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以殖民占领为基础的权力均衡，造就了东亚海权的均势格局。一方面，列强通过对殖民地的统治，各自影响或控制着东亚部分海域，并使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成为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出于殖民统治和殖民地防务的需要，它们向各自领地派驻军队和舰队，修建海军基地和海防要塞，维持着相对庞大的海上力量。列强在海军实力与海域控制上形成了大体的均衡状态。但这种海上均势并非完全的权力均匀分布，根据海军实力的强弱及其在东亚海域影响力的大小，列强在海权格局中大致可分为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海上力量最强的英、美、日三大国。英国保持着全球范围内最强的海军实力，虽然面临着日、俄、美等国的多重竞争，未能在东亚海域建立起真正的霸权，但其作为头等海军强国的地位无可否认。通过对马来亚特别是其海峡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实际控制着马六甲海峡，而驻香港、威海卫等地的海上力量则保证了其在东北亚海域的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实力于一战后跃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它在菲律宾和关岛都建立了海军基地，并于1920年将其舰队主力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扼守住海上要道的殖民地，使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具有不可低估的海上优势。日本不仅在台湾、琉球和辽东设立了海军基地，还利用参战“一战”之机，尽数夺取了德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殖民地，包括中国青岛和被其称为“内南洋”的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三大群岛。
第二层级是海上力量稍弱的法国、俄国（苏联）和荷兰。法国虽然也是全球海军强国，但总体实力特别是在东亚的海上力量存在较英、美、日为弱。“一战”后其国力进一步衰落，在华盛顿体系下全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尚不及日本的60%。俄国海军一度称雄东北亚，但1904年日俄战争中其太平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此后长期未能恢复往昔实力。十月革命后，俄国（1922年后为苏联）在东亚遭遇其他大国的武装干涉和外交孤立，对东亚海域的影响力进一步衰退。荷兰在这一阶段早已丧失海上霸权，沦为二等强国，但其区域性海权力量仍不可忽视。通过对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荷兰控制了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海上要道，保持了在东南亚海域的影响力。
在海权均势格局下，英、美、日等海上强国还积极争夺东亚海域的海上霸权，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缓和了日益失衡的东亚海权格局。条约将英、美、日海军主力舰总吨位之比限定为5∶5∶3，还规定英美日在太平洋岛屿领地的海军基地和防御工事维持现状：英国不得在香港和东经110度以东岛屿，美国不得在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和阿留申群岛，日本不得在琉球、台湾、澎湖列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和奄美大岛等地修建新的海军基地和要塞。东亚海权格局的均势状态暂时得以稳定。
3.2格局演化：多极海权均势的瓦解
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及其扩军备战政策打破了东亚海权的均势。1935年，日本撕毁《五国海军条约》，大力扩充海军军备，谋求彻底颠覆东亚与太平洋海权均势格局，建立本国的海上霸权。此后，日本在陆、海两个方向同时扩张，不仅入侵中国，还于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在“南进”战略指导下出兵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展开了全面的海上扩张。
1945年日本的战败，使其霸权图谋成为泡影。日本海军被彻底解散，失去了海上强国地位。战争也削弱了英、法、荷等国的力量，使这些在东亚海域世界有重要影响的老牌殖民帝国走向全面衰弱。战后东南亚的去殖民化进程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家在东亚海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英属缅甸（1948年）、马来亚（1957年）和新加坡（1965年），法属柬埔寨（1953年）、老挝（1954年）和越南（1954年），以及荷属印度尼西亚（1949年）纷纷获得独立，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英、法、荷等国驻殖民地的海上力量陆续撤出东亚，东亚海权格局由列强多极均势演化为美苏两极均势。
美苏海上力量在这一阶段急剧膨胀。“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强国，至1947年已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世界上每一海域几乎都被美国所霸占”。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官兵人数比战前增长了20倍，舰队总吨位增长了6倍，舰船总数更是增长了高达60倍。1950年，美国西太平洋海军正式定名为第7舰队，长期驻扎东亚地区。虽然美属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但其独立当天便与美国签订了《美菲总关系条约》，规定美国有权保留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此后美国又通过《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菲律宾结为军事联盟。除菲律宾外，美国在东亚还与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正式结盟，建立了自身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控制了太平洋第一岛链。
苏联在“二战”末期出兵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以及南千岛群岛，恢复并超越了沙俄时代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以战争为契机，苏联还积极发展海军，努力恢复太平洋舰队实力，使其再度成为东亚海域的重要力量。苏联通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控制了东亚大陆“边缘地带”，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挑战美国的海权。美苏争霸的展开及其各自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建立，造成了东亚海域世界的分裂，使东亚海权的两极均势格局得以形成并不断强化。
四、从争霸到独霸：海权格局的第三次重构
4.1东亚海权的两极均势格局
美苏争霸之下的两极均势成为冷战时期的东亚海权格局主要特征。美国和苏联都致力于谋求世界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竞争，而海权成为两极角逐的重点领域。美苏两国在东亚海域世界展开了全面的霸权争夺，各自部署了以海军为基础的庞大军事力量，并对区域海洋安全事务有着深度的介入。东亚海权格局，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格局的一个典型缩影。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海权强国，以争夺全球霸权、遏制苏联海权扩张为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高度重视海军发展，加大海军技术研发与装备建设投入，于1955年建成了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潜艇，1958年又开始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在推动常规动力舰艇向核动力方向更新的同时，美国还大力推动舰载武器系统的导弹化。至70年代末，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已全部装备了导弹。1986年美国又推出了系统的“海上战略”，强调威慑能力和海上控制权，并提出了“前沿进攻”思想，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海洋霸权争夺。
就区域范围而言，美海军第7舰队作为海上力量前沿部署常驻亚太，保持着对东亚-西太平洋海域的威慑力。美国以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关岛海军基地为中心，在西太平洋构建起了强大的海军前沿部署体系。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以航母为平台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还以巡洋舰和驱逐舰为基础对大陆海岸展开袭击，仁川登陆更是扭转朝鲜战局的关键战事。强大的海上力量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为美国争夺东亚海域乃至全区域的霸权提供了战略支撑。
苏联也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在争夺大陆霸权的同时积极谋求向海洋方向的战略扩张。1956年戈尔什科夫出任苏联海军总司令，他提出“新海权论”，强调海洋的战略价值和海军的战略作用，指出海上威力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确定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在戈尔什科夫任职的近30年里，苏联海军发展迅速。不仅其常规海上力量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海上核力量也有了长足的发展。70年代，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与海基核弹头数量超过了美国，至80年代，其海上核力量在数量上对美国已占有明显优势。
就区域范围而言，太平洋舰队是苏联争霸东亚海域的主要工具。苏联在远洋进攻战略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以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主体的远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实力急剧增长。50年代末，核潜艇加入太平洋舰队作战序列。在鼎盛时期的80年代，苏联太平洋舰队官兵人数多达13万，舰艇总数接近700艘，并且拥有2艘航空母舰，在舰艇数量和吨位上都超过了美国第7舰队。在立足东北亚的基础上，苏联进一步谋求向南方海域扩张。苏联一度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遭拒绝后又将目标转向越南，最终取得了金兰湾基地。1978年，苏联太平洋舰队派遣分舰队驻扎金兰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南亚。金兰湾基地作为苏联境外最大的海军基地，抗衡着苏比克基地的美国海上力量，成为其争霸东亚海域的前沿阵地。
4.2格局演化：单极海洋霸权的形成
与冷战结束进程一致，东亚海权格局出现第三次重构：两极争霸的均势格局演化为一超独霸的单极格局。整个90年代，随着俄罗斯的持续衰落和美国全球霸权的巩固，美国的东亚海上霸权处于持续固化进程中。
冷战末期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执政阶段，苏联便已开始大规模的全球战略收缩。1987年，戈尔巴乔夫宣布将“实现以前曾提出的撤销外国军事基地的主张，把军队撤回本国”。苏联将海外军事部署逐步回撤，并停止了远洋大规模演习和海军航空兵的远洋飞行。部署在亚太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被撤回至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岛。苏联的海洋安全战略，由远洋进攻转变为近海防御。苏联解体后，由于财政困难、军费短缺，太平洋舰队大规模精简人员和装备。90年代十年间，太平洋舰队总人数裁减至6万左右，水面舰艇和潜艇数量也减少了一半。两艘“基辅”级航母“明斯克”号和“诺沃罗西斯克”号被迫提前退役，并被低价转卖。此外，俄罗斯不断缩减驻扎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规模，从冷战结束时的170艘舰艇削减至90年代末的70艘，并于2001年最终放弃了金兰湾基地。俄罗斯战略力量从此撤出东南亚，退守东北亚一隅。
随着苏联在东亚海域的战略收缩，美国开始积极构建其在该区域的单极海上霸权。在东北亚，美国继续维持其驻日韩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部署，并推动美日、美韩联盟的强化。在东南亚，虽然1992年美国被迫放弃了位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但其很快找到了前沿部署的替代性选择——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1992年7月，美军“西太平洋后勤指挥部”在新加坡开始正式运作。以新加坡为基点，美国海军构建起新的东南亚前沿存在体系，先后与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签订协议，取得了在东南亚海域多个基地港口的准入权和相关设施的使用权，从而保障了其海军舰艇在东南亚的驻泊和补给。这种非直接驻军的模式，成为美国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前沿存在的新形式，增强了美国对东亚海域的控制能力。
在加强海上军事存在和巩固制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强化了自身的海权战略。冷战后，美国颁布了“由海向陆”系列海洋安全战略文件。在美国成为东亚唯一海上霸主的背景下，这一战略的出台在地缘政治层面标志着美国海权势力进一步向前推进，开始由固守西太平洋转向对东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扩张。在这一战略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在东亚将大陆沿海地区视为海军主要作战地域，更加注重前沿军事部署和力量投送能力的强化。美国大力增强第7舰队的力量，推动海军力量重心向亚太的转移。1998年，美国海军“小鹰”号航空母舰入驻日本横须贺基地，成为其唯一常驻海外的航母。美国的超强海军实力及其护持海上霸权的战略实践，推动了后冷战时代东亚海域单极霸权格局的巩固和强化。
五、东亚海权格局的当前形态
5.1美国海上霸权：东亚海权格局的单极特性
21世纪初，东亚海权格局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霸权状态。美国凭借自身雄厚的海上军事实力，“对东亚地区广大的海域几乎实现了完全的掌控”。4加之其强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巩固的双边联盟体系，美国牢固护持着东亚区域的海上霸权。此外，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综合国力，更是其东亚海上霸权的坚实基础。这三者构成了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三大支柱。
（1）前沿军事部署
美国掌控东亚海域的直接工具是长期驻扎西太平洋的海军第7舰队。第7舰队是美国海军诸舰队中实力较强的一支，也是美国在本土之外部署的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第7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在东亚的主要驻地除横须贺外，还包括日本的佐世保、冲绳以及韩国的釜山、浦项、镇海等多个港口。该舰队拥有军舰约50—60艘，其中有19艘作战舰只目前常驻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包括部署于日本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此外还有战机350架。第7舰队每年都要在辖区内与亚太多国举行大小军事演习上百次，且平时约有1/2的兵力在西太平洋海域常规巡逻。此外，美国强大的军队投送能力使其能够迅速从驻扎在本土和海外各地的海军力量——特别是第3舰队中抽调大批兵力，在必要时补充和支援第7舰队。前沿军事存在和力量投送能力的结合，奠定了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海权优势。
（2）海权联盟体系
从地缘政治学视角审视，在东亚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博弈中，美国作为最大的海洋国家，同日本、菲律宾等海洋国家和韩国、泰国等边缘地带国家建立起了巩固的双边联盟。在这些联盟关系中，美国均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海权联盟体系。形成于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在21世纪初继续得以强化和发展。美国将这些联盟关系视为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托。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指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泰国的盟友关系是亚洲安全的基础”，并表示“将继续深化和发展这些同盟关系以反映地区的活力和21世纪的战略趋势”。
作为海权联盟体系的补充，美国还积极推进同新加坡、印尼等东亚非盟友国家的军事合作，拓展在东亚海域周边的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年度海洋安全演习机制，美国将众多东南亚中小国家吸纳到美国主导的军事合作框架之中。如从1995年起每年的“战备与训练合作”海洋安全演习和2002年起每年的“东南亚反恐合作”海洋安全演习，不仅有菲律宾、泰国等盟国参加，还吸收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非盟友国家。
（3）国家综合实力
海权的竞争不仅是海上力量的比拼，更是综合实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是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基础和保障。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相较于东亚海权格局中的其他各国家都占据着绝对优势。201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947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比排名全球第二、三位的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的总和还要高。2015年，美国国防开支高达5960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占世界总量比重超过40%，比东亚各国的总和还要多。超强的国家综合实力，使美国在东亚海权格局中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战略优势。
5.2霸权的非完全性：东亚海权格局中的均势因素
尽管当前美国在东亚海域占据霸权地位，但其区域海洋霸权具有非完全性，海权格局中包含着均势因素。美国虽具有一定的主导能力和显著的优势地位，但东亚大国战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使其无法全面掌控东亚海洋安全事务。在美国主导的东亚海权联盟体系之外，是其控制力鞭长莫及的大陆地缘政治板块。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加之中俄两大大陆强国的联合，对冲着美国海上霸权的三大支柱，制衡着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单极霸权。
第一，中国不断发展的海上力量，是制衡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直接因素。崛起中的中国已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海军拥有“亚洲最强大的主战舰艇、潜艇和两栖战舰”，包括79艘主要的水上战舰，至少55艘潜艇，55艘大中型两栖战舰和约85艘装载导弹的小型舰艇。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也已于2012年正式进入海军序列。随着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中国海军总体能力不断提高，已“初步形成以第二代装备为主体、第三代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许多水面舰艇都配备有先进的防空系统和现代化反舰巡航导弹。随着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中国海军的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第二，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是制衡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根本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速崛起，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特别是经济实力发展迅速，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866万亿美元，已高达日本（4.123万亿美元）的两倍多。目前，中国已成为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东亚各国与中国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正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经济体系的主导性力量。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增长，提升了中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也推动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为制衡美国海上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中俄两国不断强化的战略协作，也是制衡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重要因素。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洋方向上对大陆国家形成地缘政治压力，而中、俄两大大陆国家通过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采取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缓解共同面临的这种压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使东亚大陆强国实现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联合，成为制衡美国东亚海洋霸权的中流砥柱。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对立，使单极霸权的海权格局之内形成了一种隐含的均势状态，从而弱化了美国的海上霸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海权力量的不断崛起，东亚海权格局呈现出均势因素逐渐增强的趋势。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海上力量呈现跨越式发展。海军远海作战能力不断提升，蓝水海军加速形成。中美之间海上力量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在东亚区域的海上霸权逐渐削弱。在美国看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这种迅速发展会增强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构成了对美国区域霸权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正采取多种战略途径遏制中国海权发展，但中国海权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六、海权格局演化对中国的启示
东亚海权格局的演化历程，为中国的海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和现实镜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权的发展。“海权越来越成为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重要资源手段。”科学合理的海权发展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需要从海权发展史中总结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开拓未来。东亚地区海权格局的历史演化和海上强国的权力兴衰，为中国未来的海权发展提供了很多深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第一，综合国力是海权的基础，中国的海权发展应配合国家大战略，依托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纵观东亚海权格局的演化历程，主导格局的海权强国均非仅仅依靠海军实力，综合国力的对比才是决定海权格局的根本因素。西、葡对东亚海域世界的率先入侵，英、荷对西、葡海权地位的取代，以至美、日海权的崛起，都是建立在优势性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中国主导的等级制海权格局的瓦解，英、法等欧洲列强在东亚海权竞争中的淡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权地位的下降，原因也并非只是海上力量的衰落，而主要源于综合国力的相对落后。因此，海权的发展不应孤立推进，而应关照全局，服从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在国家大战略的整体框架内展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推进原则在于海上地缘安全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为实现国家整体战略而必须保证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之间有效的战略协调。”当前历史阶段，“和平发展”实际构成了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不仅包括国际战略，还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战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海权发展战略应与国家大战略相匹配，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服务于国家全面建设，不能为单纯发展海上力量而损害或牺牲国家的和平发展。
第二，海军实力是海权的保障，中国的海权发展应以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为首要任务。海军实力是决定海权格局的直接因素。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东南亚海上霸权地位的更替和相继丧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海军力量不敌后起的英国，失去了制海权。19世纪后期中国晚清政府缺少一支强大的海军，导致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东亚传统海权格局最终彻底瓦解。因此中国的海权发展需要以海军力量为坚实后盾，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中国应继续建设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推进海军由机械化舰队向信息化舰队发展，提高新军事环境下空海一体化作战能力。海军建设应“注重提高近海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发展先进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装备，完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装备体系，提高远海机动作战、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在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增强保护本国领海和海洋合法权益的能力，提升本国海权力量。
第三，海权发展的战略目标应与本国地缘政治特性和国家现实利益相适应，中国的海权发展有必要坚持有限海权原则。历史上大陆强国和陆海复合型强国谋求远洋海权的战略实践无不以失败告终。就东亚海权史而言，作为大陆国家的苏联，冷战时期盲目追求远洋海权，同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展开激烈的海权竞争，最终成为拖垮其自身的一个重要肇因。相关历史案例为中国的海权发展提供了深刻的警示与教训。
中国的海权战略有必要对发展何种程度的海权做出明晰的规划。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具有天然的地缘政治劣势，地理条件决定中国难以获得美国这种海洋国家所具有的安全盈余。“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样性的安全压力决定了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中国应以维护安全与权益为宗旨，发展有限的区域性海权，注重海权发展的适度性，不可盲目追求扩张性的远洋海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战略环境恶化。
第四，域外强国的力量在地区海权格局中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在海权发展过程中应处理好同域外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从1511年葡萄牙海上力量进入东亚起，东亚地区的海权体系便已同世界其他地区连为一体。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域外强国相继介入，深入影响了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当前的东亚海洋安全领域，仍有许多区域外强国和中等强国有着不同程度的介入，如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中国发展海权，需要妥善处理同这些域外强国的关系，减弱源自区域外部的安全压力。特别是应妥善处理同美国这一海上霸权国家的关系。中国应认识到，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的存在仍将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在中国实力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不具备经营周边的条件，而应继续以较大的力度忍耐。”虽然地区海权的博弈是零和的，但中美两国在海洋安全事务上是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中美两国在东亚海洋安全领域存在共同利益，正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所指出的，两国在诸多海洋安全议题上仍存在合作空间。“只要中美双方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不触碰对方战略底线，两国就有化解矛盾、开展海上合作的基础。”中国应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促进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沟通，实现区域海洋安全的大国协调与合作治理。
第五，海权格局内生于区域体系，中国在海权发展过程中须重视周边外交，处理好同东亚海上邻国的关系。东亚海权格局的演化历程是东亚区域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密切相关，域内沿海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海权的顺利发展，需要以有效的周边外交手段，化解海上邻国对中国的猜疑与恐惧，规避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联合制衡。中国应避免采取过于强势的军事外交政策，从而把多数海上邻国推向美国一边，增强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力量，进一步恶化海洋安全环境与和平崛起的整体战略环境。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所揭示的，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减轻东亚海上邻国对中国海权力量发展的不必要猜忌心理与对抗行为；同时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保障本国海权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