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梵：风雨流亡路.上篇

二．逃难到绍兴

随着战事吃紧，我们离开杭州逃到绍兴。那是十月初，原以为躲过几天，10月10日国庆节一到，就会停战，就会恢复和平。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想，实际现实却严酷得多。越到江边，越靠近船码头，就见人群越像是赶命似地逃奔，挑的背的抬的坐车的徒步的……什么样的都有。那个狂奔劲儿，就像鬼子的大刀已经砍过来了，逃命的欲望控制了整个乱哄哄的人群，不管是穷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哭的喊的，都拼命朝着江边奔跑，好像过了江就天下太平了。
跟着奔逃的人群，我们也被推挤着往船码头跑去。正是秋阳似火的下午，加上人流，汗水，简直叫人头晕目眩，叫人透不过气来。当我们好不容易爬上那条雇好的一条小船上时，几乎全身都湿透了。
这是一条较小的船，杭州到绍兴一带的内河船都是用竹篾做的篷，也就是鲁迅笔下的所谓乌篷船。这种船有大有小，大的是用好几块竹篷连接起来，竹篷两边各开个一尺见方的明瓦窗户。我们只雇了一条没有明瓦的小船，价格便宜一些。等到我们从西兴开船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了。总算离开了那拥挤的人群，小船吱吱哑哑地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滑动了。这滋味对我来说，觉得特别新鲜。我坐在船头上，而船夫坐在船尾上用双脚不停地划着桨，手也握着一柄桨在划，这样手脚并用的划法，我更是第一次看见。他划得那么熟练自然，有时候还要抽出旱烟袋来抽几袋烟。离开城市越远水越清亮，在夕阳的余辉下深幽幽蓝闪闪的。白天的喧嚣沉寂了，只有小船在平稳地慢悠悠地前进，我不觉也沉醉了……
老太太几天来的操劳，自然累得很，从萧山西兴镇到绍兴要整整一夜。小弟弟早已睡着，老太太也斜靠在船帮上打盹。因为这船篷实在太短舱也实在太小，我就这样一直坐在船头上，听着水声入夜，偶有经过村镇的灯光和打渔人下的渔火，映在水中闪烁摇曳，一切都那么安祥静谧，跟刚才钱塘江边的景象宛若两个世界。夜凉如水，直到晨曦初现，我感到有些冷时，才发觉自己全身被冷露浸湿了。这时，绍兴柳桥头也到了……

三．逃难到坡塘

战争的形势不是老百姓所能掌握和预料的，虽然绍兴人笃信有菩萨保佑，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一旦杭州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很快就传过来了，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人心越慌。这时候，亲戚家李老太太他们商量着要往乡下逃往山里逃，绍兴城里人逃到乡下的也越来越多，看来真得去找个地方了。这一点倒真感谢亲戚家，随便走到哪里总带上我们这一家。
去乡下联系租房子的事当然是李老太爷去办了，毕竟老爷子当年在书店里是跑外勤搞推销的，人事熟，再加上可能他们还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吧。李老爷子也乐于揽这份差事，不几天就喜滋滋地回来了。
李老爷子在离城约十五里的坡塘旁边的应家潭，为我们租了房子，于是我们赶快打点些简单的行李，雇了一条船往坡塘进发。我们在离坡塘还有一段路的桥头就上了岸，往田埂的岔路上走。

范小梵

这坡塘是一个临河的小镇，河的这面有几间小店，河对面仍是田野。这个小镇上有一家小杂货铺，杂货铺里除了农村所需的日用品之外，还卖点布匹，不过那布总共也不过十来样，无非是蓝青白布之类，还有一些花洋布。引人注目的是，这家小杂货铺门口挂着个方邮筒，并代卖邮票和代寄挂号信，因为我常寄信，所以特别记得那个信箱，它挂在临水边的一根柱子上，投信时得用一只手牢牢地抱住柱子，否则真有掉下河去的危险。街上另外还有一家卖油盐酱醋的小店，一家卖米的小店，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店铺了。
我们和亲戚家合租了一间房，把房子隔成前后两间，李家住南头那间，我们就住在北头。也许因为这里靠山，有的是木材，所以楼房从墙壁地板一直到窗门，全部是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板，楼下后间楼梯上摆个风炉烧饭。
我们住的这半间有一张大木板床，老太太和良弟睡，我则紧挨着大床用长条凳搭两块木板睡。房间有一个窗户，打开窗可望见一条河，河上的石板桥和一大片田野，虽然朝北，可眼界开阔多了，顿时觉得心胸也敞亮了一些。这环境对我来说够满意的了。
楼下还住着一家姓柯的，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也是城里逃难来的。柯师母人挺文静，两个女儿也许上小学吧，至少是认得字的，见了我这个识字的外方人，就特别喜欢跟我说话。生活实在无聊，我也愿意跟她们聊聊。她们说的话，我勉强能懂一些，可是我说的话，她们似乎听不懂，我便问道：“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们回答我：“格（你）外国话我不懂。”我再问她们：“你说我是哪国人呢？”她们说：“不知道你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万万没想到，我在她们的眼里会是“外国人”，虽然我当时说的北京话比现在地道些，但也不至于被当成外国人呀！城里来的人尚且如此，乡下人之视我为异国人、怪物，就更不稀奇了。
从此以后我就真成哑巴了，不论乡下的邻居们，还是城里逃来的“难友”们，路上碰见了我只是笑笑，人家说什么话，我也只是摇摇头或点点头。有时到山脚下田埂上去走走哇，总会碰到些面熟但却不知名姓的乡邻们，一概如此应付。
我白天做家务事，例如在门前的沟壑里洗衣、洗菜、倒马桶等等，空闲时间我就利用北边那唯一透亮的窗户写作，夜晚则是靠一支烛光。冬夜的北窗下够冷的，就用一杯开水暖暖手，不停地写呀写，向自己的内心倾诉。因为买蜡烛得花钱，为了节省，免得老太太晚上催我快睡，说”熬油费火地，蜡烛要花钱买哦”，我只得挤出白天每一点空闲时间。当时除了写信之外，就是写日记和小说。因为信寄出后多半是得不到回信的。虽然给锡侯的信照写照寄，但是像我这样今天东明天西的奔逃，逃到这个或那个山疙旮里，怎么能指望万里外的书信得以收到呢？而在国内的友人们，也因战争的关系，不知各自奔逃到何方了，偶尔收到一封不知是冒过多少战火硝烟、经过多少转折，几乎是经月才到达的信，真有如见故人如获至宝之感，因为这是心灵上唯一的甘泉呀！

四．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好友胡剪虹

不久之后，我们隔壁搬来了一家新从城里逃难来的住户。这家人家姓胡，一位跟老太太那样年纪的母亲，看起来很和气，脸上总是漾着笑意。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听说是一位小学教师，二女儿是个中学生，小儿子可能跟锡良差不多大。
她们家也跟我们一样，是雇了船来的，也是一趟趟地搬。但我感觉这家人和在柳桥头所接触到的人不一样，觉得跟她们倒有些亲切。
有一天，那家的大女儿（即小学教师）站在家门口，见我走过，用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并招手要我去她们家玩，她们的母亲也出来喊我去玩，我自然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出于好奇和同情心主动跟我接近的。由此，我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好友胡剪虹。
剪虹原在绍兴城里的锡麟小学教书，说下学期可能要去北郊姚家埭小学。由于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有些社会经验，对我很关心。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并把我手边所存的唯一一本照相本拿给她看，这样我们彼此有了些了解。由于她和她母亲给我的温暖，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从此不再感到孤独和无边的苦闷，病也仿佛好了许多。
剪虹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叫徐惠恩，是绍兴南街福康医院的护士，有时也来乡下看望我们。徐惠恩是一位温柔美丽心地善良的姑娘，我们很谈得来，她也喜爱文学、喜欢读诗和写诗，因此，我们几个女孩子（我当时也不过十九岁，比她们大不了多少），便成了好朋友。
战局越来越糟，我的病也越来越重，我想，也许已等不到锡侯回来的那一天了。我又想，我必须离开这里，争取自己生活的自由，我一定要活下去，绝不能这样在疾病和绝望中死去……
一放暑假，我就跟剪虹回到绍兴城里，剪虹就开始为我找工作的事奔忙了。她找了她同学的爸爸，在某中学当总务主任的，人家要我的大学文凭。唉!我哪里来的大学文凭呢?我只是高中毕业，在北大历史系旁听过一学期，没文凭，事情当然就吹了。但是我必须找到工作，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呀！
剪虹毕竟是当地人，虽然只初中毕业，比我还小一岁，但当了几年小学教师，总还有些人脉。她说：当小学教师太苦，我身体不好，说我的学问教初中富富有余，因为我是北平的学校毕业，绍兴到底是县城，私立中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觉得自己教初中的国文大约还行，至少我还有点桐城的古文底子，反正我是一筹莫展，只好听从她的策划。因此，她向人家介绍时就说我是北大的，人家要文凭，我当然没有，只好说是抗战仓促，丢在北平家里了。
终于，在剪虹的奔走下，我于1938年下学期到绍兴越光中学担任国文教师，教初中三年级课，兼改二年级一班的作文，月薪十六元。
这样我总算脱离了柳桥头那个好似荒坟堆里的生活，有了自己独立的环境，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起码生活不成问题，不再寄人篱下了……

五．踏上流亡之路

1940年初寒假刚开始，消息又紧张了起来，我们一家和剪虹一家又都回到了坡塘乡下。
抗战开始时，谁也不知道会打多少年，老百姓只希望过太平日子,对种种宣传及口号都不感兴趣，何况小县城里也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份报纸，时间一长，也渐渐变得有些麻木了。当然我们年青人，总还想为抗战出点力做点事，但又苦于无路可走。
春节刚过，吴鹏到坡塘来看我们，他的消息一向是比较多的。这次他带来了一些战局于我们不利的消息，极力劝我们离开这里。但是，离开老人和小弟，我有些于心不安，觉得对不起锡侯的托付，而带着他们一起走，又走到哪里去？况且连自己都没有安身之所。剪虹也是这样，家里有老母、弟妹，她也是一家的顶梁柱子，也不忍心离开家。
这样来回往复地考虑，总下不了决心。可是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炮声一天比一天响，谣传纷起，闹得人心惶惶。苦恼折磨着全家每一个人的心，大炮声拉紧了每个人的神经。走吧，舍不下；不走吧，在老年人的思想里，又怕万一日本兵到了，青年妇女要遭蹂躏等等。恐怖紧张忧思苦恼，一天天一刻刻地折磨着人！
舍不下老人和小弟，一则是我答应了锡侯，我应该信守承诺，另一方面，自从我有了工作后，彼此的紧张关系改善了不少，也感觉自己确实能照顾他所托付的老母弱弟了。可是如果日寇真的进来了，那时要走也走不了。年青时的思想意识中，不能当亡国奴总是占上风的，也的确想出去闯闯，去寻找能为抗战做些工作地方，这愿望一直是自己内心向往的，但真到面临离去时，却又犹豫不决了。
这时，快近元宵节了，在乡下是人心惶惶，在战乱年头，什么节呀年呀的，谁也没这份闲情和雅兴了，尤其是城里逃来的人家。炮声似乎更近更稠密了，终于决定了：走。
在凌晨的寒冷里，一支摇曳的烛光照着昏蒙的房间，老太太起来为我们做了点早饭。其实谁能吃的下呢，谁知此一去是不是生离死别？去者前途茫茫，内心凄凄惶惶，留下的人也不知到底会怎样，日本人来了又如何活下去，也是心里凄凄楚楚的。就在微露晨光的凛冽寒风中，我和剪虹踏上了流亡的征途……

六．从坡塘到崇仁

我只带了极其简便的行装：一只小皮箱，一床薄被，冬天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剪虹的东西也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小船，从坡塘出发，到哪里舍舟登岸，在哪里住宿，完全由吴安决定，因为这条路他熟。在船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隆隆的炮声在为我们送行。
当天上岸以后，走了一段路后就翻越平水岭。没想到这是一道相当高且漫长起伏的山岭。山上树木很多，杂树丛生，幸而是冬天，树叶枯落了，还能循着乡下人踩出来的小路逶迤盘旋。也不知走了多久，才盘到山下，又走不知多少里的乡间大路，才到了第一站王坛。
在王坛，向乡下农民买了点饭吃，然后找到乡公所，就在乡公所的地上铺了一把稻草，打开了薄被，三人和衣睡了一夜。然后以我这个绍兴中学教师的身份，请当地乡公所找了一位民伕，替我们挑一段路的行李。虽然我们的东西不多也不重，但背久了又赶路，委实吃不消，这样可减轻一点负担。记得说好送到嵊县崇仁镇，给三元钱脚力钱的。
我们的目的是想先到嵊县崇仁镇找学生裘佩熹。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谁知那位挑伕走了不到一半路，他大约以为我们是“拉伕子”的（国民党军队拉老百姓去替他们扛枪负重，叫“拉伕子”），怕我们既不给钱，又不知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半路上找了个借口跑了，把我们的东西放在地上，工钱也没要。可见老百姓之怕当兵的，怕城里人骗他们。无奈，我们只好再自己背着走吧。
我们的路线是坡塘—平水—王坛—王城—谷来—崇仁。除了平水翻山越岭之外，平水以南大多是有路的，过了谷来后，路渐渐平坦了些，但还是荒山野地，整整奔走了两天，除了个别村镇外，几乎看不见有人家的住屋，炮声听不见了，人声也没有了，只偶尔听得见山涧里一点幽咽的山泉声。人越走得远，大炮声也就越隐约，可心情却是沉重的，仿佛留在背后家乡的老人们都已沦于敌手了似的，真是难以言说的凄惶。

范小梵和朱锡侯

从绍兴到嵊县直线距离大约有一百多公里，我们是绕小道走山路，实际路程当不止这些。一直到第二天元宵的朗月照满山间时，忽然前面一条山沟里，有一间茅屋里透出一点灯光。那出现在荒野寒夜里的灯光，对于一个远离家乡不知何处可以栖身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无限的温暖和希望！至少这表示有人烟了，表示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
果然，由此前行不久，就不再是山间的小道了，道路逐渐在月光下伸向平地，我们也加快了步伐，希望早一点到达，一则夜已深了，二则实在太累了，哪怕能有一堆稻草让我躺下来也好。
前面终于出现了一片灯光。我们一路所走过的那几个乡镇，都是不过十几或几十户人家，很清冷破旧的房舍，夜晚很少有什么人家亮着灯光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豪华的夜景的。原来，走着走着，不觉间我们已到崇仁镇了。后来我才知道崇仁镇是一个大镇，不仅在嵊县，恐怕在浙东也是数一数二的。
裘佩熹是绍兴联中的学生，由于吴安与他相好，所以作为我这个老师的夜晚到来，他们家还是很客气地招待我们住下了。
我们大约在裘家住了三天，得知浙江省教育厅办的巡回戏剧歌咏团在丽水招考团员。因为剪虹唱歌很好，便让剪虹先去丽水报考，而裘已替我联系了到嵊县中学教书，我就暂时留在嵊县。如果丽水那里好，我也去，如果不好，再想其他办法。总之，这年月，只能哪里有路就往哪里奔，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

七．到丽水抗日剧咏团

嵊县县城比崇仁镇小得多，嵊县中学的学校环境极其简朴，人事关系也还简单，只是国文和历史都已有教师，学校要我教生物和公民课。教生物嘛，只要备备课倒也不难，而公民课，我在学校里从来就没学过。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学里增添了这门课，也不知是不是抗战时期新加进去的。虽然照着课本胡吹吹也不难，但心里总有些反感。我这人心眼儿直，不肯随和，可是也只得耐着性子硬着头皮教下去。然而，公立学校毕竟是公立学校，有一天，教务处来向我要大学文凭，说是要上报省教育厅的，可我从哪里去拿这张文凭来呢？
正好这时剪虹拍来电报，说省教育厅的剧咏团急需我这样的人，他们叫她拍电报催我快去。我也觉得去那里可以更直接的参加抗战工作，便向丁校长提交了辞呈。丁校长很是惋惜，一再恳切地挽留我，学生们也依依不舍，有的还哭了。实际上，对于这位仁慈的长者和这些孩子们，我心中是很愧疚的，但我不得不离开的苦衷又是不能言说的呀！

位于浙西南的丽水多是山区，抗战时期许多省级机关单位都搬到了这里。剪虹接我去了剧团所在地，第二天又陪我到省教育厅见了第三科的科长钟伯庸。原来，剧咏团是属于第三科管，第三科又叫社教科，钟伯庸曾是中华书局出的《辞海》的编辑之一。当时约四十多岁，和蔼可亲，颇有学者风度。他亲切地表示欢迎我来，对我说，因为剧团新成立，都是从各地招考来的年青人，文化水平不一，尤其是讲国语（普通话）很差，希望我今后多出点力。由于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考试，他让我明天早上去他那里写一篇文章，就算是考试了。
次日早上我去了，就在办公室里，他出的题目好像是“戏剧巡回教育对抗战的作用”，反正是这一类。我就当场写了一篇，约两三千字吧。过了一天，钟科长找我说文章写得很好，让我再润色一下，结果这篇文章登在了省教育厅办的刊物《社教通讯》上，我这即兴考试的头一炮算是打响了。
钟科长对我的印象很好，也许他觉得我是个干练的人吧，因此，我除了跟一般团员一样参加演出外，还要我教“国语”并兼管总务。其实总务这摊子不好管，但团里的一切活动，包括演出、排练、计划、总结以及演出后的汇报等等都要我管，有事可直接去找他，幸好我不管钱财。
当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吃住、开会、学习，有点像半军事化式的生活。一去就每人发一套衣服，男女都一样，黑府绸衬衫，浅麻灰长裤；每人有一张木板床，床挨着床，像是一张大通铺，但各床都有一个圆顶帐子，以示各个床位的分开。另有两位厨师傅专门给大家烧饭。
团里的男女青年共约二十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当时的生活很清苦，一个月二十元左右，但大伙儿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其实团里最初招进的这些团员，大概除了两三个人有点演剧的经历和经验外，几乎全是戏剧方面的“白丁”，就如一支素无训练的“杂牌军”，因此，要想演出几台有水平的戏，的确不大容易。不过，大家凭着一股抗日救国宣传抗战的热情，有的是力气和时间，每天一大清早就到操场练嗓子、跑步、校正读音与腔调。最初几个月，大家生活学习挺紧张，基本都是集体活动，很少有个人独自活动的时间，更没有后来一些专业演员带进来的那种散漫慵懒的作风。
我们排演过几个小话剧、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唱的歌几乎全是从延安那边来的，如“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小调”“中华颂”（后来叫“延安颂”）“游击队歌”等等。但都是以大合唱的形式演出，因为谁也没有能力独唱，且我们就只有这么一班子人，时间很紧，演出对象又是县城和厂矿农村，目的只是宣传抗日。
当时丽水已频遭轰炸。1940年暮春时节，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排戏，忽然警报拉响了，接着又是紧急警报，大家立即各自找地方躲藏，因为是夜里，地形又不熟，紧急警报还未停歇，飞机就嗡嗡地来了。丽水城不大，我们所在的小山包不仅在城中央，且是机关所在地，很可能是轰炸目标，所以大家都想离开这危险地带。可是当我们奔出侧门，打算从甬道出去时，一摸，那大门是上了锁的。还没等想好往哪里才能出去时，飞机已飞到头顶上方了。门外奔跑的脚步声，夹杂着喊声、哭声，还有孩子们的哭声乱成了一团，仿佛整个丽水城的人都出动了。
出又出不去，回又回不了，我和剪虹只好在紧靠孔庙大高墙的墙跟坐下来，抬头仰望着天空。当时夜袭的飞机都是成“品”字形编组的，三架、九架、十二架，那天夜里的飞机特别多，仿佛整个天空布满了“品”字形的光点，一组过去一组又来，也不知到底是多少架。后来才听说，那天夜里来了二十四架飞机。我想，那一夜若是真有个炸弹落在小山包上，恐怕我们都成肉酱了……

八．抗日巡回演出

大概四月下旬，经过彩排，厅长科长及厅里其他人检查认可后，我们就到浙南各地去作抗日巡回演出了。当时沪杭甬线早已不通车了，浙赣线倒还通的，县与县之间的公路也通的，但山区的路不平且狭窄。我们坐的是大卡车，车上堆着布景、道具、行李等，人就坐在这些东西上面，那一路的颠簸之苦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先后到了碧湖、大港头、云和、龙泉等地。所到之处都是自己搭台子，自己装布景布置灯光，粗重活儿大家都要干。
抗日巡回演出的头一站是碧湖，碧湖小镇不仅名字美，风景也很美。当时这里是浙江抗战的文化中心，机关单位较多，还有如儿童保育院、卫生院之类，那些省政府官员们的家属都在这里，对我们的接待也比较亲切。大概是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吧，我们的演出很受欢迎，在那里演出了好几场——当然都是免费的，只要有人来看，就达到了宣传的目的，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在碧湖我还认识了孙多慈，她当时是保育院的教师，孙多慈是学艺术的，安徽人，和我同乡，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徐悲鸿的学生，与徐悲鸿还有一段爱情故事。
碧湖往南，东行数十里就是大港头，在崇山峻岭中有个兵工厂，一般人称之为大港头铁工厂。这一次巡回演出，恐怕算这里的收获最大。应该说，这里是兵工厂，是真正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工人们处在深山里，交通不便，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们为了抗日在为前方的将士努力制造军火弹药，个个都是奋发认真的。
当我们一到达那里，工人们都帮着我们搬东西、卸布景道具，大家仿佛是一家人。我们在那里演了几场戏，工人们看戏时也是情绪很高昂，演出后他们举行了简朴的茶话会并和我们联欢。
山里的太阳升起得晚却落得早，因此仿佛日子特别短。记得有一天黄昏，铁工厂里一位工程师，好像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是一位广东人，由于都是从北平的学校里出来的，显得比较亲近一些。他和工会主席（也是广东人）邀请我和剪虹去玩，就在他们那简陋的木板房门前，面对朦胧的山色，大家坐在小竹椅上，用一只木凳当桌子，只有几杯清茶，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我们谈北平的生活、文学爱好、音乐等等，是那么自然亲切。最后他为我们唱了一只“罗列莱”的歌，他的嗓音低沉而柔润，把那凄婉的曲调表现的那么贴切。我们也被这歌声所感染，歌唱完了，大家都沉默不语，感觉那哀婉的余音还久久地在峡谷间回荡。这个我记忆中的“大港头之夜”，也许可算作那战乱的岁月里的一首牧歌或抒情诗吧！
云和是一个小县，整个县城只有一条又窄又旧的街，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一趟。给我印象深的是，县里有个民教馆，可能是破旧古庙或是祠堂改的吧？那房子很高大，木板结构，只是空荡荡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我们剧团就住在这里。但这里的一位民教馆馆长，却好像还是哪个艺术院校出来的，专门搞画画，搞民众教育宣传工作的。这位集馆长兼馆员于一身的艺术家，生活清苦得近于潦倒，自己用小风炉烧饭吃，衣着也破旧得近于寒酸，却有一颗善良而炽热的好心肠，甘愿在那个小地方，在那个极普通平凡又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艺术和生命。
龙泉是浙江最南端的一个县了，与福建交界，以仙霞岭为分界。
龙泉倒是比丽水和云和都大得多，也有气派的多。我知道龙泉出产有名的宝剑，还出产有名的青瓷。记得一天大清早，我和剪虹匆匆赶去演出时，路过一个大宅院的黑台门，听见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我们很觉奇怪，循哭声走过去，看到这黑漆大门旁放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有个包在襁袱中的婴儿，我们俯下身去看他，用手去抚摸他，他就不哭了。这婴儿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样子，估计是个被人遗弃的婴儿，他父母大约是希望这家高门大户的人家会发善心收养他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年月，死于战乱的不知有多少，谁还顾得上这个小生命呢？如今对龙泉所剩的记忆，似乎只有这个场景和这个被遗弃的小生命的啼哭声……
巡回演出结束后回到丽水，写总结自然又是我的事。就剧团来说，这一次巡回演出算是成功的，于是，团里又开会谈未来的发展计划，要从“游击”变“正规”，从演小戏到演大戏，要招些有舞台经验的名演员来充实剧团等等，其实这本来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惜随之而来的是人心不齐，小圈子形成了。而且招来的那些名角作风很让人看不惯，不仅生活自由散漫，还搞出些男男女女的“浪漫故事”，令人感到恶心，初创时严肃正派的风气已不复存在，哪里还像个抗日宣传队伍？简直无法忍受下去了。此外，因剪虹长得漂亮，有人追求她，她不愿答理这些追求者，出现了在演出时被人借戏报复而受伤的事，所以我和剪虹决定离开剧团，另谋生路……

九．温州沦陷

我们到了温州，剪虹因旧同事介绍，谋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我大约两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两人就靠剪虹一个月二十元的薪水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后来经人介绍到了温州地政处当抄写员。
1941年春天4月份前后吧，各种消息纷纷传来，闹得人心惶惶。4月19日天不亮就来飞机了，一直盘旋不走，爆炸声听得很清楚，情况的确很紧急。听说敌人已在三十里外的瑞安登陆了。那天我正在外面办事，忽然听到王敬仁在背后喊我：你怎么还不快走，敌人已从那边进城了。说完后他就匆匆走掉了……
这时已是下午，整个天空说不出的惨淡昏黄，飞机一直在头顶上来回盘旋，一会儿低空掠下，几乎要擦过人们的头顶，那机声真是震耳欲聋。当飞机飞到头顶上时，我只好往旁边躲一躲，但一边是瓯江一边是高墙，也无处可躲。我跟随着大家往码头上狂奔，跌跌撞撞地奔到一条渡船边，这时总算看见了许多熟识的面孔，他们是地政处的职员，张主任的小老婆顾女士也在那里。
大家爬上了这条拥挤不堪的渡船，由于严重超载，船身吃水很深，江面上波浪又大，始终行驶得很慢很不稳。人们虽然上了船，可头顶上飞机在盘旋轰炸，机枪子弹如雨的扫射下，水花被激起老高（幸好没打中船上的人），人们又冷又慌，每个人的心都抽得紧紧的，希望早一点渡过去，可那船却偏在江心摇摇晃晃地打转，难以前进，好不容易船才靠了岸……

朱锡侯、范小梵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傍晚时分，同事们陆陆续续的赶到了江北岸的地政分处，大约聚拢来了七八十人，有的拖带了家眷，有的独自一人。这么多人往哪儿安置又往哪儿逃呢？大家都极其紧张惶恐，垂头丧气的等着张主任拿主意。那天夜里，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大家都散坐在一间大屋子里。不知这里原来是人家的祠堂还是什么庙宇，反正没见牌位也没有菩萨，只是一大间空落落阴森森的黑屋，屋里几支蜡烛的光在风中摇曳，人们有的蹲着，有的坐在断砖头上，谁都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地政处的张主任也犯了愁，没了办法。
最后，似乎只剩下遣散这条各自逃生的路了，于是，处里给每个人发十四斤米十元钱，作为遣散费。我看到大家用口袋、或者脱下衣服，颤抖着去接这十四斤米和十元钱时，眼里噙着泪水，有的已泣不成声，真是惨不忍睹。的确，此去前途茫茫，这点钱这点米能维持几天呢?这七八十号人都是文弱书生，中年以上居多，都是要养家糊口的啊！
大约除了我是外乡人，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可能附近农村还有些亲戚可投吧，我只得跟着顾女士他们走了……
第二天，得知敌人是真的占领了温州，我们又要赶紧往另一个地方逃。因为离开时走的匆忙，我身上只穿着件短袖夹旗袍，脚上是自己用布条做的凉鞋，连一件换洗的衣裤都没有带。这天天气闷热，翻山越岭地不知赶了多少路，浑身都是汗臭，黄昏时分只好用点热水草草擦一把身子。哪知我正在擦身时，衣服都还没有穿上，主人家就慌忙地来通知：“日本鬼子进了村了!”
慌乱间，我和顾女士还有一个地政处的男职员，赶忙出了门，急忙钻进了一个稻草堆。可那草堆一下子钻进三个人，遮掩不住，又怕被鬼子发现，听听附近没有什么声音了，我们悄悄地钻出来，想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谁知还没走几步，忽然听见鬼子大皮靴声和“咿哩哇啦”的说话声，仿佛就要走过来了，又急忙闪身进到一个猪圈里，用猪圈里又脏又臭的乱稻草把自己遮盖起来，三个人卷缩在一起，大气也不敢出。猪圈里又闷又热又臭，还有些不知是跳蚤还是什么虫子不住地叮咬，由于极度疲劳，好几次几乎都要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了几声清脆的枪声，接着传来了一个老太婆呼天抢地的哭声：“皇天呵，皇天呵……”哭声在整个旷野里回荡，真是让人听得撕心裂肺。我的心也因此紧缩着，不堪听、不忍听，可是它却一直往你的耳朵里钻，往心里钻……第二天才知道，夜里那老太婆的嚎哭，是日本兵叫她的哑巴儿子挑水烧饭，哑巴听不懂，被日本兵枪杀了。
温州北边是多山地带，我们的奔逃就是不断地翻越一重重山和岭。
我和七八个处里的同事一块儿往碧莲方向走。记得到了一个地方，大约是为了等主任吧，在那家住了一两天，我就到小布店里买了几尺布，自己缝了一套内衣裤，这样才换下了身上那又脏又臭的内衣。南方春天多雨，一下雨山路就又滑又泥泞，我又买了一双草鞋穿上，把那双自制的布条凉鞋捆扎起来背在背上，还买了一顶小笠帽。
那些同行者是去投靠亲友的，路途上就各自分散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去周岙找张家的一个什么关系。根本不认识的人，心里完全没有底，但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锡侯远在天边，其他家人也不知道在哪里，真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了。有天晚上天黑时，进了一个小村子。山间的晚上是很冷的，身上衣服单薄，去央求了好几家农家，哪怕在他屋里门前放一把稻草让我过一夜，都不肯。幸好遇到一个中年妇女，也是逃难的，听口音是北方人，同情了我，说她有一床棉胎可借我睡一夜。这一夜我就睡在大庙里的戏台上，算是美美的睡了一夜。真是感谢这一位同乡啊！(凡是北方口音的我全认作同乡了)
在外面逃了十几天，几乎把温州北面的山山岭岭村村镇镇转了个遍，真是疲劳不堪，感觉只要有个地方歇一歇，就是无上的幸福了。
5月3日下午，忽然传来了日本人从温州城退却的消息，当时的术语叫“光复”。这时我们是在永临，一听这消息，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往家奔，仿佛比逃出时更心急……
当我回到花园巷张宅时，眼前是满目凄凉，仿佛遭了人命和枪劫的模样。箱箱柜柜都被人翻过了，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估计这是当地穷苦老百姓趁机偷一点捞一点吧，日本人不会要这些东西的。只听说日本人占了温州后，满城搜寻“花姑娘”，有的年青女子没来得及逃出去，哪怕躲到柴堆里也被他们搜了出来糟踏了。
但市面上仿佛还是那么繁荣，只是大街上贴了各式各样的标语，什么“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打倒大汉奸吴百亨”之类，横七竖八地贴在墙上。不久之后，就看见在大街上大张旗鼓地枪毙人，说是为了惩治汉奸兼抢劫犯的。那天我正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人们拥挤着往前赶，一看，原来有十二辆黄包车拉着“罪犯”去枪毙，后面跟着他们的妻儿老小，哭得很凄惨。我看这些所谓的罪犯，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穷苦百姓，人人都是黑瘦，衣衫褴褛、面色死灰，真是惨不忍睹！
真正的汉奸罪犯是他们么？他们只不过是抢了人家一点米、一点钱，大约是有人告发，从他们家里搜出来的，因为平时他们家里连这点米和钱都没有的。这些人固然是有罪，但是罪不该死，而真正有罪该杀的却没有一个被判罪的，只是拿可怜的穷人开刀，杀一儆百罢了。可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非虚言也！

十．金华—龙游—上饶

因战事和经济条件等关系，当时很多公立学校合并成立了联合高中。得知福建的音乐专科学校到金华来招生，我们俩极为高兴，因为学音乐是剪虹多年来的愿望。大专班约是三年，我们没有钱，上不起，但音乐专科学校有个中师班，只上一年，毕业后可以教中学音乐，剪虹就准备报考这个。
考试地点在金华。当时丽水到金华只有一条公路线，每天只有一趟车，车票极其难买。好不容易买到两张车票，赶到了金华。金华是浙赣之间的一个大站，但城市却很小也很破旧，因为浙东那一头的火车线已不通，往南往北的汽车运输都在这里转运，所以也是个交通要道。但正因如此，这里也就常遭敌机轰炸。记得上次到金华时就遇上敌机狂炸，火车站大火连天，到处一片惨象，我俩只得在路边一个茶棚里过了一夜。
这次我们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舍，大约算是个大旅馆了吧。福建音专的招生办就设在这家旅馆的二楼，来浙江招生的是刘质平先生。后来才知道，刘质平先生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当时只知道他是音专的教师。刘先生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魁伟，为人很质朴谦和。刘先生对剪虹很满意，认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我们都极为高兴，剪虹多年来一直想学音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金华住了几天后，我们就到了龙游覃子豪那里（注：覃子豪后来去了台湾，为台湾著名诗人）。子豪是锡侯的大学同学、诗友。但我认识锡侯的时候，他已经到日本去了。后来，我到了丽水抗日剧咏团后，偶然从《前线日报》和《东南日报》上看到署名覃子豪的诗作，我猜想作者可能就是他，于是给《东南日报》写信询问，不久收到了他的回信，果然就是锡侯那个同学。原来他就在龙游负责编《扫荡简报》。一天，忽然有两个陌生人来剧团看我，竟然是子豪和他的朋友，互相通了姓名之后，真有一种故友重逢之感，从而也才有了我们的这次龙游之行。
龙游是浙西一座很破旧的小山城，覃子豪当时的工作名义是：《扫荡简报》班主任，他们共有三个人，好像是属于武汉第三厅(郭沫若主管的)派驻在上饶第三战区进行宣传工作的，我记得他们的小报是油印的。简报班是设在一座破庙里(也许是个旧祠堂)，大屋子的一头放了几张木板床，另一头就是大木板当成案桌的办公室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有个屋檐遮风避雨就不错了，何况还有一大间屋子和一大块案板，真算得是一种奢侈了。
子毫当时工作很忙，写诗审稿编报纸，经常奔走于浙赣线上，有时还上前线。我每次看到他时，几乎总是满面风尘，眼睛布满血丝。子毫是个热心人，极其健谈，没事时我们就在一起神聊，聊天的内容也很广泛，谈诗、谈各地风光、谈他们“五人诗社”的写诗激情、各人的逸事等等。我们对当时社会风气不正、做生意发国难财、走私行为等极其愤慨，也为自己的穷困而苦恼，觉得中国再这样下去前途可悲，可惜我们除了发发牢骚外，并无任何解决办法。
离开温州前，有朋友建议我去江西龙南，并介绍了一个龙南中学的关系。当时蒋经国正把赣南作为他的政治试验区，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口号。我对此也很有些兴趣，至少在当时，遍地烽烟到处黑幕之下，能呼吸点新鲜空气，能为建设新赣南出点力也是我所向往的。
终于等到了剪虹的入学通知书，此时我俩手里的钱只够剪虹一人赴福建永安音专，我已经拿不出去赣南的路费了。于是子豪建议我先去上饶，因为那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机关单位较多，估计找个工作还不是太困难，子豪还说可以为我介绍他的几位朋友。
就这样，我们两个流浪者，又像两片树叶似的飘落到了当时东南抗战的指挥中心地——上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