病人招致危险,婉言拒绝了给这些人提供帮助。不过,他告诉瓦莱斯可以到不远处的救护站避难。在那里,一位约二十五岁的女子爽快地接纳了他们:“你们看,我这里有十五个受伤的。你来做医生,让你的朋友做助手”。这位女子用煎蛋卷和葡萄酒招待了他们。得益于救护员身份的掩护,瓦莱斯等不仅躲过了凡尔赛军官的盘查,而且还以运输伤员为由,穿越重重岗哨,抵达塞纳河左岸的仁济医院(Hôpital de la Pitié)。院长认出了大名鼎鼎的瓦莱斯。经过一番考虑,院长决定放行,于是瓦莱斯骑着一匹瘸马,到了位于巴黎西南蒙帕纳斯街(rue Montparnasse)的朋友家。成功逃脱追捕的瓦莱斯,辗转流亡到比利时、英国,1880年遇到大赦才得以回到巴黎。晚年的瓦莱斯克服糖尿病和神经衰竭症的折磨,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雅各·万特拉》;重刊《人民呼声报》,宣传社会主义。1885年2月14日,瓦莱斯在巴黎逝世,享年五十三岁。近六万人来到拉雪兹神父公墓参加了他的葬礼。

图3:纳骨塔与利沙加勒肖像
市政劳动者纪念碑附近是墓园第四十九区,这里是巴黎公社战斗到最后时刻的地方,墓碑上可见子弹的斑斑痕迹。距此不远的纳骨塔(Columbarium),安放着利沙加勒(Prosper Olivier Lissagaray)的骨灰。利沙加勒是另一位诉说过公社最后一天故事的战士。利沙加勒,1838年生,曾任1870年国防政府驻图卢兹军事特派员。利沙加勒“既非公社委员,也非部队军官,不是公务人员,更没有受雇于公社”,1871年3月18日到巴黎。他以记者身份,先后主办了《行动报》(L’Action)和《人民论坛报》(Le Tribun du Peuple)。在“血腥的一周”,他见证了公社的最后战斗。5月27日,政府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扑来,对公社的最后两大据点——拉雪兹神父公墓和肖蒙(Chaumont)高地展开进攻。下午四时,五千名士兵包围了公墓,坚守在此的二百名公社战士早在中午就已弹尽粮绝。晚六时,公社战士们借助墓穴的掩护,与敌人徒手搏斗,且战且退,最后全被枪杀在公墓东南的一处围墙下。而肖蒙高地的战斗,从晚上十点持续到次日凌晨四时,在倾盆大雨和枪炮声中,六百余名公社战士数次击退敌军,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死难。

5月28日清晨,公社最后的捍卫者退据第二十区中心。早八时,第二十区区政府被敌军攻克。十时,政府军队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包围了最后的公社战士。政府军队的大炮持续轰炸圣殿街(Rue du Temple)、奥贝坎普街(Rue Oberkampf)、弗里-梅里库尔街(Rue Folie-Méricourt),社员们在用尽全部弹药后,与敌人肉搏。十一时左右,战斗结束,各处零星的战斗持续至下午三时。

公社最后的街垒位于拉姆庞诺街(rue Ramponeau),公社军事代表欧仁·瓦尔兰(Eugène Varlin)27日晚至28日上午曾在此战斗。28日九时,瓦尔兰等公社委员身披红色绶带,肩扛枪支,在红旗的指引下,率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小队离开,开始在各街区迂回作战。“一个唯一的公社战士捍卫着这个街垒一刻钟之久。他曾三次把凡尔赛分子插在巴黎街街垒上的军旗旗杆打得粉碎。公社这个最后的战士由于勇敢,结果得以逃脱了。”据说这个没有姓名的战士,就是文字的作者利沙加勒本人。

离开巴黎不久,利沙加勒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街垒后的五月八天》一书。流亡伦敦期间,利沙加勒在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于1878年完成了《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是一部被马克思誉为“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的著作。回到巴黎后,利沙加勒以笔作枪,继续写作,乃至多次被判处监禁与罚款。1901年1月25日,利沙加勒因病逝世。两天后,近两千人来到拉雪兹神父公墓,参加了利沙加勒的遗体火化仪式。利沙加勒化为一抔骨灰,被安放在第1385号骨灰盒中。

图4:让-巴蒂斯特·克莱芒及其墓碑(图1中“29”处)
第三位诉说公社最后一天的战士是让-巴蒂斯特·克莱芒(Jean-Baptiste Clément)。从纳骨塔顺主路下坡,左转不远即毗邻社员墙的公墓第七十六区,这里有“公社诗人”克莱芒的墓地。墓碑上方的诗人头像披红色绶带,四周被樱桃树环绕,中间是诗人的名字和生卒年“1836—1903”,下方用红字特别注明他是歌曲《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的作者。这是克莱芒1866年创作的歌颂美好爱情的诗作,两年后,由作曲家安托万·勒纳尔(Antoine Renard)谱曲,成为传唱至今的一首旋律清婉悠扬的歌曲。克莱芒担任公社委员,先后在公共服务与救助、武器制造和教育委员会任职。公社失败后,他辗转亡命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直至1880年遇大赦回到法国。在克莱芒出版的个人作品集中,他以《樱桃时节》这支流传甚广的歌曲献给“勇敢的公民露易丝,1871年5月28日星期日,国王喷泉街(rue Fontaine-au-Roi)的女护士”。国王喷泉街是公社最后的街垒之一。1871年5月27日夜间,它被政府军队攻下,但次日清晨,公社战士又重新夺回街垒。瓦尔兰、克莱芒等公社领导人曾在此战斗至下午一时。十余年后,克莱芒清晰地记着当日的情景:大约十一至十二时之间,一位二十至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女孩走向这座只剩二十余人坚守的街垒,她的手中拿着一只篮子。公社战士们问她:“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暴露自己?”女孩简单回答说,她是圣-莫尔街(rue Saint-Maur)街垒的一名女护士,街垒被攻克后,她来看看这里是否需要帮助。战士们虽然对她的奉献精神十分感动,但为了保护她,拒绝让她留下。然而,女孩坚决不肯离去,对伤者进行了及时救助。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克莱芒等在决定撤退时来不及通知她一起离开。“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是露易丝,她是一名工人”。克莱芒把自己最受欢迎的作品献给了这位去向不明的女英雄。

露易丝的故事与《樱桃时节》最后一段歌词符契若合,为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光划上了一个凄美的句号。

我永远会爱着樱桃时节:

这段时光令我永志不忘,

也会为之心伤。

幸运女神把它赐予给我,

却也不能抚平我的忧伤……

可我依然钟爱樱桃时节,

这段回忆我定永远珍藏。

此后,《樱桃时节》不单单是一首爱情歌曲,更成为巴黎公社的重要象征。直到今天,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巴黎公社之友”都会齐聚在社员墙下,用它来纪念那段岁月,缅怀为理想而战的公社战士。

图5:“血腥的一周”内的街垒分布与巴黎公社社员墙
绕过社员墙,最后一段路的尽头是以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命名的公墓后门。1870年9月4日,甘必大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成立共和国;1880年6月21日,甘必大宣布赦免所有公社社员,流亡国外的公社战士得以陆续返回法国。曾经的公社战士聚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内,昔日见证公社最后血腥时刻的围墙被冠以“社员墙”。起初,对于社员墙下的纪念活动,官方的反应是温和的,街头上被禁止的红旗可以出现在墓园内,而社会主义者在演讲中也可以公开颂扬“为共和国牺牲”的战士。不久,由于担心“社员墙”成为抗争记忆的符号,1883年巴黎市议会在修缮墓园时否决了公社社员拥有墓地永久使用权的提案。1885年社员墙下的活动受到警方的暴力干预。此后二十年间,由于官方的多次介入,社员墙下的花圈数量逐年递减。1905年,统一的社会党成立。两年后,巴黎市议会同意将墓地永久分配给公社社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分道扬镳。20世纪30年代,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两党重新团结在社员墙下。此后,无论是社会党在“人民阵线”时期成为执政者,还是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英勇表现,都催使公社记忆融入共和国认同之中。而关于“二战”期间集中营死者的匿名记忆,更被视作公社遇难者记忆的延续。“二战”后,社员墙的“抗争性”逐渐弱化,最终在1983年被纳入“法国历史遗迹”名录。从此,社员墙在法兰西共和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巴黎公社社员墙的历史,勒贝里乌在文章结尾写道:“它的神话起源于新的历史,见证了法国人对大革命和共和国那不可分割的热爱”。勒贝里乌的文章收录在1984年出版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第1卷《共和国》(La République)里。这套由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担任主编的皇皇巨著,前四个专题分别为“象征”“纪念性建筑”“教育”和“纪念活动”,探究了政治符号在构建国家认同时发挥的作用。最后一个专题被命名为“对抗性记忆”(contre-mémoire),聚焦于旺代和巴黎公社——共和国曾经的“敌人”。但是,正如两篇文章副标题所展示的,旺代是外省的“区域性记忆”(région-mémoire),大革命中“蓝与白”对立的实质是“共和派与保王派”的博弈;巴黎公社是首都革命,“红色,喷射的血”,寓意了革命者炽热的情感。两种记忆来自政治立场迥异的群体,其颜色却一同拼接在法兰西国旗——三色旗上,这意味着共和国的集体记忆是涵容了对立物的装置。

19世纪末以降,拉维斯(Ernest Lavisse)通过勾连“从高卢人到共和国”的谱系,书写了一种未曾断裂的单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了超越这种影响至深的政治史叙事,《记忆之场》重新检视了象征性遗产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这样,“现代的历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变为“历史的现在”(présent historique),由135篇文章组成的《记忆之场》构筑了一个宏大的、以和解为旨归的“象征性的新历史”——法兰西记忆。故而,当游客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追寻公社最后一天的痕迹时,即使面对栖息在大写的历史/记忆中的差异性片段,也不会感到奇怪。

图6:拉雪兹神父公墓秋景(2019年11月6日笔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