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印尼排华大屠杀与当时的外交风云

那么，且让我们再次回到整整五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发生在雅加达的历史现场。

调查大屠杀事件——“历史性举动”

印尼政府决定调查五十年前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性轰动。在那场屠杀事件中，印尼华侨死伤难以计数，中国民众对这一调查，无疑极为关注。

据媒体报道，“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举动，”《雅加达邮报》报道称，“印尼政府第一次推动了关于一九六五事件的官方调查。”

据美联社报道，此次调查会由非政府组织“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办，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印尼检察总长、警察总长、司法部长均在会上露面。研讨会在雅加达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开幕时，数百名有装甲运兵车接应的警察在宾馆外待命，以防曾经参与过这场大屠杀的伊斯兰组织和准军事团体前来抗议。不过，抗议者并未现身。

调查会邀请了多方人士参加了此次调查会：当年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和家属，被认为是惨案策划者的军方代表、历史学家、印尼政府以及人权组织等。

法新社报道称，印尼政府一直对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这一上世纪最惨大屠杀讳莫如深，人权组织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印尼政府揭开对这段血腥历史的“封印”，展开正式调查并道歉。

美联社报道称，“一九六五屠杀事件”由六名印尼军官被捕触发。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趁机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他将“政变责任”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共运动”。这一事件被称作“9.30”大屠杀。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称，大量华人被卷入其中。

1965年11月，在苏哈托与总统苏加诺的权力斗争期间，印尼爆发排华浪潮，至少有50万人被杀

对于这次大屠杀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定的数字，有研究人员估计，约有五十万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华人。

实际上，印尼应该反思的还不止五十年前的那场种族屠杀，就在十八年前，类似的暴行再次发生。美国媒体报道称，一九九八年，印尼首都雅加达街头爆发针对华人和华人商店的骚乱。报道称，“持续一周的骚乱中，至少五百人死亡，其中大部分被火烧死。印尼政府派出一万名士兵在街头维持秩序平息骚乱，逮捕了至少一千人。骚乱者冲击了三千栋建筑物，毁掉了近一千五百辆汽车… …”

冲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仿佛已成规律，每当历史处在激烈动荡之际，各种各样的变故与风浪，像是事先早有约定，总是会接踵而至，此起彼伏，交相呼应。何为因？何为果？竟让人难以判断。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中国，情形正是如此。

“文革”酝酿已久，高潮正在来临，四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暴力事件，顿时引发一连串强烈反响。远方发生的国际冲突，无疑也成了“文革”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其影响之直接，声势之猛烈，一时间甚至超过了越南战争。一个个风云人物的政治命运，起伏跌宕，毁誉不一，或昙花一现，或抱憾终生……

据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刊消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十六日清晨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递交中国外交部照会。照会这样叙述十五日发生在雅加达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当地时间），一百余名印度尼西亚军警部队伙同右派暴徒，共一千余人，疯狂袭击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他们用装甲车和卡车撞开了大门，冲进大使馆内，扯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狂叫反华口号，大肆破坏，放火逞凶，砸毁和烧毁了大使馆的房屋、设备、汽车、文件和用品，抢走了汽车和大量财物，特别是劫去印有国徽和使馆文化新闻处衔的使馆公报用的第一页空白纸约六百张，其企图十分可疑。他们打伤了一等秘书吕子波，副武官时心仁等中国外交官员五人，甚至公然向大使馆人员连续开枪数十发，工作人员赵小寿胸部中弹，伤势严重。暴徒行凶达三小时之久，他们临走时并大喊：“美国万岁”，“我们完成了苏哈托伯伯叫我们捣毁中国大使馆的任务。”（《印尼武装部队伙同暴徒袭击我使馆打伤我外交官员　 我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谁能相信，如此激烈的外交冲突，如此令人震惊的消息，居然来自印度尼西亚——一个曾经与中国外交关系相当密切的国家。

回想当年，十岁左右的我们这一代人，许多国家都很陌生，经常提及的无外乎朝鲜、越南、苏联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则是个例外。知道它，主要因为“文革”前夕，我们镇上的电影院，放映过一部彩色纪录片：《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刘主席，自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三年四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堪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也是刘少奇在国际舞台最为耀眼的一次国际亮相。显然，刘少奇本人十分重视自己的此次访问，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从拍摄、配乐、剪辑到解说，每个环节都颇为精心。

因这部影片，年幼的我第一次欣赏到热带风光，看到头戴鲜花的漂亮印尼姑娘，为刘少奇和王光美戴上花环。影片中，刘少奇神采飞扬，王光美优雅大方，陪同访问的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戴着太阳帽和墨镜，手持拐杖，潇洒，开朗。不过，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时的风光无限，三年后竟会为之付出昂贵代价。尤其是王光美。一张批斗王光美的现场照片，留下真实记录：红卫兵用乒乓球串在一起，如同印尼花环和珍珠项链一样套在她的脖子上以羞辱她。从红卫兵小报上得知，他们正是受到了纪录片场景的启发而想到这一设计。

被批判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历史总是巧合不断。当刘少奇开始被推向困境，行将受到口诛笔伐的日子里，他三年之前访问过的印度尼西亚因发生军事政变也成了动荡之地。彩色纪录片中与刘少奇亲密交谈、喜笑颜开的苏加诺总统，一九六六年三月被迫下台，将权力移交军事将领苏哈托。印度尼西亚的这段历史变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如下简略叙述：

苏加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不适合印度尼西亚的国情，而提倡“有领导的民主”……他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保持军队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平衡。他坚持保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让它的领导人进入国家领导层，使人认为他准备让共产党获得政权。1965年9月30日夜间，一些军人以哈利姆空军基地为总部，绑架、杀害了6名陆军将领，并于次日早晨宣布夺取政权来制止“将领委员会”反对总统的政变。与此同时，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调兵遣将，当晚即镇压了九三〇运动，随后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并逮捕了苏加诺的15名部长。1966年3月，军队强迫苏加诺把权力交给苏哈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一三九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苏加诺黯然退场，苏哈托强悍登台，印尼的对华政策随之彻底改变。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被视为中国“输出革命”的载体而遭镇压，而中国自然也成为印尼新政权的敌人。苏哈托上台不到一个月，中国大使馆即受到冲击，两国关系紧张、激烈冲突的序幕，由此拉开。

逃离屠杀

直接受到威胁的是百万印尼华侨。几个月后，《时代》以《印度尼西亚：寻找未来》为题，描述了香港九龙火车站出现的双向逃离的特别场面：

从红卫兵的恐怖中逃离中国的逃亡者，上周抵达香港时，必须多花费成倍的时间出站。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凌晨开往广州的火车旁，人群排起了长队，他们是等候回国的数以百计的华侨。十几岁的姑娘，身穿完全是非无产阶级的衬衫，老人身穿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条纹套装。妇女的胳膊上，搭一件厚夹克，以适应中国变凉了秋天。这些方向相反的逃亡者，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华侨。最近几个月，已有四千人逃回大陆。

二百五十万印尼华侨中的许多人，害怕随着去年印尼红色派别的失败而掀起的反攻浪潮，会以华侨的流血为结束。华侨商店不断被抢劫，许多华侨学校关闭，上周，印尼政府查禁所有华文报纸。尽管印尼共产党的成员中华侨很少，但是，许多印尼人仍对控制国家贸易的华侨心怀怨恨。北京已对发生在北苏门答腊岛的反华示威表示抗议，“右翼分子手持铁棍、斧头及其他致命武器，疯狂地冲击华侨商店”。

超过七千名华侨，在北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港口，等待着北京答应派来的一艘红色中国的轮船。上周，一百六十二名华侨已从印尼抵达香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站在亚洲的大陆上。像许多新来者，他们满怀难以表达的希望和天真。三十八岁的萧兴发（音译），向往着在红色统治下的广州的新生活。他说：“在报纸上读到的红卫兵的事情，并不让我多么困扰。我期望中国的美好未来。”（《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印尼华侨走下“光华轮”

《时代》提到的北京答应派来的这艘轮船，名为“光华轮”。早在五月，中国外交部即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决定派船前往印尼接回华侨，不过，这一派船计划，几个月后方得到具体落实。九月五日，外交部明确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第一艘中国接侨船将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到达棉兰勿拉港口。该船可接运七百人左右。”从时间上看，《时代》发表这篇报道之时，来自中国的“光华轮”即将抵达棉兰勿拉港。

“光华轮”驶离勿拉港，是在十月三日。搭乘轮船的华侨，超过了照会所说的七百人左右，达到一千零五名。据新华社消息，这些华侨均来自苏门答腊岛的亚齐地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被扫地出门，财产被右派暴徒抢劫一空，上船的一千零五名华侨，一共只有八百五十三件行李。绝大多数都受到右派暴徒的毒打，或者受到用油漆浇身、在烈日下暴晒以及逼灌污水等等野蛮残害。有些人的亲人还惨遭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杀害……”一周之后，十月十日，“光华轮”抵达广东湛江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消息《一千多名受害华侨从印尼回到祖国怀抱》。

此时，整个中国，正处在“文革”红色狂飙之中，印尼华侨归来的举动，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从《人民日报》的头版安排即可明了。除印尼华侨归国消息之外，另外两篇，一是转发《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是与之相关的消息，领题为“坚决遵照林彪同志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标题为“解放军决心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显然，在这个十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举国上下的一个突出主题，东南西北的一切，都将汇入其中，远方归来的印尼华侨，也不例外。新华社消息为了配合和突出这一主题，特地描写了一家华侨与毛主席著作之间的故事：

爱国华侨们在码头上受到了广大工农兵和红卫军的热烈欢迎。难侨刘莲瑛的丈夫惨遭印度尼西亚右派法西斯暴徒杀害，家中的财物也被抢掠一空，但她千方百计把革命的宝书——毛主席著作保存了下来。今天她捧着毛主席著作，她的儿子高举着毛主席像，全家七口走下光华轮时，林一心等负责人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阳春华侨林场职工、印度尼西亚归侨何桂珍、梁齐好得知她的经历后，从人群里挤上前去，把用红纸包着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送给刘莲瑛全家，希望他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和全国革命人民一起闹革命，搞建设。受害侨胞王素英全家热爱毛主席，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自北京的一名红卫兵特地把自己参观毛主席家乡韶山时得到的一枚纪念章送给她。王素英接过这件珍贵的礼物时，激动地连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千多名受害华侨从印尼回到祖国怀抱》，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

现实总是在不同语境里以不同方式叙说。逃离恐怖的归来者，热情高涨的欢迎者，处境不同，遭际各异，但在以“光华轮”为映衬的同一场景中，每个人都是历史高潮飞溅而起的一朵浪花。

“光华轮”驶入湛江港，远方动荡中的印尼，并不会从中国视野里淡出。相反，冲突难以平息，更为激烈的反应，仍将继续上演外交风云。

英雄姚登山

外交风云变幻，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处在最前沿。

最早成为新闻人物的使馆人员，是赵小寿。四月十五日，在冲击中国大使馆的事件中，赵小寿与其他几位使馆人员，因保护国旗而被枪击胸部，身受重伤。一周后，四月二十三日，赵小寿躺在担架上，乘飞机转送回国，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前往机场。《向同印尼武装部队和暴徒进行英勇斗争的同志致敬 赵小寿等同志抵京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这一消息，同时配发周荣鑫俯身慰问担架上的赵小寿的照片。相信当年关注印尼风云的人们，应该还记得“赵小寿”这个名字。

一年之后，恰好仍是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冲突，又一次白热化，赵小寿的同事们，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四月二十四日召见印尼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谈到二十三日发生于雅加达包围中国大使馆等事件：

印尼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猖狂反华排华的措施，继四月二十三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扣留八小时之后，竟然于四月二十四日无理宣布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徐仁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为抗议和回应，中国政府决定，宣布印尼驻华临时代办和参赞两人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于四月三十日二十四时以前离开中国国境。

周恩来在机场拥抱姚登山

姚登山、徐仁，于四月三十日回来了。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走下舷梯，姚登山、徐仁恐怕未曾想到，前来欢迎他们的会是周恩来总理以及七千群众，场面可谓隆重之极。《人民日报》刊发一组欢迎照片，其中一张为周恩来与姚登山的合影。周恩来左手持《毛主席语录》，微笑着双手紧紧扶着姚登山的双臂。他对姚登山和徐仁说：“你们斗争得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照片上，身材魁梧的姚登山，紧抿着嘴，不苟言笑，一脸凝重。随周恩来一同前来的，另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人。不过，在发表《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从印尼回京》消息时，后面三位副总理，特别是身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却没有列在副题之中。如此处理，其中自有微妙之处，这一点，将在后面行文中另为叙述。

姚登山、徐仁归来的第二天，是“五一节”，北京照例在天安门举行盛大集会。两位“红色外交战士”，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由毛泽东与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们：

新华社一日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色外交战士、被印尼反动政府无理勒令离境的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同志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同志。

姚登山同志对毛主席说：“我们代表印尼全体爱国华侨，代表驻印尼使领馆全体同志，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姚登山同志还说，印尼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

毛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同志。（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之间

毛泽东等人接见姚登山、徐仁的合影，在第二天——五月三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照片上共七人，毛泽东站中央，左边为林彪，右边为姚登山，而姚登山右边站着江青。 姚登山左臂挽着毛泽东，右臂挽着江青，亲密无间，其乐融融。

军人出身的姚登山，有着长期的外交经历。早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在军队担任团长的他，被安排参加武官训练班，半年后出任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的一等秘书、参赞。据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介绍，一九六六年印尼发生“九三〇政变”后，雅加达冲突激烈，周恩来决定派一名有打仗经验的外交官前去，并直接点将姚登山。

如今，姚登山从印尼归来，其名声与影响，达到巅峰。站在领袖身旁，他不会不为之感动、感激、感恩，在外交冲突中被点燃的胸中激情，即便回到北京，依旧不会冷却。令人瞩目的接见，举国上下的关注，必然会使身在其中的人他，拥有前所未有的亢奋，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国内另一场斗争之中。地点变了，激情不变；对象变了，斗志不变；从印尼归来的“红色外交战士”，依然挥舞红旗，走在历史的前台。

很快，姚登山成为外交部的一个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名誉成员”，他以造反者的姿态，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姚登山自印尼归来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并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代称。于是，对刘少奇访问印尼的纪录片的批判，就成了姚登山首当其冲的任务。七月十三日，两位印尼归来者——姚登山、赵小寿——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题为：《在国际上推行投降主义的活丑剧——斥反动纪录电影<访问印度尼西亚>》。为避免出现“刘主席”，这里把片名修改，文中也不提“刘少奇”的名字，改用当时流行的那一个代称。现在想来，所谓省略修改，所谓代称，似乎意在避讳、含蓄，其实，实情人人皆知，如此做法，不过如一场政治游戏，多了喜剧色彩。

姚登山、赵小寿对影片的批判，在高调讨伐之外，另有具体细节：

从纪录影片中还可以看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多么的醉心！他和王××整天跟印尼资产阶级人物鬼混，花天酒地，丑态百出。为了讨好印尼资产阶级，王××打扮得妖气十足，脖子上挂着项链，卖尽了风骚。她居然提出参观印尼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淫秽不堪的行宫卧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跟着走了进去。所有这些，他非但不以为耻，反而大肆夸耀自己在印尼过了九天的总统生活，“我和王××结婚时也没有这样热闹过，这次算是给我们补行了婚礼！”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动荡时代，接踵而至的高潮，令人目不暇接。就在这篇讨伐文章发表一周之后，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绑架王力等人的突发事件，旋即成为一个新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