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雁城——1944衡阳保卫战回顾（下）
作者：鹌鹑与竹米
5日，日军全天以优势炮火继续猛烈轰炸守军各处阵地。而每处阵地均至少被日军突入两次以上，虽然大多数都被之后反击夺回，但此时第十军可以派出增援各个阵地的预备队仅剩第三师的直属部队和军属辎重团余存的一个营。各团团长大多数也都挂彩。听闻岳屏山阵地已经被敌人占据三分之一后，手中再无后备兵员的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亲率自己的卫士班和师部勤杂兵30余人前往增援。经过一番搏杀，守军依靠手榴弹消灭了突入的约200余日军。然而此处阵地也仅余70余人，且大都不同程度负伤。
天马山阵地此时也仅剩10余名守军，他们与最近的敌人相隔不过50米。依靠手榴弹三次击退日军后，敌人暂时放弃了从此处进攻。日军只看到高地顶端军旗依然在飘动，事实上此时这里的守军已经只剩下几个人，且已经用光了所有弹药。
当天15时，方先觉在军部召集四位师长，军参谋长孙鸣玉、高级参谋彭克复和督战官蔡汝霖进行会商。
方先觉让每个人开诚布公说出自己的想法。周庆祥主张突围，但大多数人认为应当得到上峰认可后再考虑这一选择。
彭高参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念起蒋介石对负责守卫常德的余程万师长训示：“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方先觉听到此处，不由得痛哭失声，表示决不能舍弃那些负伤的官兵。周庆祥接着表示说：“我在第十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惨苦的仗，这次内无兵弹外无援军，为什么第九战区十几万大军一个也打不进来，这岂非天意？当初救援常德时，我们第十军一天一夜跑一百几十里，现如今有这样的援军吗？”
方先觉最后宣布：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他还下令每个师长身边只能留四个卫士，其余人员全部派到一线。此外，方先觉也表示需要时候自己会先行自杀。
会议刚结束，城西北青山街有日军突入的消息就传来。周庆祥闻讯马上率领卫士排和师部官兵共70余人赶往青山街，与敌遭遇后他用大刀连砍数敌，受到鼓舞的战士们连声高呼“周师长”，经过一番肉搏，将两百余日军或消灭或驱赶，稳住了当地战线。
葛先才（1904—1997）湖北汉川人，国防部中将部员。早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排、连、营团长。抗战爆发，先后参加淞沪、徐州、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任预十师团长，坚守长沙南门，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率部发起反冲锋，令日军措手不及而溃退。会战结束当天，获晋升少将。常德会战期间，任预十师副师长的他在师长孙明瑾阵亡后继续指挥作战，被一颗子弹在距离心脏仅十公分左右位置贯穿胸部。伤愈后任预十师师长，参加衡阳保卫战，被日军囚禁后脱身返回重庆。此后历任军委会少将高参、旅长、整编师长、国防部中将部员等职。
周庆祥（1904—1948）字云亭，山东夏津人，陆军少将。原名昭桐，出身于富农家庭，幼年上私塾，后在县城就读高小、中学。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次年毕业后分至第一军第三师，随部北伐。先后担任见习、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曾参加对红军苏区第四次围剿。抗战初，任第二军所属第三师第18团长，后参加武汉会战。由于所部损失巨大，之后调往湖南衡山补充整训，而后划归第八军麾下。1939年2月所部参加南昌会战，此后同样因为伤亡严重战后移驻湖南湘潭整补。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7月升任第三师师长，此后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1944年衡阳保卫战后被日军俘虏，两个月后与军参谋长孙鸣玉等人在军统特工协助下逃脱至广西。后重建第三师，仍担任师长。1945年2月，任重建第十军副军长。抗战后第十军被缩编为整编第三师，师长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接任，他因不满其能力、资历而离职，赴山东投靠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的同乡、黄埔学长王耀武（三期）。此后历任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长、山东训练团少将教育长、团长等职。1947年接任重建的整编三十二师师长。1948年3月该部在胶济铁路西段被山东解放军围歼，他只身归队后被逮捕，经军法会审后以贻误军机罪枪决于雨花台。
6日，五桂岭、岳屏山、西禅寺阵地均被日军突破。
日军在战斗中曾有驱赶中国老百姓作为先导，令其去破坏守军障碍物，结果这些百姓大多惨死于炮火中。
7日，第11军所辖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步兵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亲临衡阳西南部的市民医院附近日军独立步兵第61大队前沿，督其进攻中国守军的岳屏山高地一线阵地时，正在衡阳城外正南方向的五桂岭高地北端布防之第三师第8团（团长张金祥）直属迫击炮连射击范围内，连长刘和生在望远镜中发现其行踪，随即刘连长下令用身边最后8发炮弹向其阵地射击，志摩源吉当场丧命。
据日军战史记录，志摩在阵地上督促日军加紧进攻，并示范如何将中国守军投掷来的手榴弹反掷回去，上身因此露出战壕，被突如其来的炮弹弹片击穿头部。
日军镜头下的岳屏山一线。照片中间标注的即是岳屏山高地，右侧是市民医院。
志摩源吉（1889—1944）日本长野县人，卒业于陆军士言学校第23期步兵科。1938年5月升任第116师团所属步兵120联队长，当年6月率部在中国上海登陆。之后晋升大佐，受命指挥由步兵120联队、野战炮兵第120联队所属第2大队及卫生、辎重部队组成的作战单位，依照日军惯例称之为“志摩支队”。其后在长江沿线遂行警戒作战。1941年10月回国任职。1942年4月调关东军。1943年3月晋升少将。1944年3月调57旅团任职，随后参加日军的“一号作战”，随部参加进攻长沙。志摩旅团在6月23日进攻岳麓山时曾经使用催泪性和糜烂性毒气弹，致使中国守军遭受重大伤亡。6月底率部进攻衡阳。关于他的死因亦有日方资料说是被守军狙击手射中头部而亡。志摩战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他是日军长衡作战期间阵亡的最高阶将领。
当日凌晨，军部收到重庆方面军委会发来电报：“援军明日必达”。
经过商议后，鉴于此前友军的虚晃一枪，方先觉与孙鸣玉都不大相信电报内容。
同日拂晓，约500日军突入青山街，该地防守的第三师所属第7团3营长王金鼎阵亡，团长鞠震寰带伤指挥。9时许，鞠团长中弹阵亡——他也是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战殁的最高阶军官。
由于此后这片区域中国守军已经尽数阵亡，故而日军一路向南，随后突进到杨林庙，这里有中国军队第六九兵站医院，医院内有1000余名无法撤离的重伤官兵和大批民众，日军随即用刺刀将全部伤兵和许多百姓杀害。
上午，一名日军军官举着黄旗到衡阳城内，要求进行谈判，传达其上级希望第十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意见。
中午，各师长都到位于中央银行的军部会商。此时军部除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外，只有几名卫兵和副官处长张广宽、辎重团长李绶光及军长副官王洪泽。
各位师长至此均认为阵地已经无法守住，衡阳陷落已经进入倒计时。方先觉让孙鸣玉起草最后一封电报：“敌今晨由北城突入，即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鱼（注：电报日期代号）。”
下午，城西天马山高地上只剩不到10名还能战斗的士兵和数十名无法撤离的伤兵，为让他们能够在日军射击视野内撤退到衡阳大西门内，孙鸣玉提出用树白旗诈敌的方式，预十师师长葛先才随后也同意此法。15时许，天马山守军分三批撤离，只在阵地上留下一面白旗。
日军发觉上当后，利用此事开始对其他阵地守军大肆宣传：“第十军的士兵们，放下武器吧！你们的军长已经举白旗投降了。”
这就是后来所谓“第十军举白旗主动投降”说法的真相。
方先觉之后在军部告知懂日语的张广宽，蒋介石战前允许在无力继续战斗时可以停战的密令，并委托他前往日军方面进行相关谈判，临行前一再叮嘱：“第十军绝无投降之意”。
方先觉让张去谈判，目的其一是为了阻止日军违反国际法屠杀伤兵、俘虏，其二是为了给剩余约1200名可战斗人员突围争取时间。
而后，二人与赶来的周庆祥一致商定8日清晨由周、孙二人率领最后的1200余人出大西门，向城南五桂岭一线突围。
几人的考虑如下：
- 如果然有援军抵达，这最后的作战力量可以予以接应；
- 可以藉此保留第十军不至全军覆没，为之后重建保留种子；
- 剩余战斗人员突围后，另余人员也就可以与敌协商“停战”了。
张广宽手持红十字旗到达日军第68师团前沿指挥所，向日军指出其屠杀伤兵、无辜民众的行径，58旅团长太田贞昌根据师团长指示称：要对衡阳城内中国人无论伤兵平民一律格杀勿论。不过，他紧接着又称如果投降，可以考虑……最后他以张职位太小为由打发他回去，换一个有资格谈判的人。
张回到军部后，报告说日军不同意停战，只接受投降，如不投降将会屠城。
方先觉对各位师长商议了停火的几个条件，包括第十军只停火不投降、日军不能屠杀伤兵、百姓等几个主要内容。
根据相关当事人（一九零师569团团长梁子超）后来回忆，第十军提出的条件为：
- 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
- 指定地点集中训练；
- 受伤官兵不得杀害；
- 送往南京（注：此条有争议。有认为是将伤员送南京医治、亦有方本人去南京一说）
- 保障生命安全；
- 眷属送安全地点；
最后，方先觉表示各位军官已经尽到责任，允许他们各谋出路，表示自己将死守军部。随后他又指定了自己若身亡后代理指挥部队的次序：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
当晚，孙鸣玉在张广宽陪同下来到日方前沿，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在电话中同意协议停战，对守军的七项条件全部接受。其后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五桂岭同日军继续谈判。
随即，日军前线陆续停火。
日方随军记者拍摄的日军冲入衡阳街区。此照很可能是战后宣传摆拍。
8月7日军委会致电方先觉称“援军明日必到”的电报原稿
孙鸣玉（1911/1914?—1967）名志林，以字行，山东即墨人，陆军少将。出身于富裕盐农家庭，自小上学读书。后于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转考保定军校。毕业后在二十九军先后担任排、连、营级职务。1936年被推荐入陆军大学深造。抗战爆发后任第十军第三师上校团长、第三师少将参谋长，参加了几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1944年春升任第十军少将参谋长，协助方先觉指挥衡阳保卫战。被日军囚禁后于10月9日夜趁小雨看守疏忽，从所关押的天主教堂翻窗而出，之后爬过围墙沿公路走到友军防区，而后辗转回到重庆。内战期间先后担任师长、兵团参谋长、国防部高参等职务。1948年9月晋升陆军少将衔。1967年5月在视察金门岛防务时遭遇车祸去世，追晋为中将。
堤三树男（1886—1975）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1910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22期）（与佐久间为人同期）。1936年任步兵第77联队国境守备队长。1937年8月晋升大佐，10月任留守第10师团司令部附。（注：七七事变前日军全部常设师团派驻中国东北、朝鲜时均在本土留置部分部队，作为补充、训练单位，这种被称为留守XX师团。1940年后大部分常设留守师团不再设置，以其为基干组建新的师团。）1938年担任步兵第39联队补充队长。1939年任步兵第63联队长。1941年晋升少将，任独立混成第11旅团长，此后派驻中国战场，在长江下游负责警备，参加江南、苏北、安徽广德等地区作战行动。1942年任步兵第55旅团长。1944年3月任留守第51师团兵务部长，4月转81师团兵务部长；6月19日转任第31军司令部附，26日又调陆军参谋本部附；27日晋升中将，随即任68师团长，参加衡阳作战。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该部一直驻扎衡阳。
8月8日凌晨1时许，孙鸣玉一行回到军部汇报。
此时，隐藏在第十军军部的内奸向日军报告了“援军8日到达”的信息，另外还有中央银行后门警卫空虚的情况。
堤三树男获悉后下令日军重新开始进攻，并要求必须在清晨前攻占第十军军部。
3时许，日军由城北已经突破地区蜂拥而入，利用第十军已经无兵阻击的情况向中央银行所在城中心前进。
近4时，中央银行周边已经响起密集枪声，军部周围此时除少量警卫人员外已经无力抵抗。
方先觉听到枪声后，拔出佩枪欲自杀，扣动板机前，早已有所防备的李绶光、王洪泽迅速一人抓住方手臂，一人打落手枪。枪落地时已响，但未击中任何人。
此时，日军已经从后门进入军部所在防空洞。
方先觉、孙鸣玉、几位师长及军部人员共20余人皆被俘。
拂晓前，方先觉等人被押送出城，到达城南郊五桂岭后与日军谈话约半小时。之后将众人送到68师团司令部。日方随后表示称：“中国军队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亦有所闻。”
除表示敬意外，日方对守军提出的条件基本接受。
方先觉等人随后被囚禁在附近一所天主教堂内。
第十军主要将领被日军囚禁在衡阳南郊的天主教堂。图左起：饶少伟、周庆祥、方先觉、葛先才、容有略。最右侧站立者是日军士兵。一段时间后，日军按第十军各个师番号将其官兵分别关押管理。
根据第三师所属第9团4连连长陈福绥后来叙述：“8日清晨，我们野战医院伤员被集中在衡阳城北门县政府空地，日军在高处架一挺重机枪，射手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随后停战谈判的结果中止了又一场屠杀，陈福绥等人才得以幸存。
不过，当日天明后，失去指挥的残余部队仍有部分人员继续各自为战，与敌在各地搏杀、周旋一整天后幸存者才停止抵抗。
预十师所属第28团3营营长翟玉岗腿部负伤，他躲在一处破屋内，虚掩大门，将一方桌放在门口，自己抱着门闩坐在桌上。稍后一日兵破门而入，翟抡起门闩砸倒日军。之后他在被日军擒住前撞墙身亡。
同样是该团2营4连连长李浚在巷战中负伤，躲入民宅，在腰间绑上最后几颗手榴弹与随后冲进屋的日军同归于尽。
衡阳战事在守军抵抗47天后终告结束。
第十军余部约1000名尚可战斗人员，以及6000名左右伤病员被日军俘获，之后集中囚禁。
根据军政部军医署第六十九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的回忆，日军对被俘第十军官兵不遵守先前承诺，仍然有肆意殴打、残杀行径，粮食也以极低标准供应。正是经方先觉与日方交涉后，对俘虏的迫害虐杀才有收敛，此后战俘开始正常按时获得米和伙食费，还被允许在监视下上街买菜。所有可以活动的官兵之后都被日军分配去清理街道、修整飞机场。
1945年元月，中国空军飞机几次轰炸衡阳日军驻地，许多官兵借机逃跑。
日军攻陷衡阳的报道。照片中是一辆九七式战车。
日伪报纸关于日军占领衡阳的报道
8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对衡阳战事的报道。报道中并未提及衡阳陷落的消息，大概率是还不了解相关信息。
8月10日（或11日）的延安报纸对衡阳战事的报道。标题虽然说“情况不明”，但也已经确认衡阳失陷，所不明者乃因与守军联络中断，以及对今后战局影响。
此时，隶属于第九战区的第四十六、六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零零共六个軍试图对衡阳进行解围作战，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根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8月26日所作《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摘要》（以下引用简称《摘要》）记载：“至七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八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衡城亦已失守……”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于衡阳保卫战的文章声称“衡阳守军如再坚持一日结果将大不一样”，信誓旦旦“分析”认定外围国军已经马上就要突破日军阻援部队，与衡阳守军会师。
如果根据上文所示《摘要》记录内容，就能够得出结论，这种“分析”更多处于主观臆断，完全不顾及现实情况。
衡阳战事期间周边区域中日双方战线示意图（中方观点）
《摘要》记录很明确说明距离最近的国军（62军）在衡阳陷落前抵近至衡阳以西的五里牌，此时也无力（也可能是不想）再前进一步。这个五里牌位置大致在今天衡阳市西郊雨母山镇以北、蒸水以南一带，距离衡阳核心区，也就是老城雁峰区大约15公里左右。15公里在今天已经是非常近的距离，开车不过20余分钟，即便是步行也就是3个小时多的时间。然而，在八十年前的衡阳，这看似咫尺的一段路，却是要付出多大代价和时间才能够通过呢。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作为参照：衡阳外围战况最激烈的地段之一张家山，此地距离衡阳城内第十军军部所在地不过区区2公里多，如今步行只需要半个小时多点时间，然而在当年日军为能从这里通过，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日军尚且如此，那么在《摘要》中记载的“装备劣，兵员少。师以上兵团，几全为步兵兵器，山炮以上之重兵器，甚少配属……各军兵员，平时缺额甚多，战端一起，己属无法补救”如此情况之下，解围部队能有机会在第十军即将完全丧失战斗力之前冲过这14公里吗？
《摘要》中还就8月8日战事记载道：“……我战车向衡西突击，亦以感炮兵火力不足，未得效果。再，近战武器之手榴弹，常不发火，有多至十分之八者。”
看到此处，对于外围之军能否有力量迅速解围，其实已无需多言。
还有一点也需要重申，下达给外围两个军（62、79）解围衡阳的命令是7月12日。在23日时再下命令督促援军“积极突击”。27日时增加解围部队的兵力，同日电令中还直接说“衡阳周围之敌，久战疲惫……”就是在如此情形下，援军行动仍然缓慢。
诚然，如上文所引述的，当时解围部队装备低劣、兵员不足，这是客观原因。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其实解围本身就难度较大呢？
看起来确实如此。62军在进军衡阳附近期间，甚至出现过“两日不得饱食”的状况，这对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可以想见。
此外，除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主观意识影响着解围部队进攻。
《摘要》中关于各部在进军过程中的表现中如此描述：“乃敌向其侧背威胁，即纷向后退，徒增伤亡，功败垂成，皆顾虑侧背太大之故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由此可见，解围各部推进速度除了装备、给养等问题制约外，本身贯彻命令的主观能动性就存在极大缺失。
也许当时某位参加解围战斗的军长一句话点破了关键点：“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据说此言是第一百军军长李天霞所讲——1947年内战期间的孟良崮战役也有他的类似行事。）
中国军队援军在衡阳以西雨母山一带行军（第二历史档案馆）
位于衡阳蒸湘区的陆家新屋始建于清光绪七年（1881），是记名提督、振威将军陆成祖（1838—1891）的宅邸。该建筑坐北朝南，整体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整体院落略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33米，占地面积2640平方米。整个院落依山傍水，实用典雅，布局为二进四厢，共有33间房屋。该院落建筑细节精巧、堪称是清代湘南民居的代表之一，也是衡阳现存最早的民居建筑之一。1944年衡阳战事期间，这里成为中方解围援军通过的地段，日军曾在此进行阻击，从而围绕宅院发生过激战，当时部分建筑毁于战火。2005年进行了全面维修，完全恢复了其建成时的历史原貌。2006年被评定为省级文保单位。
陆家新屋外墙采用具有防火功能的马头墙形式，采用阶梯式布局，墙头进行一定艺术构造处理。此前维修建筑时，专门保留了外墙上残留的弹痕、弹洞。
陆家新屋如今作为衡阳保卫战纪念馆对社会开放参观。照片中是馆外作为景观说明的抗战士兵雕塑。
另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就是第十军指挥层是否在破城之前就已经准备投降。
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答案，因为目前从各种观点、视角去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部分相关分析都认为方先觉等人是在最后阶段，也就是8月7日决定与日军谈判（注意：第十军指挥层大部分人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投降）。到了这个时间，第十军军部实际上已经与大多数一线部队失去了联系，相应各处阵地基本上已经是各自为战。而日军大肆宣扬的“竖白旗”也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据日军方面记载称，到7日黄昏，许多守军阵地都竖起白旗，向日军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此外，日方的一些记载中也称是：“……6日突入城内，双方展开巷战。但是，到了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突然下令向日军投降。”
本文前面已经就最开始“竖白旗”的前因后果做了叙述，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即便是对第十军和方先觉评价最负面的学术观点也没有认为各处阵地竖白旗是军指挥层的授意。至于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在前线架电话线与日军商议投降”之事更是不见正式记录——甚至日方的资料都没有提及。
8月6日晚，有此前被俘的守军军官向116师团所属120联队联队长儿玉忠雄提出愿意前往进行诱降。然后到了7日，就有报告“第68师团正面重庆军挂起了白旗”。不过，由于日军面前大部分接触线上守军仍然在抵抗，因此认为这是对方的欺骗性手段，目的是掩护撤退（与孙鸣玉的想法不谋而合）。之后日军冲上天马山高地后也确实没有发现守军。
在已经无法有效指挥所有部队、能够战斗的人员所剩无几、弹药即将用尽——这些情况下，与敌人进行停战谈判或许是唯一的选择了——毕竟这时候方先觉就连自杀都不能办到了。
关于方先觉降日后的表现，最多被批判者举例的就是所谓日方将第十军残部改编为“先和军”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该记载并没有出现在日方的正式记录中，而是由一道被俘的饶少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及。根据饶少伟的回忆：9月底，日军取方先觉的“先”字与另一个“和”字，将第十军编为“先和军”，方担任军长，四位师长仍任原职。据说在日军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要求方与几位师长合影，日军离去后方曾对几人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军只照得我们的样，却照不到我们的心。”这句话其实能够说明他当时的想法和心境。
“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典故中的主人公当年情况与方不是颇有些类似吗？
这里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
一是饶少伟的参谋长甘印森在回忆中却完全没有方主动投敌的说法，对于战事最后也是说“在内无粮弹、外无救援的情况下，方先觉及其高级官佐终于八月八日城破被俘。”
二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会战》（2013版）中没有收录饶少伟的《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却将他的参谋长回忆文章选入。这情况颇耐人寻味。
其实，最关键的记载还是在日方这里，因为当时除日伪报刊对此事有所报道外，就再无任何档案能佐证这个“先和军”是否真的存在了，而日本方面的记载却几乎完全否定了其真实性。
根据日方资料显示，方先觉始终处于日军羁押囚禁状态。并且日方记载也明确说方先觉后来是“逃离战俘营并返回重庆”。如果方真的投靠日伪，组织了这样一支伪军，那么日本人怎么还一直拘押着他呢，这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鉴于也没有其他任何资料记录这支部队的活动情况，故此所谓“先和军”大概率基本只存在于当时日伪方面的宣传之中。这样的宣传肯定是对其有利的。
另外根据日军116师团所属第120步兵联队战史记录：“（方先觉）提出保护第十军官兵，包括伤病员生命，提供医药、医疗、食品等条件”——除此之外日军记录也没有提及其他所谓流传的“去南京见汪精卫”等要求。
方先觉下令第十军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上的投降这件事与我们国家的某些传统伦理道德确实是不相容的，尤其与抗日战争期间所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不符合，许多观点因此对方先觉持否定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更需要结合当时的各种事件背景、人物性格等因素，去全面客观看待这一事情。
8月17日上海《申报》关于“方先觉投诚、意欲参加和运”的报道。《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1872年4月30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纸，也是中国现代报业开端性标志，至1949年5月停刊为止，每日出版，共发行27500余期。民国著名实业家张謇、史量才都曾先后执掌该报经营。1937年上海沦陷后，报方拒绝日军的审查控制，于当年12月14日自行停刊。1938年1月、3月先后在汉口、香港复刊，但时隔不久后再度停刊。1938年10月10日，借美商之名再度于上海公共租界复刊。1941年12月8日，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再度停刊。之后在日军胁迫下复刊，但完全被其控制。1942年日军查封报纸。当年12月，日本海军委派的汉奸陈彬和接管报纸再次出报发行，此后直至1945年8月为止，都为日本宣传机构服务。
汪伪报纸刊载的关于方先觉“效忠和运”的内容
饶少伟（1908—1979）字亚欧，号亚中，四川资中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916年入读乡小学，1924年入县中学，之后转入四川省立中学，毕业后返乡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前往成都考入陆军第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参谋班。1928年毕业后分配至二十四军第二师机枪连担任排长。1932年入南京陆军大学深造，1933年后曾入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1935年陆大毕业，被分配至第五军（军长薛岳）参谋处任中校参谋。1936年底晋升步兵中校。1937年9月，随时任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的薛岳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5月，任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参谋处少将处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10月，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长官部少将高参兼办公厅主任，参加长沙会战。1943年，任暂编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年底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6月，所部奉命配合第十军防守衡阳。战后与参谋长甘印森等几十名本师官兵一道被囚禁在湘江中一座岛上，此后择机与几人逃脱，返回重庆。1945年6月，在陆大将官班甲级第二期进修毕业后，任军委会少将高参。此后历任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副军长、整编副师长等职。1946年任整编第六十九师副师长，于12月在江苏宿迁被华中野战军俘虏。1947年10月被送往哈尔滨解放军教导团学习。此后他受命回到四川，从事策反工作，参与促成四川当地国军起义。1949年10月前往广州，试图策反薛岳，但未获成功。1951年起定居长沙，先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烈士公园筹建处副科长等职。
负责衡阳守卫的第十军在战前做了充分准备，利用衡阳城东临湘江，西、南多丘陵高地，西北、北部多河流水泽的有利地形，有针对性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在日军重点进攻的西南、南部，第十军在各个高地构筑了立体交叉火力网，并将迎敌一面坡地削铲成垂直崖壁，辅以壕沟、铁丝网、地雷，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坚固屏障。
守军严令士兵秉承“三不打主义“，即：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
要求即便日军接近障碍设施进行破坏，也不要轻易射击，待敌人打开缺口进入外壕时再以交叉火力消灭之。待日军冲到崖壁下死角后，用投掷手榴弹消灭。
手榴弹战术也是第十军据守的看家战法。
战斗开始前第十军通过设在衡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直属仓库，补充了大批弹药物资，当中包括了前文提到过的2.8万枚手榴弹，加上该部先前配备的数量，这些手榴弹在衡阳保卫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事开始后，日军就一如预期在这种极富衡阳当地特色的工事前遭受了惨重损失。
这种工事给日军留下深刻印象，将其称之为：“方先觉壕”，并评价道：“尤其是敌人的碉堡位置，颇尽选择之能。其碉堡不独能相互支援，任意发挥侧射、直射火力，且每一碉堡前，均能形成猛烈交叉之火力网。其各丘陵之基部尽已削成断崖，于上端构有手榴弹投掷壕，我军既难以接近，亦无法攀登。此种伟大防御工事，实为战争中所初见，亦堪称中国军队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战术，日军也有评价道：“中国军队之另一战斗特技，为‘手榴弹投掷’。此项战技，原为英美陆军之拿手戏；而现在之中国国军却已超过了英美，爬升为优胜之A组。衡阳外围之丘陵地，基部尽已削成断崖，敌人以手榴弹自上而下，作准确而远距离之投掷，使我军蒙害甚大。衡阳战役之中期，第68及116两师团各步兵中队之兵力，平均已减至20名官兵，如此巨大之伤亡，敌之手榴弹为一主因……”
另外对于第十军的炮兵火力，日军也有较高评价：“中国军队在山野炮之数量上还不及日军，不得已，乃用其唯一之国产品——迫击炮，与日军周旋。其弹药缺乏之情形，较日军尤甚。为节约炮弹，平时乃严格实施炮手之瞄准训练。迨战争之后半期，其迫击炮能与我野战炮相匹敌。第一线将校之伤亡，即为中国迫击炮之杰作。”
“方先觉壕”工事示意图。据说这样的工事源自清末湘军。当年湘军曾用区区两万人依托此种战壕对抗十余万太平军，对手则无法突破。而衡阳也正是当年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地方。
“方先觉壕”结构剖面示意图
“方先觉壕”平面示意图
日军在衡阳作战期间，要面对布满铁丝网、各种障碍物后宽大的壕沟，而壕沟后面更有陡峭的偏坡，上边则是守军黑洞洞的枪口和随时会飞落而下的手榴弹。最麻烦的是这些工事布满必经之路，根本无法迂回，每一次强行攀爬都要面临生死考验。这让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日军老兵都充满了畏惧。日军战史因此称衡阳战事为“华南旅顺之战”——将之比作日俄战争期间惨烈无比的旅顺攻坚战。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叙述日军第一次攻击衡阳失利的原因时写道：“此次进攻失利，不仅是由于敌军阵地巧妙地利用城池堡垒，构筑的极为坚固，而且敌军的士气也极为旺盛。”
而今衡阳老城周边残存的“方先觉壕”遗迹。随着当代城市建设范围的扩大，这些当年的城郊丘陵人工崖壁如今早已湮灭在繁华的街市之中了，它们中的大多数早已因市政建设消失不在。
衡阳城市南部丘陵地区有较多地段在现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保持着当年的样貌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展出的中国军队使用手榴弹。预十师第29团1营上等兵余奇烈作为手榴弹投掷能手在西禅寺阵地曾一人炸退日军在拂晓的进攻。有日军士兵后来回忆说，中国士兵在衡阳把手榴弹当做刺刀用，经常几颗绑在一起，看到日军人影就丢过去。
中国军队在战事期间使用的枪榴弹和60迫击炮弹。2006至2016年间，衡阳动物园等地多次发现当年遗留子弹、炮弹。2014年当地公安部门曾将历年发现的战争废弃弹药进行集中销毁。
第十军在衡阳战事开始前名义上辖3个师（第三、第一九零、预备第十）共9个团，尽管上级给补充了友军的3个炮兵连，但由于刚刚经过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未及补充，两个团基本没有兵员，因此实际上只有7个团实编；此后又补充了一个担负机场警卫的暂编师（第五十四）所属1团（暂五十四师在当时实际兵力为一个团），加起来勉强8个团17600余人。
日军进攻衡阳的兵力最初有两个师团（68、116），此后随着战事进行，先后有第40、58师团的3个联队、2个旅团加入围攻。日军先后进攻衡阳的兵力约在7万人左右，加上外围阻援的部队，共约11万人。
中国方面统计第十军阵亡约4700人、因伤病亡约2900人。
约8000人不同程度负伤（约6000为重伤员）。
衡阳城战前近30万人口，经过疏散，战时留在城中还有约23000余人。
中国平民约有3174人丧生。
1946年2月，方先觉委托葛先才回到衡阳，挖掘收敛第十军阵亡将士遗骸。以上图中是在张家山一带牺牲的部分官兵遗骨，清点约有3900余具。之后在张家山修建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公墓，该墓1950年代被毁，后张家山也改名为胜利山。据预十师老兵彭忠荣回忆，自己所在的排先后换了两个排长，他所在的连原有118人，到战事结束时仅剩13人。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美国记者拍摄的衡阳街头。战事前后，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文物遭到破坏，西禅寺、花药寺等古刹被完全摧毁；石鼓书院早在1939年即毁于日机轰炸；省立衡阳图书馆被炸仅抢救出图书2000余册。作家琼瑶多年后依然记得衡阳城的冲天大火，作家刘和平的祖母曾经营的旅馆也毁于轰炸。
日军在衡阳战事结束后承认在此地共死伤19386人，其中士官以上军官战死390人、负伤520人。
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负重伤、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战死、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战死。
仅就日军指挥官伤亡看就可见此战之惨烈非比以往。
由于作战期间衡阳地区持续高温，许多战死者尸体无法正式埋葬，只能草草拉到战壕中用泥土简单覆盖。
据日军68师团第58旅团所属独立步兵第117大队第3中队的户田芳郎兵长回忆：“倒在壕外的战友遗体实在没法埋葬，就在炸射的间隙从壕中爬出慢慢把遗体拉过来。不知道用了多少天……有的面朝下躺着的尸体被翻过来之后发现是腹部中了枪弹，在衬衣上的破口处，紫黑色的血液已经凝固。千人针从衬衣的破口处露了出来。缠在腹部的千人针……被染的紫黑，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黄色的粒状物。那是苍蝇聚集在被鲜血沾污的地方在上面产的卵。实在让人受不了……我也在腹部缠着千人针，想到如果死者的亲人看到这个怎么办，感到一阵揪心，我下意识的用手不停拂去在千人针上产下的卵”。
户田还回忆说由于战斗激烈，人员不足，加之天气炎热，已经无法将所有战死者遗体都完全焚烧。卫生兵就将每具遗体的右臂从肘关节砍掉，然后将这些胳膊带到后方集中焚烧，最后分拣出各死者骨头用纸包起带走。户田说到战事后期，就只能烧手腕、手指了。
日军进攻衡阳期间，参与进攻的各个师团兵力前后补充了三次。资料显示，日军仅68师团设在衡阳南部黄茶岭的一所野战医院就收容伤病患4000余人，而此处医院最终90％伤病员死亡；8月5日晚至7日晨一天多时间就有400余人不治身亡。还是这座医院曾经一次收容1000名伤员。由于伤病太多，导致记录混乱，所以有不少死亡日军并未留下记录。116师团的一座野战医院曾先后收容3000余名所属步兵133联队的伤病员，最终1000余死亡。116师团下辖三个步兵联队（109、120、133）、一个炮兵联队（122）、一个工兵联队（116）和一个辎重兵联队（122），1944年2月全员兵力为16373人。衡阳作战期间，该师团战死1588人、因伤死461人、因病死亡高达1420人，共计死亡3469人。这仅仅是死亡数字，并不包括负伤人员。这里还要着重提一下133联队这支部队，该部在此期间正是进攻张家山一线的主力之一。该部在衡阳作战先后40天，所辖三个大队共战死1269人，1944年全年该联队战死2350人；而这支部队1938年6月来到中国，到1945年投降共战死4538人（另说4536），也就是说，在中国作战七年，该部有一半死亡都出现在1944年，而在衡阳一地的战死者就占了总死亡数约三分之一。该部下辖三个大队，衡阳作战期间仅大队长就战死5名、另战死代理大队长两名。116师团1938年组建于东京，当年6月自上海登陆，1943年编入第11军序列。该师团原本为乙型师团（特设师团），负责占领区警备任务，1943年5月根据日军大本营命令进行改编，此后成为甲种野战师团。据说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抗战期间长期担任第十军军长（1938—1942）的李玉堂（时任27集团军司令）曾问日军将领其部队在衡阳的真实伤亡情况，得到的答复是约48000人。
第十军的顽强防守也获得了对手尊敬，日军在战后设立牌位一道祭祀双方阵亡官兵。
千人针可能最早出现于甲午日清战争或日俄战争时期，最开始是由1千名虎年出生的女性一人一针在一块白布上缝上红线，形成一千颗缝纫线球，接受这块布的士兵将其缠在腰上，以获得祝福平安归来。之所以选择虎年出生的女性是取自“虎行千里终归来”的传说。后来随着日本不断进行扩张战争，千人针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也就不再拘泥于生辰年和所缝图案。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几乎每一名日本士兵都会获得并佩戴上千人针，它们一般出自亲属和所在家乡女性，而当时在需要的时候，一名女性也会为并不认识的士兵缝上一针。
方先觉等人在被日军关押数月后，10月中，周庆祥、孙鸣玉先找机会逃出，而在11月18日，方先觉趁日军看管松懈之机，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人的协助下，被军统特工接应脱身，随后返回重庆。葛先才、容有略两位师长也在之后成功逃脱。（第十军将领的脱身有观点认为是日军有意放任，如果属实，也可佐证其并未与日军合作。）
回到重庆的方先觉受到各界热烈欢迎，被当时舆论称作英雄。甚至还有报纸将他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相比。
《大公报》社论：“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张巡（709—757）字巡，邓州南阳人，祖籍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5）安史之乱期间以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身份起兵驻守雍丘（今河南杞县），抵抗安禄山叛军。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他率部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与太守许远共同指挥抗击叛军。此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坚守睢阳十个月，消灭大量叛军，有力牵制了其行动。最重要的是阻挡了叛军南下，使得当时最富庶的江淮地区免遭兵祸涂炭，保住了朝廷最重要的赋税来源，也为唐军组织反攻赢得了时间。当年十月，睢阳孤军终因饥饿、疲病无力再战，城池被攻破。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主要将领都先后被杀。张巡被俘时，叛将尹子奇听闻他此前在城头督战大呼，以至于嚼齿皆碎，于是命人撬开他的嘴巴，见口中仅剩牙齿三四颗（这就是后来文天祥《正气歌》中“为张睢阳齿”一句典故由来）。尹子奇钦佩张巡气节，本不想杀，但有部下劝止“彼守节者，终不为用……存之，将为后患”，于是将其杀害。后唐肃宗下诏，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赠其妻为申国夫人；册封张巡之子为金吾大将军。虽然张巡后来被画像入凌烟阁，成为历代后世传颂的忠烈代表，但他一直以来也是争议不断，尤其到了近现代更犹是。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守城期间断粮后，曾将自己的妾室杀死令士卒食用，并且在士卒不忍的情况下强令食之。其后更是下令尽杀城中妇孺，据《旧唐书》载“所食人口二三万”（很可能有夸大）。因此有人后来评论道：“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与其人吃人，还不如投降以保存众人性命）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杀人食人也并非符合张巡意愿，实乃不得已。关于此问题，见仁见智，本文不作过多探讨。其实作为同样的争议人物，1944年有人将方先觉与张巡相比，似乎也是有着某种隐喻吧。
1944年12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对重庆欢迎方先觉脱身归来的评述。这里面对方被俘后的表现叙述与日伪报道宣传基本一致，究其原因应该是受到了当时部分社会舆论的影响，一些情况又没有得到证实、澄清，因此才有了此观点。另外，国民政府在豫湘桂会战中的表现也令当时国内、国际舆论哗然。兵溃千里、失地连连，很难让各界对其有积极评价。尽管第十军已经在衡阳竭尽全力，但这一点光芒确实不足以照亮黯淡的前景——尽管日本此时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但在中国战场依然能保持强大的攻势。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报道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背景因素。这一年中开始，国共双方开始就组建联合政府、推动民主政治协商等事宜进行谈判，虽然有很多积极迹象，但双方分歧远大于共识。中共方面要求的改组政府、改变舆论宣传、召开所有各界人士参与的国民大会等事项，与国民党在许多原则看法上相去甚远。此外在军队问题上，中共希望能保留47个师，但国民党只同意给4个军10个师的编制，后来表示可以考虑扩编到12个师，这当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双方虽然一直保持会商，但在谈判中龃龉不断，已然陷入僵局。此前的8月12日，《解放日报》上就曾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后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当中尖锐批评了国民政府的问题，指出：“衡阳失守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非常经典的的城市防御战，其持续时间之久，给予敌杀伤之大无出其右。
单就一场战役的伤亡交换数字来看，衡阳一战也在整个抗战期间非常罕见。
当然，衡阳保卫战的光芒只是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大溃败的一块遮羞布，在同盟国各个战场全面反攻的时候，只有在中国轴心国军队还在大规模进攻，并能够取得成功。
尽管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衡阳保卫战依然以其惨烈的过程、守卫者的顽强出色表现而彪炳史册。
衡阳也因此战成为中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衡阳抗战纪念塔位于岳屏山上，如今这里是一座纪念公园。衡阳抗战纪念塔（碑）建于1947年8月，此前国民政府在衡阳市议会会长杨晓麓等人的多次请求下，于这一年1月批准将衡阳设立为“抗战纪念城”，并修建纪念塔，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其题字。纪念塔高18.16米，底部为八方盨弥基座，材质为花岗岩，正面为蒋介石题写“衡阳抗战纪念城”鎏金字，塔基座有各界名人所题写纪念文辞。因历史原因，纪念塔曾遭到破坏，2007年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恢复了建成初始原貌。日军战史称：“中国事变八年作战，此为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之攻城战”，就对手这一评价来看，衡阳也确不负“抗战纪念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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