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我当战俘的日子.上篇

中午时分，苏联军官拿出了午餐，俄式大面包和美国罐头。俄式大面包似乎是很有名的，而且种类多，不过，今天的大面包大家都是第一次吃，总而言之，是难以下咽。这面有百分之几的小麦粉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说它和酒糟一样，未免言过其实，就其颜色来说是相差无几的，里边不光有麸子，连硬皮儿也掺在其中。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酸，面包不兴使碱，再就是黏糊糊的和着唾液打成了团儿。因为难以下咽，才打成了团儿，到嗓子眼儿真是刺得慌。
天不绝人，有俄国黑面包就有美国猪肉罐头。这种罐头专门为做菜用的，比如煮一大锅青菜加上一听猪肉罐头就齐了。说是猪肉的实际没有多少肉，大部分是猪油，用来就黑面包，把一粗一腻搭配起来，总算是把这顿午餐糊弄下去了。
过了晌午飞机徐徐降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场，下飞机一看，平沙无垠，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甸子，天连着地平线，看来是外蒙古什么地方吧。
不禁想起了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见什么？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牛羊，也没有人烟。虽然是8月初，这里地上小草已经见黄，稀稀拉拉的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地上有不少洞穴，一会儿由里边钻出来一个小老鼠，打拱而立，好像是算上一卦，往四周踅摸一下，吱溜钻进洞去了。
万嘉熙从前学过两天俄语，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会两个单词也有用，俄语管水叫作“瓦大”，一说，马上就给端来了水，当然是凉水。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俘虏了，苏联人就是习惯喝凉水。刚才在飞机上吃的俄国黑面包、美国猪油罐头，现在又灌了一肚子蒙古凉水。说来也怪，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连溥仪也在其内，没有一个人闹肚子，或是肚子痛了，没有。真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喝饱了凉水，又换乘了一架飞机，虽然还是军用运输机，只有对面两排硬座，但待遇提高了一个档次，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机舱里给铺上了一块地毯，虽然是旧一点儿。飞机里还添了个老兵，留着一撮红胡子，抱着一杆大枪坐在地毯上，不时地向舷窗外眺望着，看来也许是头一次坐飞机，押解我们来的军官也不和他谈话，似乎是临时搭乘。
这次飞得很平稳，一直向西，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飞机徐徐地降落了。
下了飞机我们被引到一个木棚底下休息，这里机场很大，停着不少草绿色军用机，装卸些油罐一类的东西，远处飞机的螺旋桨在轰鸣着，很是繁忙。一会儿过来了一个军官，裤子上带两道红线，将军一级的，会讲英语，溥仪和他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是赤塔，叫我们等一会儿有车来接。地名无法意译，都是音译，赤塔就是对音字，并没有什么塔。这里直通到我国的满洲里。

解手的误会

等了一阵子，天色快暗下来了，才开来一队小卧车，两人分乘一辆，跟一个押解的军官，我正好和溥仪上了一辆车。走了一段时间，看到路旁房屋的黑影渐渐密了，想是到了市区，汽车就停在了一栋大楼的前边。看来并没有叫我们下车的意思，我便和押解的军官说要上厕所。上厕所这句俄语在通辽就学会了，其实是想借此机会进楼里边看看。大街上是黑洞洞的，一进楼还是灯火通明，战争停止了，但并未正式结束，还在实行灯火管制。大楼有四层，楼道不太宽敞，尽头有个厕所，点着半明不亮的灯。我也不敢多看，匆匆回到了车上，等了一会儿，我们的车队便出发了。现在的车队好像没有从机场来时那么长了，也就有五六辆吧，一会儿就开出了市区，黑夜里也不知路在何方。我们这一辆车里有溥仪和我，还有一个公差——苏联官儿，那时刚到苏联也看不出他的军衔，语言当然是不通，似乎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一会儿，苏联官儿看着我们笑笑，伸出手腕子做个看表的姿势。溥仪自然是心领神会，也伸出手来，还没等看，一把被苏联官儿拽过去，欣赏起手表来了。那时在苏联不必说手表，就是怀表也不多见。后来，看见有的苏联人把怀表焊上耳朵，穿上表带，带在腕子上，也就是仗着他们胳臂粗。再说溥仪这只表，当然是名牌了，瑞士造的，纯白金壳拱形手表，虽说是机械表，搁在今天也不失为一只高级手表。
在那种非常情况中，脑袋似乎更灵活些，命，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何况一块手表乎！马上摘下来递给那位“解差”官了，他毫不推辞就欣然“赏收”了。赏收，是宫廷用语，臣下给皇帝进贡，皇帝收下叫“赏收”，不收叫“赏还”。
车队走了一段路程，也不知是走了些什么路，走了多远，全部停了下来，下车一看远处还烧着两堆篝火，原来是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上也没有桥，要用摆渡把车渡过去，一次只能渡一辆汽车，便都停了下来排队挨个儿过河。就此我们也活动活动，忽然在黑影里传来一句非常清晰的中国话：“有要解手的吗？”
我那时头脑还简单，不理会，把溥仪可吓得激灵一下子，为什么？用一句戏词来形容，就是：
“莫非是那八、八、八——路军，来、来、来了么，不成？”
他以为是八路军来接收来了。其实是个苏联籍的中国人，是个小军官，年岁不大，黑夜里也看不清楚。我们穿的都是夏季的衣服，黑夜里非常之冷，赶快又钻进汽车里等待渡河。
渡河以后，车队继续前行，黑夜中看不清窗外，但凭感觉是在走山路。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快到午夜了，中午在飞机上吃了平生第一次吃的黑面包，中途喝了点儿凉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渴还是饿，坐在小卧车里，押解的苏联官儿也挺客气，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呢？想问又不会俄国话，就在这稀里糊涂的时候，忽然眼前大放光明，汽车开进了停车场，前面是一幢用原木搭起来的三层楼，大门前大电灯高高挂着，总算是“到家”了。
我们被带进楼内，两三个人分住一个房间，室内有沙发、钢丝床、地毯等，可算是高级客房了。可是住在这里的又算是什么客人呢？你一出房门就给你答复了，到了走廊上就有端着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在游动着，向你挥挥手示意：回房里去，不许串联，这真是第一次受到了限制。工夫不大，大家都被集合到溥仪的房间。由一个穿便衣的苏联人，很严肃地向我们宣布：
“现在，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宣布，你们已经被抑留了，一切要听从指挥……”
抑留，这是对文职人员而言，军人才可以叫俘虏，一般人也分不大清楚，统统称之为俘虏。宣布完了就换了一副笑容，说这里是个疗养院，你们到此先休息些日子。又问大家，你们喜欢吃俄国饭、中国饭还是日本饭？看来还挺齐全呢。我们说喜欢俄国饭，饿到现在还挑哪国饭呢，都有些饥不择食了。他带着我们来到了餐厅，这有许多年轻的女服务员，有汤，有菜，面包虽然也有黑的，比飞机上的强多了，最后一道是甜食——俄式八宝饭，油多，葡萄干多。自从打长春逃出以来，这真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吃完饭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胡萝卜村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餐完毕，允许我们到外边去散散步，才对周围环境有个大概的了解。这个建筑是用整根原木垒起来的，俄国、北欧都有这种楼房，它保温性能特别好，室内装修和普通的楼房一样。它坐落在小山凹的一块平地上，旁边连着一栋平房。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来住过苏联著名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他就是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指挥苏军对日作战。
这里没有高山，但是远远望去山峦起伏，山连着山，长满了松树和桦树。风过之处松涛四起，开始是簌簌有声，继而飒飒四面回应由近而远，由远而近，大有汹涌澎湃之势。一直过着城市生活的人，到了这大森林里，特别是清晨的空气是那么新鲜，带着松树的香味，野草的芳香，真是沁人心脾。可是当你刚刚陶醉于大自然时，你的眼光也许落到不远处的苏联士兵身上，他荷着枪，未必实着弹，但脑筋马上就会清醒了。松涛的声音变成了飞机马达的轰鸣，清新芳香的空气却使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正在无所措时，忽听那边喊道：集合！
原来又来了几名苏联的军官，通知我们要搬到西边房子去。好在大家都没有行李，抬腿跟着走人就是了，大概有二里之遥，山脚下有一排平房，也是用原木搭的，坐北朝南，连着两栋，门前一条沙土路直通这边疗养院。这里进大门有一条小过道，两边的房间，有朝阳的，有背阴的，东头一大间是餐厅。还是两三个人分住一间，溥仪带着毓嵒住带套间的屋子，我和溥杰、万嘉熙住在西北头一间。送我们来的苏联军官中，有的还带着太太来了，大概是想看看皇帝什么样子，看到我们这些黑头发也觉得挺新鲜。听他们介绍说这里叫“莫洛科夫卡”，胡萝卜的俄语发音就是“莫洛科非”，大概这里就是“胡萝卜村”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老太太医生，非常和蔼可亲，问问大家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这一行中为首的就是溥仪，关于他的生活前文里都讲过，就说最近两周，由金銮殿宝座上跌下来，成了阶下囚，东逃西窜，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惊魂未定，什么打针、吃药全顾不上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什么病也没了。还是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都挺好的！”大家一齐回答着。
老太太医生满意地微笑着点点头，她告诉我们这里有天然矿泉水，叫“诺尔赞”，喝了对人身体有好处，但不可以多喝，一天两三杯足够了。俄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我们不同，他们喝茶是在饭后，只喝红茶，还要加上糖，平时就喝冷水。在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套水具，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天要去打“诺尔赞”矿泉水。

诺尔赞矿泉水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的后边就是山，对面也是山，两山之间必有一川，平时由山上渗下来的水，汇成小溪，一场雨就变成了河。房前这块平地旁边有石头台阶下去，小溪清澈极了，山里边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小溪北边有一段石堤，堤下有根铁管子，不断流出一股清泉，就是“诺尔赞”。我们每天来打够一天喝的。这泉水喝着并没有特别的味道，清凉甘洌，非常可口。可是水具用上几天后，就挂上一层黄褐色类似铁锈似的东西，可见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医生不许多喝。
那股小溪每天真是不舍昼夜，流淌走了，也许流进了我们夜间摆渡的河。那时候的苏联也不会装上瓶子去卖，二战刚刚结束，离花钱买凉水喝的时候还远着呢。在这种幽静的大自然的环境中，天然的水，我想都是超饮用标准的，绝对没有一点污染。也真是亏了这股矿泉水，如果溥仪说要喝茶，我们上哪里去烧呢，连把铁壶也没地方去找。
回想起半个月前，苏联对日本宣战，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全世界来讲，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了。就中国来讲，全中国人民欢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欢庆神州大地的光复。而我们这一行人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先是仓皇逃命到大栗子，没待上一周又差点儿亡命日本，却在沈阳机场被俘，押解到了这里。可是这里管理得比较松散，没有什么牢狱的感觉。在这幽静的群山环抱之中，远离十丈红尘，不但没了枪炮的声音，也没有车马的喧嚣，完全回归了大自然，心身都放松了。于是便想起了大栗子的人，想起了母亲、弟弟们，想着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皇后”、“贵人”等等，“总会有办法吧”，用来安慰自己。
第二天来了两个苏联军官，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少是相对而言的，一中校，一中尉。中校自我介绍姓“沃尔阔夫”，沃尔阔在俄语是“狼”的意思，加个夫字变成姓了，姓狼。俄国人不像我们一说狼就是什么“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啦，姓狼也无所谓，我们还是称他为胖中校。胖中校看样子不到50岁，黄头发，蓝眼睛，好叼个烟斗，胸前别个小红牌，是苏维埃代表的标志，说是打莫斯科来的，这无关紧要，看来此人便是这里收容所所长了。
瘦中尉是翻译，中国话尚可。贵姓呢？提笔写了个“猫”字，是姓猫呢，还是名字叫猫呢？没有弄清的必要，称之为猫翻译或是猫中尉，也就是了。
新来的所长和溥仪聊了聊，随便问问就走了。以后大都是晚上来坐坐，没有正事，闲聊一会儿而已。有时猫翻译不来，胖中校一个人来，反正也没正事，便由万嘉熙“未入流”的翻译给比划着翻，懂不懂的一笑就“尽在不言中”了。
胖中校不来的时候，小兵偷着来。我们住的房子周围，岗哨白天站在远处小树林里，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晚上就向房子靠拢。换班的、下岗的溜进来坐坐，出于好奇，看看皇帝是什么样子。言语不通照样有说有笑，不能坐着面面相觑，结果闹个笑话。我们问他们平时吃什么，主食当然是面包了，副食呢？他们比划一种能飞的东西，什么呢？有一个兵画了一只苍蝇。苏联兵吃苍蝇？绝不可能的事。能飞的又是什么呢？后来学了点儿俄语才明白是“蜜”，画的不是苍蝇是蜜蜂。
小兵们来了，我们把新领的苏联香烟拿出来请他们吸。苏联香烟，中国人形象地称作“大白杆儿”，一支烟只有三分之一烟叶，三分之二是烟嘴儿，比一般香烟长一截，俄语叫“吧吡罗斯”，现在我们吸的香烟英语叫“Cigarette”，俄语也这么叫，但是极少有人吸。普通士兵是领不到“吧吡罗斯”的，他们吸的烟叫“吗呼尔克”，似乎是看不到有烟叶，完全是压碎的烟梗。卷这种烟必须用新闻纸，抽起来有特别的味道，也许是借着点油墨味儿。苏联人卷烟和我们不同，我们是先卷个筒儿，然后把烟倒进去，他们是用块长方纸卷，卷好了和香烟一样。
溥仪住的是带套间的屋子，外间就是晚上大家闲坐的地方。写字台上摆着好几本中文书，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著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这两本书大概是那时苏联人的必读物。我那时对共产主义毫无所知，连列宁的照片也没见过，随便翻翻这两本书看看，溥仪的神情就有点儿异样，大概在想小小的年纪看共产党的书，头一个不就得造我的反，又不敢阻止我看，就在一边甩闲话：
“这大点儿年纪就看起共产主义的书来了。”
我只是装没听见，其实瞧了半天什么也不懂。

张景惠内阁的到来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有两个大门，算是两所，我们来了三四天以后，那边忽然热闹起来了，原来是伪满政府的全班人马都来了，自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一个不落，说是刚吃半截饭，就全都被抓俘虏了。
稍稍说远一点儿，原来这些伪满大官儿们，除了“关东洲”的人以外，都是奉系军阀的人，日本人扶植起了伪满洲国，他们摇身一变当了伪满的官儿，十几年来扶摇直上，张景惠就当上了国务总理。现在日本垮台了，苏联军队进入长春后，叫于镜涛（伪勤劳奉仕部大臣）当了长春市市长，给他的任务是保证供水、供电。至于治安一千个于镜涛也不行，苏联军队比“红胡子”还厉害，是“官匪”。张景惠一帮人自大栗子回来，一看于镜涛又当上了长春市长，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故事”，这回能不能再捞个苏联的官儿当当。本来是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来的，有点儿远水不解近渴了。就在这时，伪大臣们接到了一份请柬：

兹订于　年　月　日　假座于……
敬请光临。
苏军城防卫成司令

这太诱惑人了，要赴苏军司令官的宴，一个不落全都来了。酒席宴上这些多年跟随日本的人，溜须拍马个个在行，向司令官频频举杯，使出了浑身的吹捧本事。中国有个老套子，所谓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苏联司令官从容问道：
“现在你们的大皇帝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溥仪哪里去了？这些人还不清楚吗，口头上也不敢吱声。司令官接着说道：
“啊！他现在我们苏联，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们的……”
这些人还没醒悟过来时，司令官退席了。赴宴者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浇醒了酒，也浇醒了膨胀的脑袋，再好的菜也吃不下了。这时过来一个执事官，对大家说：
“送各位去苏联的飞机要等一两天才能准备好，就先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两天，请！”
就这一声“请”，刚才的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想捞苏联官当当的美梦完全破灭了。这些人暂时被安置在一个叫“三浦公馆”的地方。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天津有个“三野公馆”，是个特务秘密点，有金钱、女人、鸦片等等，这里的常客是溥仪的国丈——荣源。（参见第204页）现在的荣源也和伪大臣们一起被押在“三浦公馆”——苏联的临时俘虏收容所。两三天后，这些人都被送到了“莫洛科夫卡”，给皇帝老官儿问安来了。
荣源是溥仪的老丈人，他的到来使人感到意外。原来“国丈”和丈母娘不和，自己单住在长春，日本人给了他一个只拿薪水不上班的官儿，大概是“满洲棉花株式会社”董事长，还有“宫内府”顾问官。家中有个小太太伺候烧鸦片烟，一年之中和溥仪见两三次面而已，为什么被俘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这位“国丈”平时邻里关系不好，有人向苏军司令部告密，说我们这里有位大人物——满洲国“国丈”，于是就把他一起捎来了。
没当了几天的临时长春市市长于镜涛当然也来了，他会讲几句俄语，有时借着给溥仪当翻译的时候，和胖中校套点儿消息，他那一套伪满作风，俄国人很反感。胖中校说俄国有句谚语：“没有鱼吃，凑合来点毛虾吧。”讽刺他不够翻译材料——鱼，只是毛虾罢了。
这次来人中有一人真能当翻译的，就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他出生在哈尔滨，小时由白俄保姆带大的，从小时学的俄语。张景惠被俘时70多岁了，儿子到机场去送行时，苏军叫他照顾他爸爸，就一起来了。他就是因为会点俄语，很想到苏联看看，心想把老头儿送到地方还不让我回去吗？没成想“请神容易送神难”！陪着老头儿也当了五年“俘虏”。
刚讲的溥仪老国丈荣源，在长春家中整天吸鸦片烟，伪满这些大官们如张景惠、臧式毅等人也都是“瘾君子”，现在这些人当了俘虏，到了“莫洛科夫卡”村，待遇是上好的，可是不能供给你鸦片烟抽呀。说来也怪，这些老头子们，都六七十岁了，抽了一辈子大烟了，可眼下没有一个因为没大烟抽了，鼻涕眼泪一块淌、起不来炕的，没有。像没事人儿似的，干断了，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大烟瘾全戒利索了。这真是一大发明，应该叫“俘虏戒烟法”，保证没痛苦，可是你花多少钱上哪里去试这个法呢？
伪满这些大官们住在东边一栋，我们住在西边一栋，平时并不串门，吃饭时过来，可不在一起吃，分两次吃，我们先吃，他们后吃。在苏联待了五年，以后才比较出来，在莫洛科夫卡这三个月，吃的可算是上等宴席。每天吃四顿饭，早、午、晚三餐以外，下午还有一顿茶点，面包、黄油、红茶，换着样的小点心。
在这里可没吃过黑面包，有的伪大官们光吃面包心，不吃皮。服务员们便把自己的小孩子带来，专捡面包皮吃。后来慢慢醒悟了，当时像这样的山村里，可能几年看不到白面包了。这里也没有鸡蛋，摊的鸡蛋饼是用美国鸡蛋粉做的。有一次给上了一道“特菜”——烤牛脑，一个人一个全脑，绝不是做得不好吃，吃不习惯，第一次吃，有点精神作用，难以下咽。少少尝点不就行了么，不行，大师傅特意来到餐厅看看，可能这是他的一份拿手菜，问问大家好吃不好吃，谁能说不好吃，光说好吃不吃也不行呀，幸好餐桌上有辣椒面，多加辣味儿捏着鼻子吃吧。这确是稀罕物，一个脑子一头牛，不必担心再吃二回。
溥仪、张景惠和以下伪满各部大臣到齐后，苏联当局有个少将来到我们住处，举行了所谓晚宴。对俘虏说来谈不到什么欢迎宴会，和大家见见面而已，酒席宴上问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一些人要求苏联政府放他们回去，一定是挂冠还乡，回到老家去务农，再不问政治了。多少懂点事的人什么也没表示，宴会后还落了不少埋怨，埋怨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过，即便所有的俘虏都一致要求回家，苏联就能都放大家回去吗？笑话！
那时要是真把这些俘虏都放回国，恐怕小命就难保了。给溥仪当过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没被抓俘虏，在北京被镇压了。溥仪和他的臣下们相反，他表示愿意留在苏联，还申请由大栗子再叫几名学生和随侍来，并交上了人员名单。溥仪想叫来的人，以后当然是没有来，我还以为当时溥仪那么一说也就算了。实际不然，回国以后才知道，有个姓毕夫乌夫的苏联军官真到了大栗子，传达了溥仪的要求，他想叫来的人就跟着苏联军官走了。可是当时东北局势很复杂，他们在东北转了好几个地方也未能去成苏联。
宴会第二天，溥仪马上命溥杰和万嘉熙二人，为他起草上书斯大林的文书，要求留住在苏联。那时溥杰和万嘉熙是溥仪的两支“笔”，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不知道起草的内容。大概不外是如何受到日本种种压迫，一切事情都是在日本关东军高压政策下做的。而对苏联、对共产主义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如果把一个做过皇帝的人，说成他是那么憧憬着共产主义，愿意留住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这得需要怎样的“大手笔”呢！
其中有一件事，是溥仪以后在苏联五年中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沈阳机场被俘的一幕。
“当时吉冈安直向苏联司令官要求带我去日本，”溥仪说，“我在吉冈的后面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表示不愿意去日本，愿意去苏联。”
这纯是糊弄苏联人之谈，吉冈和苏联司令官讲的是日语，由桥本虎之助当翻译，溥仪怎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如果引起对方的注意，坐在对面的吉冈能不察觉吗？

苍蝇之歌

为我们打扫卫生带伺候三餐的，有好几名苏联姑娘。搁现在应该叫小姐，可那时的苏联也不兴叫小姐，和我们前些年一个样。称呼她们倒很方便，俄语的人名称谓，凡是大名都有相对应的小名，或叫爱称、昵称，叫什么舒拉、托尼、嘎利亚等等，用不着叫姓名。她们对我们这些黑头发年轻人，都特别感兴趣，非常热情。按理说我们是敌人，是外国人，现在是俘虏，她们并不这样看。常教我们学点俄语，教唱歌儿，唱的是首儿歌，唱时抱着胳臂晃着身子，歌词还记得一点儿，是首有关苍蝇的儿歌。下面用俄语记下来：
“Мух, Мух, шик тух, Безобразное брюхо.”
“Мух”在俄语里就是苍蝇，俄国人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歌唱苍蝇，歌词大意是：
“苍蝇，苍蝇，真不好看，它有一个滚圆肚子。”
这分明是绿豆蝇，它的肚子的确滚圆，中国人认为它是最恶心人的苍蝇，比家庭里的小麻蝇还讨厌，可是，俄国人编进了儿歌，和我们真是格格不入。
这些姑娘们晚饭后也来教我们跳舞，她们跳的有俄罗斯舞，我们一行人润麒是跳舞的积极分子，溥仪得端着皇帝的架子，其实他并不会跳，我们几个学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异性得拉开距离，要保持男女授受不亲。
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来了一辆汽车接走了溥仪，叫他带上几个人，还带上一只空箱子。把我留下来看家，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到中午就剩我一个人吃饭了，服务员举起了一块餐巾比划了半天，意思是说溥仪他们就是干这个去了。越比划越糊涂，只好笑笑，她还挺着急，指指我脑袋，大概是说你这脑袋太笨了！中午过后溥仪他们回来，我才明白是拍电影去了，服务员提着餐巾是表示银幕，这上哪儿联系去。
原来苏联是为了拍新闻片，报道溥仪被俘虏的经过，又去了赤塔机场，登上了飞机关上了门，然后再开门，以溥仪为首一行人依次下来，后边有个提箱子的，现在已是道具了。溥仪下了飞机还有个苏联的军官来迎接，他俩握握手而后边走边谈，溥仪讲他的中国话，苏联军官讲他的俄语，反正也不当时录音，溥仪觉得挺逗的，又不能笑。苏联当局看了很满意，溥仪都被俘虏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呢。其实看电影的人，哪里知道溥仪是在笑什么呢。
还有一次胖中校高兴了请溥仪吃晚饭，就在他的住处，陪去的有溥杰、万嘉熙，还有几个苏联军官，也算是个小宴会吧。宴会就得有酒，无酒不成席嘛。胖中校本是个酒坛子，平时他伸出手来就微微有点颤。俄国人讲究喝“伏特加”，或叫俄国白酒，它没有我们的老白干厉害，45度，但是，俄国人的喝法太凶了。没有用酒杯的，都是用大茶缸子，一缸子就有半斤多了，端起来就讲究干。中国人喝酒有套歌：“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俄国人也不例外，这回就要溥仪的“好看”了，他平时并不常喝酒，今天是承蒙胖中校的盛情邀请，今后的一切全靠胖中校的一句话了，不干他一定不高兴，豁出来了，在此一举了。溥杰平时在家每天晚上都喝点儿酒，是日本夫人给烫的日本酒，没有白酒的“功底”，自打当了俘虏当然没酒了，今天的酒是陪着“皇上大哥”来喝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喝酒怕浇愁，两大缸子入肚，酒劲儿就上来了，也得陪着喝。万嘉熙平时不喝酒，今天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幸亏他没醉，要是三个醉鬼就没法“回家”了。由胖中校那里出来，溥仪直闹着要进对面那家，万嘉熙一把把他拽了回来。这老哥俩走在路上抱着树不走了，要上树，万嘉熙好歹地连拉带拽，把这一对“醉兄醉弟”拖回了宿舍。

“谢主龙恩”

苏联打了五年卫国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物资奇缺，这里的几个服务员——俄国姑娘一般穿着连衣裙，如果下雨她们就提着皮靴，光着脚来上班，到屋里再穿上。起初很奇怪，后来明白了，脚湿了可以擦干，皮靴湿了就坏得快了。她们干活都很卖力气，每天擦地板都是跪着擦，确实是不怕脏不怕累。溥仪、溥杰、万嘉熙就核计着送她们一点东西。
给溥仪收拾屋子的苏联姑娘叫舒拉，送了她一块金壳小坤表。给溥杰、万嘉熙收拾屋子的叫托尼亚，送给她一支金笔。那时在苏联一块小金表能赶上现在一大件了。前边讲过，溥仪刚到赤塔时，在汽车里就拿一块白金表交了个朋友，早就打“水漂儿”了。给东西当然要背着人，溥仪在他的里屋把表送给舒拉了，如果在过去得立马趴地下磕头——谢主龙恩，俄国人不懂什么叫磕头，有他的谢主龙恩的办法，就是抱着溥仪的脑袋，闭着眼睛在他的额角上吻一下。托尼亚是怎么个表示法，我就不清楚了。
给东西的事情很快就被胖中校知道了，把表和笔都退了回来，并未多加批评，说以后不可以随便给东西，这当然是违背了俘虏收容所的管理制度。大概连姑娘们跳舞、唱歌等都兜出来了，第二天把姑娘们的大妈、大婶们——也就是说换来了一些老太婆们来当服务员。从此我们就没有了歌声，没有了跳舞，也没人教俄文了。
我们住的地方，房前是一块平地，每天在这里散散步，往东一直能看见初来时住过的疗养院。张景惠来了以后不几天，见那边楼下有不少穿黄军装的人来回晃动，距离远看不清楚，想大概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们，俘虏后也收容到这里来了。在马路中间临时加了岗，禁止双方通行，但禁不了看，那边的人也好像极力向这边看，两边的人可能都心照不宣了。我们在莫洛科夫卡待了近三个月，最后几天发现这些黄军装消失了，望不到了。
过了三两天，胖中校通知我们要迁到伯力去，伯力是中国地名，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之处，我国从前在这里设置有伯力县。大约在康熙年间有个姓哈巴罗夫的俄国人来过这里，说他是旅行家、探险家或是野心家都行，沙俄把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掠夺过去以后，便用他的名字代替了伯力县，后加上斯克二字，是城镇的意思。
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溥仪带了两只箱子，其余的人除了一套西服之外，一无所有，已经进入了11月，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光顾，苏联当局发给每人一套棉军装。来时9个人，这次添上了伪满国务总理以及各大臣们。以胖中校为首的一些大小军官解差们，押着我们乘上了大大小小10来辆轿车，直奔赤塔市内去了。
来的时候是夜间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大白天才看清了沿途的景色，车子是在山弯儿里转来转去，也没有什么高山峻岭，反正是多见树木少见人。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条河，现在又到了河边，已经到了初冬季节，天寒水浅，不能摆渡了。河边水浅的地方已经冻上了冰，河中间有一座独木桥，得先踩着薄冰到河床里才能上桥。负责押送的官儿向大家说：
“大家要排成单行，鱼贯而行，不能挤在一堆，冰很薄禁不住，独木桥就一块板儿搭的，并排俩人根本走不了。”
河水非常清澈，结的薄冰也很晶莹，冰下边的流水、水底砂石的转动都看得很清楚。溥仪那时不过40多岁，我们这一行人可算是青壮年，伪大臣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排成一路纵队前后拉着手，先上了被踩得唧唧嘎嘎作响的薄冰，晃晃悠悠地走过了河当中间的颤颤巍巍的独木桥。汽车绕道很远的地方过的河，再次登车，一共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赤塔火车站。特别给包了一节车厢，不过给俘虏坐的只能是大慢车，站站停，要四天四宿才能到伯力，大概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作这样的长途旅行。
赤塔，再见了。莫洛科夫卡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俘虏的地方，这里有得“地”独厚的地方，它远离城市，在群山环抱之中，这里没有刺儿丝、电网的围墙，白天看不到带枪的岗哨，自由活动的地方较大，房前的平地、小山坡上的凉亭，可以散散步，晒晒太阳，到小溪去打矿泉水，每日四餐，好吃好喝，还有服务员——苏联的姑娘们伺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