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梵：风雨流亡路.下篇
当时我们手中唯一凭藉就是带了几张覃子豪的名片去找他的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前线日报》的记者。当时烽烟遍地，能有一点点可以抓到的关系就不错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多半是这样。
我们先去找了子豪的同乡谢道五，因为他住在城里，找起来方便些。谢也是《前线日报》的外勤记者，大约子豪给他写过信了，当我们放下简单的行李，掏出子豪的名片时，他仿佛早已熟悉似地就领我们去不远处的一家老乡家里，原来他已为我们找了好住处。
谢道五大约还不到三十岁，个头比较矮小，戴一副眼镜，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走起路来却是飞快。我们俩紧跟在他后面走着，觉得这位先生办事显得很老练，也很家常很可亲，真是像自家的兄长。托他帮剪虹找去福建的便车和帮我找工作时，他总是叫我们不要着急，子豪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果然，不几天他就帮剪虹找到了演剧三队去福建演出的大卡车。剪虹去福建音专时，我把自己所有的钱全给了她，这时我几乎是一文不名了，因此希望赶快找到工作。
谢道五在当地交际很广，人也活跃。在他那间所谓客厅里，曾接待过不少访问团的客人，其实也就是把两张大方桌一拼，插一瓶花，放一圈椅子，泡几杯茶，开个座谈会茶话会而已，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这就很不错了。座谈会的主要议题都是宣传抗日，大家皆能畅快交谈，气氛很是热烈。这类活动道五总是要我参加，也许在他的眼里，我也算个文化界的人士吧。而我也总能把事情安排妥当，让会议开得有声有色。记得那年正好是“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前线日报》为了宣传抗日要出专版，还请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载上去，署名是“小范”。由此，我也在他那里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文化界和三战区文化建设委员会的人，其中就有《前线日报》的总编辑宦乡。（注：宦乡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老外交官之一）
然而参与这些活动并不是工作，没有收入，道五确实待我不错，没饭吃时就到他家里去蹭饭，但总不能老去吧，况且他还经常出差。有时一天只能吃两根油条一只烧饼充饥，欠了房东老太太二元房租钱(一个月)，躲着不敢见老太太的面。
范小梵
朋友们也都穷，子豪有时来上饶看我，也是穷得要命，见我没有了灯油，他就给我买几支蜡烛，支持我几块钱。汉川后来从广丰调到上饶工作，也极困穷。徐惠恩那时在上海一家医院当护士，她说，想不到我穷困到这步田地，真是想抱住我哭。她就在信里给我寄些邮票，帮我解决寄信的问题。有次还寄过一双袜子来，可惜我没收到。
时令已到寒冬，工作还无着落，我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其实，湖南的王敬仁、赣南的朱起凤都写信叫我去，可是我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哪里去找去湖南或赣南路费？真后悔自己到上饶来啊……
此时，上饶广播电台正需要一名普通话播音员。电台是属三战区的，刚从重庆迁来不久，是对东南前线敌伪做宣传攻势和鼓励前方将士的机构。要求是国语(普通话)流利，文笔也好，于是谢道五向他们推荐了我。
既然走不掉，又贫病交迫，总得先找个饭碗吧。我想，当播音员也是为抗战作宣传，既然不能亲自去前方去杀敌，这个工作也是为抗战服务的，也可间接为抗战作点贡献。就这样，我决定先去电台了。
去电台之后，也确实感到自己为鼓舞士气发挥了些作用。因为有不少前方将士写信给电台，说他们听了我的播音后觉得很振奋，觉得全国老百姓在支持他们，一定要奋勇杀敌等等……并且还提了中肯的意见，希望我以后播讲时语速稍慢一点，这样他们可以听得更清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本来是怀着一腔热情，为宣传抗战而做的工作，到后来却成了我一辈子洗不清脱不掉的罪名。人生啊，真是太难预料了!
十二．广播电台里的工作和生活
我是1941年12月8日去广播电台上班的。在正式上班之前我就患病了，大概是疟疾：头疼、发冷、发烧，整天怕冷，昏沉沉的。向道五借了二十元买奎宁丸，哪知买来的是假药，由此可见奸商之毒，也可见当时药品物资之匮乏。由于他们频频来催，我只好带病去了。
那地方是在上饶城西面，离浙赣铁路灵溪站不远处山岩里的一座寺庙——古岩寺。当地老乡叫“苦岩”。当我到达那里时，寺庙已被改成电台了。进山门处有卫兵守卫，但真正的寺却还得拾级而登。寺院面前是一块空地，寺庙的前大殿已被隔成三开间，改成了会客室和住室，只有那座悬挂在半空中的大钟，显示这里曾经是个庙。后来，当我住进大钟后面的小隔间时，才发现还有好几座小菩萨，有菩萨与我们同在，应该是有福了吧?
寺庙的后进则改成了办公、机务、播音，以及住宅各个室。因为其后进是在一个岩窟里，岩窟很大也很深，怪不得会选这块地方做电台，因为它可以藏机器，以防敌机轰炸。实际上，广播电台搬到上饶来也只有几个月，机器才安上，还没有正式开机广播。
电台正式开播后，其播音节目有：新闻、时事杂谈、时事述评、纪录新闻、战地新闻报导等等。普通话（国语）几乎占了五分之四，其余的时间插播点粤语、客家话、日语（每周有一两次，请的是韩军征募处的朝鲜人），后来又增加了沪语，但没持续多久。
管国语播音的两个女孩，一个叫林立，一个叫黄援华。我到后不久林立就回重庆去了，所以他们才那么急的催我快去。黄大约是初中文化，才十七八岁，虽然人倒是个好人，但做事浮，尽管她只播新闻（播音中的一项，由我和她分担），却不肯认真看稿，常常读错别字，错误百出。一天六小时的播音时间，除了新闻，其余的杂谈、述评、综述、要闻以及即兴小品等等都是我的事情。甚至连选稿、组稿、写稿也都落到了我身上，工作十分繁重。
我们当时所播新闻及时评的主要来源是《前线日报》。该报的编辑部就在上饶，总编辑是宦乡，覃子豪就主编该报的副刊和诗刊。我和宦乡多次见过面，还同席吃过几次饭，但直到解放后，才知他原来是共产党（注：新中国成立后，宦乡是第一代的老外交官之一）。当时三战区的文化生活很贫乏，工作中也是如此，《前线日报》不可能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料，许多东西还要自己到处去找，还要自己写。对于时局上出现的变化，发生了什么世界大事，尤其开辟欧洲战场，美国对日宣战等等都要及时报导出来，以鼓舞前方的士气。
除了《前线日报》外，新闻的另一来源是收听重庆的中央广播。在当时条件下，电台能有一台收音机简直就是稀世之物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也极其简陋，播音室就是山洞里的一间普通房子，四周用布挡了一下，地上铺一块苇席，完全没有如今那些工具和设备。就靠这么几个人的拼命工作，使播音很有些起色。可以说，除了睡觉之外，我的头脑、嘴和手，都在超负荷运转着。尽管很艰难很劳累，但想到自己能为抗战出点力，心里是感到欣慰的。当然，这期间台里的人对我都挺不错，台长也还没有对我发威风打官腔。
我和黄援华住的那个小房间，是用竹片糊上纸的“隔墙”隔出来的，门也是用竹片编的，根本无法上栓。房间大约不足八平米，地是泥巴地，里面还有座小菩萨龛。江西产竹，床也是竹做的，竹床低矮，地面很潮湿。电台里有三对儿是有家的，其他七八个单身人有一个人做饭。我们吃的永远是糙米饭，干一顿稀一顿的，菜则是毫无油水的煮青菜萝卜之类。
我的胃本来就不好，经常胃疼，长期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等，身上的病又一天天多起来。月经不正常，双腿疲软无力，尤其糟糕的是嗓子疼，工作量太大，一天喊几个小时，但没办法，嗓子痛还得喊下去，但尽管如此，每天还是得加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哪里去找营养和休息？我想离开却又无处可去，只能咬紧牙关苦熬着硬撑着……
十三．大撤退
当时浙北浙东大部分地区已是沦陷区，金华一带就算是前线了。1942年5月，阴雨季节，就听说形势紧张了，也就是说日寇蠢蠢欲动，有向浙西腹地侵犯的可能。
到了六月初，情势已十分危急，上级命令我们撤退。因为电台有机器，所以派了一辆卡车来，大家就忙着连夜撤机器、装车，工作人员的大件行李也可以装车运。那些日子天天是滂沱大雨。雨天飞蚂蚁特多，夜间点灯工作时，飞蚁就乱撞人的脸，我们在灯下放一盆水，成群接队的飞蚁朝亮光扑过来，脸盆里竟浮了厚厚一层蚁尸……
汽车运着机器和行李走公路开往铅山，人员要乘船走水路到铅山会合。我打着油纸伞，把裤脚管高高卷起，脚上是江西特有的竹编草鞋，这种草鞋是用竹子在石灰水里泡软、捶出的纤维编成，刚穿时有些戳脚，但穿着它在水里走很不错。
由于连续多日大雨，上游的洪水暴涨。上饶有一座很长的大桥，当地人叫大洋桥。我们要乘的是带篷的小木船，就在我们在岸边等着开船的工夫，眼睁睁地看着江里洪水急冲下来，顺流漂来的树木等被桥墩卡住，一下子水流更急水势更凶猛，突然之间，那座大桥被拦腰冲断了，桥面下沉到江里，桥上不知有多少人落下水去，顿时哭声喊声一片。
当时有很多机关单位正乘渡船过江，因水势过猛，有渡船翻了，演剧三队队长吴英年因救落水的母亲，连自己也一起被冲走了。他妻子当时哭喊的样子，至今犹在我心头颤悸。
未料我们到了铅山会合地点时，却还不见汽车的踪影，等了好久才见机工走来，说汽车抛锚了，因为没了汽油。大约是第二天下午，我们终于爬上了汽车，但挤得像筷笼里的筷子。
汽车吃力地沿着盘山道爬坡，加上道路十分拥挤，简直比人走路还慢，我肚子里在翻江倒海（晕车），就干脆下了车，许多人也跟着下了车(只留下小孩)，让汽车减轻重量，有时甚至我们还要帮着用力把汽车往山坡上推……
在去往武夷山的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拖家带小的、肩挑背扛的、扶老携幼的，全挤在一条路上朝着一个方向奔逃，脸上都是惊惶、饥饿、疲劳、绝望的神情，还有一些走不动的病人老人，就倚在路边坐着或倒在了山岩旁……
沿路两旁的山峦倒是峻峭秀美，景象万千。过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分水关，就进入福建地界，当我们到达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境内时，老天居然放晴了。
我们在崇安停了些日子，机器安不起来，播音工作无法进行。当时有大批的机关单位和难民，都拥挤在这个小小的山城崇安（现改名为武夷山市），,我就在这儿碰到了许多熟人。
这一路过来不仅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沿途还看见不知多少大桶的汽油，整桶整桶的(五十三加仑一桶)被横七竖八的丢在马路旁，路边粉墙上却写着许多大字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看来实在令人痛心!而路上这么多难民，大家都往一个方向逃，究竟要逃到哪里？谁的心里都没有数。战局如何？到底敌人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大家路上见了面，不管认识不认识，首先就是互相打探询问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电台便决定让我和胡课长到城里找到县机关联系收音机，于是每天傍晚，我们就步行十多里去县城收听纪录新闻，然后写成战况简报张贴出去，每次都要写好多份。看到围观战报的人群，我心里才得到些安慰，直到天明才能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住处。
逃到崇安只是第一站，接着电台又奉命往建阳撤退。建阳的难民好像比崇安少一些，后来也多起来了。到建阳后收到了剪虹汇来了一百元，总算是救了命，这时她已经音专毕业，在沙县师范任教了。
到建阳时已是七月下旬快八月了，这时许多单位都解散了，人员要自谋生路，可是到哪里去谋呢？敌人的飞机已经轰炸到这里，天灾也趁机肆虐，闽北天气炎热，又多山多树，适于恶蚊毒蝇生长繁殖，再加上缺医少药又无钱医治，死于疫疠者极多。山脚下、公路边到处可见一个个的新土堆，埋了多少逃难者的尸体；道路旁、沟壑里还常可见到血肉模糊的伤兵、将死未死的逃难者，以及尸陈满壑的景象，真是哀鸿遍野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这时我患了恶性疟疾，三天两头发作一次，一阵热一阵冷的，冷起来盖了几床棉被还发抖。没有医药，我只得硬挺着，发作过去了依旧爬起来干活。可有一天高烧得爬不起来了，人事不省、粒米不进，同事朋友就给我喂一点水或锅巴水（用锅巴加水煮成的)，就这样不知熬了多少天。
一天，一个叫赵建功的朋友来找人，看见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马上把我扶起来，把我送到一所医院里。那医院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在一个大帐篷里，名字叫“台湾医院”。当时在抗战前方的难民聚集处，也有一些反战同盟的义务医疗队和工作宣传队，如战地医疗服务队之类。现在想来，赵建功送我去看病的那地方，应该就是这类机构。
当他把我扶上检查台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后听他告诉我，当我一走进医院，所有病人都逃开了，可见我的病之严重。医生为我注射了一针（那药好像叫Feblon，是专治恶性疟疾的)，叮嘱了赵几句话，后来赵建功才告诉我，医生对他说：“这一针打下去，如果病情有转机，就再来打两针，若无转机，就算完了。”几天之后，我居然活过来了，真是从死神手里逃出来的啊！
十四．决定去昆明
锡侯是1937年夏出国的，当时预计是三年，最多延长一年，从1937年到1941年。早已超过了四个年头，我在生活的激流中冲闯着、期待着、数着归期，但归期却变得越来越渺茫。开始时还能通上信，后来因我行踪不定，根本收不到他的信。紧接着二战爆发，欧洲也是战火遍地。我曾多次向邮局打听，邮局的人都告诉我“邮路不通”，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试着寄信给他。我的每一封信都是字写得小小的、密密麻麻的、厚厚的几大张，用极薄极轻的纸写。我在心里固执的对自己说：他一定会收得到，一定会看见。因此，当我把一封封信投入信箱，听着信落到箱底的声音，仿佛我的心也一同沉落了下去……
范小梵
写信当然不足以表达全部思想感情和生活状况，我就写日记，希望有一天我们相见时，可以给他看日记。因为他走之前，曾跟我说过让我记日记，还开玩笑说，以后他按字数付给我稿酬。这虽是一句玩笑话，我却忠实地履行了，在极度痛苦困难甚至病危的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过，一一记下了这些血泪斑斑的足迹。
之所以决定去昆明，固然有许多具体因素，如：那里是大后方，锡侯的妹妹锡春、妹夫李汉松，还有我的堂哥范仲骅当时都在昆明，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我想：也许那里的邮路还通着吧？在我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往西走就等于在空间距离上离他近了些。这种现在看来天真幼稚、愚痴得可笑可怜的心理，却是我当时实实在在的感情啊！
然而，真正踏上西行之路的决心，却是不得不下的。当时南平那里闹鼠疫，大街小巷很多人家门上都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个骷髅，门口地上撒着石灰粉，表示这家人家鼠疫死了人。可是又常常拉警报，敌机时常来骚扰，有时紧急警报还来不及拉响，飞机已到了头顶上了，我们就只好往人家门洞里躲一躲，哪里还管得上死人不死人！直到前不久，我才从电视里得知日寇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和化学武器，其中就有腺鼠疫菌，细菌武器很多都是投到浙江、江西、福建交界处那一带的。
天保佑，我们总算是侥幸逃过了，既没患鼠疫也没被炸死。但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视远行也就等闲了。
那时西行的交通工具好像没有客车，只能找运货的车子，是货车搭客，钱直接给司机，这种车叫“黄鱼”车，客人被称之为“黄鱼”。常是车子未到检查站前“黄鱼”就得下车步行，等过了检查站客人再上去。能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就算是司机的大恩大德，也算是乘客有福了。如果遇上没良心的司机，半路上借故抛锚、检查等事故，让乘客下车走路，而把车开跑了的事是常有所闻的。在那个战乱年月，司机无疑是最走红最吃香的，所以才会有“三员（教员、公务员、小职员)及地，司机发财”这样的流行语。
我们当然是不敢乘这种车的，况且那时南平货车也很少。大片国土都沦为了日寇占领区，我们要去云南，当时可行的路只有取道桂林。就在我和剪虹为找车到处奔走时，有人指点我们，中南旅运社有一个叫黄玉山的，经常有车子跑桂林，于是我们就去找他。黄玉山是个缅甸华侨，大约三四十岁，人满和气的，见我们两个年青女孩子，就答应了带我们走，但要等装货，时间还不能确定。
我们的车子是从南平、建瓯、光泽一路入江西的，再经过南丰、宁都、于都、赣州一线进入广东。宁都、于都、赣州等地都属于蒋经国搞政治改革试点的新赣南，那些县城虽然不大，街市却很热闹，晚上还有人做生意，也算得上灯火辉煌了。对于才从准前线出来的我，觉得这虽不敢谓之天堂，至少该是正常的人间了，起码不再是地狱。回想起1941年秋在上饶时，朱起凤曾写信叫我去赣南的龙南中学任教，和他们一起建设新赣南，如果那时我去了，现在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了吧？
车子一路装货卸货，走走停停，记得在赣州就停了好几天。在赣州时赶上敌机轰炸，我们还疏散到乡下野外甚至荒坟堆里躲着。到广东曲江又停了好几天。曲江当时是浙闽赣两广以至云贵川的交通枢纽，我们两个外方人，语言不通，也不懂当地的风俗民情，不过，我在这里所见的印象是：这里的人们似乎不知抗战为何事，大片国土沦为了敌占区，多少人在为抗战浴血拼命，似乎与这里全不相干，他们照样吃喝玩乐，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两重天。据日记记载，我们到曲江是10月13日，农历的9月15日，我的二十五岁生日又在颠簸中过了……
终于到达了桂林！桂林是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当时有许多文化人聚集在这里进行抗日宣传的文化活动，桂林的抗战气氛比曲江浓一些。
从桂林到柳州再从柳州到金城江乘的是火车，当时火车只通到金城江（现在叫河池）。这个广西靠近贵州的小城风景不错，可是抗战时期，围绕着这个如同“盲肠”的火车终端，有多少流离失所的人群聚集拥挤在这里，既走不动也跑不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金城江有许多滞留的旅客都在找车，我和剪虹去了停大货车的停车场，找了好多人，最后总算找到一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运钨砂的大闷罐车。我们看这个司机像是北方人，年纪不小了，估计他那个运钨砂的闷罐车厢（车厢前面除了有个一尺见方的孔洞透光外，是完全封闭的），一般人家不大敢去尝试，就去央求他，他答应了。天保佑，总算是找到了车，我们俩把行李箱子扔到钨砂包上后，从后面爬上了闷罐车，就这样往贵阳进发了。
由于战时缺乏汽油，车子是木炭车，带个大包袱，爬起坡来像是不住地呻吟，哼了半天还爬不上坡，甚至有时还打滑往后退下去。而且路况很差，爬坡上下且不说，单是那些坑坑凹凹就颠得人够呛，真是骨头架子都要散了。闷罐里空气污浊，加上车子颠簸，本来我已经习惯乘汽车了，这一下又开始晕车，胃里翻江倒海似的，吃下去那点食物吐得一干二净，最后吐的是黄绿色的苦水（胆汁吧），简直就是死去活来，这滋味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一路晓行夜宿，从金城江、南丹、独山、都匀……只得一程程地苦熬着，不记得是第几天了，总算是到了贵阳……
在贵阳住了两三天，找到了去昆明的货车，那车的驾驶室除了驾驶员外还可坐一个人，我和剪虹轮流坐驾驶室，被包和箱子则放在后面的货物上，还有一只小藤篮放在驾驶室里。
过了安顺后，详细不知是什么地方，半道上突然跑过来一个人要搭车，这人看样子和驾驶员很熟。他跑过来就站在窗口旁，一边跟司机说话，一边斜眼瞧我们。我看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心里便有些警觉。当晚歇宿时，我要把那只小藤篮拿到旅馆去，司机劝我不要拿，说他会锁上驾驶室的门，省得明天大早又要搬。尽管我心里觉得不大踏实，也只好去旅馆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一上车就发现小藤篮不见了，那半路搭车的人也不见了，问司机司机却说不知道。我们就报了警察局，警察来了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既然司机不承认，说还要赶路，警察只好放车子走了。估计是司机与那人勾结起来干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
这只小藤篮是我们最值钱的一件东西。那时物资紧张，想必内地更甚，因而在南平时，我们留下了路费和日常开销后，把剩下的钱买了一些海味、寿山石图章等等，心想到时候也许能换点钱，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只小藤篮里。
最令我伤心的是藤篮里还有一本纪念册，那是我和锡侯结婚时浦琼英（即卓琳）送的，我用白绫子包了个封皮，上面有许多友人的珍贵赠言，如浦琼英、金克木等为我们写的诗等等。这些感情所系的东西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我当时想，偷窃者贪的是财物，纪念册对他们没任何用处，也许他会把纪念册扔到哪里，于是我和剪虹就路旁沟边的到处去找，结果毫无下落……
如此一来，我们当然不敢再坐这辆车子，只得暂时停留下来，再找其他过路的车子。
以前就听说过贵州是个穷地方，果然，我们滞留的那个小县城，真是穷得叮当响。小城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街，而且整条街上没有一间稍微像样点儿的建筑物，所有的机关单位衙门商店都在这条破旧的小街上。
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小旅馆是土基砌的土床，上面铺些玉米杆，一床稻草编的垫子，可这已经算不错的了。我们俩住的是里面一间，外面一间端端正正并排放着两口棺材，白天进进出出就从棺材边走过，夜晚点支蜡烛与棺材紧邻，竟也不觉得害怕。
住下之后，我们就跑到当地的“衙门”请他们帮忙找车子，好在地方小，衙门集中。感觉那些官儿们倒是颇近人情的，既没有推诿也没有打官腔，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都挺同情，真的帮我们找车子了。
大约三天以后，他们帮我们拦到一辆运棉花的过路车，于是我们俩就像孙猴子似的爬到了又松又软的棉花堆上。由于棉花轻，所以车子堆得老高，我俩几乎是完全趴在上面，那情景真是又危险又玄乎。上头时常碰到树枝子，若躲闪不及就有被刮伤或被掀下车的危险，车子颠簸时更有掉下山崖的危险。
已是十一月中旬，高山气候寒冷，风也大。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旧丝棉袍，还是在绍兴时缝的，也没有厚衣服，根本挡不住寒冷的侵袭。特别当汽车行驶时，尖利的寒风迎面吹来，刺得人脸生疼，还直往胸口里钻。但哪怕手冻得僵了、麻木了，也得死命地抓着那根捆绑棉花包的绳索，惟恐稍一不慎，随时有滚下去摔死的危险。因为没有退路，只能硬拼，幸好我们当时年轻机灵、反应快，也可算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吧，就这样拼了三四天，居然一道道鬼门关闯过去了。
晴隆、普安、盘县那一带（即今六盘水地区）的山道极为险峻，有一段路被称为“二十四拐”。（注：公路二十四拐为滇黔公路的一段，二战时期这成了中缅印战区的交通大动脉，美国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到达昆明后，必须经过这一路段才能送到前线和当时的陪都重庆。日寇欲截断黔滇咽喉，曾多次派飞机对二十四道弯进行轰炸。）
那山究竟有多高我也说不上，反正天刚麻麻亮，我们的车子就开始上山了，那公路是盘绕着上山的，一个拐弯接一个拐弯，慢慢儿爬吧。我们趴在高高的车顶上俯看下面，下面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一旦摔下去可能就是粉身碎骨。道路旁边、半山腰里，到处可见翻车的汽车残骸，在我们之前，在我们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丧了命，所以我们真算是幸运的，没有在这儿翻车也没丧命。车子从清早上山一直开到太阳落山，当西边的山峦被夕阳染红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下了山了。
下山以后再回望来途，只见那绕山盘旋的公路，简直像夏天熏蚊子的盘香一样，白白的一圈一圈地盘绕在山上，其实我们整整一天都在绕着山转，像蜗牛一样在这白色的圈圈上爬，直到天晚下山，不过是换了另一边的山脚。我们的司机是个圆脸的小伙子，很年轻，他小心地驾驶着汽车，我们佩服他的驾驶技术和沉着冷静，我们的性命都交给他了呀！
过了盘县以后，就进入了云南的地界。记得我们是黄昏天到达沾益的，也就是说这段汽车旅途结束了，要换乘火车了。
沾益也是一段铁路的终端（盲肠）。这段窄轨铁路，不知是否也属法治时期所建滇越铁路的一部分？我们在沾益爬上了开往昆明的小火车，终于在第二天夜里到了昆明。
范小梵和朱锡侯
到达昆明时已是半夜，幸亏邻座的一位旅客王先生，河南人，在巡津街的邮局工作，对昆明的路熟，他帮我们提着行李，摸着黑把我们一直送到了吴井桥锡春家……
这时已是1943年11月19日深夜，我们是9月18日从南平出发的，从福建南平到云南昆明，这一段路程竟走了整整两个月零一天啊！
十七．寻找远行人的消息
我万里跋涉去昆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寻找在抗战前方无法得到的远行人的消息。
虽然我给锡侯的信还是照样写照样寄，我仍幻想着他也许会收到一两封信，但心里总感到一种无望的悲哀，每次把信投入信箱时，听着那信落入邮箱底的声音，仿佛我的心也一同沉落了下去。每次跑去问邮局，得到的回答总是邮路已不通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海运已经不通，西战场上也是战火纷飞，苏德战争打得很紧，英法美联军对德意作战，而在东战场上，日寇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河山，铁蹄已踏遍东南亚，我们所处的那个小小城市，虽然还未沦陷，也等于是死角了。就连国内短距离如与绍兴、安徽之间的通信，一封信也要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杜甫诗中所言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早已不能道出我们的心境和处境了。
尽管有时也觉得，自己这些所做所为也许都是白费劲儿，但一个人活着总得有些希望，总得要在苦难的深渊里寻找渺茫的希望吧！昆明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未沦陷的几大城市之一，且云南当年与法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我相信昆明与法国之间肯定还有不少联系。
到昆明后一次去巡津街找人，看见那里有个天主教堂，我就走进了教堂，尽管我谁也不认识，我只是想找一个人，牧师也好，神父也好，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帮助，把我的信寄出去或带出去。然而由于战争缘故，所有的法国神职人员都走了，在教堂里留守的只有几个中国人。有两位年纪较轻的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很是同情，愿意帮助我。其中一位热心地把我带去孤儿院找到几位法国修女，这几位修女也答应帮忙。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长期困在沙漠荒原中的旅人，至少看到一点绿色的希望了。
徐惠恩介绍了她一位在西南联大的好友，我也去找了。我还找过国际红十字会，托他们打听锡侯的消息。总之，凡是有一点关系或线索的地方我都去找过。由于德军进攻、巴黎陷落，我一再为他的安危担忧。听说昆明还有一所中法大学，就是原北平中法大学迁去的，理学院在黄土坡，文学院在北门街。我就一次次地跑到黄土坡和北门街去找李校长，后来才得知他住在黄公东街，那里是北平研究院所在地，他是院长兼校长的。终于找到了李校长，自我介绍后说明了来意。老头儿约六十岁左右，倒没有什么架子，也很同情我，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在海外的学生都安全，并且在努力读书，只是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一时还回不来。至此，我总算是得了点消息。
又过了很久，汉松和锡春收到了锡侯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了一些他的学业情况，又说不知现在坤元在何处、怎么样了？我终于看到了他的亲笔字。
随着西战场战事的进展，我可以从报纸上知道一些那里的情况。后来我在《中央日报》当外勤记者时，有机会见到昆明法国领事馆的人员。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邵可侣曾是希衡的同事，锡侯也帮他翻译过稿子，所以趁这机会，也托了他们给我带过信。
后来我认识了刘艳英，她有一位朋友叫钱能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艳英帮我托这位朋友带过不少信，是通过他们的外交邮袋交给里昂或巴黎的中国使领馆，再转交给锡侯的。这样，终于把我们中断很久的联系接通了，我这趟昆明总算没有白来。
十八．我当了新闻记者
锡侯的妹夫李汉松当时是昆明中华书局的经理还是是副经理，锡春没工作，以前我和他们都没见过面。我的堂兄名范学治，号仲骅，是我小叔的二儿子，因小叔小婶去世早，他便在我们家由我母亲抚养，和我们一同生活过。他大概十四五岁就出去闯荡了，我们已多年未见面。骅哥当时是独立工兵营营长，工兵营的任务就是筑路架桥修机场等等，保障抗战物资的运输通畅（如滇缅公路），工作很忙很辛苦。
他们都对我们不错，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自己找到工作。初到昆明没有熟人，我只得去找了那位在火车上认识又送我们到吴井桥的河南人王宪谟。这个人确实很好，忠厚老实，乐于助人。他自己在邮局工作，人事关系少，就到处帮我们托朋友。后来他托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从安徽歙县来昆明时，跟《中央日报》总编辑胡惠生同车。此外还有吴颖瑞的姐姐茂英（《中央日报》发行部门的一个职员）也向这位胡总编推荐了我。由于这两方面的推荐，胡总编约见了我，并带我去见了社长和主笔，也等于是面试吧，就这样，我当上了新闻记者。那是1944年5月初的事。
骅哥待我非常好，但当他得知我决定去当记者时，极不赞成，大概因为当时社会上对记者、演员这些职业还有些偏见吧，他对汉松说：“当什么新闻记者，弄不好要身败名裂的。”但我相信自己能当个名符其实的新闻记者。
最初昆明各报跑新闻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记者，于是乎这也成为了一条新闻，其他各报纷纷派人到报馆来采访我，一坐就是个把小时，真是烦死人。怪不得骅哥要担心我“身败名裂”呢！我心里十分讨厌这种事，却又不好过分怠慢，终于明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客客气气冷遇和恭恭敬敬送客，日子一长就自然淡了冷了。
不久之后，各家报馆都有了女记者，如《云南日报》的方丹，中央通讯社的陈香梅（当时叫安娜）。陈香梅个头不高，一张讨人喜欢的娃娃脸，她外语好，因此专跑美军飞虎队。后来中央社又来了一个联大的学生，叫陈柏生，陈柏生直到解放后还当过相当长时期的记者。我调到内勤之后，《中央日报》又来了一个叫傅冬菊的，听说是傅作义的女儿。
在我离开报馆若干年以后，昆明《龙门周刊》上有一版专栏特写，其标题是“昆明女记者群像”，写的是当时昆明各报的女记者，而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首位女记者就是我。文章中说：范小梵是《中央日报》的也是昆明的第一个女记者，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阴丹布的蓝旗袍，夹着个大讲义夹子，走起路来飞快，在采访新闻时，总是一面问一面记，在讲义夹子上不停地写……的确如文章所写，我的穿着极其朴素，一件阴丹土林布旗袍，梳两条小辫子。在福建那场大病后，头发脱了许多，我就把辫梢往上折几道，再用夹子一夹，这样最省事。那时一心为工作奔忙，从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也不在乎别人有什么看法或想法。这份《龙门周刊》我一直保留着，直到文革时才被抄走。
当时昆明《中央日报》的社长叫钱沧硕，主笔叫毛树清，总编辑胡惠生。听说胡惠生是皖南有名的国学大师胡朴安的侄子，不过工作中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接触。
我们采访部一共有五个人，各人管各人的一块。王乾是头儿，专管省政机关的消息，彭北原管商业企业经济新闻一类，赵公远负责国民党的党务新闻，我则管所有的中等学校。当然，如果遇上省里开大会，比如参政会、参议会、省市运动会之类的事，就大家一齐跑，而我则负责女性方面的采访报道。
我负责跑昆明的中等学校，接触最多的是校长们，尤其是女性校长，如昆华女中的校长秦淑贞、女师的校长赵世德、女职的校长熊韵筠、南菁中学的校长张邦珍、求实中学的老校长苏鸿纲等等，此外我还采访过大华交易社和南屏电影院的总经理刘淑清，刘淑清是昆明当时的女强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些我都写过特写报道的，一篇特写大约要占半版甚至一版的篇幅，可惜我一份也未留下。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参政员褚辅成，老头儿脾气倔，不怕老蒋，尽说些蒋介石不爱听的话，但他资格老，老蒋也奈何他不得。我去访采过他时认识了他的秘书周新民和周的夫人李文宜。周是桐城人，是我的小同乡，两口子为人厚道谦虚，都是民主同盟的元老之一。最初他们看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似乎有点敬而远之，言谈中总是一股公事公办的味道。但渐渐相处久了，互相都有所了解，后来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我称李文宜为大姊。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周新民后来当了沈阳市市长。
抗战后期，盟军开辟了东南亚战场，云南修筑了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的指挥部就设在黑林铺。为了配合盟军在东南亚战场作战，中国向全国各地招募远征军，大量青年踊跃报名，昆明成立了一个教导团。这些应征青年大多是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来自云贵川各地，尤以四川为多。新兵体检的地方就在华山西路，王乾把这个采访任务交给了我。
这些年青人见了我特别亲热，都喊我姐姐，总是围着我问长问短的，他们有什么想法、希望和要求，也都向我倾诉，只要我能帮忙解决的，总是尽力帮他们去办。
这个军管区司令部的头儿名叫周启贤，一个胖胖的老头子，他自称是周敦颐的后代，说他的祖辈是明代时到昆明的。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跟他接触较多，比较熟悉。
这批远征军的青年先在西郊普坪村营地集中训练，十月份正式成立教导团时，邀请各报界记者参加成立大会。那天大会是在一个广场上举行的，广场上搭了个台子，几个军官和报界人员坐在台上，教导团的新兵们席地而坐。主席周启贤讲过话后，就请新闻界的主任们讲话，那些主任个个你推我让的，谁也不肯站起来。最后周启贤点了我的名，理由是我一直在跑他们的新闻，报道他们的抗战爱国热情。起初我不肯去讲，那么多报的主任都在，大家都不讲话，我上去讲不大合适。可是这时地上坐着的新兵们一齐欢呼起来，一齐喊着要我讲话，周又在一旁坚持邀请，我看看旁边坐着的主任王乾，他做了个表示让我上去的姿态，我也只得站到主席台前去讲话了。
我讲的也就是鼓励他们到前方奋勇杀敌，报效国家，我们坚决做他们的后盾，有什么困难帮助他们解决等等。我认为自己的讲话并没有错，也是在为抗战尽一份力，却没有考虑到这是犯忌讳的事，人家认为我是出风头，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锋芒太露”。结果，这次大会后不久，我就被调到资料室搞内勤去了。
1945年的5月，我接到了社长钱沧硕的一纸免聘通知书，又开始了不知是第几次的失业。幸好这时剪虹已在求实中学教书，我就搬了到她那里去住。失业的滋味尝得多了，心理承受力也强了，无非是再想办法找工作吧。
十九．远行的人回来了，抗战也胜利了
1945年5月8日柏林被攻克，希特勒完蛋了。随着西战场战事的结束，据报载消息，我留法学生将有一批先回国，天哪，这是真的么？这一批里会有他么？
果然，1945年8月下旬，锡侯终于乘ATA的军用飞机回到了祖国。（注：所谓ATA是Air transport of American这样一个机构的简称，ATA的军用飞机主要往返于中法之间，运送一些军人及与战争有关的物资或工作人员。）那天一早，李汉松陪他到树勋巷二号来找我，乍一相见，竟疑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不是过去屡屡做过的梦，不是醒来潸然泪下的梦，这是真实的现实，他真的回来了，真的回到我身边来了，我禁不住扑在他的怀里大哭起来。
八年了，他还是那个模样，但好像更清瘦苍白，他还是那么潇洒，但似乎比以前更加高雅。同院的几个年青朋友都过来看他，在他们当中，他显得很出众。不错，这正是我日思夜盼的爱人，一个博学且有着深沉素养的人！茫茫人海中，只有他是我所理想的爱人！
正巧当时剪虹到沾益去看她的男朋友了，于是锡侯在我那里住了三天。三天的聚首中，他告诉我，他回国之前才做完阑尾炎切除手术，术后化脓感染发烧，正在乡下休养，一听到有这么个回国的机会，就赶去大使馆报了名。怪不得他脸色那么苍白憔悴呢。
他告诉我，在德国法西斯的占领下，他们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250克面包，简直饿得受不了。为了解决饥饿问题，留学生们不得不自己开荒种地，还吃过实验完的动物。我看见他的脚趾甲全是黑色的，手指甲也是苍白无血色，显然是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
他告诉我，法国德高望重的心理学教授Afred Burloud很器重他，一再挽留他，希望他去法国Rennes大学工作，但他婉谢了教授的好意，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他还还告诉我，他在路上差一点丢了性命——他们并不是从巴黎起飞直达中国，而是在途中经停了马赛、罗马、雅典、开罗、德黑兰、卡拉奇、加尔各达，最后才到达昆明的。从雅典飞往开罗时坐的是陈旧的运输机，由于起飞前检查人员的疏忽，地中海上空的强大气流把他身后的机窗（跳伞用的）猛地震开了，正靠窗打瞌睡的他差点儿掉了下去，幸亏坐在对面的那个美国兵一把抓住了他的腿，他才没有葬身鱼腹……（说明：由于篇幅所限，这段文字略去，详细可看另一篇文章“1945年的归来”。）
第三天一早，于道文就来喊他了，他们还要去重庆向中央政府报到。当时国内的抗战还没有结束，他们是回国来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于是我匆忙送他到马市口螃蟹巷口，他们回国小组的几个人乘上一辆小汽车，我目送着车子向机场方向驶去。尽管我们还来不及倾诉衷肠，尽管报到后具体分配在哪里还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回来了！
1945年9月3日，锡侯去重庆没几天，傍晚时分，杨柳佳小鱼他们狂奔到我的窗前，大喊着：“姐姐，姐姐，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呵，我们胜利了！人们欢呼着一路狂奔，我也加入到这狂奔队伍里，一齐向文林街跑去。街上的人全都在狂喜地奔跑着，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多少人流下了高兴和辛酸的泪，大街小巷爆竹声此起彼落接连不断，所有人都欣喜若狂，整个昆明城都沸腾了。
一连好多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的喜悦中。是啊，八年了，多少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园，多少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抗战期间，许许多多外乡人流落在这里，此时，几乎所有外乡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以回家了。他们一边流着悲喜交集的眼泪，一边整理着破破烂烂的行装，准备着回去。中国人的家乡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不管这家园如今是否还存在，或者早已破落荒芜，但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呀！那里的一切，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每一条街巷都是自己所熟悉的，都是自己走过抚摸过与自己共过悲欢的，那里有亲人的遗泽在，一定要回去啊！
这种强烈的思乡情绪笼罩着当时昆明的每一个外乡人，而我却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幸的是，我终于等到了爱人的归来。八年来，我走南闯北从东到西，多少亲人和朋友关心我、同情我、认为我太痴心，为我感到惋惜、对我进行过种种劝告。他们耽心我的等待会落空，还有人预言，恐怕我所等待的人早已在那繁华世界另有新欢。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不为所动。如今他回来了，我这八年的苦苦等待没有白等，一切艰难辛苦颠沛流离都将化为过去，尽管未来的一切还是未知，我也可以宣告：抗战胜利了，我也胜利了。
二十．内战风雨
锡侯他们是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赶回国的，然而在重庆呆了一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最后总算受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请，到云大担任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及文法学院心理学教授。
云南大学是云南省的最高学府，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含文、法、理、工、医、农等各学院。因此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其他院系的教授，比如中文系的陶光（后来去了台湾大学）、刘文典等。刘文典是被视为“古董”级人物的，刘家就住在我家对面，时常见他从屋里出来，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趿一双旧布鞋，一边走一边扣着那件乌脏的大褂，匆匆赶着去上课。之后又认识了张若名，张若名也是里昂中法大学的，和锡侯算是校友。
当时医学院解剖课的教师是沈福彭（后来去了山东），生理课的教师经利彬是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只是兼职，一周来上一次课，既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无任何实验设备。教授中除了锡侯和朱肇熙外，都是在外开业的医生，在医学院也是兼职。所以锡侯接手以后，许多教材都要从法文和英文翻译过来现编。记得生理学、心理学和美学都是由他一边口译，我一边笔录下来的。那时买点白纸都困难，日本投降后美军撤走了，一些剩余物资就有人在南屏街背后的地摊上卖。我们就买回大捆一面印有文字的废纸，利用其反面来编写讲义。
生理科缺乏实验设备，正好北平研究院要回迁，锡侯便找了认识的同行和朋友，以友情加上送点礼请请客的方式，要来了一些他们带不走的笨重家具，如木柜、实验台、书架以及一些易碎的玻璃仪器。然后我们又小心翼翼的一趟趟从几十公里外的大普吉和西山用马车运回来，完全就是白手起家，且这些花销用的全是锡侯自己的薪水。
就我自己的感觉，抗战期间的昆明，比起其他国统区来，还算是有点民主气氛的。当时尽管国民党也在审查禁止一些进步文稿，但联大的教授们，如闻一多，还是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一些民主人士如周新民、李公朴、潘大逵、罗隆基等还创办了民主周刊，那周刊社就在《中央日报》社宿舍的紧隔壁。李公朴的北门书屋照样卖书，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刊，有些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虽然那书店地处偏僻的北门，仍有不少人去那里阅读。
那位国民党参政员褚辅成，一个经常骂蒋介石的倔老头子，也安住在绥靖路自己的寓所里，没人敢去动他。当时龙云治下的李培云、陆子厚等卖官贪污之事，报纸上常登些讽刺的打油诗，报纸也未遭禁。龙云的三公子龙绳武（外号龙三）的一些恃强霸道胡作非为，市民们也敢公开议论。等等这些，在当时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事，好像当局也不觉得有什么大逆不道或超出规范。
朱锡侯、范小梵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记得有一个共产党的刊物，好像叫《群众》（还是叫《大众》或《大众生活》），在青云街就有一间门市部，几个小报童常常到处去送报刊。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尽管蒋介石早在背地里撕毁了这一协议，但表面上还是打着这块招牌的。大约龙云也在暗中起着一些保护作用吧？
抗战胜利后，这种相对平衡和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重庆的国共和谈破裂后，内战的形势已不可避免。国统区官员们腐败严重，物价腾飞，引起民怨沸腾。中国有一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倒是千古真理。我最欣赏杜牧“阿房宫赋”结尾处的几句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正是由于此，最终导致了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全线溃败。当时的昆明，正是国民党撤退前的最后一块基地，它必然要控制得很严密。在这样的大势下，地下党的活动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就在昆明一幕幕地上演了起来。
记得1945年冬天，那时西南联大还未迁走。有一天夜晚，就在云大城墙外的大操场上，很多大学生在举行营火晚会。我爬到城墙头上往下看，大操场上火光闪耀，满操场都是黑压压的人群，我能断断续续听到有人在讲话，也能明显感受到人群中的激昂气氛。那天讲话的好像是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主题是反对内战，一直开到很深夜才散去。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1日，大清早，我在云大门口吃完早点准备到注册组上班，一走进校门就发现一群身穿灰棉军衣的人，手里拿着石头砖块，想冲到云大的大楼上去。当时下面的军人朝上面扔石块，上面也有人（大约是学生们）在往下扔石块，因为云大的地势高，从下面爬上去不容易，这些军人攻不上去便撤走了。不久后就从西边方向传来了枪声，才知这批军人绕到西南联大去了。西南联大当时正准备搬迁，学校围墙是低矮的土墙，易攻难守，学生们手无寸铁，结果有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四人被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惨案。
事后，学生们抬着死难者的遗体和血衣在大街上游行。我在正义路上看到游行队伍在沉痛激愤的气氛中行进，街道两旁站有警察，但并未进行干涉。之后在联大大礼堂为四烈士停灵，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追悼会，大厅里挂满了白色的挽联，有些挽联写得实在好，可是谁也不敢公开去抄了。
1946年7月11日晚上，我和锡侯看完电影乘公共汽车回家，与我们同乘一车的李公朴夫妇在云大前一站下了车。就在汽车刚刚开动时，听见了一声沉闷的声响，当时不知是什么声音，回到云大后，碰见历史系教授尚钺，尚钺告诉我们李公朴刚被特务打死了，这才知道那一声闷响是无声手枪的声音。第二天，尚钺又陪我们去云大医院停尸房看了李公朴的遗体。
几天后在云大至公堂为李公朴举行追悼会，会场上人们群情激愤，闻一多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就在这天下午，当他们快走到西仓坡家门口时，特务们又下了毒手，闻一多当即死去，同行的闻立鹤受了重伤。
国民党政府对搞学运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加紧了迫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那段日子，楚图南和尚钺就躲藏在云大澄农馆锡侯的实验室里（楚图南和尚钺都是锡侯在吉林毓文中学时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则天天给他们送饭。费孝通好像是躲到了云大斜对过的英国领事馆。
随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崩溃边缘，国统区的物价也涨得简直比坐飞机还快，货币越来越不值钱。我在报馆工作时的薪水以万计（法币），锡侯来云大时乃以十万计，后来以百万、千万计，最后到了谁拿着它都不敢留着过夜的地步。于是政府发了一种叫“关金券”的纸币，是绿色的，这是一种短命的货币，大约不到半年就就行不通了。后来又换发了一种橙红色的“金元券”，这种券的命更短，最后成了折纸帽、糊扇子的材料。
大约1948年到1949年之间，多数人都濒于挨饿的边缘了。这时我们已把绍兴的老太太和锡良弟接到了昆明，大女儿也出生了，有段时间还请了个保姆带孩子，一家六口要吃饭，锡良上学也要钱。物价飞涨得怕人，每月两个人的薪水一拿到手，就要马上奔到西站外去堵农民从乡下用独轮小车或扁担挑来的米，必须把一个月的米买到手才算放心。当时大女儿还不到两岁，几个月都没见过一个鸡蛋。我们住房的背后是土堆城墙，上面有许多灌木丛，我就去砍些灌木枝条来当柴烧……
这时，医学院也有大批学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学生们还募集了些资金，给一些受饥饿威胁的教师送来营养品。记得他们给锡侯送来过一些鸡蛋和几个月的牛奶票，令我们深深感动。
我在师院图书馆工作了三年，1949年夏，从朋友处得知裕滇纱厂子弟小学要招聘一位六年级教师兼班主任，是公开招考的。就因为那里的薪水是发“大洋”——当时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法币），早上能换一块大洋，下午只能换一个半开，说不定第二天就什么也买不到了。锡侯有一次就是这样，只好在吉庆祥买两个鲜花饼回来，所以我放弃了师院图书馆的工作，转到裕滇纱厂子弟小学去教书。总算靠着这点“大洋”，让一家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难关。
解放后纱厂人事变动很大，子弟小学也不例外，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余的人都不再续聘，我也就回家了。更想不到的是，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正式就业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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