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日日危险

1943年9月4日，赫伯特·辛克（Herbert Zincke）先生在其日记中写道：“铜矿车间机器的极为巨大的嘈杂声响让我吃尽了苦头。”辛克是派往该地的100名美国战俘之一，在当地从事固定工作。他们从位于三井的难民营2号营地被派往昭和电工的化工厂附近一个叫小坂的地方，战俘们称之为“铜矿作坊”。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的口罩等防尘面具和其他防护措施，因此，在工作期间，他们不得不吸入那些与绿色铜色粉末混合在一起的化学品混合物，而这些粉末和硝酸铵合成在一起用来生产战争所用的引爆物或炸药，但日本人告诉战俘们生产的是肥料。

辛克（因曾在此工作导致其长久丧失听力）写道：“工厂的机器极为老旧而锈迹斑斑，当所有机器开动时，声音震耳欲聋。老板是个性格乖戾的男人，他总是急切地让机器不停地转动”。1辛克描述，工作人员须用一个杆状的电极将粉末化学品运入一个小洞，机器由地板下面的传送带带动。但是，很明显，老旧的机器跟不上老板迫切的要求。有一天，传送带突然断开并击中一个战俘的背部，其背部受伤极为严重。但是，直到全部机器发生故障才被停止使用。

辛克写道：“斯图尔特和摩尔两人的脚皆被硝酸严重烧伤，他们在搬运大卡车上的硫酸时，突然酸液溅到他们的腿上（没有靴子、橡胶围裙，也没有配备其他的防护措施。他们被迫处理这些危险品）。”一个星期后，同样的危险发生在辛克身上。一天，他正在卸货时，一个阀门松动了，硝酸突然喷向他破旧的裤子，很快他的皮肤被烧伤且酸液继续流向他的膝盖，很幸运，在他附近有一个齐腰深的排水沟，他迅速跳入排水沟，这才使他避免了更大的伤害。尽管如此，几个星期后，他才能不太疼痛地再次正常行走。

日复一日，在昭和电工的化工厂里，战俘长久处于恶劣环境之中，被迫吸入硝酸、硫酸和盐酸挥发的毒气，还有化学粉尘。一些战俘说他们每天都在吸入毒气，事实上，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确如此。这些战俘都因缺少必要的防护设施和衣服而担心。有时候，化工厂管理人员也要求战俘填写表格，包括填写他们的工作环境所需的防护必需品，但化工厂从来没有配备。那些有幸返回家乡的战俘，因在昭和电工的化工厂工作，有的听力丧失，有的内脏器官严重受损，他们大都患上严重的慢性疾病。

1999年，曾为战俘的阿尔文·希尔维尔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他说：“如果我知道在日本是这样的（在化工厂工作），我在门司港宁愿让枪指在我的头上也不去。”他深呼一口气，继续讲：“但与此同时，我深信如果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那就应该是我。”他的观点符合其性格，1942年感恩节那天，他抵达巴丹半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并乘坐在川崎（日本本州岛东南部城市）制造的长野丸商船。

阿尔文·希尔维尔被安排在“未被入册”的难民营——平冈3号战俘营，该战俘营由隶属于三菱公司的熊谷工程公司管理和运作。它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长野县（日本内陆县之一）的山区农村。2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即使按照日本的标准，该难民营亦是臭名昭著。肺炎、疟疾、饿死和虐待的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日本管理方命令停止葬礼服务，因为他们的频率如此之高，让日本管理方颜面尽失。即便是东京的战俘信息统计署发现水岛战俘营的死亡人数也难以接受，并要求大部分的战俘营转移到新的地区：鹿瀬昭和碳化工厂战俘营迁入本州岛北部地区。1944年4月，东京战俘信息统计署署长命令美国战俘指挥官沃尔特·休伊特（Walter Hewitt）和加拿大指挥官莱斯利·蔡特（Leslie Chater）各自从所属战俘人员中挑选50名，在新泻（日本本州岛中北岸港市）鹿瀬建立一个新的战俘营。其名字被称为东京第16-D战俘营。其中，阿尔文·希尔维尔是其中的战俘之一。

战俘再次发现昭和电工化工厂的工厂设备陈旧、丞需维修，而且操作极其危险。蔡特上尉在其日记中写道：“爆炸后火花四溅的熔炉……昨晚的工厂爆炸物仍然存在。爆炸使得我们的宿舍不停摇动，看起来熔炉和宿舍建在了一起，而液体碳化物遇到水后就会挥发，机器情况变得更为糟糕，说不定哪天有人就会受伤……我非常担心大批生病的战俘患上败血症。”

1945年3月9日，蔡特的担心不幸言中。工厂机器的底掉了，蔡特的三个同伴严重受伤。蔡特在日记中记载：“三人被送入日本人的医院救治，护士服务尚可但医生治疗水平较差，日本人还为此嘲笑受伤者。”在治疗期间，尽管他们忍受剧痛求生，但不幸的是，三人最后都死去了。昭和电工的高层管理者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尽管使用旧机器面临巨大的危险，但是工厂产量仍然继续增加。战俘营人员的工作时间增加，12小时轮换工作，昼夜不停。与此同时，他们的食品却减少了一半。蔡特也为此向管理方指挥官藤原浩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管理人员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如果工作人员想得到另一半食品，必须让另一半人员在第二天继续工作。蔡特也记载了日本管理者的抱怨：“昭和电工的工厂代表总是酩酊大醉……由于他们得不到更多的钱，他们经常把提供给战俘人员的大米换酒。”

阿尔文·希尔维尔不太记得破旧的机器，但对严寒的天气和他受伤的头部记忆犹新。1944—1945年冬天，阿尔文·希尔维尔回忆：“房屋覆盖着厚厚的雪，我们身着破旧单薄的衣服去工作，衣服的材质像玻璃丝。他们不给我们保暖的衣服。”阿尔文·希尔维尔对头部受伤记忆深刻。战俘营的翻译——横竹平太郎（Heitaro Fukijima），用希尔维尔从厨房里偷来的萝卜击中了希尔维尔的头部，从而使他的头骨严重受伤，“这个大萝卜长三英尺，其直径似篮球大小”，“它坚硬如岩石，日本管理人员突击搜索时极为认真，如果他们寻找食品，而你有个收音机，他们也不在意。那天，他们在寻找蔬菜。当他们搜查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稍息立正等待搜查，我想我铺上的枕头旁边好像放着一袋大米似的。他们把我的枕头移到一边，横竹平太郎发现我枕头旁边的萝卜，他用它击打我的背部，我侧身躲过一击，第二次，他用萝卜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后脑勺，现在头上仍然有肿块，多年来，我的头部一直时常剧痛，现在虽然有些缓解，但头疼一直伴随着我。”

被管理人员残忍暴打是战俘营常有之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鹿瀬战俘营，惩罚和暴打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成为战后东京审判的主要暴行的主题。在法庭上，曾为战俘的美国陆军少校休伊特出庭证明战俘营指挥官东清美（Azuma）和其他昭和电工管理人员的罪行。蔡特上尉虽不能亲自到日本出庭作证，但他同意将他在战俘营的日记展览，以此作为证明并支持休伊特向日军罪行的控诉。休伊特的控诉包括战俘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强迫患病者工作，被士兵和监工虐待，以及在战俘营伤亡众多。1947年7月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签发的有关审判文件的信息汇总显示：

东清美，前日本军队中尉，是战时第16-D战俘营的指挥官，该战俘营位于日本新泻的鹿瀬。从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在其管制期间，他对工厂的战俘实施了难以数计的非人道虐待和残害行为。在其战俘营里，东清美本人暴打和不公平对待美军和其他盟军战俘，他因强迫战俘劳役被判为七年监禁。

管沼寿夫（Hisao Kaneyama），是鹿瀬化工厂的看守，在该化工厂曾有大批战俘被强迫劳役，管沼寿夫是最为严酷的看守之一。他被指控暴打和折磨战俘，有时令人发指，脚踢、践踏受害者至半昏迷状态。有时候，暴打阿尔文·希尔维尔……他是法庭审判的主要证人，他将阿尔文·希尔维尔的耳鼓打伤而使其失去听力。管沼寿夫由于殴打弗雷德（Fred）……和唐·A. 马丁戴尔（Don A. Martinclale……）而被定罪。他们发现马丁戴尔等人在战俘营玩牌，然后管沼寿夫强迫两人立正站立并要求其空手提着两大桶冰块，一直站到冰块融化。该事发生在一月份冬日晚间，管沼寿夫用这种方式让两人整整站立了一夜。管沼寿夫最终被判十四年监禁。

皆川释尼（Tokio Minagawa）和清地三夫（Kiyoji Ishibe）两个士兵由于殴打和虐待英军战俘被判有罪。皆川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清地三夫被判两年监禁。

被称为“牛头犬”的西都三郎（Kiromitzu Saito），因在战俘营暴打无数的战俘被判五年监禁。

曾担任第16-D战俘营翻译的横竹平太郎，被指控用木鞋、棍棒和其他工具残忍虐待美军战俘，被判处三年监禁。

上述宣判没有提到日本翻译横竹平太郎用“萝卜”击打阿尔文·希尔维尔脑袋的指控，或许其已包括在其他指控里面了。

该项宣判被宣布后，蔡特上尉收到一封来自菲利普·R. 波顿（Burton R. Philips）的信，波顿是鹿瀬战俘营日军管理人员的辩护律师。但其来信不是询问关于对上述人员宣判的反应，而是建议蔡特减轻对日本人的指控，以减少刑期。该律师还表示他计划（向法庭）提交请求对日本人宽大处理的意见书。蔡特说：“你的建议非常符合民主和公正，这正是我们想教会日本人做的事。”6

2000年3月，蔡特上尉接受专访时确认他向东京审判法庭发了一封信，建议减少战俘营长官东清美（Azuma）的刑期。因为“他尽其所能帮助我，并且给我们药品和增加我们的食品供应”。蔡特同意其他判决维持原判，但他们没有被监禁那么久，“他们全部在1955或1956年得到宽恕。”他说。

昭和电工拥有战俘居住基地的所有权，控制并强迫战俘劳役，特别是雇佣其他人员虐待战俘。然而，在罗伯特·多尼希（Robert Donihi）审判书的副本里没有提及该公司。据一位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的审判官回忆，他和一个审判官建议主审法官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提出谁应该接受战争审判的建议，企业家（日本财阀）被认为涉嫌战争犯罪。但在1992年圣约翰大学关于战争罪犯的学术研讨会上，罗伯特·多尼希说：“没有企业家得到审判，因为他们不同于纽伦堡审判中的工厂使用奴隶劳工的企业家，尽管有来自苏维埃的压力，奥斯丁（Anstin Hauxhurst）和我建议不将企业家纳入审判范围。”7然而，多纳特后来说，他认为，按照战争A级和B级战犯的等级，企业家应该分别得到审判，因为他们是虐待战俘组织者。8

因为财阀没有被纳入起诉对象，因此，对检察官来说它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在审判书副本中，尽量避免提及个人和公司名字成为一条惯例。而那些公司是幕后操纵战俘营并强迫战俘劳役的日本财阀。结果，东京审判判决书中这些财阀及其工厂的名字很少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