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我当战俘的日子.下篇

第二收容所在伯力的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就知道它在江边上，冬天去的，江上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可是还能走船，过了不多日子就全封冻了。去时有我、溥杰和毓嵒，还有汪伪领事们。第一道“关”是检查身体，每个人都得脱个精光，连裤衩也不许穿。医生是个半老太太，前后看得挺仔细，有的还要弯下腰，撅起来看看后面。我有个要不了命的老病——牛皮癣，全身是斑斑点点，四肢关节处特别厉害，也叫“银屑病”。这种病非常顽固，治好了又犯，年年治年年犯。到苏联以后就不治了，现在就托它的福了。在外边收容所里，能劳动的都得去干活，和第四十五收容所是大不相同的。半老太太医生大笔一挥：隔离室，就把我给隔离了，吃病号饭，有人去给打，不用自己到食堂排大队。托福的是不用外出劳动，整天在床上躺着都行。以后，医生多咱也没看过我，问过我，当然他会知道我的病是要不了命的，隔离开就算了。
这个收容所很大，大概有1000多名俘虏兵，俘虏营的组织是自己管理，有一个委员会，头头叫委员长，还有副委员长，委员分管劳动、生活、宣传等，这些人可以不参加劳动。劳动的俘虏兵200人左右成立一个大队，设一个大队长，下面分有小队，有小队长。每天要集合点名，点名时俘虏兵要高唱歌曲，各小队、大队查人数，最后苏联的值日官出来，看看问问就解散。一般俘虏兵没有逃跑的，所以点名就流于形式。日本兵的纪律性较好，队形也较整齐，选嗓音好的队长口令，再向苏联官儿报告些什么，集合完毕。中国人俘虏也有200来号人，在这里算是一个大队。
自打日本关东军投降以后，大约有100来万人都被虏获到苏联各地，伯力地区比较多些。苏联打了五年战争，青壮年都当兵上了前线，劳动力奇缺，这些日本俘虏兵什么活都干，伯力市内光大楼就盖了若干栋。开始的时候，军队还是原来编制过来的，当官的不干活，指挥着士兵干活。后来苏联把校官、尉官单独组织了一个收容所，都是当官儿的，谁指挥谁呢，都去干活吧。
在士兵收容所里又搞起了“民主运动”，抽调了一些会办报的人，单成立了一个收容所，专门印刷出版日文小报，指导民主运动。民主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打倒日本的天皇制，苏联的意图可能是希望俘虏兵们回国以后，还接着搞民主运动打倒天皇制。前面讲过，溥仪在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就叫他批判天皇制，但是他没有批判，是时间不允许，还是他故意“抗旨”，就难说了。日本国年年都要派大船接被俘的人员回国，什么样的人当“首选”先被送走呢？当然是搞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人把苏联也涮得够呛。我预先声明，这是听说不是眼见，就是说这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扛着红旗，唱着红旗歌上了回国的船，刚一开船，劈里啪啦把红旗都给扔进了东洋大海。
在四十五收容所里也有一小队俘虏兵，他们当然也受到所谓民主运动的影响，不光是批判天皇制，所里有那么多大官俘虏，都是挨批的对象。这些大官俘虏也有对策，他们被俘时带来不少随身的东西，穿戴的如毛衣、帽子、手套，用的有金笔、手表，等等。大家凑了一些，在食堂开“抽奖大会”，叫俘虏兵抽奖，实际上是人人有份，用点小恩小惠堵上日本兵的嘴。
到了一般的收容所里，要是来个当官的俘虏，就算是倒霉了，正好是挨批的对象，给民主运动、批判天皇制增加了实际内容。俗话说“树大鸟多”，什么人也都有，极少数的人对所谓民主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抵抗，这种人便被打成所谓反动派，加上前边说的当官的俘虏，这些人在所里打扫院子、倒垃圾、掏厕所，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开会时就成了批斗靶子，会上喊口号以外，批判发言的人说到什么时，下面的人就一起高喊“同感！”随时制造点儿声势。不过苏联可有一样好的地方，只许动口，不许动手，绝对不许可打人。
在这里的中国俘虏跟着开会，跟着喊同感，没有斗争对象，这回溥杰被调来了，有人就想要批斗溥杰，学日本人那样。结果苏联人不同意，没有开成。我想苏联人倒不一定是袒护溥杰，这和批判什么天皇制挂不上钩，再者说，这些中国俘虏快送回国去了，不需要搞什么民主运动，和日本俘虏不同。话说回来，溥杰如果真要是被开个批斗会，说不定我还得去当陪绑的。
我住在隔离室，在收容所的西北旮旯，我还穿着一身洗不出本色的病号衣，不敢随便乱窜，毓嵒、万嘉熙、李国雄他们虽然都在这个收容所，没有人前来看我。他们都在干什么活，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是各顾各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不干活，在隔离室一住，绝不会为我庆幸，可能是“眼气”。在我住的对面是茶炉房，为全队烧开水的地方，烧水的是个山东老头儿，这里还有他的老乡，也是不干活的老弱病残，上这里来聊天，他们的山东话非常难懂，我倒是不闷得慌。这样猫了一个冬，转过年河开了，把我们被调到了第五收容所，在市区里，周围有高墙。

第五收容所

第五收容所比较小，一共能有500人左右。它是个大的筒子房，东头是宿舍，用木板钉的双层铺，人是头顶头地睡，一共两大排。中间是医务室、休养室。西头便是食堂、伙房。到这里我不当病号了，在医务室打杂。这里俘虏医生叫曲秉善，他原来是毕业于日本哪个医科大学，觉得当医生没多大出息，在伪满混了个官儿，也是官运不错，一直当上了省长，他也够上去四十五收容所的格了，但是没去。医务室的主管医生，有两个苏联人，都是女的，正的是个本科军医，上尉的军衔，副手没有军衔，老穿个便衣。
上尉军医有30多岁，人长得匀称，棕色头发，褐色眸子，不是那么深深的，带些东方脸型，比第二收容所那个半老太太漂亮多了，而且爱化妆，偏重于红色，口红绝对是鲜艳的，在收容所里就是非常显眼的。有一天她来到医务室就问我和曲秉善：
“2—6—，2—6—（音符），是什么意思？”
我们听了不禁相对失笑，原来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参加生产，足不出户，看不见异性，忽然听说来了一位漂亮的军医，大家都想一睹芳容。前面讲过医务室在中间，医生来上下班都要通过俘虏的宿舍，可是老弱病残住在旮旯，她一来时宿舍值班的马上报信：
“来了，来了！”（2—6—）
她听回数多了，就觉得奇怪了，怎么我一进来就听见唱这个音阶呢。这要是我们中国人，和她说是大家因为你长得好看、漂亮，都愿意看看你，她非骂不可，比如骂什么臭俘虏，流氓啦。外国人不，你要说她如何的漂亮、好看，她还挺高兴呢。
上尉的助手，另一位女医生有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每天要填写一份俘虏给养定量的热量表，比如面包500克有多少大卡，土豆100克有多少大卡，酸菜100克有多少大卡等等，合计有多少大卡。大概是为了说明苏联绝没有虐待俘虏，给他们的定量有多少大卡热量，足够干重体力劳动的。这一般收容所里的伙食，比起四十五收容所就差多了。主食当然是黑面包，另外有大麦、荞麦，不能做干饭，只能做稠粥，带许多硬壳。还要有一盘汤，只有土豆、酸白菜，有一点儿肉要掺上许多土豆泥，烤一个所谓的肉饼。可是做这个热量表，最后得达到一定的数量大卡才行，表格也不能全是实打实，不够量也不行，怎么也得凑合够才行，所以说是非常枯燥。我在苏联已经三四年了，俄语天天得说，自己又照着书学点俄文，填这样一个糊弄事的表格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虽然不当病号了，还可以不出工，在医务室里混。食堂还有个规定，每次做好了饭，开饭之前先由医生“检食”，主副食都得尝一点，还得每样要留一点，放到墙柜里，每天倒换。
俘虏伙食定量都一样，不论出工的还是内勤的，我不出工劳动当然是够吃的了。出工的干重体力的，就不够吃的了，可是干活的能挣到钱。在苏联干活都有定额，超额的才能挣到钱，多劳多得。每个俘虏每个月，有他的生活标准费用，用俗话说叫“饭圈儿钱”。你每月的劳动所得如果是超出了生活费，那部分便是你挣的。一般能挣到30、50卢布就很不容易了，挣到钱的人也都是花在吃上，买面包吃的居多，火腿、香肠是奢侈品，解馋不解饿。这里干活有“甜”有“苦”，定额有高有低，都在派工、记工的手里，所以先给派工的、记工的一些好处，把这些苏联的小头头们打点好了，每月就好过了。
因为这个收容所是个大筒子房，吃饭、睡觉都在一块，有时能见到毓嵒、万嘉熙、李国雄他们，点个头或是说一句话而已，没有特意找到一起聊聊，比如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溥仪现在怎么样了？没有。至于他们在一起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能够不出去卖大力，冬天冻不着，夏天雨淋不着就知足了。
这里的中国俘虏能有200多人，看来伯力地区的中国人可能全集中到一起了，离送回国的日子不远了，大家都这么议论着，这么想着。因为刚来了不少俄国翻译，说着极蹩脚的中国话，拿着每人刚被俘时的登记表来核对。但是没想到，不久，我们几个从四十五收容所调出的人，还有汪伪的几个，又全都调回了四十五收容所。后来便听说第五收容所那些人，都被送回国了，其中就有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

皇帝立嗣

那是1950年的春天，那时也无心领略什么大好春光，任凭“上帝”的摆布而已。第四十五收容所也大变样了，日本俘虏无论官兵都走了，中国的俘虏将军扎上围裙下厨房了。
我们走后剩溥仪老哥一个，也不适合住一间大屋子，在二楼给他换了个小屋子，他还不下楼上食堂去吃饭，因为有个忠心耿耿的老泰山伺候他，确实是不容易。老头子那时总得有60多了，腿脚还不利落，由地下室食堂端饭菜上二楼，等于上三楼，一天三趟，还外带给溥仪洗衣服。溥仪本人心中作何感受，不得而知，后来也没有听他讲过。比如说在这小一年的时间，有荣源如何照顾他的生活，心中确实很不落忍等等的话。他反正是放不下皇帝架子，老丈人也一样是奴才，使唤奴才多咱也是心安理得的，也没有什么可不落忍的。
我这次回来以后，借此机会彻底和溥仪分开了，脱离了他的小朝廷。我和毓嵣、大李、汪伪的领事、主事几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接替了日本兵在时的杂务活计。每天打扫卫生，跟汽车出去当装卸工，领给养，发放日用品等等，由苏联值日官直接派活，干这干那的，整天闲不着。毓嵒还是和溥仪住在一起伺候他，老国丈荣公爷算是交差了。我现在要是到溥仪的屋子里去，等于是串门了，和他也实在是没有话。
所谓末代皇帝立嗣那一出戏，就是在这时“上演”的。
关于此事，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只写了一句：“从苏联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继承人。”（参见第431页）
后来毓嵒写了一本小册子，《我跟随溥仪二十年》，小标题是“末代皇子回忆录”，写了一点儿过程，可惜并未把事情回忆清楚。地点和大概的时间，前边已经讲过了，接着就是溥仪把毓嵒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在是列祖列宗的好后代”。然后宣布：
“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为我的皇子，以后你要称我为皇阿玛。”（阿玛，满语，即父亲）
于是二人望空中磕了份三跪九叩，这算是给祖宗磕的头，然后毓嵒又给溥仪磕了份三跪九叩，立嗣的仪式就礼成了。溥仪还嘱咐毓嵒今后对他如何尽忠尽孝，“要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毓嵒又是惶恐又是光荣，“更增强了为他效忠的决心”。
溥仪立嗣一事，事先只和妹夫、弟弟们商量过，直到事后，对我和毓嵣是保密的，只字不提，煞是可笑的，难道我们二人还要争“皇位”吗？毓嵒在他的小册子里，写了一些过程，可惜没写溥仪要他当干儿子的动机，为什么要立嗣？就指着毓嵒将来去“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吗？可谓“白日做梦”。溥仪他要的就是毓嵒的那句话：“更增强了为他效忠的决心。”毓嵒是这样地做了，却未醒悟过来，他已经被“立嗣”这根看不见的绳子捆上了。
溥仪，别看他生在深宫，长在妇寺之手，缺少社会经验，他非常会用权术，他处处以皇统出现，培养我们几个学生当他的亲信，就是如此。如今已是阶下囚，谈不到什么四面楚歌，他的小朝廷已经是分崩离析了，毓嵣、大李早已指望不上了，再经过这次分离，虽说又团聚了，不过是人聚而神离了。剩下了一个毓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个猪八戒甩手——不伺猴（候）怎么办？这次他拿出皇统来很彻底，干脆认个皇儿，套上个父子关系。这一招很有效，偷偷当上“皇子”没几天，一次“奏对”说走了嘴，说“有可能送回国去”（参见毓嵒《我跟随溥仪二十年》第50页），这下犯了“皇阿玛”的大忌，“你却想让苏联把我送回中国去受严厉的制裁。”（同上书）苏联送不送也不在毓嵒的一句话，溥仪这么一说毓嵒就受不了了，“于是说了许多解释的话，并且自己用手拧了自己一番，才算了事。”（同上书）
为什么要拧自己呢？是对自己的体罚，表示谢罪，表示对溥仪的忠诚。他们二人这出“戏”是在院子里演的，我在楼上正瞧。一个人前边走着，一个人后边跟着，弯着腰，手扶着胳臂，那是在用力拧呢，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我看着真是心中好笑，行了，这一套对我已经是实行不开了，溥仪就是这么个人，被他拴住了，像毓嵒吧，还得受他这一套，脱离他了，他一点儿“辙”也没有。不单是这回在苏联当俘虏是这样，就是他在伪满当皇帝时，也是这样。
溥仪这时似乎也要表现一点儿，比如扫个地呀，擦擦桌椅呀，也算是劳动劳动。他不劳动还好，一劳动倒麻烦了。扫地时刚一摸扫帚把，就扎了个刺；擦玻璃吧，那儿有点儿玻璃碴儿，手指头碰破块皮儿，结果还得给他挑刺，上红药水。这活儿还干什么劲儿呢。
有个大翻译，叫别尔缅可夫，忽然一天他找我谈话，给我一些学习材料，叫我写学习心得，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学习心得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大翻译又找到我，说是学习得不错，领我到了所长办公室，有两个内务局来的军官，也是说看了我的学习心得很好。这些不过是个开场白而已，正题是给我一项任务，要随时把溥仪的思想动态报告给收容所。这事不单对溥仪、对任何人都必须保密，并在一份保证书上要我签名，就是说如果泄露出去愿受法律的制裁。还规定今后提供情报时要用化名，大翻译给我起了个化名——李芒。那时是俘虏，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更谈不上要什么好处，只有一旦泄露了要负法律责任。
现在我成了“情报员”了，那两个军官接着问到有关溥仪的事情。
问他吸不吸鸦片烟？回答是不吸。
问他会不会讲日语？回答是不会讲日语，会讲英语。
问他上书斯大林要求留住苏联，有无其他什么秘密？回答是他害怕回国被枪毙，所以要求留在苏联，没有其他秘密。
问如果要把溥仪送回国，他能不能出什么意外？回答是不会的，他平时也没讲过，比如说要被送回国的话，他将如何如何。
这回明白了：以前为什么叫张绍继住在溥仪屋里，就是要及时了解溥仪的思想和行动。
溥仪现在对于我已经不是那么神圣了，什么列祖列宗了，入承大统了等等。可是又想到自己的曾祖父、父亲对于大清朝都是那么忠心耿耿，俗语说“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于是，我把苏联给的秘密任务透露给他一点，我给收容所写材料时，先和他串通一下，和他行动能对上号。

俘虏医院

事有凑巧还是老天爷保佑，收容所新调来了一个医生，大概是哈萨克人，岁数不大，留着褐色的小胡子，特别的浓密，他看到我有皮肤病——牛皮癣，叫我去住院治疗。要在以前溥仪这一关就难过，他认为你有二心了，想脱离他，医院没住上先得挨一顿拧，还得痛哭流涕向他表示忠诚。现在好办了，说住院去，抬腿走人就是了，另外还可以把我的特别任务撂一撂呢。
说是去住医院，其实也是俘虏收容所，里边有一幢二层楼是医院，还有病房，收治俘虏中的重病号。此时，原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正在住院，把我放在他的病房里，带手照顾他。熙洽是什么病住的院，我记不起了，记得有一次在病房刮脸时，他打了个喷嚏，被刀子割破了脸，哎呀！流下来的是黄汤儿，哪里有一点血色呢。这里虽说是医院，病人吃的是病号饭，比起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的伙食，那是天上地下，至于熙洽，当然不仅是因为住院了，吃得更不好了，才营养不良的。
说到熙洽，他有个怪毛病——洁癖，听说他从前在家中开门、关门都要用手帕垫着，嫌门的拉手脏。每天早晨洗脸刷牙要用一个小时，当俘虏了，在红河子收容所没有上下水道，他也没有办法了。后来调到市内收容所有了上下水道，早晨洗漱照旧一个小时，我听别人说了还不大相信，早晨特意上卫生间去看，真是洗起来没完，在伯力地方冬天自来水多么凉也不怕。本来就没有多少头发洗得是根根见肉，脑瓜皮锃亮。洗块手巾，不用一个小时，也得四五十分钟。现在住院了，也没有那个精气神儿了。
这里是第几收容所，在伯力的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清楚，就在这里我看见了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总参谋长秦彦三郎。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人，是在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他们到伪皇宫通知溥仪逃跑到通化去；第二次在第四十五收容所；现在是第三次，他们已不能算是俘虏了，已经经过苏联的什么远东军事法庭，被判了徒刑，他们现在是战犯，在这里服刑。另外还有一名海军中将，大概是姓黑田，还有两名军医少将是研究细菌武器的，都在这里服刑。苏联在战后好像是废除了死刑，也没有无期，最重是25年徒刑，所以对战犯也没有判死刑的。
1946年我们从红河子收容所调进市内，那里是粉刷一新，前文已讲过，给山田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以便于交代问题。现在是在服刑，红河子的条件是没有了，就是一般俘虏的待遇了，不过也不能让他们去干活，他们几个人吃饱了坐在院子里瞎聊吧，正是初秋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的。因为他们是服刑的战犯，当然不能和一般俘虏送回国去。1950年以后，当日本俘虏全部送走了以后，日本国政府是如何与苏联交涉的，有什么样的交换条件，报上是怎么发表的，现在是毫无印象，总之，这几名判了重刑的战犯都被放回国去了。
在这俘虏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吧，我的皮肤病虽然看着难看，其实是要不了命的。熙洽的病也是老病，像他们这些旧军阀们，在旧社会里整天是花天酒地，泡在妓院里，人人的血液里都带有梅毒，无论什么病，一带有梅毒螺旋体，就无法治愈了。现在临近回国了，就全叫出院了。
回到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仍然是照旧干我的活。但是大翻译就不再找我要汇报了，大概是看了几次汇报没有感兴趣的，或许是快送回国了，估计溥仪不会出什么问题，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俄罗斯“国骂”

收容所里的俘虏兵每天早晚要点两次名，这里是特别收容所，将军、大臣收容所有优待，免去了点名，而是由值日官巡视，特别是晚间就寝以后，挨屋子去查床。在这伯力收容所待了有五个年头了，值日官也换了两三个了，当俘虏的也问不着苏联值日官姓什么，就给他起外号，叫什么“丁郎”。丁郎是什么意思呢？有一出戏，名叫“丁郎寻父”，就是说值日官的巡视，好比是丁郎在找他的爸爸呢。最后换的这个人，因为他不苟言笑，面无表情，给他起的外号叫“死孩子”。
其实“死孩子”也并不是那么不苟言笑，有一回他晚间熄灯查床铺，来到我们住的房间。我们躺在床上正在“高谈阔论”呢，听到门外靴子“咚咚”声，就知道是值日官来了，“啪”的一声他推开了门，随手打开了电灯，我们马上都装作睡着了，他在门外早就听见了我们在说话，“真快呀，啊？一开门就全睡着了”，他憋不住“扑”的一声笑了起来，我们大家也跟着一起大笑起来。“死孩子”边笑边来了一句俄国的“国骂”。
俄国的“国骂”，当然是我造的名词，读者如果有兴趣我就讲一讲，我想在国内学俄语的人，恐怕是学不到俄国国骂的。中国话的汉语中有一些骂人的话，在外国话里，如英国话、日本话就没有像汉语那样的骂人的话。如果把汉语里的骂人话，直接翻译给日本人，他听了以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觉得是很奇怪的话，还得告诉他这是骂人的话。俄语就不然了，汉语里有的那些骂人话俄语也都有，甚至于俄语里加花花点儿骂人的话，在汉语里找不到。
在汉语骂人话里，有一句使用频率最多的，称之为国骂。同样在俄语里也有那么一句，使用频率最多的，我姑且称之为俄罗斯国骂。虽然说它是骂，可是不一定用来表达人的贬低、指责、发怒等等感情，有时惊叹、赞扬的前边也加上这么一句。上文说“死孩子”来了句他们的国骂，这绝不是在骂我们，和他也可以说是混得厮熟了，日常生活上的事，所里就找值日官，值日官就找我们去干，每每都和他打交道。

伯力尾声

送我们这些人回国的事情，内务局和收容所早已研究好了，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是说一宣布送回国，马上检查每人携带的物品，检查完毕接着送上火车，以免出现意外。
1950年7月30日上午，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宣布了苏联政府的决定：即刻遣返全部在苏联抑留的和俘虏的伪满的大臣和将军们。这个消息的发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或吃惊，也没有什么可以欢呼万岁的。因为日本战俘早已遣送完了，新中国也成立快一周年了，这些人在苏联已经被监禁五年，和家人是音信不通。虽然回国以后肯定还得被监禁起来，是死是活谁也说不准。但也许是“狐死正丘首”的心理使然，我们怀着既盼望又害怕的心情，迎来这一天。
大家就在苏联兵的监视下，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接受严格的检查，不说是搜身搜腰，那种场合下多一点儿自觉，把自己身上那点东西掏出来为妙。谁又有什么违禁的物品呢？苏联检查的重点是不许可带走自己写的东西，即使是片纸只字也要留下。这些人别看一个个官不小，真要是论能耐写点什么，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人，没见有谁在苏联五年写了几本日记的。
溥仪的东西由所长亲自检查，算是“客气”吧，夹底的皮箱当然没发现，顺利通过了。有一件东西被扣留了，是用红绸子包的一颗佛爷的“舍利”，溥仪在苏联念佛求卦时，就把它摆在眼面前。所长阿斯尼斯问是什么？在旁的大翻译翻不上来，也没有时间多解释，干脆没收。溥仪张了张嘴还要说什么呢，因为是检查完了，就被带到别的屋里去了。
下面就检查我们几条“小鱼”，毓嵒带有一块怀表，表不怎么样，表链是白金的。
“报告所长，我这个表链是白金的。”毓嵒是争取主动。所长大概长这么大从来没看见过白金是什么样，瞥了毓嵒一眼就说：
“什么破表链……”
毓嵒还认真地声明：
“是白金的，是白金的！”
“去！去！去！”几声吆喝之下，我们几条“小鱼”全都归入了被检查完了的行列。
乘上了火车，先要到最近的一个中苏口岸一绥芬河，虽然离伯力不太远，火车太慢要走一宿，这次的列车比五年前由赤塔到伯力那趟“臭虫车”要干净多了。一想到明天早晨就回国了，却不是游子的归来，是罪犯的引渡，将是怎样的交接呢？胡思乱想的也睡不安稳。溥仪呢，由所长陪着在另一节车厢里，可能是他想的最多吧。
明天就要和苏联说再见了，在结束我的《伯力篇》之前，还想讲一段收容所里“人和动物”的小故事。也许有人觉得收容所里还养什么动物呀，不是，家畜也得算是动物吧，我讲的就是小鸡儿。
那一年大概是管理员想起什么来了，买了100只小鸡雏，由食堂的人给喂着，没有专人管。不多几天就死了99只，最后活了一只命大的，是一只芦花大公鸡。如果是活了十只八只的，都宰了，也够俄国官儿们改善一顿的，剩这么一只给谁吃呢，就算捡条命。大公鸡在院子里真是“游哉优哉”了，但是也有个大缺憾，没有对象，没有母鸡，就成了“老光棍儿”了。
老光棍儿可真有点儿“绝”的，见到男人特别亲，俘虏们在院里整天价没个事，逗这个鸡玩，抱着它，架到肩膀上也行。可是它一看见女的，追着啄，尤其是热天穿裙子，专啄腿。收容所里有个打字员，白白的，胖胖的，大家给她起的外号叫“大白桃”，大白桃人长得不难看，可惜说话是个“半语子”，发音就“叽了叽了”的，让大芦花鸡一追，就更差声了。因为她由办公室到食堂去，还必须经过一段院子。
大芦花鸡也特别厉害，它最恨外号叫“冰窟窿”的红河子收容所的值日兵。一次“冰窟窿”进食堂的门，芦花鸡也要跟着进来，但是“冰窟窿”并没注意到它，门上有拉簧，啪！正好拍上了大公鸡的脑袋，拍得也够呛。鸡哪里懂得你是不是成心，打那以后大芦花鸡就恨上了“冰窟窿”，在院儿里只要看见“冰窟窿”，它就飞起来啄他。
中国人有句老话：“鸡是人间一道菜。”大芦花绝也好，厉害也好，最后是成了哪家的“盘中餐”，便无可奉告了。
8月1日离立秋还有一个星期呢，绥芬河这一带过去叫“东边道”，早晨则是露气凝重，清风微凉。太阳刚爬上半个山腰时，我们的列车到了中苏口岸绥芬河。车站不大，清晨也特别静，听见一种像小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的，那是调动机车的信号。
我们坐的苏联列车对面，停一列车，车窗子上糊的报纸，看来是接我们来的中国车了。回国以后对这些人如何处置，还是遥远的事，目前就要交接了，将是怎样的交接呢？
“我们现在在苏联车上，还是什么抑留，战俘，换到那边车上，就不是了。”有人低声议论着。
“那我们就是战犯，是犯人了。逮捕我们的逮捕令，大概前五年就发出了，今天我们算是归案了，一登上那边的车，马上不就得‘喀嚓’一下子……”说着双手比了个圈子。
“那谁不是说，他刚才看见那边的解放军就端着一大盒子手钱子呢。”又一位的补充。
“就他那个眼神，看准了没有？别听见风就是雨的。”又一位的质疑。
“你们看，给我们准备的通道，马上就齐了。”又一位的新发现。
此时车里没有苏联兵，都下去站通道去了，我们说话、行动可以随便一点儿。所说通道，就是中、苏双方的武装士兵，端着枪上着刺刀，五步一岗，分站两排，中间留出个通道。苏联兵此时还都换上了一种比较长的军服，必定是礼服了，因为有国际的关系吧。
溥仪一直由阿斯尼斯所长陪同，坐另一节车厢里，大概由所长直接把他交给中方了。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叫到谁的名字，谁答应，然后下车。下车以后要复诵自己的名字，然后顺通道上那边的车！”
在苏联的五年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