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我当战俘的日子.中篇

初为“阶下囚”

第四天的早晨可看见黑龙江了，江水到了枯水季节，江面还是很宽的，火车走了好长时间才走完大桥。过了桥总算是到了伯力站了，下了车在车站足蹲了有半天，可能是现联系汽车。溥仪由胖中校陪着上了小吉普走了，我们这些人上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车上有大篷子，坐在车里也分不出东西南北。走了有两个多小时，开进了一所有铁丝网围起来的院里，院中间有一幢小二楼。溥仪这一行九人，六人被安排在楼上，即溥仪、溥杰和我们三个毓，加上大李。
小楼上，南边有个门，进门是个小过道，东西两小间屋，溥仪住在东边一间，溥杰住在西边一间，北边是一大间住我们四个人，楼外边有一圈走廊。楼下是中间一大间，面积相当于楼上的三间屋，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小屋，上边就是小楼上的走廊，由同来的伪大臣住着。
住的安顿好了，马上开饭，给养没有跟上，只能啃点面包干儿。俄语叫“酥合利”，酥是对俄语的音，和酥一点儿也不着边儿，全是些干面包头儿，大概是面包房剩的零头给烘干了。还有一盘稀米羊汤，大概是半只羊腿煮了一锅汤，再抓两把米下去。比起在莫洛科夫卡吃的，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在火车上剩的也比这强多了，后悔那时为什么不带着，都给扔了呢。
饭后，胖中校引来了这里俘虏收容所所长，少校军衔，姓捷尼索夫，乌克兰人，褐色卷发，褐色眸子，高个儿，30多岁，长相挺“帅”，一美男子也，说话带点儿丝丝的音。他们二人同来是办理交接手续的，一是人员的交接，二是检查俘虏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我们初到赤塔时并未受过检查，只是问问有什么没有，我们在沈阳机场已经被缴械了，到赤塔还带有的望远镜、指南针也交了，主要是溥仪带的两个皮箱，没有检查过。
溥仪随身带的物品中，有两听“三炮台”牌香烟。在过去这就是最好的香烟了，当然是进口的了，小盒的是10支装，听的是50支装。少校大概从未见过，外边全是英文他也不懂，拿起来掂掂很轻，绝不会是手榴弹一类的东西，放心搁下了。特别是溥仪带的珍宝，珍珠、翡翠、金银首饰等等，真使少校大开了眼界。他确实看什么都那么新奇，可是表面上还要装出来不屑一顾的样子，但终于掩不住他的虚伪，当他看到一个红宝石胸针，不由得拿起来放在胸前说：
“这要是给我太太戴上，那可太美了！”
说完了似乎有点后悔，不屑一顾的样子更厉害了，薄片子嘴往下撇撇着，样子还是挺难学的。溥仪还带了一小箱子药品，是一般常备的药，说什么也不许可自己保存，必须交给这里的负责人保管，可以随用随取。
交接完毕，胖中校告辞了，溥仪过去拥抱他，还挨挨脸，是感谢，是惜别，我也闹不清，自己别忘了是俘虏，还来这一套，我在旁看着后背直冒凉气。胖中校完成任务回去交差去了，谁管你是死是活呢。
送走了胖中校之后，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下楼把这里的环境好好看看。这里没有围墙，周围圈着刺丝上边带电网，铁丝网上挂不少小牌子，走近一看，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原来小牌上写的是：“禁止靠近，格杀勿论”。
大栅栏门外站着全副武装的岗哨，不许可靠前，比起赤塔的莫洛科夫卡可严多了，给人以十足的阶下囚的感觉。这栋小二楼，上小下大，上下都有一圈走廊，楼下比楼上正好大一圈走廊，室外活动就围着楼转圈最安全了，到铁丝网谁知靠多近就格杀勿论呢。
小楼对面是一栋平房，住着这个收容所的头儿，是个中尉，瘦高个子有40多岁，比起昨晚上来的所长，是个土老乡，看来这里是个分所。这位分所长姓什么完全没了印象，因为大家给他起的“雅号”一老××灯，叫顺口了。还有一个俄国女人叫玛露霞，可能寒带人容易老，实际不到40岁，就像40出头了，管理伙食、账目等。她的名字并不绕嘴，也给起了个外号叫大娘儿们，也给这里的分所长老什么灯洗洗涮涮的，他是个单身汉。
这里为我们做饭的有两名大师傅是中国人，他们本来是在佳木斯、富锦一带跑船的，常到伯力来。在成立这个收容分所时，苏联的军官到码头上去找中国大师傅，把他们二人选中了。实际就一个人会做饭，叫聂殿全。他被雇佣来登记姓名时，闹个笑话，问他姓什么？
“姓聂。”这个回答当然没错，可是登记的人不懂中国话，用俄文照拼上“姓聂”，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复姓，他们每月要开工资的，工资袋上写的是：姓聂殿全。另一个姓魏，是个小个子，会讲几句俄语，他们是自由人，做完饭可以到外边去溜达溜达。
另外有四名干杂活儿的，是中国俘虏，以前在伪满国境线上的警察。其中有一名混血儿，母亲是俄国人，苏联人互相说话他都能听懂，没有文化。他的长相和中国人一样，就是一脑袋黄头发，浅褐色的瞳子，一共有六名中国人。中国人的姓名一到俄国人嘴里就倒不开嚼了，于是给这些人都起了个俄国名，什么别佳、瓦尼亚等等。
魏、聂二人是先期来的，告诉我们这里地名叫“红河子”，在伯力的南郊，附近都是集体农庄，没有什么集镇。我们住的小楼北边就是乌苏里江，江岸很高，此时已是11月，江面已经封冻了。江面很宽，封冻以后顺着江边就形成了一条冰上公路，可以跑大卡车。不过江心水流特急冻不上。乌苏里江也是中俄边境上的一条界河，上游能通到兴凯湖，北面流入黑龙江，出产的大马哈鱼很有名。从小楼上向西边看去，远远的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山，那便是中国境内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若论距离，可能有百八十公里的样子。
这些人每天打扫庭院，收拾屋子，开饭打水以外，眼下已是11月了，取暖烧炉子，劈木子。木梓子，一般人不大知道，先把原木锯成一米来长一段，再用大斧头劈成四半或六半，就可以烧炉子了。俄国式的墙炉子是很有讲究的，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烧上一炉子，七八块梓子就可以了，烧完以后把顶上的插板插上，防止热气顺烟筒跑掉，每天烧一次就可以保暖了。
这个小楼是个简易楼，没有上下水道，生活用水每天有个俄国老头赶辆破马车给送，他是到江边去打水，拉到这里来。后来我们常到江边去散步，看到了这个老头是怎样打水，夏天他直接把车赶到江里去，他站在车上，用一根木棍钩着一个铁桶，打上水来倒进车上的大木桶。冬天就比较卫生一点儿，江上有个冰窟窿，像是口井，马车也站在冰上，冰底下的水污染也少些，反正水的颜色多会儿也是浑的。
收容所西边，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排水沟，雨水由这里流到江边，在铁丝网边用木板钉了个厕所，粪便有雨水的自然冲刷。到冬天就够呛了，粪便冻得高出了厕所，江边吹过来的风顺沟而上，连手纸也扔不下去。
啃了两天“酥合利”，第三天头上少校所长亲自送来了给养，他想这些俘虏们还不得向他“山呼万岁”，没想到是俘虏们向他提出了抗议，要求改善伙食。在赤塔一天三顿正餐，一顿午茶吃得美美的，现在黄油、白面包、鱼子酱全免了，代之以“酥合利”，也够这些老头子们啃的了。
“因为你们来得太快了，给养没有跟上，现在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少校满脸不高兴地解释，丝毫没有歉意。这些“大臣”还是七嘴八舌不停地抗议，这下少校急眼了：
“你们现在是军事俘虏，要放明白，不能再过大臣的生活了。”俘虏，两字真管用，“大臣们”不抗议了。
给养来了，不必再啃“酥合利”了，但白面包绝对吃不到的，只有黑面包。黑面包是用百分之九十六面粉做的，这种面粉是100斤小麦磨出96斤面粉，其中是否还掺有燕麦，就不得而知了。白面包是用八五面粉做的，也就是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黑面包是定量的，每人一大片带一两小块儿，比指甲盖大不多少，以表示定量的准确。瘦羊腿剔肉吃，骨头熬汤。俄国人讲究喝汤，吃鱼也得两吃，鱼肉是煎、是烤好做，鱼头鱼刺全得熬汤，就难为了聂厨师了，他哪里有俄式大菜的手艺呢，俄式大菜里有没有鱼头汤这道菜，也很难说，聂师傅会做中式饭菜也不许可做呀。这里蔬菜只有土豆和渍圆白菜，做菜要的佐料，葱、姜、蒜、酱油、醋等，一概没有。

俘虏生活与消遣

伯力红河子收容所的大概轮廓，勾画出来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溥仪是怎么样过他的俘虏生活呢？在赤塔两个多月，他的生活似乎和大家差不太多，按时作息。现在不同了，每天很晚才起床，也不吃早餐，坚持的就是念经、拜佛、摇卦。在他自己小屋里跪在床边上，摇那八只锃亮的日本硬币，我们得在外屋给他放小哨，怕苏联兵蓦然闯进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这里有三个苏联兵轮流值班，不时地到楼上楼下查看一番。一看苏联兵来了，先给他个信号，赶快收起那八只硬币，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着和苏联兵打个招呼，等苏联兵检查完毕下楼去了，他还得接着摇他的卦。
俗语说“诚则灵”，像溥仪这样摇卦真有点儿欠虔诚，大概老佛爷和老祖宗，对溥仪还是很谅解的。
“吾既不能脱汝于缧绁之中，虽中断祈祷，乃因大鼻子的干扰不可谓不诚也。”
反正溥仪除了求佛、菩萨保佑以外，也没有其他的“定心丸”可吃了，觉得自己念经还不够，叫我们三小一大四个人帮他念，不会念经就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上千把百遍，也能消灾免祸。
溥仪吃不了黑面包，得给他切成小块烤干了吃，本来定量不多，烤干了就更少了，楼上我们六个人一起开饭，把一些小块也烤了。早餐有时有干酪、饼干、鸡蛋饼等，就多分给他一些，他也不领情，从来也没讲过感谢的话。因为他是“皇上”，伺候他，勒自己的肚子，把吃的献给他，是天经地义。他感谢什么呢？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们那时脑筋还糊涂着呢！一心当他的奴才，接受他的考验，从来没想给他来个罢工。我们四个人整天也不下楼，围着他转吧。溥杰在旁冷眼看得清，他虽然也住在楼上，每日三餐一觉，楼下是他的活动园地。晚上回来早和溥仪说两句话，上楼晚了，我们就听门一响，他溜进小屋睡觉了。还有同来的万嘉熙、润麒，住在平房里，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现在国丈荣源成了溥仪的常客了，从前在长春每年也就见上一两面，是俘虏把他们聚到一起了，楼上楼下住着，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上楼来了。溥仪并没有放下他的“皇帝”架子，见着了自己的老丈人还是直呼其名，我们称之为荣公爷。大概是皇上的老丈人就封公爵，官称就是某公爷。荣公爷本是北京人，和这帮子东北大臣们也弄不到一块儿去，晚上上楼来找皇帝姑爷聊大天，学说学说楼下“大臣”们的生活洋相，或是讲讲古，聊得很是津津有味，这也是俘虏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楼下的伪大臣们可算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且慢，当时那点儿定量，饭量大的人就不能说是饱食，心，都无所用，都是“难矣哉”了。怎么办呢，找个用心的事也好消磨时光，有聪明的人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套“宝盒子”，在楼下大屋子里开起宝局子来了。大家便呼幺喝四，押什么“孤顶”、“对穿”等。现在押宝对于年轻人，可能完全是陌生的，从前东北很多地方都有开宝局子的，在北京当然也有，我本人也没亲身经历过，现在把伪大臣们的玩法介绍一下。
用一张大纸，中间画上对角线，分为四门，分别写上幺、二、三、四，押一门叫“孤顶”，押一赢三，押两门叫“对穿”，押一赢一，还是很公平的。做宝有宝盒子，用来做幺二三四，做宝的人在另一间小屋里，不和赌徒们面对面，做好宝由另外一个人——跑盒的来回传递。
现在宝做好了，跑盒的拿出来放在案子上，大家开始押宝，押好以后，庄家要把押的情况“唱”给屋里做宝的人听，所谓唱就是拿腔拿调拉长声说，做宝的人就知道哪门押多少，也就能知道了输赢，以便考虑下一次做宝出什么点儿。这里应该有点赌博心理学，是做宝的和押宝的互相斗心思，和麻将、扑克不一样。打麻将、打扑克当然要技术，抓到什么牌，不由自主，做宝完全由你自主，比如你做了两次幺都输了，第三次你还敢做幺吗？如果押宝的人猜想第三次不可能再出幺了，押其他三门吧，做宝的人胆子大又做了个幺，就能吃个“通”（tong）。
押宝虽说是玩吧，有个输赢才有意思，俘虏有什么，没钱就赌香烟。那时每月每人发给2盒俄国香烟——大白杆儿，便用来做赌注。就在院中找些小树枝，截齐了长短用做筹码，在中间大屋子里，俨乎其然开起了宝局。这里有个有趣现象，作为赌注的大白杆，每天还得吸，吸完了要等下一个月才能发，每到月底大白杆吸得差不多了，筹码就“毛”了，不能兑现了，渐渐还原成小树枝了，就大把大把地押。新的大白杆发下来了，小树枝又成为筹码，价值就上来了。

献宝、藏宝与弃宝

这一天溥仪忽然得到通知，说是这里的州内务局长邀请赴宴。州，大概是沿海犹太自治州，内务局相当于我们的公安局，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长是贝利亚。宴请的地点就在附近一栋别墅，溥仪得到通知也想不出为什么要邀请，打算叫我跟他一起去。到那天所长捷尼索夫坐着小吉普接来了，我送他下楼，打算跟着一起上车，结果被拦住了。
溥仪不多时宴罢归来，及时开会。原来是苏联当局相中了那一小箱珍宝。还得用那句老话，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话入正题，局长大人向溥仪诉起苦来了。说现在虽然胜利了，要医治战争创伤，今年的年景又不好，等等。溥仪带的珍宝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希望能为苏联国家的恢复作点贡献……简而言之，今天请你吃的是“敬酒”，你要不吃，对俘虏还不好办吗，明天给你换杯“罚酒”，不吃也得吃。即使这个弯儿转不过来，还有交换条件呢。
在苏联定居，这是一到赤塔就提出的要求，那时是空口说白话，现在机会到了，内务局长当然是满口应承，是否能把溥仪的要求转达给斯大林，那只有天知道了。对溥仪来说倒是个很好的希望，献出了这么多的珍宝，是有了一定的贡献，宴会也算是尽欢而散了。
原来这些珍宝是作为生活费用带出来的，暂时是用不着了，就这么统统便宜给苏联吗？不行。怎么办呢？大家分头带一些，算是私人的东西，一共五个人能带多少呢。溥仪带的四人中大李可是能人，事也凑巧，由大栗子仓皇出走时，抓了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外面黑皮子，里面黑绒里子，它是立着开的，高而深，如果在箱底做个夹层，装上东西最保险了。大李显示出了他的高超的手艺，箱子底下满满铺了一层再精选的、珍宝中的珍宝，覆上三合板，粘好黑丝绒，小钉子不敢钉，怕有声音，用钳子硬顶进去的，做得是“天衣无缝”。溥仪的西服上衣里边，毓嵒给缝了三个暗兜，以便多带些宝物，我们四个人也分了几件，作为个人的东西。
过了两三天，捷尼索夫带来了两个俄国珠宝师，把这些珍宝逐一登记。捷尼索夫平生第一次见过这些珍宝，早已是眼花缭乱，前几天虽然检查过一遍，哪里记得都是些什么呢，现在藏起来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当然不会发现缺少了些什么。登记造册，查点无误，双方签字，交接手续完成，捷尼索夫夹着小皮箱满载而归了。
关于这些珍宝，以后还要演出许多故事，最后直到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才算告一段落，请读者注意。
献宝以后马上又写了申请书，或是说上书斯大林大元帅，起草润色自有溥仪的两支“笔”——溥杰和万嘉熙，内容写的是什么，也不让我参与，只好缺如了。申请书递上去，等于“泥牛入海”，溥仪总是当作一个希望，即使是万分之一的希望。
中国古语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珍宝的罪就来了。这也是事出有因，出在毓嵣身上，早点的饼干他常常留两块晚上吃，吃不了的就用毛巾缝个袋子装起来，渐渐留了有小半袋子。有一天被值日兵发现了，报告了这里的分所长老什么灯，毓嵣被问了个“底儿掉”。为什么呢？要知道收容所的第一要义，就是怕你跑人，留饼干干什么？是不是给逃跑路上留的口粮。其实谁也没往这方面想，真要留口粮还不藏起来，能让苏联兵发现么？毓嵣被审问一通之后，挨个清查了每人的物品，俘虏有什么人身权利，说查你就查个“底儿掉”。
读者也许要问道，那些珍宝为什么没被查出来呢？因为检查的重点在食物，有没有私存的饼干、面包等，至于珍宝都是些小包包，就没有逐个打开查看。其实，要是揣着珍宝——金银首饰一类的东西，到哪里不可以换钱、换食品呢。一旦被发现，事情就得闹大发了，这就叫作“怀璧其罪”。当初溥仪献宝时，是说通通献上的，如果被查出来私留了一部分，万一箱子的夹层也被发现，岂不是对斯大林犯了“欺君之罪”，请求定居在苏联，非“泡汤”不可。
溥仪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把私留的珍宝全部销毁掉。怎么去销毁掉，也费了一番脑筋，销毁时不能被人发现，销毁完了不能留有痕迹。
首先销毁的是溥仪存的一小袋珍珠，小袋子和信封大小差不多，能有多少颗珍珠就难说了，没有特大特小的，一般和高粱米粒似的，那时不时兴养珠，都是珍珠。晚间烧完墙炉子，余烬方炽之时，放进小袋子，瞬间就可怜付之一炬了。珍珠也算不上什么稀奇，见过的人不少，可见过珍珠灰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所以特意把珍珠灰撮出来，仔细观赏一番。其实，珍珠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过火以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很细的灰而已。
这一小袋子珍珠，搁在今天能值多少人民币，我没有核计，那是人民的血汗，刹那间变成了灰烬，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没有一点可惜的心理，真所谓“金块珠砾”，只觉得销毁得挺干净利索，不留痕迹。罪孽呀，罪——孽！
毓嵣那里带的是一副钻石袖扣，钻石块不小，能有指甲盖大小，有多少克拉我说不上来，他把一块肥皂切碎加热熔化，把袖扣藏在里边，冷后还原成一块肥皂，全无破绽，保留起来。
我带的是一副金手镯，上面还镶着各种宝石，这玩意儿没法烧，真金不怕火炼，金子重最好是扔到大江里去。怎么可以扔到江里去呢？这里还要补充交代一下就明白了。一来时就交代过这里周围有铁丝网，不过每周有一两天，由苏联值日兵或是官儿，带着溥仪和我们七八个人到江边去散步，这时江早已封冻了，还留有打水用的冰窟窿。去江边散步时，偷偷带上金手镯，到冰窟隆旁边蹲下来一扔，没想到金手镯包着个棉布包儿，沉不下去，赶快又捞了上来，幸亏旁边还有人掩护着，未被发现。有了经验了，于是简化包装，加了一块石头，再去江边散步时，顺手就扔进冰窟窿里去了。
有一次是苏联的官和兵两个人，带我们去散步，苏联兵是个乌克兰人，叫秋平，有点神神叨叨的劲儿。这次有官儿跟着，他往江中间那边打冰出溜，一下子滑到冰薄的地方，掉进冰窟窿里去了，上半身还趴在冰上。官儿也真不含糊，连忙在河边撅了两根树杈子，在冰上慢慢地爬了过去，用树权子把秋平拽了上来，我们站在江边上都看愣了。如果掉进冰窟窿里，有多好的水性也得淹死，他吓得脸全白了，下半身也全湿了，毡疙瘩（靴子）也灌满了水，被救上来稳了稳神，还向我们逞英雄：
“这算什么，没关系……哆哆，哆哆……”怎么啦？这大冬天，风一吹得零下30度，下半身冻了冰棍儿了。从此以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冰窟隆。

洗澡和泻利盐

这里没有上下水道，洗澡怎么办呢？由这里分所长领着，到三四里以外一个苏联犯人收容所去洗澡，每周一次，澡堂也很简单，一间大屋子里有冷热水，每人一个大木盆，随便洗吧，洗完了给换一套衬衣。这里也有个理发室，谁要理发就去。溥仪的事儿多，得有毓嵒照顾他，他的近视镜一摘，就看不清了，进澡堂时要穿上木拖鞋，没人照顾他有点危险。另外还得有一个人赶快洗完，给他看着上衣，那里还藏着宝贝呢。
这个犯人收容所里有个医务室，来洗澡时可以顺便看看大夫，开点药。溥仪本来带了一箱子药，缺少泻利盐，一次借洗澡的机会叫我去医务室要泻利盐，给他带回去。有一个护士，看样子也是个犯人，把药给我拿来了，是用一个大瓦罐子把药给化开了，你喝不喝吧，我也不能说要没用水化开的，是给溥仪要的。只好乖乖地喝下去，本来也没有便秘，这下整泻了两天，以后再不敢随便去开药了。
11月来到伯力红河子，俘虏的光阴也挺快的，不知不觉中1945年过去了，1946年的新年是怎么过的，已毫无印象，更谈不上春节了，很有点“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1946年也是多事之年，这不是我故意耸人听闻。正是：
国民党前来引渡伪满战犯，溥亨利作证东京军事法庭。

伯力市内

北国的春天照例是要迟到的，当树叶将出未出时，乌苏里江开冻了，站在楼上的走廊看得非常清楚。古人有句诗：“河带断撕流”，今日亲眼得见了，大江中满满大冰块，拥拥挤挤地往下流去，一直流了三四天才流完了。绿树成荫的时候黄鹂鸟飞来了，但我不知道，唐朝大诗人韦应物诗里“上有黄鹂深树鸣”是不是它，那是滁州的黄鹂，能飞到伯力来吗？鸟，确确实实是黄色的，鸣叫的声音，高低婉转有好几个声调，非常好听。好听也免不了是“隔叶黄鹂”，只有隔壁院里是一幢高级别墅，那里绿树成荫，而我们这院里没有高枝。
有一天在楼上走廊闲眺，忽然听见江边上有人唱小嗓（京剧里旦角的唱法），虽然听不出戏文来，好像是一边散步一边在哼唧几句，是什么人呢？肯定是中国人没错了。听见的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是个新闻，也是个谜，不胫而走传遍了楼上楼下，不过，谜很快被揭开了。
前头交代过，这里做饭的两个人是外雇的，是自由人，比如附近农场里有时有个晚会什么的，他们常借伪大臣们的西服，穿出去装模做样。姓魏的小个子灵活，他很快就摸清了，说是国民党派来的什么代表团，来接收这一帮子俘虏的。并且带来口信说，让大家放心，回去以后保证没事。还说人家待遇绝对错不了，白面包都吃不了，拿着上江边去喂鱼呢。
一时之间，小小红河子收容所里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不过此事对溥仪来说并不感兴趣，他想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伪大臣们便不同了，他们一些人和国民党有关系，觉得这次回国有盼了。这些事情主要都是姓魏的从中串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闹不清。这些伪大臣们想的就是回国，就是国民党，想什么就来什么，也太巧了。即或是国民党派来了代表团，来引渡这些伪满战犯，怎么可能被安排住在红河子，挨着俘虏收容所那么近的地方。
“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言语不通，苏联方面还是发现了此事，由市里的内务局来了两个军官，把聂、魏二人审问了两宿，而后把他们调走了。对于伪大臣们并没有审问，也可能什么国民党啦，全是姓魏的造的谣。其间有个伪警，也是小个子，在伪大臣的屋里下“大神”，先是劈里啪啦打自己一通嘴巴子，一翻白眼，哼哼呀呀唱起来了。这些伪大臣们也没有别的事，就专门问回国的事，又联系上这次来的国民党等等，结果连这个伪警也给调走了。
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与苏联政府在引渡溥仪等人方面确实进行了一番外交交涉（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106号）》），只不过苏方并不想将溥仪交给国民党当局，中苏间的这场外交交涉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与红河子收容所的交接伪满战俘的传闻根本不搭界。而发生在收容所内的这一场所谓国民党引渡战犯的传闻风波，不久也就自消自灭了。

“亨利·溥仪”

自1946年春天开始，苏联内务局频繁地取调溥仪，叫他写关于伪满时期的材料，有一名上校专门负责溥仪的工作，配备了一名翻译，姓别尔缅可夫，会汉语也会日语，而且都讲得不错。此人很可能是苏联军由哈尔滨那边带过来的，他自己当然是不会暴露的。时常是来个吉普车把溥仪接到市里去，由上校直接问话，回来再写材料。写材料当然还是由他的两支“笔”——溥杰、万嘉熙起稿带抄写。揭露日本人的侵略、掠夺等等罪行好写，现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事关自己的罪行就不那么好写了，幸好苏联当局并没有深究溥仪的事情。在写材料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准备的材料。
溥仪出席东京军事法庭去当证人，是1946年8月间去的，由伯力起身连来带去有十一二天，我当然不可能和他一起去了，对这一段经历可以参阅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此处不再转引。不过他回到红河子以后，也讲了一些去东京的事，就我记忆的再作点儿补充。
溥仪去时是由专门负责取调他的内务局上校带领，还有那个翻译别尔缅可夫（以下简称大翻译）。他们由伯力先乘火车到海参崴，住了一宿。溥仪说那天晚上听上校屋里欢声笑语的，第二天他过去一看，烟灰缸里尽是口红染过的烟嘴（俄式大白杆，吸完剩下半截烟嘴）。去东京是乘飞机去的，是一架军用侦察机，机舱地面是一块大玻璃，肉眼往下看地面都很清楚。飞机飞到东京上空的时候，有两三架美军歼击机，围着苏联飞机上下左右翻飞一阵，似乎是在检查。
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是美国人，送给了溥仪一张照片，上写着：“赠亨利·溥仪”，因为溥仪从前跟庄士敦学英文时，庄师傅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亨利。溥仪在东京也见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派去的法官，溥仪是证人的身份去的，只作些公事性谈话而已。溥仪在法庭作证，一般是比较有力的，有的事情如果和溥仪有关，为了掩饰自己，比如对笔迹，溥仪写字本来是写乾隆御笔字体，在法庭上核对时，为了对不上，故意写得很粗，把日本的侵略罪行也给掩护了。
溥仪讲那时苏联还给了他一项任务，要他在法庭上批判日本的天皇制，作了八天证，结果没批，不过溥仪倒不是故意不说，因为他讲迎接“天照大神”，讲他的“贵人”谭玉龄的死太激动了，把这项任务给忽略了。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才批判了天皇制，苏联方面不太满意。批判天皇制，这是苏联在日本俘虏兵中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一个项目。现在让溥仪在法庭上也来这一套，谁不知道他虽说是证人，同时也是苏联的俘虏，也是傀儡，教说什么就得说什么。
在溥仪写材料期间，楼下的伪大臣们就都调到市内去了。溥仪走后，就来了一拨苏联的犯人，把这个小楼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连大白也没有，就使石灰水刷，走廊的木头栏杆也刷石灰水，少少对一点红颜色，带点粉色，远处一看也满漂亮。楼上走廊栽上花草，屋里挂上窗帘，铺上地毯，装饰得差不多时，溥仪也回来了。
后来听说是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首的，还有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等等，被调去红河子，是为了叫他们写材料，套口供，特别给换个好环境，他们哪里会知道，溥仪刚刚从这里被调走呢。这不过是审讯的一种方法，好吃好喝好待遇，加上好言好语，就比较容易得到想要的材料。后来过了多少日子，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有半年样子。1947年前后，我在市内收容所里，又见到了山田、秦彦等人，也就是说对他们审讯已毕，不需要再住在红河子享受特殊待遇了，回到市内去等待裁判。在他们服刑期间，我还看见了他们。

一宅两院

伯力市内的收容所编号是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特别的地方是专门收容将军一级、少将以上的军事俘虏。这里原先是个学校，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教室改为宿舍，每屋住10来个人，地下是食堂、浴室、锅炉房等，前后有两个院子，种上花草作为散步的地方。我们来时，这里共有日本关东军将级军官100多人，伪满的将级军官20多人，加上不久前由红河子调过来的伪大臣们20来人，通共有150人左右。日本人全住在楼上，中国人住在楼下。楼下另一部分房间，是收容所的办公区。还有20多个日本俘虏兵，是服务人员，有炊事员、理发的、木匠、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院内有一间平房是给他们住的。
溥仪和我们被关进这里，仍然和那些伪大臣们分着住，给安排在收容所办公区尽头一、二号房间。原来溥仪一行人中的润麒，在红河子时和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住在一起，现在和伪大臣们混在一起了。溥仪带着毓嵒住一号房间，二号房间是我们的小食堂，我们几个人住在外边的走廊里，走廊很宽，有一个半床那么长。三号房间住着一对翻译，一老一少，老的是对少的而言，他们只会讲日语，看样子是由哈尔滨过来的，没有官衣，只穿便服，是我们的邻居，对面也不搭话。这走廊在三号房间外边有一道双扇大门，关起门来也算一间大屋子，就权当作了我们的宿舍。
大门以外就是收容所的办公区，有所长的办公室，走廊另一头是大门的门厅，这里有一个值日官带两个兵，上24小时班，休息48小时。值日官每天早晨到俘虏宿舍巡视一遍，晚上熄灯后照旧再转一圈，代替点名的意思。值日兵最忙的工作是开门，这里的大门老是锁着，无论来人、走车大门是随开随锁。
这种“一宅分两院”生活方式，对溥仪倒是很适合，在红河子他就不和伪大臣们掺和，到市内大部分是日本战犯，更加要和日本人划清界线，要散步就到前院去，这里一般不让日本人过来。刚一来时有人给送饭过来，没有几天便让我们随大拨到食堂去吃饭。食堂小人多，所以要分三拨吃，这三拨每月还换着吃。溥仪当然是不上食堂去吃，由我们三小一大轮流给他端饭，端到他屋里吃。大伙房里有日本俘虏兵做饭，算是大灶，苏联的官兵的饭有一个俄国女大师傅叫玛露霞的给做，算是小灶。俘虏皇帝就这么一个，所以给他吃苏联小灶。其实吃得都差不多，小灶也就是多放点油。
在市内收容所的伙食，比起红河子好一些，美国的猪肉罐头差不多吃了两年，以后就吃不到猪肉了，伯力那里只有羊肉，还有咸鱼——大马哈鱼，还是不错的。面包还是黑面包。副食好些了，差不多都能吃饱了，人们不再斤斤计较了。伯力地方寒冷，冬天半年里只有土豆和渍圆白菜。早点有一点黄油，据说是给的不到定量的一半，有一次州内务局长来视察时，日本俘虏将军们告了一状，见效了两三天是按定量给的，比平时能多一倍，以后还是那么一点儿。俄国人喝茶的习惯是只喝红茶，还要加糖，只在饭后喝。不像我们一大早沏一大杯喝一天，他们平时喝什么呢？喝凉水。当所长的高级些，办公室里有玻璃水具，小兵们开开水龙头喝就是了。
到春节时期，要求收容所照顾中国人的传统——包饺子，日本兵不会做，中国人自己做，总指挥是李文龙，此人是伪满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因为他当官儿的时候好吃，特别是他自己会动手做，大家选中了他，虽然是将就收容所那点材料，一年就能吃这么一回，众口也就不再难调了。是每逢佳节呢，还是吃饱了不想家呢，只能是因人而异了。俄国人对于饺子并不陌生，在俄语中有饺子这个名词，不过包的馅儿和我们不一样，我曾吃过一次，包的是酸奶馅儿，吃这种饺子就省得蘸醋了。
由于天时地利不同了，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不能像在红河子那样，每天晚上前来唠嗑儿了，可是这里有他散步的地方。溥仪并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样，用打牌、下棋来消磨时光，他的念佛、摇卦，无形中就是他消磨时光的办法，真要是叫他下棋、打牌他还真是个外行呢。这里也有条件演电影了，溥仪绝对不去，自然是怕和日本人在一起看。他是故意摆出和日本人划清界限的样子，给苏联人看，实际苏联人并未领会，收容所的值日官就问过我：“溥仪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还是害怕日本人吗？”
这不是满拧吗！可惜的是溥仪的心机枉费了。还有理发也得到日本俘虏那边去，溥仪也不能过去，这没关系，有毓嵒给他理。他一直放不下皇帝架子，和他带来的四个“奴才”有直接的关系，他依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仍然像从前那样有人伺候着他。

溥仪的心事

自1946年关进市内收容所，直到1949年待了四年，每一年多溥仪得闹一回情绪，闹三两天，吃不好，睡不着，坐着不是躺着也不是，搓头发，长出气。为什么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讲的，但完全能猜得出。他在赤塔献宝以后，上书斯大林申请在苏联定居，就如石沉大海。于是他就想一旦被送回国，非上断头台不可。钻了两天牛角尖，大概觉得一时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况且还有老佛爷、祖宗保佑呢。要是实在想不通，要求和所长谈谈话，得点儿希望，或是得点安慰，慢慢也就复原了。
收容所给俘虏们订的苏联报叫《太平洋之星》，是伯力当地的报，每天一大张，当然是俄文报，谁也看不懂。只有张绍继能读懂。他有时给“大臣、将军”们翻两段国内的消息，或是国际的消息，那种地方的报纸，很少刊登中国的事情。在溥仪这边没有报，什么国际国内的消息，一概不知。当时是1946年，苏联军队驻扎在大连，办了一个中文报，叫《实话报》，收容所给订了一份。那时也经常看，都看了哪些新闻，现在毫无印象。比如关于1945年重庆谈判，那时是毫无所知，如果说是因为在红河子，是郊区，闭塞一点儿，现在调入市内了，仍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苏联军队撤回国了，《实话报》也随着停刊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解放战争自194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无论是放弃延安，以及以后的各大战役，我都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议论过。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才渐渐注意国内的大事。
在苏联这几年，俘虏们关心的大事，就是回国，也向苏联当局问过，为什么不放我们回国？答复是：现在你们国内打内战，我们不知道把你们交给谁？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过回国，对溥仪来说是一大忌，在他看来送回国等于送死，他认为一旦回国必死无疑。他盼望的就是能够留住在苏联，是留住而不是定居，他还想由苏联再到南美洲呢，他现在倒是不做复辟的梦了。
苏联的回答这不很清楚了吗？就应该多注意国内的大事了，可是这些人偏不。比如说每月的给养，要是晚送来几天，这就认为是要送回国了；或者是所长有几天没有露面，也认为是和送回国有关系。
这时又调来了个副所长，姓阿斯尼斯，是犹太人，一脑袋褐色拘挛儿头发，似乎是掺点非洲人的血统。他刚来时是大尉，四个星，后来被抠下了一个，成了上尉。他自己说是因为战后改编，调整军衔，谁知道是不是降级了呢？后来捷尼索夫调走了，他就扶了正，直到把我们送回国。

俘虏的“家门以内”

在《我的前半生》，溥仪给他的“家门以内”，总结了八个字：“打骂、算卦、吃药、害怕。”现在当俘虏了，还是这八个字，不过是家门以内的范围小多了（参见第369页），只剩下“五味”（位）了：溥仪、三小一大（三个“毓”，一个大李）。咱们由后往前说：
一、害怕。前边一段就刚说了他的害怕，怕被送回国去，认为那样必死无疑。
二、吃药。吃药比以前少多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另外是当俘虏了，生活比当皇帝时规律多了，病也少多了。至于注射“荷尔蒙”什么的，连想也不想了。
三、算卦。还是天天算，一天还不止算一次，算什么呢？古人云：“卜以决疑”，有多少可疑的呢？老佛爷、老祖宗在天之灵，是无知还是有知呢？无知，问也没用；有知，整天价没完没了地算哪，问哪，也不怕把佛爷、祖宗给问烦了！算卦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何以言之呢？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就是说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四、打骂。如前所述有关溥仪打人，霎时间打人的和挨打的，都歇斯底里，喊叫哭号。可在收容所里就不能如法炮制了。不打人怎么出溥仪的邪气呢？那也有办法，实行无声的体罚。何谓无声的体罚呢？就是用拧、掐的办法，以至于我们身上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敢去洗澡，怕别人看见了，无言以对。溥仪是“看人下菜碟儿”，谁对他越忠诚，谁就越倒霉。比如毓嵣，在红河子的时候就表示过，不和溥仪留住在苏联，也就是说不和溥仪一心了，结果，溥仪对他便有些“投鼠忌器”了。后来，有一次对我是因为什么，记不清了，又要下手，我有些急眼了，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剩几个人，还有谁呀？”于是他才对我有所收敛了。而毓嵒则被溥仪用“立嗣”这根线拴住了，一句话不对，就得狠狠地自责一番。

自娱自乐

现在讲讲先我们几天过来的“大臣”们，他们和“将军”们会合了，人多了，地方也大了，但不适合开宝局了。人多就藏着能手，利用了这里的方便条件，这里食堂不烧煤，烧木头，木梓子，院子里就堆着许多原木，有人就用桦树制作了麻将牌，当然是轻了一点儿，还是满可以搓的。做一副不够，做两副，做一副象棋，更不在话下。这里走廊也宽，摆上两个麻将桌，也不会妨碍通行。不但是中国人搓，楼上的日本人也跟着搓。有的日本人爱好下围棋的，虽然被俘了，把围棋也带来了，有下得不错的，也许能够上段位。中国人里有一位姓任的，据说是下围棋下得高，可是从来没输过棋——因为他从来不下。日本人中有打桥牌的，中国人中没有，那时中国人还不时兴打扑克牌呢，不论是哪样玩法都没人玩过。
有一位伪满上将俘虏王之佑，会讲评书，擅长讲《儿女英雄传》。天气暖和了，在院子里围上一圈人，定时开讲，每天讲上三四十分钟，众人听得很是津津有味。一套书总有讲完的时候，可惜他只会讲一套，不能来回讲。有另外一位中将俘虏周大鲁，专讲武侠小说，他能永远讲不完，因为他不是讲现成的书，是现编现讲，开讲之前先用张小纸条写好提纲就讲起来。我想他从前当什么司令的时候，没事爱看武侠小说，现在东拼西凑起来，这回是大破什么阵，下回就大破什么岛，再有就是打不完的擂台。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别管好赖是个评书就不乏听众。

放生

溥仪带着我们在一、二号房间住了有一年多，一天所方通知说，要溥仪搬到“大臣、将军”那边去住。不过还是照顾他，住在走廊的头一间大屋，紧挨着收容所的门厅，苏联值日官待的地方，他还可以照旧到前边院子去散步，去前边苏联人的厕所，一日三餐还是给他端到屋里吃，让他还可以保持着“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姿态”。看来收容所对溥仪的心理，摸得还挺清楚。这大屋子本来能住10来个人，算是优待溥仪吧，只住了四个人。即：溥仪、毓嵒和我，另外一个人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在伪满时张绍继根本没见过溥仪，彼此不认识，收容所安排的，他也得过来住。他是早晨起床之后，就到他父亲那边去；中午午睡，是所里作息，必须回屋待两个小时；然后是晚上就寝前，进屋来倒头便睡。早晨他走时溥仪尚未起床，只是中午、晚上见两次面，说不了三两句话。看样子，是收容所安排他来监视溥仪的，所以，我们对他说话也加以注意。张绍继住在这里，反正也挺不自在，那也没办法。
这里是一顺四大间屋子，溥仪住尽头一间，另外三间住的是伪大臣和将军们，外边是一条共同的大走廊。屋子虽然不小，住上10来个人也就满了。走廊很宽，打牌、下棋都在那里，也有观棋的、看歪脖儿和（hú）的。走廊的南头是卫生间，外间是盥洗室兼吸烟室，抽烟的在这里边抽边聊，不吸烟的也凑过来聊，有个人挺神秘地说：
“我发现一件怪事。”用手指着刚搬过来的溥仪的屋。
“那屋的屋门一开，不见有人出来，只见伸出一只手来，一晃就缩了回去，门也关上了。”
“别扯了，哪有那事？”不大相信的人反问道。
“我扯这谎干啥，不信你等着瞧哇，我见到不止一回了。”
说完了，大家就注上意了，都想看个究竟。整天价就在这走廊上活动，就听见溥仪的屋门“咣当”一响，大家伙不约而同地甩脸一看，一点都不带错的：门一开，伸出一只手一晃就缩回去了，都看个清清楚楚，不信“邪”的也信了。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溥仪在“放生”。
说远一点儿，溥仪在伪满当皇帝等于高级俘虏，有什么自由，只有念经、拜佛是自己唯一的护身符。现在真当俘虏了，念经拜佛是有加无已，觉得光念还不够，得有实际行动才行，首先要“持戒”，佛有五戒，即：杀、盗、淫、妄、酒，杀是首戒，他就力戒杀生。屋里有个苍蝇，绝不能打死，怕犯了杀戒，让我们用手抄，抄到以后要放到屋外去，这就是大家新发现的怪动作。因为离得远，看不见苍蝇，只看见门一开，手一晃就回去了。
溥仪既然要持戒不杀生，为什么还照样吃肉、吃鱼而不吃素呢？因为杀戒这一条上还有小注：“不为我杀”，就是说别管它是猪是牛，不是为我杀的，我不吃反正也有人吃，所以我吃了也不算是破戒。
这时收容所关进了一小批中国人，他们是汪（精卫）伪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不管是领事、是主事还是办事员，都被俘虏来了。毓嵣和李国雄被安排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了，溥仪的事他们当然还是管，但和住在一起时就差多了。
溥仪搬到这边来，有一次挺得意地对我说：
“刚才碰见一个日本将官，对我还是那么恭敬，微笑着给我鞠了一大躬。”
我问他是见着了怎么一个人了呢？他对我一学说，我告诉他：
“这是个日本军医少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见着谁都这样子，毕恭毕敬的。”由此可见溥仪的心理，他想的是人人还都得拿他当皇帝恭敬着，听到我的解释以后，也许使他大为扫兴。

劳动杂记

在收容所里，我们随同溥仪来的，是不上不下的几个人。不上，我们也不是大臣，也不是将军，可是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享受同等待遇；不下，和那些服务的日本兵也不一样，也不要我们去干活，整天价东晃晃西转转，无所事事。有时候日本兵被派到外边去干活，楼里边搞卫生擦地板的活儿，值日官就临时找我们去干。后来我们一合计，还不如我们也出去干点儿活儿呢，也可以出这收容所的大门，到外边去看看。就让万嘉熙代表大家去找所长，要求让我们出去参加劳动，开始所长还不同意，我们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借机到外边活动活动，整天价闲待着也是难受。
收容所旁边就是个大公园，里面还有体育场，冬天浇上水就是个大冰场，可以打冰球。伯力那边冬天雪大，常常是头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要赛球，公园里哪有多少人打扫积雪，我们就去支援扫雪。上午扫不完，下午抓紧扫完，运动员开始练球，我们就可以看一会儿。苏联的冰球和一般的不一样，场子和足球场一般大，打的球和网球差不多，是圆的，为了醒目是橙黄色，打起来跑得又快又远，争抢得非常激烈，这种冰球的打法，我以后总也没见到过。有时扫完雪没有练球的，我们就向冰场借双冰鞋，滑一会儿冰，所以外出干活儿能有点乐趣。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极危险的事。扫的雪要装上卡车拉到外边去，雪是很轻的，卡车总是装得高高的，我们就坐在雪上随车出去卸车，出大门时，我的脑袋就差一点儿撞到门洞上，只听见别人喊了一声：“快低头！”一低头擦着门洞就出去了，我当时是向后坐着，如果撞到后脑勺儿上真有生命的危险。
春天来临了，公园有个临时小苗圃，种些菜苗，如圆白菜、西红柿等，于是我们的工作也就来了。每天间苗、拔草要蹲着干活，蹲不习惯，腿特别累。我们的劳动当然是有报酬的，不过我们得不到，还有冬天扫雪的劳动报酬，通通给收容所换了秧苗了。
收容所在郊区有一个自己的小农场，就仿佛我国自然灾害年头里，一些单位都搞一块所谓的副食基地。春天里种上些圆白菜、西红柿等，所用的秧苗就是用我们的劳动报酬换取的。一年三季农忙时候，春种、夏锄、秋收，有我们几个人加上抽调出来的几个日本兵，10来个人来小农场劳动，在地头上搭起帐篷，再带来个炊事员，吃、住就齐了。
这个小农场位于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附近有大田，也有树林子，平时极少看到一个人。跟来的有个苏联士兵，算是看守人员，他没事儿就在帐篷里一躺，看来附近也没有可去的地方。支配我们干活的是一个苏联的犯人，他大概懂得一点儿庄稼活。这里也没有水井，就靠老天吃饭。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挖了两个大坑储存雨水，一个吃水，一个用，也没有闹肚子的。
春种要抢季节，星期天所里小官儿和他们的家属都来帮忙。所以说小官儿，是因为所长太太多会儿也没露过面。这些人到秋收的时候也来帮忙，都不白帮忙，每家都能分上一份土豆子、圆白菜。
在这里干完活也可以随便溜达溜达，苏联兵也不管。有一次在不远的地方，我碰见两个俄国老太太，看样子也是农村人，从兜子里掏出两片黑面包递给我。她们可能看出来我是俘虏，认为俘虏一定是吃不饱，怪可怜的。其实我们到外边来干活，给养上多少有点照顾，大家伙都能吃得饱，但是我很感谢这两位善良的老太太，到现在还留有印象。
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到小树林里去了，树林里有一片空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在树林里走了一气，结果一看还是那块空地，就是说在树林里转了一个圈儿，真有点害怕，怕出不去了。后来我找了一棵容易爬上去的树，上去一看，看见了我们帐篷上边的炊烟，才认准了方向。
七八级的暴风雨和小狗，这成了小农场的小故事。我们这10多个人住的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杆子支起来，四面用绳子绷直，开有一个门。有一次真的来了七八级的暴风雨，因为四面打有钢钎子拴上绳子，帐篷没被刮上天，却被刮倒在地，把我们全捂在里边，外边的大雨说它是瓢泼、盆泼、桶泼都行，整泼了二三十分钟。我们谁也不能动，挨到雨住，幸好是白天，被褥都卷了起来放着，两边全湿透了，中间算是留下了一条干的地方。这里还养了一只小狗，当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回来时淋了个精湿。
这年的秋收，我没到小农场去，等到他们撤回来，帐篷、工具等等，连小狗全都拉回了市内收容所。在院子里卸车时，我看见了小狗。有意思的是，它看见了我并未认出来，它过来一闻我的裤脚，马上站起来扑向了我，“久违、久违了”，它不会说就是了。
经受蚊子的考验。西红柿刚刚熟的时候，有一天食堂管理员叫着我，还有两三个人，说上农场去摘西红柿去，拿了几个筐子，开着卡车就去了。那天阴着天，没有风，车走在农场的路上，一开过去就把草里的蚊子、小咬给轰了起来。到了农场，扛着筐子下了地，蚊子、小咬就成团来了，一只手摘西红柿，一只手攥个草把子轰蚊子，那也无济于事。赶快摘满了几筐，往回走，坐在车上一摸后脖子，包上摞包，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里冒凉气，倒不觉得怎么痒了。同来的苏联士兵说，绝对不可以抓，抓破了就会感染，用手“胡撸、胡撸”就行了。经过那次蚊子的考验，也许得到些免疫力，我要是被蚊子咬了，五分钟就好，不起包不留红点。
每到秋天收获土豆时，收容所为了购足一冬天的食物，也为了便宜，到农庄地里自己去挖。我们就有活干了，还有日本俘虏兵，都临时住在农庄里，可以过几天没有铁丝网的生活，当然有个苏联士兵跟着，他倒是很放心。比如下了工，可以上村里小卖部去买点儿什么，吃完饭，日本兵敲起瓶子、罐头盒子，唱起日本歌曲，穷欢乐吧，这在收容所里是不行的。这一敲一唱，还招来不少村子里的俄国老乡来看热闹，看着看着高兴了就会跳起舞来。

学习马列主义

前文说过，收容所调整了俘虏们的宿舍，溥仪和他的大臣、将军们都住在一起了。所长找溥杰、万嘉熙谈话，叫他们二人负责组织伪满俘虏们学习。内容有《苏联共产党（布）史简明教程》，大约有500多页。走廊就是临时课堂，大臣、将军们自己搬个椅子坐好，主讲人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与此同时溥仪由屋子里出来，后面大李搬把椅子跟着放在桌子前边一点，溥仪和谁也不打招呼，面无表情落了座。主讲人开讲，所谓讲不过是照本宣读，读一个来小时。走廊北头门外边就是收容所值日官儿待的地方，他后边就是所长室，说不定所长过来过去的，也许探头看看呢，坐不住也得装模作样才行，这和听评书大不相同。同时，在日本俘虏中间也同样，由所方布置了学习。听讲人中有个杨绍权，他是汪伪政权驻朝鲜领事，为这次学习马列主义作了一首打油诗，特飨读者如下：

长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声讲列宁。
斜并讲坛安宝座，半掩龙门仔细听。

书读完了，学习也结束了。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了，大家看这形势，一旦被送回国非交给共产党不可，得给自己刷上点儿马列主义的颜色才好，自发地组织起了马列主义学习会。溥仪知道以后犯了难，一向是以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当然不能去参加大臣们的学习会，不学习又害怕落后，就找溥杰、万嘉熙商量了一番。决定由溥仪牵头也成立个马列主义学习会，溥杰起草拟了个学习章程，上报收容所备案，和伪大臣、将军们唱起“对台戏”来。溥仪算是会头，带着可怜的几个人——三小加一大，又把溥杰也算上，一共六个人。有一次值日官叫着我，拿了个本子往桌子上一放，比方着学习的样子说：
“你们的学习，看我们进来了，装作看书，我们一走就聊大天了，谁不知道哇！哈哈！”
我也没法回答，只好报以苦笑。所谓的学习会学了没几天，我们陆续被调走了，剩了溥仪光杆司令，也就自消自灭了。可是伪大臣、将军那边越学越热闹，首先加强了组织，学习委员会下边设有什么组织部、宣传部等，生怕收容所不知道，画了一大张组织表贴在墙上。有一天所长阿斯尼斯看见了，问这是什么，有人一翻译，他说：
“你们这是要组织政府哇！”“哗”地一声，把组织表从墙上扯下来，学习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下一回讲的是，溥仪真成了孤家寡人，再团圆，便到了他最怕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