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雁城——1944衡阳保卫战回顾（上）

作者：鹌鹑与竹米

“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是要在此枪林弹雨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徐声先（第十军预备第十师30团2营营长）

1944年4月17日夜，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所属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开始执行大本营所确定“一号作战”当中的河南作战行动。该行动目的在于打通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并取得其沿线的绝对控制。

华北方面军所属的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集结下辖的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并配属第1飞行团（168架各型飞机）从河南北部跨黄河南下，进攻中国方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二级上将）的部队。

此外，驻山西的第1军与华中的第11军、华东的第13军各一部配合行动。

日军实施该作战的总兵力约为14.8万余人。

当天晚间，日军37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中将）、独混7旅团（旅团长多贺哲四郎少将）自开封以西的中牟县渡过黄河，中国守军暂编第15军（军长刘昌义）一触即溃。随即日军轻易占领了郑州。

19日，日军在新乡突破中国第85军（军长吴绍周）阵地，5天后占领密县。

26日，日军得到战车3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骑兵4旅团（旅团长滕田茂少将）增援，利用河南一马平川的有利地形，30日直抵重镇许昌。

此时，日军打通平汉线之企图已昭然若揭，然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中将还在认为：“敌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

日军一号作战河南地区行动目标示意图

4月20日日军摩托化部队在行军途中

徐永昌（1887—1959）字次宸，山西崞县人，陆军一级上将。很小作为孤儿在大同打工，14岁时恰逢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亡经过大同，他加入护驾的毅军，从民夫成为士兵。1908年，进入武卫左军学堂读书，毕业后获得副军校（相当于中尉）衔，担任前营左哨副长。辛亥革命时在北京，后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1916年，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1917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教官。1925年担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6年与冯玉祥分道扬镳。1927年投奔阎锡山，旋即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河北省政府委员。当年10月成为首任绥远省政府主席。1929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0年，反对阎锡山倒蒋，但仍然参加了中原大战，担任前敌总司令、晋绥警备司令。阎锡山下野后，他通过与张学良协商保全了晋绥军编制。1931年被委任为山西省主席，但拒绝就任。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检查各地国防工事。七七事变后任保定行营主任。1938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他代表中国在日本东京湾参加受降仪式，并签署受降书。他的《徐永昌日记》是了解民国政府军事、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当中揭露了许多内幕。

1943年开始，中美联合空军全面出击，完全掌握了中国华南地区的制空权，并不断对华中、华北、台湾地区的日军据点、设施实施空袭。

由于中美空军此时在技术、数量上已经取得优势，并部分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空权，这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美国陆军航空兵最新型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也即将开始进驻华南的遂川、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机场，并将以此为基地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

此外，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处于整体劣势，已经转入全面防御，开始担心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会被切断。如果一旦被切断联系，不但当地丰富的资源无法继续供应本土，那边的几十万日军更将有被孤立的危险。

而此时中美空军实际上已经对通过台湾海峡的日本海运线构成了一定威胁。

1943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真田穰一郎大佐与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草拟了一份方案，准备在中国战场实施一次大规模作战，从而打通日本本土经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陆上交通，为继续作战创造条件。

同年11月，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提出打通粤汉铁路（广东—湖北），并借以遏制中美空军的对日作战。

此时日军大本营尤其认为，中国华南地区的各飞机场已经对日本方面造成了重大威胁。

真田穰一郎（1897—1957）北海道人，日本陆军少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动员）。其父是当地町长，他是家中第七子。先后入札幌第一中学、仙台地方幼年军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读书。1919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31期），同年底在步兵第9联队服役。1922年底晋升中尉。1924年12月入陆军大学学习，1927年年12月毕业（39期）。1928年晋升上尉，任步兵第9联队中队长。1930年转任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1931年转任陆军省副官。1933年任陆军省军务课员兼参谋本部员。1934年晋升少佐。1936年赴欧美考察。1937年转任陆军整备局课员，同年晋升中佐。1938年担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秘书官和陆军省副官。1939年晋升大佐，任步兵第86联队长。1940年，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作战课长。1941年，回国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军务课长。1942年底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1943年晋升少将，同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1944年底，任陆军军务局长。1945年调任中部军管区司令部，任第二总军副参谋长。日本投降后回到军务局，转为预备役。1946年在陆军省编而成的第一复员省任职，完成任务后退役。他在战时被相关人士评价为陆军“四愚”之一。

服部卓四郎（1901—1960）山形县人，日本陆军大佐、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陆军士官学校34期、陆军大学42期毕业。1934—1935年赴法国留学，1936年前往观摩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9年5月关东军在诺门罕挑起事端，他主张扩大战事。虽之后日军失利但他并未受到处分。1941年7月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1942年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期间，曾前往当地视察，并给出补给通畅的报告。（关于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情况，可参考本公号另一篇文章：太平洋的转折点）当年底，被任命为首相东条英机兼任的陆军大臣秘书。1943年10月，回参谋本部任作战课长，策划了“一号作战”。战后受聘在复原厅战史编撰室写作，并主持、参与进行“日本重新军备计划”的研究，相关机构被称为“服部机关”。朝鲜战争期间，成为警察预备队（今陆上自卫队前身）指挥官人选之一。他在当时日本政界、评论界普遍评价不高，多次有机会担任要职但最终都落选，被时人称为“昭和时代愚将第一”。不过，他在战史编撰室的主管、美军威洛比少将（曾担任麦克阿瑟情报主管）对其评价颇佳。尽管他未能担任自卫队职务，但其在“服部机关”的众多下属后来都进入陆上自卫队、航空幕僚部、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担任要职。服部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被公认是研究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获得日方观点的重要参考资料（甚至可以作为原始资料采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或许由于该书的写作侧重以及作者的观点认知原因，书中关于中日战争的篇幅基本只作为背景简略叙述，只在开篇和中篇部分章节段落有所涉及。然而有意思的是，关于一号作战却用了一个完整章节（第50章）非常详细地予以记叙。

日本关于一号作战的书籍。实际上，在日方拟定该作战计划的时候，B-29轰炸机还没有投入战场。该型机第一次在中国投入使用是1944年6月15日，美陆军第20航空队所属的68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九州八幡钢铁厂。这次空袭也是1942年4月杜立特空袭日本后美军再次对其本土进行轰炸。由于位于中国西南的机场距离日本遥远，加之当地后勤补给不完善，使得从那里起飞轰炸日本的B-29不能满载炸弹（增加燃料携带），因此该机型以中国为基地进行的轰炸大部分限于东北、华北等日本占领区，对其本土轰炸只有11次。随着日军完成一号作战目标，华中、华南地区可用机场大部分被日军占领或摧毁，使得四川成都、陕西安康等西部机场成为仅有可用的B-29起降基地，进一步限制了该机型的轰炸效果。随着美军在太平洋占领马里亚纳群岛，获得了更为理想的出发基地，1945年1月6日最后一次自中国基地轰炸日本后，当月底所有B-29陆续撤出中国，部署到太平洋方向。

日军一号作战行动范围及时间。图中蓝圈白星标志是当时中美空军主要机场所在地，衡阳就是其中之一。

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将一号作战描述为“百年罕见的大远征”。对于日本陆军和中日战争来说，这场战役确实是规模空前的。

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行动方案名称确定为“一号作战”。

为此，日军集结了“中国派遣军”所辖3个军共18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骑兵旅团，共约41万人的部队（后期增兵至约51万）。

这是日本陆军自明治维新建立后的最大一次为单一作战行动而进行的兵力集结。

日军光动用的作战/后勤用军马就达67000匹（虽然远远无法与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时动用的近60万匹相比，但也已非常庞大），运输卡车约15000辆。为作战需要，日军准备的航空、车辆油料足够半年之用。

为加强突击力量，日军专门将此前驻包头、组建仅一年多的第3战车师团调派至12军序列内参加作战。

日军此战出动各型战车近800台，另使用重炮约1500门。

早在2月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关部门就已经获悉日军大规模集结调动的信息。

然而，各级将领大多数均认为日军“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此拟是一种姿态……完全炫惑伎俩而已”。

徐永昌在4月6日认为：“现又在打通平汉云云，亦嫌费材料与费兵……且看敌如何抽兵来”。

转天，他继续“判断”道：“敌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汤恩伯时任一战区副司令，负责军事指挥）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

此时，国民政府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滇西与缅甸方向上，对华中日军的动作重视不足，甚至认为麦收期接近，日军或为抢粮而动。

日军实施的“一号作战”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南北战线长达2000余公里，历时约5个月。

这次会战包括三个战场:河南、湖南、广西。

中国方面后将此战命名为“豫湘桂战役”，对三个区域作战分别称之为：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

此时中国军队虽然在上述三个地区集结有近250万军队，仅豫中会战参战兵力就达40余万，但由于麻痹大意、毫无准备，加之各部缺额严重、武器不足，因此面对日军猛攻之下毫无招架，大多数部队一触即溃。

以防守中牟的暂编15军为例，该军士兵“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

第一战区自1941年晋南会战（中条山战役）后连续三年再无与日军的大规模交战，1942年的河南大灾又沉重打击了该地区经济、民生，因此会战爆发时，当地军队更多还在忙于“生产自救”。

面对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势，第一战区各部猝不及防，他们可能想不到，一切刚刚开始。

日方观点下的一号作战计划。整个作战区域纵贯南北将近2500公里，单就战场范围来说堪比1941年德军实施的“巴巴罗萨”行动。

日军为此次作战，进行了大范围铁路、公路调动。图为日军九五式轻战车在进行铁路运输。

日军标准的机械化部队在一号作战期间行军。图中左侧是一辆九七式战车。这种日军当时性能最好的战车（日军对坦克的称呼）由于总产量不高（约2200辆），因此在中国关内战场并不多见。本图是一张比较常见的关于一号作战的日军照片，经常被引用。

一号作战期间，河南地区集结的日军九七式战车部队，隶属于第3战车师团。第3战车师团组建于1942年12月，驻地内蒙古包头。师团刚组建时下辖两个战车旅团（第5、6战车旅团）共四个战车联队，另配属一个机动步兵联队、一个机动炮兵联队。1945年8月终战投降时辖战车第13、17联队、机动炮兵第3联队。

河南地区作战的战车第3师团，图中近处是九七式战车。

日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占许昌。守卫许昌的新29师师长吕公良阵亡。到5月9日，日军实际上已经成功打通了北平至武汉的路上交通线。随即日军开始迂回北上，向古都洛阳发起进攻，并追击溃逃的河南守军。5月17日开始日军围攻洛阳，至23日攻入，25日完全占领。洛阳守军第十五军自豫中会战开始后，顽强抵抗日军二十余日，终不敌对手，随即各部分散突围。

5月21日，驻洛阳以西灵宝地区的第三十六集团军遭到渡过黄河南下的日军第1军一部突然袭击，集团军司令李家钰阵亡。此前一天，日军第37师团所辖第226联队突击占领了河南西部卢氏，设在这里的中国空军基地和后勤仓库都被摧毁。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苏鲁豫皖边区司令汤恩伯所部在河南驻防期间大量收编地方、游杂部队，虽然得以扩军至约40万之众，却因良莠不齐而军纪败坏致使民怨极大，甚至发生民众（一说土匪）袭击守军的事件。日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冈村宁次严令各部约束军纪，执行“不烧、不杀、不犯”政策，成功收买此前因兵祸、灾荒丧失的大批民心。豫中会战，据日军统计中国军队阵亡约32390人，被俘约7800人。据一些资料称日军阵亡约7000人，战车被摧毁10余台。比起陆战的惨败，中方空军则要活跃得多。据记载在豫中会战期间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战斗机1646架次、轰炸机272架次。报告击落日机32架、击伤11架。此外还空袭黄河铁桥13次、击毁各种车辆约1000辆、各种船只36艘。战斗期间有24名中国飞行员阵亡。

5月27日晨，日方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下辖第3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第13师团（师团长赤鹿理中将）由集结地湖北咸宁-崇阳一带向通城发起攻击。

当晚，11军所辖第34师团（师团长伴健雄中将）、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和派遣军直辖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中将）自湖南岳阳向新墙河以南发起进攻。

由此，拉开了“一号作战”（中方：豫湘桂战役）第二阶段:打通湘桂铁路的“To号作战”（中方：长衡会战）序幕。

长衡会战作战行动略图（中方视角）

第11军组建于1938年7月，时值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中。该军组建初衷就是为夺占武汉、巩固华中（首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之后，其司令部长驻汉口。该军参加了此后华中地区几乎所有战事: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湖北）、长沙会战（三次）、宜昌会战（湖北）、豫南会战（河南）、上高会战（江西）、浙赣会战（浙江、江西）、鄂西会战（湖北）、常德会战（湖南），直至豫湘桂战役。

该军兵力最大时曾高达约23万人，下辖12个师团，是具有战略进攻能力的超大型野战集团军，也是侵华日军在关内战场最大的一支机动兵团。

中国第9战区（总司令薛岳二级上将）所属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二级上将）下辖的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中将 、杨森之侄）首当其冲，面对日军的进犯展开了抵抗。

一号作战期间的日军重机枪组

全面抗战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在湖南这片战场进入最激烈、最高潮的阶段。

湖南也是全面抗战中后期大规模战事最频繁、最惨烈、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片战场。

自1939年9月起，到1942年，围绕省城长沙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事，史称“长沙会战”。

1943年底，湘西北的常德会战进行期间，由于正值开罗会议，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瞩目。

1944年夏的长衡会战是又一次破坏巨大的激战。此次战事还对后来的战争进程、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南地区作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南北交通枢纽，成为抗战期间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激烈交锋的战场。

该地区人民在抗战中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也为保卫乡土、国家做出了难以言述的贡献。在那个河山倒悬、生灵涂炭的年代，当许多人对抗战前途、国家命运产生怀疑的时候，无数湖湘子弟一如六十余年之前、他们的前辈远赴天山戍边那样再次扛起了救亡图存的重担。

时至今日，《湖南少年歌》（杨度）中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听来仍然震撼人心。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出生于东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3年毕业。1904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6期），同期毕业还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1905年以步兵小队长身份参加日俄战争，随军在库页岛登陆。1907—1910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副队长，期间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1910年获推荐入陆军大学，1913年以该期（25期）第8名成绩毕业。后担任步兵第1联队中队长。1914年调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次年派至青岛收集对德作战资料，此后常驻北京。1921年，与土肥原等人赴欧洲考察，期间与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后陆军统制派核心）、小畑敏四郎（后陆军皇道派重要成员），学弟东条英机等在德国巴登巴登聚会议论时政，并缔结盟约。他与永田、小畑并称为陆军“三羽乌”。1922年回国，担任步兵第14联队大队长。1923年常驻上海，期间曾受聘担任军阀孙传芳顾问，借机搜集大量江浙、华中一带军事地理情报并绘制地图。1927年任步兵第6联队长，曾驻扎青岛。1928年回国担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长。1929年任陆军省人事局课长。1932年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同年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2月任驻“满洲国”陆军武官，长城抗战（日方：热河讨伐）后作为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回归参谋本部，任第二部（研究外国军事情报）部长。1936年任第2师团长。1937年，所部被派驻满洲。1938年，任新组建的第11军司令官。该军下辖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之后参加进攻武汉的行动。1939年参加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4月晋升大将，7月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随后他在任上发布针对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并制造“无人区”。1944年，指挥“一号作战”中的河南攻略作战。当年11月，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辖除满洲以外的所有中国大陆地区日军，兵力约100万人。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他因其在战争期间的责任被中方起诉，但未获刑罚。

6月18日，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这座湖南省会城市终于沦陷敌手。相继醴陵、湘潭、株洲也被日军占领，重镇衡阳已经处在日军包围态势中。

衡阳位于南岳衡山之南，湘江西岸，是湖南中南部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是南下两广的门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心西移，大批工商业、金融机构、文化机关也纷纷迁移到衡阳地区。

这种情况客观上促进了衡阳的经济发展，该地区成为仅次于重庆（战时首都）、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衡阳城郊遍布各种工厂，湘江两岸绵延十余里。据记载，到1943年，衡阳稍具规模的工厂有215家，手工业作坊近千家，各类职工约1万余人。

当时衡阳各家工商户为满足市场需要，甘冒空袭危险仍然将店铺装饰一新，各种货品琳琅满目，有时候上午运到郊外防空，下午运回开业，往往营业到午夜甚至通宵达旦。湘江两岸轮渡对开，人员往来，络绎不绝。因此当时衡阳有着“不夜城”、“小上海”之称。

衡阳以北的南岳衡山在抗战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先后四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衡阳火车站（东站）位于湘江东岸，是粤汉铁路的重要站点之一。衡阳作为交通枢纽，有两条铁路在此通过，另一条是湘桂铁路，车站设在衡阳南部（西站）。两条铁路通过衡阳，但并不相接。

衡阳火车站（东站）今貌。站前那棵香樟树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经历过无数战火，尤其是1944年的浩劫后几乎毫发无伤，令人称奇。抗战期间该古树周围落下大量炸弹，但都要么成哑弹，要么未伤及其分毫。而车站大楼也只被炸塌顶层一角，大部分无损。1988年修建出站地下通道，施工时曾经挖出过日军投掷未爆炸的航弹。当年粤汉铁路施工，站点选址，这里是一个大村落，为了保留此树，不惜采用花费最大的方式移动车站位置，切掉站后山坡施工。据说这样同种的古树在衡阳共有七株，均幸存至今。

另一角度的衡阳车站香樟树，该树如今占地约50㎡。图中右侧是老车站大楼旁边的新站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衡阳火车站于1935年10月建成，主体楼3层，外墙白色，内部候车大厅铺设暗红色木地板。第二年9月粤汉铁路开通运营，衡阳于是成为重要交通中转站。

抗战期间的衡阳街道

衡阳北部湘江、耒水、蒸水三江交汇处的来雁塔远眺。据说旧时大雁经常聚集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的回雁峰下、湘江滩岸边，形成“平沙落雁”之景，因此衡阳有“雁城”之雅称，来雁塔也因此得名。该塔始建于明代，最初为来往船只导航而用。

位于衡阳东北湘江畔的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赐匾额正式命名，与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现代修复后的来雁塔

现代重修后的石鼓书院，原建筑已经在1944年毁于战火。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起，日军战机就持续对衡阳实施空袭，给当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38年当年，日机先后出动260多架次；

1939年，出动频率略低，有116架次；

1940年，出动频次增加，有330余架次；

1941年，出动频次降至低点，仅有63架次；

1942年，出动频次猛增至1349架次，创下新高；

1943年，出动频次与上一年比大幅度回落，但仍然达到348架次。

负责防守衡阳的中国军队是隶属于第九战区的第十军，军长是方先觉。

方先觉在此前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期间表现出色，声名鹊起。

由于他出身黄埔，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有些不放在眼中。常德会战期间，薛岳越级指挥，将第十军所属一九零师抽调，致使军侧翼暴露敌方，损失惨重。方先觉因此与薛岳发生争执，此后二人之间更是龃龉不合。薛之后免去方军长一职，调为高级参议闲职。

就在新任军长赴任途中，日军发起对长沙、衡阳的作战行动。新任军长见战局紧张，故上交报告称“临战换将，于军不利”，想以此逃避责任。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在该报告上批示：“赴任未说此时说，分明就是临阵畏怯！”

然而战事迫在眉睫，此时已经来不及再另择他人。薛岳只得拉下脸面下令仍在衡山等候办理职务交接的方先觉继续代理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自然不会买账，直接推辞自己不能胜任。蒋介石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自己这位学生，大骂其昏聩：“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居然还与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成何体统？！”

蒋介石这位老校长的训斥让方先觉不敢再有他念，当即表示一定积极应战，发扬所部优良传统，坚决抗击日军。

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十军防守阵地，其时正处冬季，可见照片中士兵身着棉衣。第十军的番号在民国时期被不同派系先后采用。抗战初期，由直鲁联军在1929年改编而成的第十军在大别山区进行游击战，由于不听调遣于1939年被裁撤。同年7月，在江西高安重新组建第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三师最早可追溯到黄埔军校教导师，是纯中央军部队；一九零师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湖南于广东招募士兵组建而成，在抗战中期经常对日军后方实施袭扰作战；预备第十师前身则是战前浙江由当地保安司令部训练的民团，不过由于浙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管辖区域，因此其作为省保安团战斗力不逊于许多地方正规军。此时第十军已经完全成为标准的中央军一线部队，是第九战区的作战主力军之一。

方先觉（1903—1983），字子珊，江苏萧县（今安徽宿州）人，陆军二级上将。出身于乡绅家庭，中学期间曾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924年在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接触到三民主义思想，遂通过时为黄埔军校招生委员的一期毕业生王仲廉介绍，前往广州报考。1925年通过考试入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第1营，训练半年后成为正式学员。之后担任侦察队少尉见习、中尉排长。毕业前夕因殴打军需官（据说有贪污伙食费行为）被除名。1926年8月经卫立煌推荐到第一军宪兵3连任上尉连长，后又调二十师任补充团连长。1927年9月升为少校营长，随后参加镇压南昌起义部队的战事（三河坝）。1928年，随军移驻上海、苏州。1929年，开赴广东参加粤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随部驻扎河南。1931年所部改编为第十师，按照德式操典训练。同年所属旅扩编为第八十三师，升为补充团中校团副。1932年初移驻浙江防备日军，之后开赴湖北对红军作战两个月，期间主要作为预备队。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随部北上参战，4月25日抵达古北口南天门一线。日军自26日发起进攻，他于28日负重伤被送往北平救治。当年底随所部前往福建讨伐自立政府的十九路军。1935年正式晋升为陆军少校（步兵科）。（注：国军军衔分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两套体系。职务军衔根据职务级别而定，但不一定代表该军人实际军衔。多数情况下一名军官的铨叙军衔要比职务军衔低。）当年10月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学习。1936年10月调第三师补充团任上校团长，并晋升步兵中校，他在德式操典训练中展现出超过同僚的水平，受到上峰器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部参加淞沪会战，先后防守苏州河南岸、虹桥一线。1938年任16团团长，5月参加徐州会战。同年6月第三师扩编为第八军，他升任第9旅副旅长。7月在九江一带守备，在与日军作战中他再次负伤，送野战医院救治，10月伤愈归队。之后调任预备第十师少将副师长。他发挥专长严整军纪、加强训练，将连以上军官逐步替换为正规军校毕业生和有经验的伤愈归队士官。1939年在江西与日军作战，年底接替任师长。1940年5月，预十师编入第十军，开赴湖南沅陵整训。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所部伤亡巨大，战线被敌突破，战后被记过处分。1941年底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率部守卫城南防线。1942年3月28日，因功晋任第十军军长。1943年11月，参加常德会战，所部伤亡巨大，在遭受上级干预指挥情况下接应常德守军残部突围。战后他与第九战区长官发生争吵，被以“增援常德不力”名义撤职，遭到第十军全体官兵抗议。经过调查，确认第十军在会战期间的功劳，蒋介石送匾额予以表彰。

6月2日，方先觉率部进驻衡阳，与原守城部队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会合。早在上月29日，军事委员会就下达命令：国军以确保西南中美空军基地安全，迟滞日军进攻，坚守衡阳之两个星期，有效阻敌深入。

6月19日，日军先头部队与第十军所辖第三师（师长周庆祥）接触。此时第三师部署在湘江东岸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

此时，第十军最需要的军属炮兵营（营长张作祥）却还在返回的路上。

这之前，炮兵营正在昆明换装美式装备，返回归建途经桂林时，被驻扎当地的炮兵第一旅扣留，意欲将其强行吞并旗下。张营长无奈之下越级直接电告重庆军委会申诉。何应钦看到电报后，认为一个小小的中校炮兵营长为了及时赶回战区参战，不惜违反规定越级上诉，忠勇可嘉，于是亲自下令不得将该部截留，并要求马上安排火车运输。

21日时，该营还在路途中，听闻长沙已经失陷的消息后，面对车皮不足的现状，只能分成两个梯队，前队先乘车赶回衡阳，后队就地候车。

到24日，半个营抵达距离衡阳仅有30公里时，由于已经接近交战区，只得由外围部队掩护，再由第十军接应。就这样，半个炮兵营历经千辛万苦于25日终于归建。随同运达的有6门美制75mm口径山炮、2000发炮弹，这几门炮在之后的衡阳保卫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此时第十军拥有各型火炮14门（不包括迫击炮），配套炮弹3000发。

如果不是路途中遭遇变故，炮兵营能够全建制到达，可想见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衡阳作为湖南重镇，交通枢纽，设有多个军委会直属的后勤仓库，存有大量粮食、弹药、各种补给品。不过当第十军军需人员凭借战区长官和上级手令前去领取调拨物资时，竟然遭到负责人员刁难索贿。方先觉得知后直接上告重庆，言兵站仓管人员不予配合。

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亲自飞抵衡阳解决问题，相关负责人才不敢怠慢，马上调拨了能够维持两周的军粮、步枪机枪子弹约530万发、迫击炮弹3200余发。为了不让第十军向上反应其索贿行径，还额外调拨了28000余枚手榴弹，这些手榴弹在后来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15日，方先觉呈报军委会关于衡阳部署情况的电文。

M1榴弹炮研发始于1920年，最终定型于1927年并开始量产，至1944年停产，共制造约8400门。该火炮可满足复杂地形的使用，它全重653kg，可以拆解成6个部分分开运输携带。紧急情况下4名士兵可以短距离移动。采用木质炮轮、单脚助锄型号被作为山炮使用，可由骡马拆解运输；使用橡胶轮胎，双脚开合助锄作为榴弹炮使用，可由汽车牵引。该炮口径75mm，射速每分钟3-6发，有效射程8700米。美国陆军（包括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主要装备，英国陆军也有使用，另外还曾少量装备南斯拉夫游击队和波兰军队。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通过租借法案获得了部分山炮型号，主要装备远征军和驻印军。

俞飞鹏（1884—1966）浙江奉化人，陆军二级上将。自幼家境贫寒，1906年考入宁波师范学堂，1908年毕业回家乡担任小学体育教师。辛亥革命爆发，前往上海加入学生军，后成为沪军同乡蒋介石的军需官。1913年，经蒋保荐进入北京军需学校系统学习军事运输和后勤。1924年被蒋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兼军需部临时主任、副主任。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同年调任行政院军政部军需署长。1930年起，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这期间他主持建立了覆盖9省的长途电话网，开通中美、中英国际长途无线电话。1937年3月，任交通部部长。1938年，兼任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1941年，兼任中缅运输总局局长，曾在仰光沦陷前将当地物资抢运回国。他在抗战后期遭到美军方面质疑，被认为利用职权走私牟利，还造成运输延误。1945年成立联勤总司令部，他被调回继续任交通部长一职。1947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21日晚间，蒋介石给方先觉打来电话，叮嘱道：“你第十军经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之重任。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巨，盼你第十军全体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愤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希望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我规定密码二字，若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二字发出，我即令友军48小时内解你衡阳之围，你可有信心？”

方先觉当即表示不惜任何代价，战至竭尽全力、死而后已。他表示眼下全军上下无怯敌之色，人人努力备战，斗志高昂，决心与敌拼死一战。最后蒋介石口授密令：“第十军若兵员殆尽，仅余伤兵和文职人员，允许停战。”

22日，衡阳大部分市民疏散完毕，余少量还留在城中。这些未离开的市民在市长赵君迈带领下自发组织起一支支抢修队、运输队、担架队、服务队等，协助第十军抗击敌寇。

衡阳战事开始前，民众乘火车撤往桂林，铁路当局调派车次免费运输。居民于18日起开始疏散，临行前响应号召将自家房屋门窗钉牢。第十军宣布若房屋被驻军官兵破门而入遭受损坏会予以赔偿。第十军的家眷也在同期离开衡阳。据后来亲历者回忆，这些军属们离开时大多数并没有悲伤难过、儿女情长，完全相反则是激动兴奋、斗志昂扬。第十军的官兵士气高昂，有人宣称道：“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是要在此枪林弹雨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赵君迈（1901—1988）字恒憼，湖南衡山人，时任衡阳市长兼警备司令。作为20年代初湘军首脑赵恒锡的胞弟，他早年也学习军事，入日本成城学校就读，毕业后赴美国继续深造。1926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1928年毕业于诺维支大学（私立军校，创建于十九世纪，被称为“美国预备役军官摇篮”）骑兵学院。当年归国后加入国民党。1930年起先后任浙江警备教导团团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团上校团长、财政部视察长。抗战爆发后，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这期间他还被选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委员、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底调往东北，任长春市市长等职务，期间受到好评。1946年4月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1947年与被捕的中共沈阳地下市委书记张君悌交换获释。1949年去香港定居。1955年回大陆，此后作为无党派人士，先后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等职。有关于衡阳保卫战的论述认为他是衡阳野战工事的设计者（也是主要施工负责人）。

23日，日军飞机对衡阳市区、湘江东岸的飞机场进行轰炸。随即，日军与暂编五十四师前沿阵地发生交火。

衡阳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日军在当天企图渡过湘江以东的耒水，但在守军阻击下未能成功。

但当晚日方广播称：“已经杀到衡阳郊外”，并宣称“衡阳之陷落仅仅是时间问题”。

同一时间，在重庆军委会汇报会上，军令部的情况通报中认为：“第十军力量低劣，日军一旦进攻，必与长沙结果一样，只能守三天。”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第十军之所以被描述为“力量低劣”，主要因为上一年底的常德会战期间损失很大，此时并不满员，当局认为其战力比稍早前长沙守军第四军要差很多。

24日拂晓，日军一个支队在施放催泪性、糜烂性毒气后强行渡河。

入夜后，驻守湘江东岸的暂编五十四师第一团两个营在其团长陈朝章带领下擅自脱离阵地，投奔薛岳的战区长官部。

午夜，第十军工兵营按先前计划，将湘江大桥炸毁三节，以阻止日军利用其渡江。

日军第68师团此时隶属于第11军，奉命切断粤汉铁路，占领衡阳东部位于湾塘的机场。其独立步兵第64大队（图中松山支队）在五马归槽至湾塘一线遭到守军顽强阻击。第十军设在衡阳城区回雁峰上的炮兵火力直接越过湘江对直线距离约6000米外的敌人进行打击。日军遭遇较大损失后又增加一个大队投入进攻，并发挥火力优势突破守军防线拿下机场。守军犯了一个此前中国军队总会出现的错误——对地形重视不够，总在重要位置疏于防守。图中上方八甲岭高地是附近制高点，可以俯瞰耒水岸和附近田地，然而守军仅安排了3名士兵驻守此处。日军得到间谍情报后，轻易控制了此地。图中八甲岭北侧西侧即为粤汉铁路，南侧就是衡阳火车站（东站）。

当年的衡阳铁路公路桥桥墩遗存。当时炸毁的除3-6号桥墩之间三节桥梁外，还有两岸桥台。2009年，在附近修建衡州大道特大桥时，曾经在湘江中打捞出部分当年随桥炸毁的铁路货车车体。

6月24日重庆《大公报》刊载的衡阳战报

25日上午，日军一部自衡阳以南渡过湘江。随即部分日军（约200余人）于午后沿江西岸往北搜索前进，被衡阳城南五桂岭高地上的守军发现，用迫击炮进行射击，当即伤亡50余人。

这是在衡阳战事期间，日军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精准、猛烈火力。

当日，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飞临衡阳上空，对日军集结地进行轰炸、扫射。

当晚，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的指挥部前移至湘江西岸、衡阳以南的黄茶岭高地。

26日拂晓，日军开始从衡阳以西、以南两个方向进攻。

上午10时左右，日军在1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后，又以50余门各种口径重炮猛烈射击，随后向预备第十师的阵地江西会馆、五桂岭、虎形巢发起猛攻，但被守军击退。

此后日军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止，持续到午夜。当天日军在这一方向上伤亡至少两个中队。

27日凌晨，日军突破中国守军一处阵地，随即企图利用夜色掩护扩大突破。日军分成约30人一股，向处于各个高地上的中方阵地攀爬。守军居高临下，以手榴弹将发现的日军击退。

天明时，日军暂停进攻，在各个阵地前留下共约1000余具尸体。

9时许，6架中美空军P-40战斗机飞临衡阳上空，对日军阵地低飞扫射。一架之后被日军击伤迫降在双方阵地之间，附近守军派出7名官兵前去救援，带队的王世禄排长与3名士兵不幸阵亡。

获救的飞行员陈祥荣受轻伤，由于已经无法归队，因此被方先觉留在军部，负责对空联络。他之后还负责判定来往飞机的敌我身份识别，从未出错。

当天午后14时许，日军再次向衡阳南部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一直战至黄昏。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虽伤亡很大，但未让日军前进一步。各阵地前日军遗尸共约700人以上。

当天，日方广播宣称：“我精锐部队，排除炽烈之抵抗，已在突入市街之态势。”

日本广播协会（NHK）随军拍摄的进攻衡阳纪录片片段，其内容主要为宣传使用。

日军在衡阳作战期间要面对众多不利的地形，经常被守军并不占优的火力压制在阵地前难以前进。

6月25日至26日衡阳战线示意图

驻扎在衡阳机场的“飞虎队”。随着衡阳机场失守，驻扎此地的中美空军飞机只能转移桂林机场。衡阳战事开始时，中美空军的实力已经在局部超过了日军，在当地基本取得了制空权，日机一度只能在黎明和黄昏几个时段活动。不过，长衡会战开始的时候，中国远征军正在滇西怒江方向发动反攻，加之西南机场需要力量保护，因此在湖南战场仅有约150架飞机可用。此外衡阳战事期间，天气很多时间不理想，也限制了飞机出动，不过中美空军仍然尽力发挥作用，最高峰时每日也能达到约50架次。7月初，湖南地区中美空军再次得到加强，此时天气略有好转，出动架次明显增加，持续打击日军运输线，给其后勤补给造成极大影响。不过由于燃料供应不足，机场又远在西南，许多飞机无法持续出动。在衡阳战事进入到最关键时刻，反倒是日军飞机活动大大增加。之后日机袭击湖南零陵、广西柳州机场，摧毁中美空军54架飞机，又短时间夺回战区制空权。待到中美空军再度取得优势时，衡阳战事已经结束了。另外由于守军控制区域相对狭窄，对地面的空投支援效果多数时候都不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