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宠臣——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康泽

作者:陈开国，与康泽解放前曾共事多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接触较多。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北京共同学习改造，对康生平有所了解。

康泽（1904-1967）

康泽（1904-1967），男，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名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中正之宠信可见一斑。

康泽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毕业，但不认同马列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回国后不久建议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采用俄国保卫局制度（格别乌），保护政权。初在南京国军总部任侍从副官，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年经蒋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红军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在红军长征之际，蒋派薛岳率中央军追剿红军进入川、康、贵、滇地区，每个县都有康泽的别动总队，以之监视地方共产党与左派分子，作用极大。

康泽所带领的别动总队（共产党称为特务武装，而康泽不认为自己为大特务），其队员的成分，乃是收容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而组成。按期别有校尉之别，人数初为数百人，后来发展至数以万计，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将军都是康泽系要人。1932年后，康泽担任过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与书记及国民党中央委员，深受蒋的器重，即成为共党所谓蒋中正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蒋中正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任用康泽当主任，招收各省高中毕业生，每期数百人，成为康泽集团的政治骨干。

有人认为康泽不仅是蒋中正的爱将，一度亦为蒋蓄意培植的接班人之一；但后来蒋经国自俄归来，且在赣南颇有表现，康泽与蒋经国为争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和团中央领导位置及青年军的编练工作而发生直接冲突，终不敌蒋经国。他长期控制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编为第66军，远征缅甸。康泽想任该军军长，但何应钦认为康泽没有作战经验未予批准，改由张轸充任。抗战胜利后，蒋中正派康泽出国考察，1947年回国，就任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1948年襄樊战役中，襄阳城破，康泽被俘，蒋中正曾在军事会议中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事实上康泽受共党改造13年后出狱，并被安排在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会任文史专员。1967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正文

康泽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要职。襄樊战役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63年获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一、黄埔军校时期

康泽字代宾，号兆民，1903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双龙铺（今来风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康历全、母何氏生康泽、康健及代兰子女3人。历全早丧，全靠何氏手工纺织维持一家数口生计。康泽7岁在本乡读小学，后到其大娘吴康氏家，在圣泉寺读书。1919年转到县城高等小学，翌年毕业，考入安岳县立旧制中学第10班。康泽性情刚强，在校期间，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毕业后，认识到我国内有军阀横行，外受帝国主义欺凌，非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不可，遂矢志从戎，投身国民革命。

1924年冬，经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李岳阳的引荐，得罗用之、刘卓安、李恒生老师和族人康纪鸿的资助，康泽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接受孙中山先生的训诲，参加了国民党。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逝世，康泽失去良师，十分悲痛。同年5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参加游行的工人、学生遭到英租界巡捕杀害，酿成“五·卅惨案”，康泽义愤填膺，更加坚定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信念。

同年冬，康泽在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时，恰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选送学生往苏联留学。康泽以在校成绩优异，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南京中国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前身）第一期任训导员，继而参加东征。

北伐军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康泽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福建、浙江、江苏等省。1930年5月，蒋、冯、阎、桂大战爆发，康泽奉蒋介石命筹组宣传大队，任大队长，在陇海沿线进行敌前宣传，效果显著，开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二、“复兴社”与“特训班”

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江西红色政权，发动反革命围剿，康泽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蒋介石惶惶不安，束手无策；12月初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宣布下野。蒋下野期间即与汪精卫合作，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汪任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另成立军事委员会，由蒋任委员长，负责军事。蒋介石于1932年2月宣布复职，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上任不久，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为了讨好，拟发出通电呼吁各省、市党部和军政界，要求蒋恢复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职权。康泽向蒋陈述意见说：“我看这个时候恢复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名义没有必要，因为恢复了这个名义，也只能指挥这些部队；不恢复这个名义，还是指挥这些部队，那又何必多此一举。而且恢复了这个名义，徒然使国内的敌人有所借口，使国外的敌人生疑，怀疑我们在作抗日准备，反而不好。”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意见，即叫侍从秘书邓文仪打电话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科，取消这个通电。

复兴社十三太保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曾授意黄埔学生10余人搞个秘密组织，为他卖命，这批人集会推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5人筹备，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蒋介石复职后，即于同年3月初，在南京励志社召开成立会，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作为政治纲领，由蒋介石任社长，选举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为中央干事，滕杰任书记，周复任组织处长，康泽任宣传处长，开始秘密发展组织。

4月初，蒋介石召集会议，即席交下条令：“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并说：“你们就根据这个宣传”。会后，康泽揣度蒋的心理，并根据这两句话写出宣传大纲，在一次讨论会上念给蒋介石听，经蒋认可，即照此执行。后来，康泽在北京回忆当时情景说：“复兴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之手，对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1931年10月，康泽在结束宣传大队时，就想开办《中国日报》，在酝酿复兴社组织的过程中，曾向蒋介石提及并得到首肯。12月，蒋下野回奉化原籍，写了一张纸条叫康泽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作为办报经费；康领到此款，即接收原南京《建业日报》，改办《中国日报》，于1932年1月1日创刊出版。复兴社成立后，作为该社机关报，由康泽任社长，并接办拔提书店，用以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等。

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不久，蒋介石又批准建立一个内层组织“力行社”。社员必须经蒋批准，不另设干事会和各级机构，康泽为“力行社”社员，要求把“凡事口里说说，笔下写写，不去实做，皆属无用”作为座佑铭。

与此同时，复兴社又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命康泽为书记，发展的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为书记，发展的对象是黄埔军校（后改名中央军校）学生。之后，复兴社又报经蒋介石批准各省支社可以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成立各种外围组织，如“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等。

复兴社成立初期，在南京有中央军校毕业生270多人（包括一些中共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向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请派工作。经蒋介石批准在中央军校成立“特别研究班”，派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班址，将这批人培训3个月，再分配工作。随后，蒋介石在江西庐山海会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调训在职的中上级军官，康泽在该团任第三营营长。到1934年，蒋又批准在江西星子县城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简称军校特训班），由康泽兼班主任，张与仁为副主任，对大批军校毕业生和招考的政工人员进行短期训练。直到1936年初，蒋介石又批准在南京的军事交通研究所、军委会政治研究班、国民军训教官班并入星子中央军校特训班，另派潘佑强为主任，康泽始离职。

康泽在星子主持军校特训班第一期期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别动总队，指派康泽为总队长，配合国民党军向工农红军及江西红色政权进行“围剿”，并积极推行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五次反围剿，决定北上抗日，并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继续向陕北前进。蒋介石穷追不舍，并组织参谋团入川，实行围追堵截。康泽奉派兼任参谋”团政训室主任，率领别动总队入川，进驻重庆、成都等地。康在重庆，住在浮图关上，指示别动总队大队长毛嘉谋以及柯蜀耘（后去台湾）、袁宇人、谭文节、毕孔殷、高允斌等，在当地发展和建立复兴社基层组织，以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重庆分会”为掩护，从事拥蒋的法西斯活动。康泽还连续两年参加蒋介石在峨眉山报国寺举办的峨眉军官训练团，专搞政工，对调训的川、滇、黔三省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拉拢，并发展复兴社组织,包括吸收川军将领王缕绪等，为蒋介石势力渗透西南铺平道路。

1936年5月上旬，军校特训班在庐山海会寺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官佐和两个总队的学员约4000人。蒋介石主持并在讲话中把这个班说成是“革命正统”。潘佑强心喜若狂，津津乐道，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和黄埔系中的多数人不满。蒋介石遂于10月间将潘佑强调任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另派康泽回任特训班主任。11月2日，康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同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获释回南京。大约3日后，蒋乘水上飞机抵达鄱阳湖边的星子县。是日黎明，康泽部署特训班交通学生队和练习营担任警卫，并亲赴南门外湖边迎接。蒋介石下机后，即乘轿赴秀峰寺别墅憩息。他是因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兵谏中翻墙逃命，坠地时腰部受伤，专程来庐山疗养的。笔者当时担任交通学生队指导员，在城内巡逻，亲见蒋介石头戴便帽，身着长袍坐在轿内，康和侍从室少量人员乘马尾随轿后。在这期间，康泽随侍左右，积极出谋献策，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三、抗战时期与小蒋争权失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7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准备抗战，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个条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时康泽仍任军校特训班主任、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和《中国日报》社长，并于9月继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第5任书记。在此期间，康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于庐山星子创办《明耻月刊》，用“明耻教战”来宣传抗日，组训民众，培育军事、交通、政工、保安团队干部，以适应抗战之需要。

抗战军兴，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近千名纷纷回国。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中央政治学校归国留日学生训练班（简称政校留日班）。由康泽兼班主任，康泽将这批学生调到庐山原庐山军官训练团旧址，与军校特训班一起，进行“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训练。12月13日上午，蒋介石在康泽陪同下，到庐山对两个班的官生讲话。

当蒋以低沉的语调和苦闷的心情宣称“此时此刻，我国的首都南京已被日寇占领，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时，笔者和不少官生鸣咽失声，至为悲痛！蒋随即分析战局，迁都武汉，重申坚持抗战的决心。对官生语多激励。蒋话毕，康泽率领官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收复失地”、“誓雪国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等口号，会场充满同仇敌忾的热烈气氛。

南京沦陷

南京沧陷，国民政府迁武汉。蒋介石鉴于庐山已失去作为训练基地的意义，决定将庐山军官训练团迁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原址继续办理短期干部培训，并改名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训练团，简称“中央训练团”，仍自兼团长。与此同时，蒋决定军校特训班与政校留日班迁湖北江陵，并令军校特训班立即指派一个大队的官生约500人，由大队长梁固荣率领兼程前往西安王曲，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北训练班，命康泽兼班主任，由副主任顾希平实际负责。该班调集陕、甘、宁、青、新五省保安团队干部千余人，培训3个月，于1938年5月结束，并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康泽一直在武汉工作。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参政会，取消预备党员制，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康泽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笔者亦调到中训会任职）。当时，蒋介石指定康泽参加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并任命康泽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训及敌占领区谍报和在敌后进行游击等活动，同时还兼财政部缉私室主任等职。蒋介石鉴于沦陷区和大后方大批失学失业青年来到武汉，不少进步青年去了延安。当即决定除由军事委员会成立战时青年干部训练，1—4团指派康泽兼班主任，进一步争取青年参加抗日工作并供蒋驱使。

4月，蒋介石迫于形势，下令解散CC系、复兴社等秘密组织，康泽以最后一任复兴社书记名义，宣布复兴社解散，停止活动。不久，康泽被免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兼职，另由副总队长刘伯龙继任总队长。

1938年夏，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名义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并公布三青团《团章》，号召广大青年参加三青团组织。6月16日,蒋派陈诚兼任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9月11日起，陈诚担任军职，由朱家骅代理书记长），康泽被任命为中央临时干事会组织处长。7 月 9日在武昌筹建了三青团中央团部。中央团部成立后，积极筹建各省、市支团，首先建立起武汉支团，由康泽自兼支团长，一面发展组织，开展社会服务；一面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三青团在4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各省、市、县公开筹建了支、区、分团；在各高等院校建立中央直属分团；并在沦陷区秘密组建了平津、上海、南京等支团和苏北、鲁苏豫皖边区等区团；还在港九、澳门、南洋、美东、美西等地建立了海外团部；这些团部积极开展活动，共吸收50余万名青年入团。

武汉沦陷前夕，政校特训班、留日班结束，中央训练团青干班一期学员毕业。这几个班结业的两千余人，蒋介石指示由军委会政治部及三青团中央团部分配担任军队政工、民训及三青团各级团部工作，康泽均认真办理。与此同时，康还将军校特训班迁移四川合川继续训练。康也随同三青团中央团部、政治部迁到陪都——重庆。

国民政府迁重庆后，沦陷区广大青年涌入陪都和大后方，康泽为三青团策划，由中央团部先后在重庆、西安等地设立青年招待所，举办重庆、西安等青年劳动营，并推荐毛嘉谋兼重庆青年动营主任，余琪和笔者先后兼重庆青年招待所总干事，解决这批青年的食宿问题，并培训技术、辅导升学就业。还连续几年利用暑假，在重庆南北温泉、成都灌县、昆明、西安、城固等地举办青年夏令营。重庆青年夏令营先后由陈诚、张治中兼主任，康任副主任；成都、昆明等地夏令营则由康兼主任，当地支团负责人兼副主任。吸引数以万计的高等院校学生入营接受短期训练，有些青年还被吸收入团，以扩大三青团的政治影响。

1939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开办党政训练班，调训中上层党政骨干。指派朱家骅、康泽共同负责该班训导工作。朱家骅此时已离开CC系，自成一派，朱、康合作，使三青团的开拓与党政班的训导工作都做得比较出色，更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同年秋，康泽为了联系原复兴社的部分教授学者，特举办“星期六聚餐会”，每逢星期六晚上，均备酒宴2到3桌于神仙洞后街109号（重庆支团部）聚叙。康泽除不在重庆或有要事外，每次均参加，向与会者通报时事政治情况或提出与时局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共同探讨。经常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中央、重庆、复旦等大学和教育学院教授白瑜、吴干、何义均、程登科、杜无载、张国维、詹纯鉴和三青团重要骨干李惟果、陈介生、任觉五、包华国、徐君佩、卢孰兢（女）、汤如炎、余拯等。笔者当时担任重庆支团书记，除代办接待外，也多次参加聚餐会和餐后座谈。与会的专家学者也积极为康出谋献策，或指出时弊或推荐人事，起到“智囊”的作用。

1940年初，蒋介石示意康泽草拟“近卫军”计划，康泽与重庆支团主任毛嘉谋商量，并报经中央团部核准，组织重庆青年服务总队，平时加强训练，遇到敌机空袭，即由这支队伍在市区参加防空服务，一俟“近卫军”计划批准，即将总队扩充成军。这个总队已编组队员两万余名，因故终未实现编军计划。康泽还对重庆支团人事调配和其他活动经常作具体部署指导。

1940年9月，张治中继陈诚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10月，康泽实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并继续于1941年4月起，在重庆马家寺开办中央训练团青干班第2至5期，由张治中兼班主任，康任副主任实际负责。该班除第一期在武昌珞珈山培训干部600余名，大多担任各地团务工作外，以后继续进行培训，每期训练3个月。笔者自第2期起，调任该班上校训育干事，第3至5期因调粮食部担任粮政督导工作，仅兼任指导员。该班实际调训各支区、分团骨干约1400余人，充实了地方团部的实力，直到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才并入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由蒋经国接办。

1940年冬，蒋介石嘱康泽向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推荐派驻共产党领导部队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人选，康泽先后举荐陈宏谟、郭仲蓉、徐佛观、胡自立、罗伯刚、卢碧湖、倪志操、孟繁纶等，由军令部分别以少将或上校军阶派充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络参谋，为反共搜集军事政治各个方面的情报。在此前后，康泽还支持河北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等在敌后制造磨擦，做有损国共两党团结的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行政院在重庆五云山设战时青年训导团，在上饶设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上饶训导团（上饶集中营）由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主任，对新四军指战员近千人进行折磨、迫害。康泽兼重庆训导团（五云山集中营）主任，徐君佩、汤如炎先后兼副主任，康聘任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为教官，对大后方各地送团拘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进行折磨“感化”。该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才结束。

1943年3月9日，三青团在重庆浮图关马家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任大会秘书长。蒋介石多次到会听报告、讲话，强调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建立民国和率师北伐为全国革命青年之两次大结合；抗日建国“需要全国革命青年第三次大团结”，以“《中国之命运》指示建国途径”。大会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探讨，通过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等案，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和监察会，宣告三青团正式成立。大会之前，党与团的矛盾渐深，选举结果，朱家骅系与黄埔系占了优势，引起CC系和陈诚系不满。在选举后干、监两会名单公布之前，张治中传达蒋介石旨意，嘱康泽约已当选为中央干事中的年资较轻的数人谈话，请他们识大体，自觉退让，以便安排必须进入两会的有关人士。康泽当即约李天民（四川支团书记）、杨尔瑛（陕西支团书记）、寇永吉（甘肃支团书记）和笔者恳谈，大家都表示自愿退让为候补中央干事。康泽才把CC系和陈诚系有关人员列入干事名单上报，然后蒋介石使用“团长有最后决定权”，予以批准，正式公布。尽管公布名单前作了上述弥补，公布后还由蒋介石分别召见退让人员给予慰勉，但是仍无法缓解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矛盾的日趋恶化。

1944年秋，日寇向西南进攻，陪都形势危急。9月11日，蒋介石手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团部征集10万志愿军入伍”。10月11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军指导委员会成立，由何应钦、吴铁城、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康泽、徐思平任常务委员，康泽兼主任秘书，立即开展征集活动。10月21日至24日，在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了知识青年从军的意义与重要性，强调“当兵为生平最快乐之事”。即席宣示“经国、纬国首先应召从军”。接着中宣部长梁寒操、中央团部副书记长胡庶华也超龄报名从军。张治中书记长也电召其在美留学的公子立即回国从军，与会的一些年龄较轻的中央委员、干事以及笔者等均当场签名参军，会场情绪十分高涨。截至12月30日止，全国报名从军青年，已达12万余人，超额完成任务。

康泽自筹组“近卫军”计划落空后，即想在征集青年军的阶段发挥才智，积极出力，以期取得蒋介石宠信，进而实际控制这部分军权。孰料国民党中枢人事调整，陈诚继何应钦任军政部长，陈立夫回任组织部长，朱家骅调任教育部长，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部由陈诚系的罗卓英任总监，蒋经国应召由江西赣州专员调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并接替康泽筹办的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使康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在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蒋经国“以师礼待之”的胡轨（原复兴社骨干，1932 年由蒋介石派赴德意考察法西斯组织及活动）曾上书蒋介石言“团要革新”事，蒙蒋首肯，于1943年2月27日，派充为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作康泽助手，以摸清底细。胡轨到职之日，康泽在欢迎会上介绍说：“步日（胡轨号）为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道德文章，均值得学习。”胡轨经一全大会选为中央干事后，即积极为蒋经国筹划开办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培训骨干；部署青年军政工系统人事，并多方面进行拉拢联系，为蒋经国进入三青团中央团部取代康泽铺平道路。

1945年5月上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即由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考察。随行的有中央团部社会服务处副处长徐君佩、湖南支团书记刘业昭等。同年8月1日，康被免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职，由倪文亚（原训练处长）继任处长。8月1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康泽请求回国，蒋介石电嘱转赴欧洲继续考察。由康泽兼主任的军校特训班及战时青年训导团，均奉令撤销，由副主任施则凡、汤如炎分别代办结束。

四、襄樊战败被俘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泽仍在国外考察。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三青团中央团部定于8月31日在庐山牯岭召开中央干、监联席会议，9月1日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再电请回国参加，蒋介石仍复示继续在国外考察，直至全会修改了《团章》，选举了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通过了《中央团部组织之调整案》，把康泽排挤出去，由陈诚回任中央干事会书记长，蒋经国接任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控制了组织、训练及女青年工作，实现了长期为之策划的企图，才允许康泽结束考察回国。

康泽回国后，以四川的国大代表身份，于1946年11月出席了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而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拒绝参加的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3月，康泽先后被选为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7月，国民党、三青团实行“统一”，康泽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12月22日，又被晋衔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反攻作战，国民党军由全面防御，转入分区防御，并按区防御设立绥靖公署和绥靖区，康泽于1948年1月30日，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湖北襄阳，属武汉行辕建制，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康泽统率国民党军一0四、一六三、一六四旅，炮兵第十四团第七连（有美制化学迫击炮8门）及三个保安团，防守襄、樊。康认为襄（阳）、樊（城）扼汉水中游，北接宛（南阳）、洛（阳），南连荆(州）、宜（昌），东临武汉，西通川、陕，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襄阳城西、北、东三面环水，南有高山作屏障，与汉水对岸之樊城及西北之老河口成犄角之势，形势险要，易守难攻。6月，康泽部署以一0四旅及一六三、一六四旅各一团防守襄阳；以一六四旅旅部率两个团防守樊城；以一六三旅旅部两个团防守老河口、谷城，妄图抗拒中原解放。

同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召开中原军区高干会议。会上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分析了形势，指示汉水区是国民党军最大弱点，定下了进行襄阳、老河口战役的决心。同月下旬，刘、邓两将军决定以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及三分区两个团（欠一个营）、陕南军区十二旅，在江汉军区配合下，发动襄樊战役。第一阶段攻克老河口、谷城；第二阶段解放襄樊。

7月3日，国民党军四八八团全部、四八七团一个营、一六三旅辎重营被歼，人民解放军渡过汉水，结束了第一阶段战役。7月6日，人民解放军实施第二阶段战役，分兵攻击襄阳、樊城。康泽惊恐万状，一面于14日将城南一0四旅全部收缩城内，并重新调整部署；一面连电蒋介石、白崇禧呼救求援。复电仅称“共军必无远射程炮和重武器”，要康泽“坚守城垣，固守待援”。十五日晚，人民解放军对襄阳发起总攻，集中一切炮火将大部碉楼、地堡摧毁，并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勇猛登上城楼。16日，人民解放军各部密切协同，采用迫击炮平射、工兵爆破与步兵突击相结合的战术，发起猛攻，将杨家祠堂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攻克。襄樊战役自7月2日至16日，历时仅14天。国民党军被歼21000余人。

康泽已被包围，走投无路，发电给蒋介石诀别，举枪自戕，为其副司令官郭勋祺阻止，两人同时被俘。

五、被俘后思想改造

中华人国共和国成立后，康泽在北京功德林改造。初期多病思想固执，人民政府让他住院治疗，精心护理，每天给他牛奶鸡蛋补养身体，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

1956年夏，康泽病情好转出院，与笔者见面交谈数次，谈及襄樊战役失败缘由，康泽先责怪白崇禧“保存桂系实力，见死不救”，继而叹息:“人心失，大势去，无力回天”。对报刊上说他是“军统特务头子”事，康泽认为不应该把复兴社与军统“混为一谈”，复兴社在 1938 年春即在武汉宣布解散，原社员中有少许人后来参加了军统，搞职业特务；绝大多数人加入三青团公开活动。并说：“我非军统，军统打过我许多小报告，也整过我。”又说：“我与朱家骅合作是事实，朱兼中统局局长，管不了事，一切由副局长秉承CC系旨意行事，我亦非中统。”他还风趣地说：“如果硬要说我是哪个统的话，那就叫康统吧！”说毕，皱起眉头，一阵苦笑。在谈到襄樊战役后，他妻子在南京决定不回重庆，而偕两子去了台湾时，康连称：“失策！失策！该回重庆。”

通过深入学习和全国性的参观，以及参加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国庆和五一的观礼活动，使康泽的思想认识不断得到提高。1956年秋，黄河三门峡工程竣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康泽在桥上参观，对笔者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黄河水，治不了；长江桥，修不好。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开始得到治理；长江上架起了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使天堑变通途。这座桥的质量和我在美欧所见过的大桥相比，毫无逊色，令人信服。”随又联系思想实际，撰写《复兴社的缘起》（全文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揭露蒋介石筹建法西斯秘密组织的真相和搞“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实质，确有改恶从善的具体表现，于1963年4月9日，获得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赦。

康泽获释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泽和同住在全国政协宿舍（北京和平里11区20幢）的几位原国民党将领一起，曾受到“红卫兵”政协“造反派”的揪斗，后即得到政府保护。1967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康泽妻朱素怀，四川富顺县人，中等文化程度，生有两子，长名重蒙，次名亚蒙。康泽被俘后，朱偕两子去了台湾。1956年秋，其长子重蒙（仲谋）由台湾官校毕业后赴美深造，曾通过红十字会写信寄北京，与康泽取得联系，并互寄照片，康泽感到欣慰。康泽逝世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国民党当局逛称康被“红卫兵打死”。为之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