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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雁城——1944衡阳保卫战回顾（中）
2024-11-10
作者：鹌鹑与竹米
28日晨，日军自各方向发动全面总攻，是为第一次总攻击。日军宣称要“三天攻下衡阳”。
10时30分左右，佐久间为人带领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参谋松浦觉少佐等人到黄茶岭附近一处小高地观察战况。
与此同时，在枫树山高地观察所的预备第十师所属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正在用望远镜进行搜索，发现前方约800米外有十余名日军在指指点点似有讨论，遂判断是日军军官在指挥，于是马上下令不经单炮试射，直接以排炮速射。全连8门迫击炮（超编2门）第一轮射击即命中，其后又进行两次齐射，全部覆盖目标区域。佐久间、原田、松浦一行均负重伤，被日军送往后方急救。第68师团指挥暂时瘫痪。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只得采取紧急措施，下令由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中将负责全线指挥，而后调派他人接替68师团指挥官一职。
佐久间为人（1889—1970）东京都人，日本陆军中将。1910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22期）。1934年，任骑兵第28联队长。1936年转任陆军骑兵学校教导队长，同年晋升骑兵大佐。1937年再担任骑兵第23联队长。1939年晋升少将，同时被任命为骑兵学校干事。1940年，调任骑兵第4旅团长。1941年晋升中将，担任下关要塞司令官。1943年调任第68师团长，随后参加常德作战。1944年参加对长沙、衡阳的进攻，负重伤后被送往汉口治疗，伤愈后后调任陆军参谋本部附。1945年2月调第84师团长，本来预定该师团被派往冲绳驻守，但因为无法运输便屯驻在相模湾，作为本土决战师团迎来战争结束。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于8月5日密电重庆称据俘虏日军士兵供述佐久间“伤重毙命”——此乃轻信不实之传言。
岩永汪（1889—1960）福冈县人，日本陆军中将。1912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24期）。1920年入陆军大学，1923年毕业（35期）。先后任独立守备步兵第6大队长、留守第10师团参谋长等职。1937年晋升步兵大佐。1938年任第110师团参谋长，该部在华北方面军序列下负责平汉铁路沿线警备。1939年晋升少将，担任第7独立守备队长。1941年任第34师团步兵团长，该部在第11军序列下驻屯南昌。1942年转任独立混成第9旅团长，负责河北中部占领区警备，第三次长沙作战期间奉调增援。1943年晋升中将，任第116师团长，该部作为第11军主力参加常德作战。1944年率部参与进攻长沙、衡阳。1945年3月调任本土西部军管区，任司令部附，参与本土决战准备事务。4月出任第155师团长，任上迎来战争结束。
29日，方先觉到衡阳城南的五桂岭高地前进指挥所坐镇指挥，此地距离最前沿仅300余米。原先他将军部设在衡阳城内，与湘江一路之隔的中央银行防空洞，后为指挥便利，故又设一前沿指挥所。一同行参谋问方：“此次会战，敌人攻势比长沙会战时如何？”方先觉出于稳定士气需要，静静答道：“差得很”。
事实上，日军在衡阳的攻势之猛烈，早就超过了当初的几次进攻长沙。
晚间，在几位师长、团长一再请求下，方先觉返回更安全的中央银行军部。
当天，日方广播宣称：“我军精锐开始猛攻衡阳街市，刻正渐次夺取重庆军防卫阵地。该军之抵抗，相当顽强。但该地之完全占领，亦仅时间问题而已。”
衡阳城防依托东面的湘江和西北面的蒸水，利用西面布满水塘、水稻田形成的天然阻碍，将主要防守方向布置在城西南、南面的丘陵地带，在此地构筑数道防线。由于西北部的水网地带已经被守军灌水难以逾越，因此日军的主攻方向也只能选择在西南、南面。图中衡阳市政府旁的中央银行就是第十军军部驻地。图中最下方标注141的三个连接高地就是五桂岭。五桂岭海拔79.8米，是守军在南线的重要支撑点，设有军前沿指挥所，该地也是战况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此外，五桂岭往西的枫树山、张家山也是非常惨烈的战场。张家山由于俯瞰着湘桂铁路和衡阳西站，因此更是日军重点进攻方向。张家山西北的虎形巢与前者共同控制着进出衡阳西南方向的道路，因此位置也非常重要，战事同样激烈。第二线阵地所在的西禅寺、天马山、岳屏山是衡阳战事后期争夺的焦点地域。
当年第十军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旧址位于如今的中山南路128号，现在是工商银行衡阳分行所在地。
30日，日军出动飞机60余架对衡阳再度轰炸，期间投掷燃烧弹引发大火，引发城内一片混乱。方先觉到中央银行门口，命令特务营制止部分乱跑士兵。正在此时，一枚日军炸弹落在他近旁，幸而是哑弹未爆炸。
当天16时，日军对五桂岭高地大规模炮击，同时利用刮起南风的有利条件，用毒气炮弹释放约半个小时的毒气，约80余人当即中毒身亡，另有许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后经情况上报，转送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研判后确认，日军释放的毒气是“路易氏气”、“芥子气”两种，均属于糜烂性毒气。
尽管使用了毒气，日军仍然不能突破守军的顽强坚守。而守军凭借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数日间每天都要消耗上千枚。
当晚，中国守军隔着湘江，能够看到东岸日军点起的一堆堆篝火——那是在焚烧战死士兵的尸体。日军焚烧的烟尘裹挟着令人作呕的气味飘过湘江，西岸守军不时能够闻到。
1944年6月30日大公报对衡阳战事的报道，标题就有日军使用毒气的条目。
衡阳战事期间正值盛夏酷暑，双方大批阵亡士兵的尸体无法及时收敛掩埋，导致战场上充满着刺鼻难闻的气味。许多交通壕内的尸体层层叠压令壕内变浅，为了头部不暴露在外行走时不得不弯下身子，而如此一来经常会使脸部贴近那些已经膨胀腐化的尸体，甚至有时会有尸液溅到脸上。恶劣的卫生环境导致许多伤员也因感染而迅速死去。
当天拂晓，日军企图偷渡湘江，直取衡阳市区，被防守江岸的第一九零师第570团（团长贺光耀）及时发现。在守军请求下，炮兵营向日军渡河船只射击，约三四十只木船全部被击沉。
2日，日军由于伤亡惨重，弹药不足，与夜晚停止进攻。经过连日战斗，日军两个师团各步兵中队平均剩余官兵仅有不到30人，估计总伤亡约16000人以上。中国守军总伤亡约4000人。双方阵地前因尸体太多，弥漫着尸臭，许多已经严重腐烂。
其后数日，日军转而对几条阵地进行重点攻势，且多在夜间进行。
7日上午，岩永汪与副官及多名参谋赴前沿视察途中遭遇美军飞机空袭。岩永面部受伤。副官战死，多人负伤，行程被迫取消。
8日，中美联合空军飞机在衡阳上空进行第一次空投补给。由于城区及近郊阵地相对狭小，大量物资落入江中或是日军阵地，被守军拾得不及一半，且多为毛巾、肥皂、万金油等，最急需的药品并未获得。
衡阳城紧靠湘江西岸，位于湘江与蒸水交汇点之南，当时城区约为东西1公里、南北2.5公里大小。湘江在此段宽约300米，水流湍急且河道较深，岸边多是人工石墙或天然崖壁，因此渡河进攻难度较大。城南的丘陵地区各个高地都既为独立阵地，相互又互为犄角，其间有交通壕连接，各处阵地能够以交叉火力相互支援，即使一处阵地丢失，附近相邻高地火力亦可相互配合组成新防御。这种防御体系使得日军有时即便夺占一处阵地也难以立足，经常被获得火力支援的守军重新夺回。
10日前后，日军为新一轮攻势又增调了大量火炮弹药，其中100mm口径以上的重炮就有11门（105mm加农炮8门、150mm榴弹炮3门）。此外，各作战中队按定额补充了新兵员。
位于衡阳城西南外围防线、衡阳火车西站以北的张家山高地战斗异常惨烈，日军116师团所属步兵133联队以100人为一梯队，在炮、空火力掩护下，持续不断对张家山的221、227.7两个高地发起冲锋。防守此处阵地的预备第十师所属第30团三个连是由该师直属工兵、搜索等单位临时编组而成，经过一天战斗其中两个连剩余130人，阵地也被日军夺占。
该部马上于暗夜中反击，趁日军立足未稳，在12日天明前夺回丢失阵地。
12日中午，日军第二次冲进阵地，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站至黄昏，再度将敌赶出阵地。但此时官兵也伤亡惨重，幸亏师部派来由防毒连和团直属部队组成的混编部队增援才稳住局面。
不久后这支援军也全部战死，由军部工兵营的两个连接替上来将敌再次击退。
13日14时许，工兵营的这两个连也全部阵亡，该处阵地再次落入敌手。日军133联队继续向张家山主高地围攻。第十军军部命第三师所属第8团第1营的两个连驰援张家山。
战至14日拂晓，将主阵地夺回。但鉴于221、227.7两个高地仍被敌牢牢控制，加之侧翼受敌威胁，经过方先觉批准，天明前放弃了该高地，退守之后预备阵地。
与此同时，在张家山西北的虎形巢，日军也在连续发动猛攻。
虎形巢是预备第十师所属第29团的阵地，这里与张家山互相呼应，共同构成衡阳西南外围阵地的门户。因此日军对这里的进攻同样凶猛异常。
不过，由于虎形巢对外地势开阔，守军构筑的火力网可以有效覆盖，因此日军在此处白天难以发起有效攻势，因此该处战斗多在夜幕降临后发生。经过此前的顽强阻击，日军一直没能在此处获得进展。
14日下午，日军先进行空袭，再以重炮火力覆盖，最后释放毒气，接着步兵开始冲锋。此时，守军工事因遭敌连续打击大多被毁，官兵大多数也因毒气陷入昏迷。少量还清醒的守军官兵顽强阻击日军，面对人数占优之敌，守军在制高点工事碉堡、交通壕间与登顶日军展开捉迷藏，黑暗中直接将手榴弹投向日军所在战壕。本轮战斗持续一整夜，守军的8箱手榴弹最后只剩下5枚。接近天明时，第三师所属第9团3营的两个连赶来增援，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当晚3营长孙虎斌与两个连长尽数阵亡，预十师战防炮连连长陈以居也战死。
15日，鉴于张家山高地已经被迫放弃，虎形巢已经突出于防线，因此为加强预备阵地之防守，方先觉同意放弃该处。
日军对张家山、虎形巢的进攻持续了六天六夜，期间几乎不曾中断。最终以约8000人的伤亡，打开了衡阳外围西南方向的大门。仅15日一天，日军在各方向上就战死3个大队长。
相对应，守军伤亡也非常惨重，预十师将直属部队的杂役、炊事兵都组织投入了战斗，并且下属3个团已经几乎是师属部队与友邻第三师官兵的混编部队。其兵员消耗之大可见一斑。
衡阳西站（近景）与张家山（远景），照片拍摄方向为自南向北。张家山由两座小高地组成，主高地海拔104.8米，日军在军用地图上标注为24、25高地。守军在其上修筑了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各种射击孔和碉堡遍布山岗，各战位之间由交通壕串联。不过张家山上的守军工事除核心一座可容纳约100人的混凝土掩蔽所外，其余均为野战工事，伪装相对简陋，容易被对手判断火力射击方位。守军只能更多依托人工铲削而成的断崖、陡坡阻止或延缓对手前进，再辅以手榴弹战术消灭进犯之敌。
衡阳西站今貌。该车站主楼建成于1938年10月，其时湘桂铁路通车运营。主楼高11米，二层砖木结构，正面东西宽67米。衡阳战事开始前，守军先行将车站炸毁。1947年修复，之后历经多次修缮保存原貌至今。
张家山主高地（227.7高地）与另一座高地（221高地）之间相距约50米，是衡阳西南方向的门户，扼守在交通要道上。当年战事最激烈的阶段，日军以两个联队对这里进攻多达20余次，阵地先后易手达13次。图为主高地今貌。
张家山主高地顶部现在是国家基本气象站，如今这里叫胜利山。
16日夜，第十军直属搜索营第1连7班班长萧民和一名战士泅渡过湘江，趁敌不备以手榴弹塞入炮管方式破坏敌两门重炮。这些日军火炮在湘江东岸不停炮击衡阳，给守军造成很大损失。
日军战史记载这几日攻势：“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阵例外，依然无所进展，而身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大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中队已变成由士官代理队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残局。第二次总攻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乐观。”
17日，在岳屏山前的市民医院附近，预十师第30团2营营长徐声先被日军发射炮弹炸中，当场阵亡。不久后，此前已经疏散转移的徐营长遗孀在贵州生下遗腹女，为不忘其父为之牺牲的地方而取名：湘衡。
当天中午，防守衡阳西北蒸水的第十军所属一九零师第568团3连官兵看到河南岸距离阵地约50米的沙滩上有三头水牛在吃草，而河对岸相距约130米外就是日军阵地，接近黄昏时，一个班长冲出阵地，翻下10多米高一段陡坡，再跑过20多米的开阔地，最终牵回一头牛。当晚，一条牛后腿被送到第十军军部，每个官兵都分到一块牛肉。
此时第十军上下官兵20多天来几乎都是靠吃盐开水拌焦烂米做成的糊饭维持。战线后所有池塘的鱼虾甚至浮萍或可食用的植物都被采食一空。
在湖南作战期间，由于受到中美联合空军飞机袭扰，日军的兵站基地推进和物资运输十分缓慢。加之沿途许多道路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已尽数破坏，日军的汽车运输直到7月中旬才恢复到长沙的线路，在这之前辎重部队只能依靠驮马缓慢向前线输送物资。因此，在衡阳作战的日军给养除自身携带外，就只能现地筹措。
当时每一名日军士兵背负的装备全重超过40公斤，这里面就包括了5日份的白米和5日份的压缩口粮。此外通常每名士兵还会携带5个牛肉罐头、粉末味噌（调味料）和酱油粉若干。
战前日军本打算两三天就拿下衡阳，所以许多部队甚至只携带了两天的口粮。然而随着战事延宕，给养供应很快就跟不上了。
其实日军还有一个惯常办法，就是在附近征发。湖南南部地区是水稻种植区，7月中旬正好是新一季稻米成熟的日子，这样一来日军除了抢掠当地民众的口粮外，也可以利用这些新米。
然而，光有米对于日军来说是不够的。由于副食缺乏，日军只能在饭团中放进用盐煮熟的水牛肉，辅以辣椒为配料的盐汁食用。不过，这种食物也不能随时供应到位。
因为人员缺乏，日军只能以各部队预备队负责征集粮食和制作食物。由于时间紧迫，白天需要搜集食物，故而制作饭团的工作都是在头天晚上进行。然而在湖南7月的酷暑下，饭团基本上到天亮时就开始变味，午饭时间就已经发粘开始腐坏。
即便如此，一线日军士兵也只能忍受这样的饭团，而且每天仅有两顿，大部分士兵一顿只有一个饭团。
本来在长距离负重行军过程中，日军就因中暑、生病而不断减员，开战后又因为营养不良和食物、饮水造成腹泻甚至痢疾流行。
对此日军也开始与中国守军形成默契，在吃饭时间严禁射击，以免引来守军报复性射击。
一些守军战士有时冒着危险去战线前方水塘捉鱼，经常可以看到日军士兵在做同样的事，双方此时就以手势或哨音示意，互不开火。
容有略（1906—1982）字天硕，广东香山（今珠海南屏）人，陆军中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之后参加两次东征等战事，任教导团少尉排长、连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营长，在浙江对军阀孙传芳部作战时负伤。1933年被授予陆军少将衔。1938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进修，任将官班学员队长。其后担任少将参议、战区干部训练团大队长等职。1942年任第十军参谋长。1943年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任第十军第一九零师师长，参加衡阳保卫战。抗战胜利后任军委会少将参议、上海保安总团团长、徐州绥靖公署军务处长等职，获晋升中将。
与日军相比，此时大部分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更多依靠人挑肩扛的最简陋方式。
湖南作战期间，由于泥泞的道路、恶劣的天气等因素，许多瘦弱的日军士兵就连半天高强度行军都无法坚持，有的年轻士兵会在老兵或军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丢掉部分弹药以减轻负重，甚至有的还会扔掉携行口粮。不断有士兵在行军时掉队。1944年随着战争的不断消耗，日军在各个战场付出巨大伤亡的情况下，各部队补充的新兵素质已经无法与刚刚开战时相比了。
日军在衡阳作战期间因为食物和饮水问题导致肠道疾病大量出现，大批士兵患病后死亡。
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此后利用400余门各种口径火炮的火力优势加强对守军阵地射击，每一天发射的炮弹都超过衡阳守军整个战役期间发射炮弹的总和。
而守军则不时利用暗夜派出敢死队，袭击日军，用这种对手最擅长的方式打击对方士气。
20日午后，衡阳城外西南方向隐约有枪炮声，后经与九战区所属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联络，确认是其部队。方先觉致电请求迅速派兵进城，得到复电：“敌拒阻甚，攻不进城”。
当晚，特务营挑选出150名官兵，分五个组，在营长曹华亭带领下冒险穿插突围，于天明前抵达约定地区，发出信号弹后却无人回应。此后特务营官兵只能在附近民居隐蔽一天，21日夜间再度返回。途中，遭遇日军多次阻截，伤亡过半，曹营长也负伤。
此事证明外围援军如果用心施救，完全能够突破日军阵线，而事实情况是大多在敷衍上峰，保存实力。
此事也从另一面展现了第十军官兵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较强的战术技能。
21日，日军开始对衡阳空投所谓“归来证”，诱使守军放弃抵抗。
当天，进攻虎形巢高地的日军116师团所属步兵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在指挥战斗期间战死。岩永在半夜得知情况后，急调步兵第133联队赶往增援。
7月15日美军航空队支援衡阳飞行报告路线图。在衡阳战事最激烈的7、8月间，中美空军共出动飞机427批、2752架次，空战中击落日机66架，在地面击毁日机58架。此外还在对地攻击中击毁日军各种车辆521台，各种船艇约1360艘。
7月19日大公报对衡阳战事的报道。标题中虽然有“外线大军渐逼近郊区”的内容，然而实际上此后各路援军基本再无进展。
和尔基隆（1892—1944）爱媛县人，日本陆军大佐。191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27期）。1941年晋升步兵大佐，同年任第116师团步兵第120联队长。该部驻扎安庆地区，担负警备任务。1942年参加浙赣作战。1943年116师团划归第11军，当年底参加常德作战。1944年6月，率部参加衡阳方向作战。7月21日，日军暂停进攻，不过守军对日军的炮火急袭并未停止。当天他在指挥部队转移时，被突如其来的炮弹炸死。后追晋少将。
27日，中国空军飞机在衡阳投下蒋介石手令：“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此时只有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被敌军偷译，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
同日，日军经过一天狂轰滥炸后，于黄昏时分对衡阳西面的西禅寺、天马山一线发起冲锋。在守军第三师所属第7团、第9团顽强抵抗下，日军几乎以每天约一个中队的速度遭受损失。
时值酷夏，战壕内外来不及收敛的战死者尸体迅速腐败，群蝇蜂至，到处是白花花的蛆虫，许多双方士兵就在这些尸体旁战斗、休息，其情形之惨或许只能以人间地狱来形容。
31日，预十师的伤亡已经达到90％以上，未受伤或轻伤可作战之兵员仅剩约500人。第三师情况稍好，但也仅有约2000余人可以继续作战。第一九零师包括伤兵在内仅存官兵约400余人。暂编五十四师和师属炮兵兵员也所剩无几。
8月1日，第十军坚守衡阳已经40天，已经远远超过最初上峰规定的两周时间。
当天，方先觉发电报给蒋介石：“本军固守衡阳，已有月余，幸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壮惨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佘，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浸中，与敌奋战，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四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注：空投）有限。自30日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实际上，此时衡阳守军所存的米盐在日军连续炮击、轰炸下已经多半焦毁。此时守军更多依赖空投给养勉力维持。
2日，中方军机再次投下蒋的手令：“……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绝非普通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报国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
蒋介石还在手令中保证严令增援部队“猛进”，并提及各路已经如期抵达预定阵位。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此前因作战部署与横山勇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时派参谋长松井中将到达衡阳前线监督备战情况，敦促11军加紧发动新攻势。
经过抢修，长沙至衡山公路在7月25日通车，日军随即将约36吨弹药车运至衡山，在此待命的3个驮马辎重中队再向衡阳转运。
同一天，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关于此人的介绍，可参考本公号另一篇文章：六分仪中的世界大战——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的战争）乘坐飞机抵达衡阳，与各攻击部队主官现场进行兵棋推演，商讨如何尽快啃下衡阳这块硬骨头。与此同时，日军为保证攻击部队侧翼，急调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增援。
这样，就在衡阳战事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之际，日军集结在这座城市周边参与直接进攻或策应的部队达到4.5个师团（40、58、68、116和13师团一部），共约11万人。
松井太久郎（1887—1969）福冈县人，日本陆军中将。1910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22期），同年入步兵第14联队服役。1914年入陆军大学，1917年毕业（29期）。1918年作为第12师团副官参加远征西伯利亚。1919年进入参谋本部担任部员（中国课）。1921年调关东军司令部。1922年调朝鲜军浦尾驻地参谋、朝鲜军司令部附（驻海参崴）。1923年赴欧洲考察。1924年在陆军省新闻班任职。1925年关东军司令部任参谋。1927年任陆军技术本部附。1932年任近卫步兵第2联队附。1933年晋升大佐，任大阪联队区司令。1935年任独立步兵第12联队长。1936年底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附（实任北平特务机关长），1937年七七事变时就是他代表日方与二十九军进行谈判。当年9月转任关东军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年底晋升少将。1938年初驻蒙兵团组建，任兵团附。同年夏回国担任近卫步兵第1旅团长。1939年任关东军附兼“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940年晋升中将，同年秋任第5师团长，后参加马来半岛、新加坡作战。1942年任中国派遣军附、汪精卫最高军事顾问。1943年3月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5年2月任第13军司令官。他的履历非常特别，担任过从行政人员、参谋、特务到作战部队主官、参谋长等各种不同职务，且期间调动毫无规律相互交错，这在日军、乃至各国军队中都不多见。
日军在一号作战期间的“机械化“运输车队。与当时欧美国家军队的机械化部队相比，日军标准的机械化实际上要宽泛得多，当中包括了大量摩托化（轮式车辆）装备。一号作战期间的日军虽然动用了大批车辆，但其后勤依然高度依赖畜力运输。
3日，日军大批飞机分波次对衡阳猛烈轰炸。当天午后，集中各口径火炮100余门对守军阵地进行地毯式猛烈轰击，一些野炮、山炮甚至推进到距离守军阵地百余米，近距离直瞄射击，当日日军即消耗炮弹约40000发。
4日清晨，日军从衡阳北、西、南三面发起全线总攻，声称“一天之内攻下衡阳”。
城南五桂岭高地守军第三师8团两位营长一伤一亡，后续指挥由师属特务连连长接替。
城西南的岳屏山此前构筑了极其坚固的多层次防御工事，尽管遭到日军不断轰炸后破坏严重，但守军仍凭借险阻顽强坚，令敌始终不能前进。
然而岳屏山与五桂岭之间的接龙山高地却局势告急，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亲自带领师属工兵连前往增援，随后击退敌人。不过在战斗中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周师长双耳被震聋，此后只能依靠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声音了。
城西的西禅寺、天马山一线高地是遭受日军轰炸、炮击最猛烈的地段。日军利用此处守军无炮弹还击的优势，将30余门火炮抵近至距离前沿不到100米处，采用直瞄方式射击。经过数轮炮火覆盖后，守军阵地外壕、铁丝网、木栅、碉堡等工事被尽数摧毁。日军认为经此打击，此时阵地上已无守军幸存，于是出动步兵往高地冲锋。哪知隐藏在残破工事后的守军从一片狼藉的战壕中一跃而起，甩出一排排手榴弹，冲锋日军尽数被炸，非死即伤。
就这样，在第十军拼尽全力阻击下，日军宣称的一天拿下衡阳企图再次破灭。
日军使用八九式15厘加农炮射击。日军在进攻衡阳期间动用了至少3门这种火炮。该炮实际口径为149.1mm口径，最大射程18100米，射速约为每分钟1发。该炮发射的两种炮弹杀伤半径分别为40、60米，威力较大。该型火炮共生产约150门，装备独立重炮兵联队，直接归所在军司令部指挥。这种火炮由于自重达到10360公斤，因此需要专门的牵引车拖曳。
日军使用九四式90mm口径迫击炮射击。这种迫击炮能够发射榴弹、燃烧弹、烟雾弹、照明弹、化学（毒气）弹等多种类型弹药。衡阳攻略期间日军大量使用这种轻型支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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