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中医西传活动述评

作者: 王银泉 徐海女

摘要：清朝初期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在那个时代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中成果卓著，尤其是其通过书信方式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医学知识，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认识与了解。但是，其在这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却长期遭到学术界的冷落。因而，依托重要史料和文献，对巴多明的中医西传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述评，就有其学术上的必要性。

与白晋、马若瑟、雷孝思、冯秉正、傅圣泽等人引起中外学术界交大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促进西方世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认识与了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耶稣会士巴多明长期遭到冷落，相关研究显得明显分量不足，原因可能在于其研究成就大多成形为书信，而非著述，以至于后世的研究难以找到研究的主体。事实上，巴多明在华四十三载直至最后卒于北京，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堪称“三朝元老”，其地位和作用不但在耶稣会中国使团举足轻重，在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之中也是硕果累累，居功至伟，尤其是其在中国医学、药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堪称在华耶稣会士的嚆矢，也令后世来华西人望尘莫及。

一、巴多明来华

1698年3月7日，白晋和新招募来的11 名耶稣会士在法国西部港口拉罗舍尔搭乘“昂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三 桅 船 启 程 来 华，后 于 1698年11月4日抵达广州。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了其中的十人，他们是 卜 纳 爵 (Ignace-Gabriel Baborier,1663—1727)、利 圣 学 (Charles de Broissia,1660—1704)、翟敬臣（Charles Dolze,1663—1701)、孟正气 (Jean Domenge,1666—1735)、 颜利伯(Philibert Geneix,1665—1699)、巴多明、南光国(Louis Pernon,1663—1702)、马若瑟、雷孝思、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1656—1700)，其中的巴多明、马若瑟和雷孝思等日后成为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中成果卓著的传教士。随后，对于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十分重视以及对先进科学技术急迫渴求的康熙在南巡途中就在江苏镇江的金山寺召见了这批法国耶稣会士。关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觐见，白晋在1699年11月30日于北京写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有详细记载：

到达广州后，他们当着广东巡抚及其他文武官员面告诉我们，皇帝很高兴我和教友们顺利到达；陛下希望我率领其中五人赴宫中效力，其余人可去帝国各地自由地传播基督教…… 我们在江西省会南昌府获悉皇帝以离京前往江苏，遂也朝这一方向进发。皇帝沿运河南下，我们在运河岸边两个商业重镇扬州和淮安之间见到了他…… 两天以后，刘 应神父、苏霖神父及其同僚Hencama（一位满洲鞑靼人） 奉圣旨护送礼物进京。至于我，皇帝希望我与张诚神父随他同行，同时等候我们留在后面的四位教友。次日，我们得知我们离扬州仅三哩之遥，便迎了上去。皇帝南下到达了名叫金山的小岛，这是中国最宽最深的河流长江中的岛屿。在这个迷人的小岛上，皇帝初次见到了这五位传教士。等他们按中国礼仪向皇帝致敬之后，皇帝就科学和艺术向他们提了各种问题，正好给神父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也使他们感受到了皇帝的才智和博学。［１］

巴多明就是被康熙直接召到宫中为皇室服务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之一，而他抵达皇宫之后也是以自己的博学多才一下子就征服了康熙皇帝。对此，沙如玉神父在致韦塞尔神父的信中如此记载：“康熙皇帝从一见到他起，便很快就觉察到了新来的这位传教士的才能与美德。从此以后，皇帝便喜欢、尊重并另眼相看他了”。［２］23919世纪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年)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中对巴多明如何赢得康熙之厚爱更是有着十分详细的描述：

康熙帝善知人，见其体貌魁伟，器而重之，为之选良师授以满、汉文字。不久，多明遂谙华言，以前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其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帝喜与之言，辄作长谈，帝前从张诚、白晋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至是逐日渐精通。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世之为人，皆多明进讲之力也。由帝之宠眷，与其谓为荣耀，勿宁谓为疲劳，盖帝不以进讲为足，有时命多明将最奇异而最感兴趣之点详细译写进呈。如是多明将科学研究院及其他作者著述中，关于几何、天文、解剖等科最新奇之说译为满文。此外多明为应皇帝、诸王公大臣、中国学者等之询问，笔录甚多，各种学科几尽涉及。［３］510－511

巴多明1665年9月1日生于法国贝藏松教区的一个小镇鲁塞(Russey),在里昂(Lyon)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之后，于1685年进入阿维尼翁(Avignon)的初修院 学习。他在文学、历史、地理学、物理学、数学方面的才能当时就博得了众人的高度评价。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写道:“昂布鲁大主教布鲁拉尔(Brulard)与驻军将领咸重其为人，知其具有伟大事业之天才，盖在谈话中对于其物理学、文学、史学、地理、几何、国内名阀世系、甚至军事学等类知识皆其倾服也。”［３］510巴多明的这种博学多才也深深地吸引着康熙皇帝，以至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条件反射一般要把巴多明召进皇宫进行家庭谈话式的交谈，向他请教各种科学知识以及欧洲的风土人情，“康熙皇帝正是在与巴多明神父的这种家庭式友好谈话期间，使他过去由张诚和白晋神父向他传授的有关几何学、植物学、解剖学、医学、外科学等诸多知识，得以进一步精进”。［２］242显而易见，巴多明凭借其出色的语言天赋、外交才能与广博的科学知识，博得了康熙的青睐，得以常侍御侧，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堪称是康熙的首席科学顾问，他也因此在康熙的“请求”之下翻译了十七世纪西方医学代表作之一的《人体解剖学》，随后还参加了由康熙亲自主持发起的全国大地勘测活动。

巴多明在华期间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观察和研究。由于其来华的目的就是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以便让法国借鉴利用，因此，1687年后大举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比前期来华的耶稣会士更加重视向本国科学院和本修会写信汇报其在中国的情况，这些书信把有关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许多事实传递到了欧洲，客观上拉近了中欧之间的距离，加深了欧洲对中国 的认识与了解，为中学西渐作出了贡献。除了更多的综述性质的信件外，有相当一部分信件对当时中国的文化、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成就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这方面，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国情的介绍显然更加全面详细公正客观。1723年之后，巴多明就开始与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介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尤其是中国医学、药学和植物学，同时详细分析了中国科技现状及其落后的原因，就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了解与认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奉命发回国内的对中国国情和科学进行考察的书面报告中，巴多明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书信占据了整个耶稣会士书简的相当篇幅，根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书，其写给本国耶稣会的信有11封，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有5封。

二、巴多明对中国植物药的研究

中草药的运用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及理论精髓之一，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之非常感兴趣，在许多译著中介绍了中草药，包括产地、药性和功效等。根据巴多明写给法兰西科学院以及本修会的书信，他对中国医学的研究重点是植物药。在1723年5月1日致法兰西科学院的报告中，巴多明介绍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等中国特有的药草和植物，其中还详细介绍了这些中草药的形态、制作方法和医学功效。冬虫夏草是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是一种传统的名贵滋补中药材，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抗肿瘤、抗疲劳等多种功效，是整个中国医学药典中最有价值的药用真菌。清代医药学家汪昂的《本草备要》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都对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详细地记载。冬虫夏草的神奇药效让来华的传教士大为惊叹，巴多明神父不但潜心研究了此药草，还有过亲身体验。在1723年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巴多明对冬虫夏草的形态有着十分细致的刻画：

先生们，倘若仔细端详，你们的确可看到给它起这一名称并非没有道理。没有东西比它更像一条9法分长的黄色虫子了。人们可看到完全成形的的头部、躯体、眼睛、腹部两侧的脚及背部各种皱纹。在这种植物新鲜时，这一切显得格外清楚，因为陈放时间一长，尤其若暴露于空气之中，鉴于它纤细柔软，所以会变得黑乎乎的很容易腐烂。［４］305

巴多明在该信函中也说明了冬虫夏草生长于西藏，而在川藏交界处虽然也可找到，但数量极少。巴多明随后对冬虫夏草和人参的药用功效作了比较，指出冬虫夏草“具有大致与人参相似的功效，不同的是经常服用不会像人参那样引起出血。它能增强和恢复因劳累过度或久病而失去的体力”。从书信内容可以看出，巴多明之所以对冬虫夏草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源自他在撰写该信的三年前的一次亲身体验：

三年前，川陕两省总督到鞑靼地区觐见皇帝，因为十三年来他从未见过陛下。按惯例，他带来了在其辖区或邻近地区觅得的最奇特的物品，其中尤其有冬虫夏草。由于我以前就认识他，所以他很客气地来看望我。当时我极度虚弱，因为我必须在寒冷潮湿的季节里时常外出远行。我食而无味，夜不能眠，人们给我各种药物都不管用。出于对我健康的关心，他建议我服用他带来的以前我一无所知的冬虫夏草。我照做不误，果然，我胃口大开，体力也得以恢复。总督临走前见他的药这样灵验很是高兴。我向御医们请教这种植物的功效，他们说的与总督一样，不过又告诉我他们只在宫内开处方时才用这种药物，因为它十分难得。［４］306

巴多明的上述描述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因为虫草老鸭汤是我国民间常用药膳，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中医认为其主要功效为活血通脉和补肺肾之气，主治肺肾两虚，喘咳短气，气阴不足，免役能力低下；滋阴润肺、润燥止咳。

巴多明在该书信中还对著名中草药三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三七又名田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药食皆宜的中药材，具有治疗跌打损伤、活血化淤、消肿定痛等诸多功效。由于三七与人参同为人参属植物，且它的某些活性物质又高于人参，所以李时珍将其称为“金不换”。关于其药效，《本草纲目》载：“（三七）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 儿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 故能治一切血病。”清朝赵学敏在其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 血第一，味 同而功亦等，故 称人参三七，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

巴多明随后对三七之形状、名称之来历及其药用功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介绍三七的形状及名称由来时，巴多明写道：

三七比冬虫夏草易得，这是野生于云、贵、川诸省山区的一种植物，它长有八根茎，没有分枝，中间的茎最高，茎干圆形。茎段长有与莴属植物叶子相似的三片叶子，茎、叶间有细小叶柄相连。叶子光亮而无茸毛，色泽深绿。另外七根茎高度不超过一法尺半，茎干呈三角形，它们是从高度在其之上的第一根茎上长出来的，一侧三根，另一侧四根。这七根茎顶端各只有一片叶子，由此它才能被称为三七：因为中间的茎有三片叶子，其他的七根茎总共才只有七片。［４］306

巴多明在随后的介绍中还特地强调，三七的主根上长有许多小指般粗细的椭圆形小根，这些小根的表皮颇为坚硬粗糙，但暗黄色的芯子却很松软，而人们用以入药的主要就是这些小根。

关于三七的药用功效，巴多明也有着详细的说明：

下面说说中国人派它做什么用场：他们于夏至时分取其茎杆和叶子，捣碎后榨出其汁液，将汁液与普通消石灰掺合后做成面团状于阴暗处晾干，然后就可以用它治疗伤口了。他们还把这种液汁掺在酒内治疗咯血，还过这种药酒只有夏季而且只对当地人才有效。……１德拉克马这种小根末便可止住咯血和出血。［４］307

如果没有渊博的科学知识、深邃的科学观察力以及良好的汉语水平，巴多明是断然难以作出如此细致而又精确的描述的。巴多明在字里行间也透露了其对中国医学的浓厚兴趣和潜心钻研，显然已经达到了谙熟的地步。

巴多明在该信函中同时提到的著名植物药还有大黄。大黄始载于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以其根茎入药，表面呈棕褐色，内部为黄色，故名为“大黄”。大黄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解毒止血，活血化淤，清利湿热之功能。《神农本草经》对大黄的功效记载如下：“大黄，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臧。”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对大黄的药用价值作了详细记载。大黄一直是中医的一味基本药材，同时也是藏医、蒙医常用的良药，近几百年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大黄主要出口国。

巴多明在介绍大黄时开篇就写道：“我知道，诸位先生，欧洲人对这种植物及其特性已经相当熟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大黄在欧洲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原因在于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有很多人在接触和研究中国医学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中药材之一就是大黄，这些耶稣会士包括利玛窦、庞迪我、曾德昭、南怀仁和卜弥格，尤其是卜弥格在其生前唯一看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中国植物志》中对大黄等中药材进行了详细的图文并茂介绍。在介绍大黄时，卜弥格先是用了一幅图解，然后是长篇文字介绍了大黄的植物特点和加工过程。由于当时大黄是欧洲急需进口的中药材，卜弥格等耶稣会士对大黄的介绍大大促进了欧洲对大黄的认识。

巴多明在信中同样以浓重的笔墨介绍了大黄的形态：

大黄茎杆颇似小竹子，中空、易断，高3—4法尺，深紫色。3月时分，茎杆上会长出长而厚的叶子，它们四四相对地长在同一叶柄上，形成一个花萼。花为白色，有 时也有紫色的。到了5月，它会结一颗黍粒般大小的种子——— 人们于8月间采摘。大黄的根部又粗又长，分量最重、内部大 理 石 花 纹 最 多 的 根 乃 为 上 品，最 受 人器重。［４］308

关于大黄的用途，巴多明在信中认为中国人的看法与欧洲人大致相同，大黄可以清热泻火、解毒、活血化瘀。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人很少服用生的和纯的大黄，而是更喜欢与多种草药放在一起煎服，以免引起肠绞痛。信中对大黄的用量和药效也作了介绍：

一次用药剂量至少5至6德拉克马，可慢慢清除肠内淤积物而不引起绞痛；（服用者）当天尿量增加，尿液略带红色。我曾目击过它的疗效。我们一位传教士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病人起初把所有的药物都呕吐出来，甚至用大黄制成的药丸或煎剂也一样。一位中国医生让他服用了用此方法加工过的双倍剂量的大黄煎剂，里面还加了点蜂蜜。病人丝毫未恶心呕吐，用药十小时后，病人解除了痛苦，也未出现绞痛。［４］309

巴多明在该信中以较详细的篇幅介绍的最后一种植物药就是当归。他说，芳香味很浓的当归根因为含油，总是湿的，中国医生用它补血，帮助血液循环和强身，他还介绍说，店铺里的草药根全是切成小块卖的。同时，巴多明还提到了中国人虽然将当归用作植物药，但是因为不会做化学分析，因此并不知其全部用途。

三、巴多明对中国动物药的研究

中国医药学应用动物药防治疾病的历史悠久，远在几千年前就知道利用动物的各种器官、组织及代谢产物进行防病治病。中国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即载有以鹿肉、鸡血及蛋卵等动物药入方剂以疗病。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共有13首方剂，其中5个处方是以人或动物器官及组织入药，如左角发酒、鸡矢醴、乌鰂骨丸、马膏等均属此列。现存最早的完整中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已有牛黄、犀角、鹿茸、阿胶等多种动物药的记载，尤其阿胶的应用，说明了中国在制药技术上早已用动物药材为原料，进行加工、提取、精制而制成较为纯净的药剂。在后世的历代方书和本草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动物药材记述，如《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有动物药444种，约占1/4。

对中国医药学颇有研究的巴多明显然也注意到了动物药的神奇功效，为此他在这方面也颇有了解，这一点从他写给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就可以得到佐证，因为他在该信中对东阿阿胶进行了介绍。在谈到阿胶的医学功效时，巴多明如是说：

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并使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健全肠道的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尿等等。我不敢保证它确有如此神奇疗效，不过我知道空腹服用这种药物对治疗肺病有利，实践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患肺病的几位传教士依中国医生建议服用此药后感觉很好。［４］311

四、巴多明对中药炮制的观察

中药炮制是中国医药遗产的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对中国人防病治病起了重要作用，保证了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中国第一部药书《神农本草经》序例写道，“药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合用也”。张仲景也认为药物须烧、炼、炮、炙，生 熟有定，或 须皮去肉，或支皮须肉，或须根去茎，或须花须实，依方拣采，治削，极令净洁。中药炮制历史久远，相传起源于神农时代。远古时候，人们为使药物清洁和服用方便，采取了洗净、劈块等简单的加工方法，这就是中药最早的炮制。当人类发现火以后，受到用火加工食物的启示，便用火来加工药物，因此对药物的毒性降低和调整药性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到了夏禹时代，由于酿酒的出现，为以后的酒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后 来出现的盐制、醋制、蜜炙等炮制方法，更丰富了中药的炮制内容，且较好地适应了临床的需要。

令人惊叹和佩服不已的是，来自遥远的欧洲大陆的巴多明抵达中国之后不但一头扎进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之中，同时对中医药知识的熟悉程度也几近炉火纯青，他对中药炮制的观察和描述即可印证其在这方面的渊博学识。在写给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巴多明分别介绍了一种植物药的炮制过程和一种动物药的炮制过程。在详细介绍了中药材大黄炮制加工为丸药的过程时，巴多明描述道：

他们按需要量取几段大黄，在米酒（若有葡萄酒则更好）中浸一天一夜使其柔软以便能切成薄片。然后在砖砌炉灶上支一口口径２法尺、底部逐渐收缩成圆帽形的大锅，锅里放满水，用一只竹蔑做的筛反扣在锅上，筛的大小应与锅口一致。大黄切片放在筛底，用木制锅盖把这一切全部盖住，锅盖上再压一块毛毡，使水蒸气不能外泄。然后升火把水烧开。水蒸气透过筛子进入大黄切片，可去除其呛人的气味。最后，水蒸气如同在蒸馏器中一样又变成水，掉 入沸腾的锅内，使锅里的水变黄——— 中国人把这种水保存起来治疗皮肤病。大黄切片在这种蒸汽循环中至少应放置八小时，取出后晒干，然后再按同样顺序重复两次，至此才算把大黄加工完毕——— 这时它变成了黑色，磨碎后即可制作催泻丸药。［４］308

同样，巴多明在该信中也对东阿阿胶的炮制方法和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阿胶为驴皮经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具有补血、止血、滋阴润燥等功能。阿胶炮制技艺十分精湛而又复杂，堪称我国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典型代表。阿胶的炮制，历代论述颇多，如《雷公炮炙论》言“凡使阿胶，先于猪脂内浸一宿，至明出，于柳木火上炙，待泡了，细碾用”。陶弘景言“阿胶作药用之，皆火炙，丸散须极燃，入汤微炙”。在写给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巴多明对阿胶的产地、加工材料及炮制工艺是这样进行了介绍，首先提到阿胶产自山东兖州府的东阿县，县城附近有一口深70法尺的天然井，做阿胶所用之水就取自该井。随后，巴多明对阿胶的炮制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表述：

从刚宰杀的黑毛驴上剥下皮来，浸入这种水里，五天后捞出来内外都刮洗干净，切成小块后仍放在这种井水里以温火煮烧，直至其成为胶状物。趁热倒入粗布中过滤，使其与未融化的粗劣成分分离，再把滤过的胶状物做脱水处理，随之便把它做成人们喜欢的各种形状了。［４］310

巴多明的渊博学识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不由得令人折服，因为他不但介绍了阿胶炮制的工艺和过程，甚至还介绍了甄别真假阿胶的方法。据巴多明的这封书信，由于东阿阿胶极具声誉，但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全国之需要，于是就有人使用母骡皮、马皮、骆驼皮甚至旧皮鞋制造假阿胶，上当受骗者不计其数，因为这种冒牌货在全国的销量很大。为此，巴多明煞费苦心地介绍了辨别真假阿胶的方法：

其实，真 假不难辨别。真的阿胶无任何异味，放在嘴边尝尝口感也不错，它脆而易碎，而且只有黑色和黑中带红两种颜色，犹如秘鲁香膏。假阿胶——— 即使是猪皮制作的最接近真货的阿胶——— 气味、口感都不好，它不脆，永远不可能做得很像真货。［４］310

五、结语

与晚明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相比，1687年之后大举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西学译介方面的著述相对偏少，尤其是缺少有份量的 标志性作品，如白晋和巴多明根据法国著名外科医生狄尼斯（Dienis）的血液循环理论共同编译而成的9卷本《人体解剖学》虽然与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同属明清之际传教士译介到中国的仅有的两本西方生理学与解剖学专著之一，但一来由于其是被翻译成了满文，二来是由于其虽然经由康熙御订但并未刊印而是被清廷秘密收藏于宫中，以至于外界鲜有人知，更没有人认识到其价值。

与此同时，巴多明等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期间从事的“中学西传”活动，除了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选择性翻译之外，大多是以书信形式完成的，这些书信虽然从其内容来说俨然就是一份份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科学考察报告，但是由于它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因此很难引起后世研究的关注，成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因此，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巴多明才会在学术界长期被忽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撰的数字版汉学家资源库中，与白晋同批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由白晋赴欧洲招募回来的耶稣会士中，只有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入选，巴多明榜上无名。倒是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对巴多明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从第509页一直到第525页，洋洋洒洒，总计17页，而该书对利玛窦的介绍占据了第31页到第47页，总计不多不少也是 17页，由此可见在西方世界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巴多明占据着绝对不同一般的地位。

不言而喻，巴多明在华四十三载，直至最后客死北京，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钟情和研究达到了相当高深的地步，而其对中国医学的观察和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水平也堪称同时代在华西人中的嚆矢。更为重要的是，巴多明的这些书信无一例外顺利抵达欧洲，而卜弥格虽然早于他就对中国医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遭到剽窃和盗用，所以卜弥格通过著译向西方传播的中医知识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直至很久以后才为后世所认识到。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巴多明的这些书信不是写给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就是写给本国修会的要人的，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张国刚的研究，［５］261巴多明等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写给本国修会的书信，后来由法国耶稣会派人专门负责整理编辑并结集出版，名为《有益而有趣的书简》，统称为《耶稣会士书简集》，从1702年至1776年总共出版了34集，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中国（也包括当时尚为中国附属的越南）。《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一任主编是巴黎耶稣会是的司库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郭弼恩是皇帝的忏悔神甫勒特利(P.LeTellier)的秘书,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各国耶稣会士们信函,在华耶稣会士的发自中国的不少信函都是写给他的,他在1702年至1708年间出版了8集。郭弼恩去世之后,接替这一任务的是 让 · 巴普蒂斯 特 · 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在华耶稣会士后来从中国发回的信函就是写给他的，他在1711-1743年间编辑出版了9-26集。杜赫德之后还有两位主编在1749-1776年间编辑出版了27-34集。根据法国 耶稣会士 龚当信神 父(Cyr Contancin,1670—1733)1730年10月19日写给杜赫德神父的信件，杜赫德在回 信中告诉他，他上一封信中介绍的内容在法国很受欢迎，希望他能够继续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由此可以推断巴多明等法国耶稣会士寄回国的书信在本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杜赫德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是他依据在华耶稣会士寄回的大量书信，经过编辑和整理之后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在巴黎出版了4卷对开本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全名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 物》(Deion.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 et,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此书俨然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国情汇总，涉及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教育、语言、文学、民俗、物产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的第三卷摘译了《脉诀》、《本草纲目》、《本草》、《神农本草》、《名医别录》、《陶弘景本草》、《医药汇录》等诸书，卷首为中医诊脉图，同册还撰有“中国医术”一文。书中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的用途，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山芪、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桕树等；第二卷和第四卷也介绍了若干中药。该书与同样为杜赫德编撰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以及《中国杂纂》并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及“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其中尤其以《中华帝国全志》影响甚是广大而深远。根据张国刚的研究，此书不仅是耶稣会士报告的分类汇编，也是18世纪上半叶欧洲有关中国知识的汇总和西方人关于中国形象的一个关键来源，因此极受大众欢迎，在巴黎出版之后很快于1736年和1746年分别在海牙和纽伦堡又推 出了两个 法文本,1736年、1738-1741年和1741年依次在 伦敦出版 了三个英 文本,1747-1756年在罗斯 托克出版 了德文本,1774年又出版了俄文本,甚至连远在美国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1738年7月27日的一则日记中提到了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描述到的中国人参，由此可见其影响力。［５］274－276就中化文明成就在西方的传播而言，《中华帝国全志》堪称居功至伟，而巴多明在其中更是贡献多多，功不可没。他和其他在华法籍耶稣会士积极地把灿烂的中华文化译介到了西方国家，其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催生了西方的中国热和汉学热。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的身份事实上已经从传教士变成了传教士兼汉学家甚至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科技文明成就的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道德等逐渐被欧洲人所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