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守内：文景之治下的汉匈军事博弈

作者：Bloodmandra

持续百年的汉匈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诸多闪耀的将星先后涌现。如今，人们把大多数目光都集中到了武帝朝对匈奴的攻势反击作战，或对高祖朝的白登之围和《单于致吕后书》津津乐道，却忽略了文帝、景帝朝长达四十余年的生聚教训。正是有了文景二朝对外积极防御、对内休养生息的战略，汉帝国才得以羁縻外敌、减少损失、积攒实力，并为武帝朝的大规模反击打下雄厚基础。

甘泉烽火雁门烟：文帝朝和景帝朝的抗匈作战

汉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国势蒸蒸日上。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各部后，收其营帐，得40万骑（《汉书》认为是30余万），皆为善于骑射的“控弦之士”，不信邪的汉高祖挟楚汉战胜之余威北伐，却一头栽入白登的陷阱中，多亏陈平想出“世莫能闻”的奇计，收买单于妻子阏氏一通枕头风，才在七日后全军张弓搭箭狼狈逃出重围。从此以后，对匈奴军力的恐惧，就在汉帝国君臣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此后二十余年间，冒顿偶尔入塞“小入盗边”，甚至还以半开玩笑口吻“为书嫚吕后”提议，自己这个老鳏夫与吕后这个老寡妇何不凑一对鸳鸯？吕后大怒，樊哙自请领军十万“横行匈奴中”，却立即遭到了季布的嘲弄：高祖在白登有40余万军（约有20余万行动迟缓的步兵）尚且陷入重围，何况十万人？最终，对匈奴军力的恐惧还是迫使吕后冷静下来，回书卑辞求和，依靠和亲和岁币（岁奉匈奴酒米食物各有数）保持与匈奴的和平。

文帝继位，刚刚摆平诸吕，冒顿便乘西灭月氏之威南侵。月氏本西域强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后被迫西迁——匈奴随后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征调人力物力、压榨战争资源。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南下，侵袭上郡（在今陕西榆林）。匈奴布势，王庭在中，面南而计，右贤王负责西北一带作战，左贤王负责山西、华北一带作战。文帝发车骑8万抵达高奴（在今延安），在丞相灌婴指挥下迎击右贤王。右贤王见汉军有备，退出塞外。文帝三年的入塞，时间很短，也并未造成太大破坏。文帝见匈奴已被吓退，喜出望外，从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来到高奴劳军。

次年，冒顿送来一封半是威胁半是歉意的信，一方面把入侵的责任推到“汉边吏侵侮右贤王”身上，一方面又威胁“西域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甚至用教训的口吻让文帝“诏吏民远舍”，在边境划一条军事分界线。随信附上少得可怜的、带侮辱性的礼物：单于赠给汉皇帝1头骆驼、2匹马。

文帝将单于书交廷议讨论，公卿们众口一词，极言匈奴兵强“不可击”，“和亲甚便”，文帝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实施和亲，并赠送贵重、丰富、得体得多的礼物，包括3套华丽的服饰、3件昂贵的黄金饰品、110匹高级织物，并苍白地督促单于遵守合约。汉匈两国君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可见一斑。

似乎是爱上了文帝赠给他的精美礼品，冒顿单于此后再未大规模入侵。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去世后，其子老上单于（又名稽粥）继位。较之雄才大略、深沉多谋的冒顿，年轻的老上单于更有血气方刚之勇。其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直呼文帝为“汉皇帝”，背后的底气固然是其父为其留下的“三十余万控弦之士”，但更有他作为青年人，急于表现其实力、展示其才略的一面。而老上单于这种冲动、狂躁、傲慢的个性，一旦与匈奴新继位者均需用兵以振威的军事惯例结合起来，就将成为中原汉地的灾难。

文帝十四年秋，匈奴从汉北地郡朝那、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一带入塞，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规模前所未有。北地郡告急，都尉孙卬率兵抵抗。循汉制，边地郡国财力不多，郡国兵仅为数千余人，不久，孙卬即战死。击破萧关后，匈奴兵分两路，一路掳掠，一路向南深入汉帝国统治心脏，烧毁了离宫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候骑（即侦察骑兵）兵锋甚至抵达了汉行宫甘泉宫，距长安仅百里之遥！

匈奴入塞虽然急迫，但汉帝国精心经营的烽燧系统发挥了预警作用，为文帝部署反击争取了时间。循汉制，烽火有品约，依据敌情不同，分别白昼施烟或夜间放火，各台候望应和，每昼夜可传信一千五百里以上。凭借汉帝国良好的烽燧系统，消息在几天内便从北地一路传到长安。

文帝立即着手部署防御，先在长安以北、西北、以西的北地、上郡、陇西三郡各征发郡兵万人，这些郡兵是训练较不充足、充任守备的地方部队，但用以扼守匈奴归路则应能胜任。文帝又征发战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作为机动部队，欲亲往讨胡，后被群臣劝阻，便将这支机动部队部署于长安。改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多人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用兵当不在十万以下，与此前的“骑卒十万人”相加，汉军此次用兵，不下20余万人。

汉代烽燧遗址。汉制，每燧守兵有三五人到二三十人不等。

文帝的军事战略类似“关门打狗”：匈奴已深入关中四处窜扰，则以边地三郡扼匈奴归路，又征调以车骑为主的强大机动部队欲实施寻歼，欲灭匈奴于关中之内。然而，现实却是汉军“不能有所杀”，庞大的车骑部队或因畏战（白登之围的惨痛记忆仍未抹去），或因机动性不足（较为笨重的战车在山岭地区行动不便），始终无法与老上单于十四万精骑接战。

追逐战持续月余，匈奴精骑在关中饱掠一番，载畜携口，出塞而去，汉军也未追击，形似护送出境。也许是由于愧疚、羞愤交加，东阳侯张相如在次年便去世了。东阳侯是自高祖时代就开始侍奉朝廷的老将，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被文帝称为“长者”，仅次于绛侯周勃，可见其人是资格老、能服众但缺乏智谋胆略的忠厚长者，但要担负领军重任、并应战老上单于这样的桀悍好侵凌之主，恐是文帝所用非人了。

当文帝向时运不济的小官吏冯唐抱怨他无法得到廉颇、李牧一类名将时，冯唐的评价可谓一言中的：文帝即使能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重用之！10个世纪后，宋朝政论家王禹偁在《御戎十策》中对文帝善于用人、德行深厚的赞美之语（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也是涂脂抹粉的政治论据，难以当真。

后来，文帝命冯唐持节去赦免云中太守魏尚，作为“人才”拔擢使用。11个世纪后，苏轼的《江城子》让冯唐作为报喜使者的名声永远流传后世：“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当然，不管是冯唐还是苏轼自己，最后都没有等来自己的好消息。

文帝十四年逐匈奴之战，汉军兵力虽多，却未能有所斩获，只是白费军力，固然有张相如用兵过于谨慎、匈奴军队过于强大等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汉军的部队配比和战术均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整体战斗力。此时的汉军仍然有相当部分车兵，常以车骑并称。中国战车，一人驭马，一人挥戈近战，一人持弓远射，疾驰如飞，若将战车排成队列，平原往复冲阵无往不利，但其最大弱点在于糟糕的地形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战车目标较大，又不能在山地行动，一旦遇到障碍或马被射死失去平衡，则车毁人亡。春秋时期的大原之战，面对崎岖的太行山地和在山地肆虐的蛮族，晋国的魏舒首先“毁车为行”，以车兵下车步战，方才在山地大破蛮族人的步兵。

古代战车驾双马或四马，甲士三人，驭手居中，一人持戈矛，一人持弓矢，但不善于复杂地形作战。

汉军在多山的关中盆地边缘仍在使用车兵，其战术机动性可想而知，所以无法追上老上单于的轻骑，则不足为怪。要到武帝一朝，汉军才真正把骑兵建设为一个战略性军种，而有组织的、作为机动攻击力量的车兵也直到那时，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帝十四年入塞后，老上单于与汉帝国讲和，未几，其子军臣单于继位。较之西伐西域灭大月氏（并将大月氏王头骨做成酒杯）、南入汉塞侵甘泉宫的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更似其祖冒顿，更注重通过经济掠夺和政治压制以扩张实力，只把军事打击作为对外经略的辅助手段。因此，军臣单于的对汉方略为之一变。

在文帝末年和景帝一朝，军臣单于只发动了三次局部性侵略，其规模均不及文帝十四年老上单于的特大型入侵，却获得了比老上单于丰厚得多的经济收获。岁币数额大增，汉皇帝被迫多次“厚遇之”，包括布帛、丝绸、谷物、酒曲、美酒、以及金币（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较之汉初高祖时代的食物和布帛，岁币中第一次增加了现金。又迫使汉朝四次派宗室女北嫁匈奴，将军事优势转化为了政治和经济优势。

军臣单于在文景两朝的三次侵略，也给汉帝国造成了相当损失。其中文帝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以六万骑入塞，文帝急调周亚夫入卫细柳，著名的“周亚夫军细柳”故事便发生在此时，虽然周亚夫治军严明，但并未与匈奴交战。此后，军臣单于又在景帝朝入塞两次，先是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破雁门、上郡，夺取皇家养马场的御马，汉守卫战死二千余人。后在后元二年（前142年）春，又入雁门，并击毙雁门太守、前任御史大夫冯敬。

此前，雁门（今山西代县）一直是汉帝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的第一道防线，称为边境重镇，在其前任郡守、号称“苍鹰”的酷吏郅都领导下，是稳固的要塞，匈奴始终不敢来犯，到郅都因为政治斗争而死，匈奴便立即来犯，继任的冯敬成为了汉匈战争中级别最高的牺牲品——汉初之制，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副手和继任人，与丞相共议军政，与丞相并称“二府”，其地位尊崇如此。景帝一朝对匈奴作战，就用前御史大夫、雁门太守冯敬的血画上了并不完满的句号。

玩细娱而敉大患：贾谊、晁错与中行说的思想交锋

文景两朝，主导汉匈之间军事、政治博弈的思想家，首推贾谊，其次是晁错，然后是叛逃匈奴的宦官中行说。他们或为文或为言，其思想无意中形成了后世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互相博弈的三种思路：贾谊代表着政治制驭主义者，晁错代表着军事打击主义者，而中行说则代表着游牧传统主义者。

除了汉地的金帛子女美食美酒等奢侈资源以外，继位的军臣单于还得到了一个好礼物：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宦官中行说。此人已得到他父亲老上单于的“爱幸”，现在，中行说将继续“忠心耿耿”地为新任年轻单于服务。

中行说本是燕地人，熟悉边地情况。文帝命他做和亲护送公主的随员，中行说不愿意去，威胁“如果非要派他去匈奴，就必定要投降，而且成为汉朝的祸害”。众人以为他在说疯话，不以为意。后来中行说果然投靠匈奴，尽吐汉朝内情，日夜挑唆，成为大患。

中行说虽然品节卑劣，但见识眼光确实不凡。此人向单于揭示了汉帝国源源不断赠送奢侈礼物背后的阴险想法。中行说警告说，如果匈奴人采用衣裤、金帛一类汉物超过百分之二十，那么便会失去食用奶酪、穿着皮草的便利性，丧失斗志，甚至有被汉朝同化的危险（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后来“金亡于儒”的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中行说提倡保持游牧民族传统的建议实为谠言。但即使是见多识广的罗马人，也无法抗拒汉朝的丝绸！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就一边感叹赛里斯国（即中国）的丝织品是如此精美，一边自省帝国是否在东方丝织奢侈品上花费了过多财富（高达1亿塞斯退斯或80万磅白银，约占帝国岁入十二分之一）。

汉帝国精美、繁复、铺陈的饮食体系也足以令即使是最挑剔的匈奴人垂涎。根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张衡等人的文学作品来看，汉代上层社会典型的佳肴包括炖小牛肉、带肥肉的牛腩肉、肥狗肉汤、炖熊掌、烤里脊薄片、烤乳猪、生鲤鱼或鲈鱼片（配以姜、肉桂、芍药制成的酱汁），烤羊肩肉和鹿肉，配以竹笋、香蒲、韭菜，可选用盐、梅酱、肉酱、蜂蜜、醋或花椒来调味，并食用稻米或小米饭，品尝被称为“醴”的甜米酒和普通的烈酒，饭后还能享用包括荔枝、梨子、桃子、橘子在内的水果，宴会上全程都有由打扮妖冶的艺术家表演舞乐供客人欣赏，按司马相如的说法，足以令来客“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丝绸是罗马帝国上层社会钟爱的奢侈品，帝国不惜花费大量资源购买，由于安息人收取极高的中间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曾努力打通与对方的直接贸易通道。班超的部下甘英曾差一点儿就要踏上罗马领土，但由于纳巴泰船工对海上旅行风险夸大的描述（海水广大……数有死亡者），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

不难设想，在夏日，军臣单于与他的皇室成员、高级官僚可穿着汉帝国精细如发、薄若蝉翼的丝绸衣服尽情享受清凉，品尝精细的谷物和美味的酱汁，聆听汉钟玉缶的清脆敲击，再观看美丽的胡姬舞女身着透明薄纱“罗縠之衣”表演汉地舞蹈（三个半世纪后，这种享受被曹魏官员杨阜斥为“败乱如桀纣也不过如此”），甚至连中行说也无法阻挡单于沦陷于汉朝的礼物，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接待汉使时趾高气扬地要求对方提高备办礼物的质量。

此之蜜糖，彼之砒霜。在中行说看来十分危险的汉地享受，在贾谊那里，则是用于战胜匈奴的有力武器。贾谊曾在《新书》中一厢情愿地认为，匈奴人总是饥渴异常（与罗马人对匈人的看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晁错指出匈奴人其实更耐饥渴“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只要在边境设立边市，向其售卖饭食、烤肉和肉汤，再配以大量的酒，匈奴人就会因暴饮暴食而迅速灭亡（此则亡竭可立待也）。除了食物和酒，在千古闻名的《治安策》中，贾谊还希望向匈奴提供被称为“五饵”的五种享受（包括精美的服饰和马车、美食、音乐和美女、奴仆和华美的建筑），以磨平游牧民族的斗志并让他们在放歌纵酒中自取灭亡。

贾谊可能想不到，匈奴很快便全盘收下了汉帝国射来的糖衣炮弹，吃掉糖衣增长气力后，再向中原射去无情的箭头。后来的历史证明，在短时间内以物质腐化游牧民族是不切实际的。中原帝国富庶发达的物质文明反倒会更加激发游牧民族掠夺的欲望，例如，宣和年间宋朝君臣就小心翼翼地避免金朝使臣看到东京的华丽景象，以免激起其非分之想。酒醉后的匈奴骑兵甚至更有破坏力，司马迁就提到，匈奴制，斩敌首一人便赐酒一大杯（斩首虏赐一卮酒），酒精无疑更激发了游牧民狂暴的掠夺情绪。只有在游牧民族接触到中原儒家意识形态和帝国体制等政治、文化资源后，才能真正“变夷为夏”，文弱化的进程才不可逆转，不论是金朝金熙宗（曾辱骂他的女真臣子为“无知夷狄”），还是满语水平糟糕的清代嘉道以后诸帝，莫不如此。

如果说贾谊倾向于经济招抚腐化为主的对匈奴战略，那么同为西汉一代政论大师的晁错便是武力爱好者。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汉匈军队的优劣对比。匈奴军队有三条长处（马匹复杂地形适应能力强、兵员骑射水平高、耐饥渴持续作战能力强），而汉军有五条长处（正面和平地作战能力强、武器质量较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强、远程投射火力强、近战能力强）。景帝初年，汉军仍没有足够的马匹，因此晁错希望运用降附的蛮族人作为骑兵，在山地与匈奴人作战（即有险阻，以此当之），而在平原地区仍然运用汉军的战车与步兵（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

晁错还特别关心防御和经济问题。比起贾谊未被采纳的“三表五饵”之策，晁错在《论募民徙塞下书》中的提议则更切实际。他期望募民或迁徙民众前往边地，给以食粮弓弩，建起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此外，他又建议“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高级爵位为奖励，鼓励百姓往边境运输粮食支援屯边体系。在稳固后勤、并建设强大战略基地和防线的基础上，再调发“数十万大军”与“数万之众”的匈奴决战，这种以守为攻的稳健战略符合孙子“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并深切影响了之后所有朝代的筹边政策。如果晁错活在武帝年间，此议或许会得相当之重用。

但历史也无情地证明了，战争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计算，敌情不明、地形不利、后勤不继、国力不济带来的边际效应会对胜负产生戏剧性的加减值，直到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七万骑全军覆没于匈奴五万骑时，武帝才终于从数十万众长驱沙漠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并自我解嘲般宣告黩武军事政策的破产（毋乏武备而已），轮台诏下时，距晁错去世，已过去六十五年了。

汉家大将西出师：藏锋的尾声与反击的序幕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继位初年，府库充盈无比，粮食堆积如山，著名的“陈陈相因”一词就源出于此，原是形容太仓中粮食之多。政府鼓励养马，仅在边郡六牧师苑令的数十个牧场中，帝国就已拥有40万匹官马（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街巷田野中更是马匹成群，人们甚至以乘母马为耻。于是，武帝朝“图制匈奴”的大业，便从长安城内高耸的未央宫前殿展开，化作一道道专断而急促的诏令，通过帝国精密而严厉的行政系统奔向四面八方。

公元前134年，武帝在大行令王恢的建议下，发动了著名的马邑之谋，以雁门郡的马邑城为诱饵，“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马邑旁谷中”，又遣三万偏师欲劫夺辎重，企图一举歼灭南下的军臣单于，却因雁门尉史走漏风声，导致单于率十万骑迅速退出塞外，汉军无功，殊为可惜。

从军事上来说，汉军虽然军力雄厚，但在指挥艺术上还有纰漏，仍不脱文景时期以守势为主的作战模式，可以说马邑之谋的失败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是汉军的战役设想过于宏大，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歼灭匈奴主力，又要夺取匈奴辎重，超出了汉军的能力。二是指挥控制上出现困难，虽然“诸将皆属护军”，俱归护军将军韩安国指挥，但由这位反对开战的将领担任总指挥，恐不能总揽各方，特别是在属下王恢（马邑之谋的支持者）与韩安国还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指挥不统一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三是汉军战役布势不够科学。汉军分为伏击和机动两大集团，其中伏击集团兵力占总兵力十分之九（三十余万），而机动集团仅占总兵力十分之一（三万），伏击集团兵力较多较集中，很难做到隐蔽。此外，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兵力较少的机动集团又难以及时作出反应，王恢最后未敢追击（以三万对十万，料不能胜）便是例证。四是汉军采用牧群布野的诱敌模式，又容易被熟悉游牧生活的匈奴人识破。

马邑之谋中，汉军分成了两个战役集团，但仍然是防御性质作战。

尽管在马邑发生了相当的不愉快，但匈奴仍然“贪求汉财物”，双方并未就此断绝贸易往来。汉匈双方就在一种官方交战、而民间交易的奇特氛围中继续共处。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从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入塞，杀掠数千人，武帝终于忍无可忍，命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四路各一万骑兵，共用兵四万骑。

此战是汉军第一次运用大规模骑兵军团作战，也是第一次主动出击塞外，是未来光辉灿烂的漠南、漠北之战的先声预演。虽然公孙贺、公孙敖、李广三路均未获胜，但卫青一路轻骑深入，纵横塞外二千余里，击破作为单于总穹庐和全族祭坛的龙城，匈奴大震。消息传来，武帝大喜：这是汉军对匈作战百年以来的第一个大胜，足以告慰列位先帝！

汉家大将大纛之下，落日斜晖映照上谷的山脉。翻过这里，便要告别平沙衰草的塞外，重新回归廪庾皆满的汉土。卫青似乎已经预测到了他将要被封为关内侯、乃至位极人臣的贵幸之命；也预测到了单于必将遭受重创、远遁漠北的衰颓之运；但他可能难以预测到，四十年后，人主会以一纸《轮台诏》结束无休止的征伐；他可能更难以预测到，一百四十七年后，新朝将军严尤会以《谏伐匈奴》为武帝奉上“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是为下策”的不恭不敬之评。

但是，当他面对茫茫无尽、穷追难寻的塞北原野，面对那个与中原帝国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他或许真的像五百年后的南朝宋太子詹事范晔那样，发出过深远、迷惘而沉痛的慨叹：

“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