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42

1943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决定，与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从重庆出发，去往陕西，沿着陇海线从西往东走，经洛阳，到达郑州。他希望通过这一路的采访调查，弄清楚当时发生在河南的“吃的问题”。51年之后的1993年，刘震云回到自己故乡，回到1942年的河南，写出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2012年，冯小刚将刘震云的原著拍摄成电影《一九四二》。在电影上映之前，本刊记者沿着白修德当年途经的路线重走了一圈，希望通过回溯这段漂浮着300万亡灵的历史之路，让今天的人们有所觉悟

一

当我们到达白雪覆盖的郑州时，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他们会从每一个巷子里窜出来向我们尖叫，双手塞进衣服里取暖。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我们曾轻轻地戳戳其中的一两个，看是否还活着。

——白修德

2012年冬天开始的时候，我在河南省档案馆的二楼看到了1943年12月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报告在记述1942年大旱的起因时，语言竟然像一首诗，但这首诗里的意象显露的是一副狰狞的面孔：“自春徂夏，旱魔为虐，雨泽愆期，麦苗受损甚巨，迨至收获之期，复遭风雹，以致二麦歉收，平均不及三成，原期秋收丰稔，以补麦季之不足，讵料入夏以来，又苦亢旱，禾苗枯萎，投火可着，低地秋禾，更遭虫害，入秋以后，风雨失调，寒暖不均，早秋晚秋，复告绝望，以致引成今日之大灾。”

在2012年的郑州，完全感受不到1942年的灾荒画面。当我来到《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调查河南饥荒的最后一站时，吃的第一顿饭是花生炖猪脚。吃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乎是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

1990年代初，钱钢正在编写中国百年灾害史，找到刘震云，希望他写一写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因为刘震云是河南人。“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家乡在1942年死了300万人。”刘震云觉得这事情有点大，答应了下来。

在2012年的郑州，把我打发回1942年的是两首民谣。

我见到了宋云龙。他出生于郑州宋砦村，今年六十多岁，显然没有经历过1942年的事情，但他记得母亲给她唱过的两首民谣，他把这两首民谣唱给我听。

第一首：“孩儿孩儿你别哭，前边就是大瓦屋。支小锅，打糊涂（类似于粥）。喝一口，老甜哪，逃荒就是老难哪。”1942年，饥荒发生后，沿着陇海线往西逃荒的河南人极多，一路上死人无数。宋家有上百亩地，没人逃荒。

第二首：“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荞麦。” 宋家在1942年的秋天里种了荞麦。“荞麦那东西耐旱，长得快，3个月就能成熟。”宋云龙76岁的大表哥王新五说。他经历过1942年的饥荒。冬天里，荞麦收割好了，宋家人准备歇一歇，第二天再拉回家去。第二天去看，荞麦全没了。

我在华谊兄弟公司的放映室里，提前看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的开头就是一群挨饿的土匪到地主家打砸抢粮，填饱肚子是最大的理由，可以搭上道德和尊严，有时连命都可以搭上。

郑州郊区的农村跟城市已经没有了差别，地理上的界限也没有了，在大楼盘一般的南阳寨村，我见到了宋云龙的姑姑宋秀莲，她出生于1930年。

“这是一个记者，想问问你民国三十一年的事情。”宋云龙对宋秀莲说。

“民国三十一年？让我想想。”老太太有点茫然。

“闹饥荒，你还记得吗？”

“咋不记得，二层榆树皮揭得老高了，噫，那榆皮面可粘了。就那还没有啊。荞麦你知道吗？做馍馍吃，连皮都吃了。”

“有没有饿死人？”

“饿死的人可多了，你德宝大爷就是饿死的。”

每听完一段老太太河南口音极重的自述，宋云龙就回过头来给我翻译一遍。德宝大爷叫耿德宝，是宋秀莲在宋砦村的邻居。老太太当年是从宋砦村嫁到了南阳寨村。

在1942年的宋砦村，实行的是保甲制。宋云龙的伯父是甲长。“怎么当的？大家都不愿意当甲长，轮到谁家谁当。”

轮到宋云龙伯父当甲长的时候，正好是饥荒最甚之时。“政府不减你要缴的粮食。政府的狗腿子就跟着甲长去问老百姓要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打人。我伯父没办法，不想打人，就自己去借粮食，给穷人抵账。”宋云龙说。

但是穷人还是还不起啊。过一段时间后，放债的人就来宋云龙伯父家，把牛啊车啊都拉走了。后来就开始卖地。“我们家原来有一百多亩土地，最后卖到四十多亩。”

地主家也没法过下去。“要差事（田赋等）没有。”宋秀莲说，“俺娘被逼跳井了。冬天，被人救了起来。回家衣服可湿了。”

杜德阳出生于1928年，是南阳寨村的老居民。194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郑州城里读初中。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年开始的时候，冬天和春天都没下雨，庄稼不行了。“到了42年底，都没啥吃的了。有的人卖田地，有的人逃荒。很多人往西逃，走到洛阳，才能上火车，前面的这一段铁轨很多被扒掉了。”

“当时郑州城里20万人，每天早上警察搜寻街道，都能拉出来七十多具死尸。”杜德阳的叙述令人震惊。他亲眼看到过饿死的人，“我们学校旁边有个老太太，吃榆树皮拉不出屎来，憋死了。”

当时不只河南闹饥荒，紧邻河南的一些地方也难逃此劫。如今家住郑州的牛士杰，出生于1931年，老家是靠近河南的山西高平，那里1942年也闹饥荒。他当年连榆树皮都没吃上，吃的是杨树叶。“煮一锅杨树叶，真难吃，涩的，但还是一碗一碗吃。”毫无疑问，吃这些东西更难消化。“牲口吃的东西，人吃了，大便下不来，没有办法，我父亲用棍给我挖，肛门都出血了。”

说到这时，牛士杰说不下去了，开始低声啜泣。有时，伤痛太深，多少年后都无法抚平。“不能提那事，太受罪了。”他继续说，“我坐在门墩上，动都不能动，走不成路了。”

1943年的春季，牛士杰的妹妹出生了，没法养，送给了别人。“别人大概给了一斤米。”牛士杰记得，家里买了一些盐，用4斗黑豆换了地主家8斗麦。“那一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很多人没熬过来。牛士杰所在村叫高平县北诗乡野沟村。“我们村三十多户人，绝户的就有四五户。”绝户，就是全家死光。

邻村更惨。有一户人家上山采黄芩叶，第二天，全家4口都死了。“撑死的，黄芩叶吃进去发胀。”

牛士杰家当时还剩下一只羊。看到舅舅家的人挨饿，杀了羊，给舅舅。舅舅把羊肉拿回家烤了吃。羊肉热气，肚子里啥也没有，羊肉吃进去，舅舅的眼睛就瞎了，没几天就死了。没几天，舅母也死了。不久，女儿也饿死了。“舅舅一家全没了，绝户了。”

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我们村有个老太太，七八十岁，一生吃斋念佛，不吃肉，民国三十一年把一只自己养的猫杀了吃了。”牛士杰说。在电影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抱着一只喜爱的猫逃荒，最后她同意把猫煮了，给在逃荒途中刚生小孩的嫂子熬汤喝。

“家族里的人死了，都是我父亲埋的，没有棺材，用席子裹一下。”牛士杰说，“我们村有三四户，全家出去逃荒，到现在都没信，活着一个人都会回来的，肯定都没有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几乎处于无组织状态。牛士杰都说不清自己家乡当时归谁管。“一下是国民党来了，一下是八路军来了，一下是日本人来了。”

1943年，山西人逃荒的方向是河南。当时有一句话：“往南逃一千，不往北走一砖。”他们相信南方有吃饱饭的地方。太行山太高，两百多里路，很多人在山里都没出来。而在河南，大多数人往西逃，那更是一条漫长的恐怖之旅。

祸不单行的是，在干旱和饥荒到来前，先是国民党把花园口的黄河大坝给炸开了，洪水一泻千里，形成黄泛区。黄泛区有淤泥，有的人不小心走进去，就陷在里边憋死了。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叫“栽橛子”。干旱之后又起了蝗虫。“到处都是蝗虫啊，一片黑压压地飞过去，能把太阳都遮住了，蝗虫过去，高粱就只剩下秆了。”牛士杰说。人们为赶走蝗虫，都把蝗虫称“蚂蚱爷”，盼着他们赶紧走。

另一个巨大的威胁是，日本人的军队来了。在电影里，就连地主老东家，也带上他的家人和粮食，往西逃去了。

二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子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着她接见我的。

——白修德

站在重庆黄山风景区位置绝佳的云岫楼前，我试图在脑海里构筑白修德面见蒋介石的情形。但工人们敲打天花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想。这里正在重新装修，屋子里空空荡荡。这座当年全中国最受瞩目的官邸放在今天并不算多么宽敞，隔音显然也不好。如果像刘震云小说里所写的那样，蒋介石在会见白修德后摔了杯子和骂了“娘希匹”的话，那声音一定会在山林间传之辽远。

“日本进攻中国从1931年就开始了，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接着就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占领了华北。日本人整天烧杀掳掠，南京大屠杀也发生了。但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向日本宣战的？是1942年12月9号。”11月24日，电影《一九四二》首映式前的头一天傍晚，刘震云在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家酒店会议室里跟我说道，“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因为12月7号发生了珍珠港事件，8号，美国对日宣战了。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委员长整天要看谁给他援助，没有外援打不了仗。这个时候，地方上发生旱灾，对他来说，一定是个小事情。”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李雪健扮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到云岫楼见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一顿饱饭后，李培基准备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荒的实情。此时，段奕宏扮演的陈布雷进来，给蒋介石读电报，内容包括：“昨日我军在曼德勒损失惨重”、“英军一个师七千多人被困，蒙哥马利元帅请求我军支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请求委员长接见”、“南京方面，周佛海派来密使，有意脱离汪逆”、“希特勒昨天会见了墨索里尼，说将要攻陷斯大林格勒”、“蒋鼎文将军的军队已渡过黄河，但迟迟未见日军行动”……

当陈布雷说到“印度方面，甘地昨天绝食成功”时，李培基说了一句“他饿了几天？”陈布雷说，“七天。”

李培基没往下说。当蒋介石问他到重庆有什么事时，他说，没事，没事。他觉得刚才听到的事情都比自己要说的事情大。

在电影里，李培基的表现并不像历史上那么不堪。“是不是融入了郭仲隗的形象？”我问刘震云。“对，这就是艺术的功能。”刘震云说。

“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这是郭仲隗当年的一段自述。

河南征粮负担重，在1942年之前就开始了。郭仲隗在1941年就曾提议案，减轻河南之压力。当时，河南因田赋被征的粮食居全国第一。1942年，郭仲隗带着灾民食用的榆树皮、观音土和雁粪来到重庆，摆到国民参政会上给大家看。10月30日，他在国民参政会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

刘震云用了一个比喻形容中国当时的情况——“杂拌粥”。“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

在黄山风景区，有一座别墅称莲青楼。楼前的池塘里，有开败的莲花和莲叶。这是当年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地。经常到莲青楼的美国高级官员有：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参谋长史迪威，顾问团长巴大维，顾问陈纳德，特使威尔基、魏德迈、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等人。

“1942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刘震云注意到了“咖啡”，因为此时，许多人在逃荒路上吃了“霉花”。

几个月后，到郑州采访的白修德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招待。“官员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刘震云在为小说收集材料时，看到了这一段，他认为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史迪威在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里提到：“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生病、病恹恹、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干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显然，“愉快”、“吃得好”、“比较干净”并不适用于此时正在往陕西方向逃荒的灾民。

许多美国人倒是纷纷赶来中国，远东对欧美人士总是有着神秘的吸引力。1938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位叫白修德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毕业，他获得了一笔旅行资助，从北美来到亚洲。一年后，他获得了中国政府新闻处的邀请，来到重庆写专栏文章。接着，他成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

出生于山东的《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对中国向来怀有特殊的感情。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至今仍被人们引以为傲。彼时，蒋介石和她的夫人不止一次在《时代》封面上露脸。重庆方面和《时代》视彼此为重要的朋友。在灾荒发生前的1941年5月，蒋介石曾在重庆为到访的卢斯夫妇设盛宴欢迎。

白修德原本对蒋介石非常钦佩，他和卢斯一样，对他和他的军队褒扬有加。这样的看法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看到了来自河南的传教士提供的资料：河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令白修德大为震惊。他参考这些资料写下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这篇报道篇幅很短，全是引述材料，缺少生动的现场感和说服力，在美国发表后，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最早引起轰动的是重庆《大公报》的报道。1940年，天津人张高峰在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上学时，开始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2年12月，张高峰被派往河南采访。他被一路上逃荒的灾民所震撼，写下了报道《豫灾实录》。“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大城市里的人们开始知道河南通往陕西的荒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灾民。他们在雪地里行走，在火车顶上休息，在不知名的他乡野地里死去，也可能在另一个快饿死的人嘴里死去。人吃人的现象已经发生。河南《前锋报》1943年3月23日刊登了“烹子短讯”。这样的新闻，引述起来都让人感到惊悚。

另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是重庆《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为《豫灾实录》配发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篇社论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新闻言论的尺度。王芸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政府，“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蒋介石看了《大公报》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大公报》停刊3天，以示惩罚。王芸生原本赴美访问的行程也被国民政府取消了。在电影里，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发一篇文章，以正视听。其实，在王芸生的社论里，就对中央社的一篇电讯稿表示了愤怒。这篇电讯稿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还说：“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认为，这“罄其所有”4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在重庆遭停刊的事情成为了新闻。白修德注意到了此情况，更加深了他对河南灾情的疑惑和兴趣。

就在《大公报》被停刊的2月份，他约上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上路，开始寻荒中国。

三

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有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有人则像马克·吐温小说中的哈克·费恩那样，把自己的东西用一根棍子挑在肩头。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白修德

黄昏降临时，在洛阳的老城墙下，是悠闲散步的人们。城里高挂红色灯笼的地方并非红灯区，那是年轻人宵夜的地方，跟全中国各地的夜市差不多，烧烤占据了大部分的摊位，散发着焦糊、酱香和辣的味道。惟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靠近鼓楼的那一家家卖纸钱花圈寿衣的店铺，灯光昏暗，气氛阴沉。而在1942年的洛阳，城里城外满是死亡的气息，尸臭味也并不缺少。

我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查阅的洛阳市档案馆里，从一堆《洛阳文史资料》里看到一段话：“1942年，河南遭受特大灾荒，由豫东豫南逃来洛阳的难民不下数十万，在洛的乐户老板，乘机买卖女孩打发横财。当时十三四岁姿容秀美的女孩，最多只能卖黄金五钱。他们除择优自留作摇钱树外，还向西安宝鸡等地转卖渔利。许昌有个人贩子姓孔，外号‘麻包’，一次就带来女孩二十多个，因此大大增加了各地的妓女数量。”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许多人饿死在了洛阳城墙下。为了让逃荒的家里人少饿死一些，老东家的女儿星星把自己卖给“工厂老板”，然后，她被转手卖到了青楼。在第一次给顾客服务时，星星怎么也没法弯下腰去端洗脚水，她说她不是不乐意，而是吃得太饱，腰弯不下去。

当时，河南的民营报纸《前锋报》对当地的灾情也有相当多的报道。记者流萤在一篇叫《风砂七十里》的报道中写到了其采访河南饥荒中妓女的情况：“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也有的八十元。由于法币贬值，大钞不值钱，每百元要贴十五元的‘水’，折合小钞只有八十五元，除酬劳茶房二十元外，剩六十元，分给老鸨一半，剩三十元。巩县的米，时价每市斗三百元，这三十元钱，恰好买市斗一升的米，按重量合是一斤六两，而她们的家里照例还有几张嘴在等着。”

1943年的冬末，白修德正裹着军大衣，坐在毫无遮挡的巡道车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朝洛阳方向驶来。“简直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在他面前次第掠过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大饥荒。

令白修德感到悲伤的并不是死人，而是无法理解眼中所见。“在一场大灾中，除了大自然并无别的谋杀者，死去的人们身上并没有伤痕。自然本身成了敌人。”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只有政府才能从自然的暴虐中拯救自己的民众。

在洛阳，白修德拜访了同样来自美国的主教托马斯·梅甘。在梅甘的陪同下，他改乘军用卡车前行。在洛阳车站的夜幕中，他看到“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

出了洛阳城几十分钟，白修德就看到了雪地中倒毙的人。狗像狼一样在路上来回跑动。在白修德拍摄野狗吃死尸的照片时，一具尸体的脑袋转瞬便被啃噬干净。

这些惨烈之景，最开始还能震撼其心，看多之后，当他回望这场灾难时，那些生动的形象和情感色彩竟然黯淡许多。“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累越多。”

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史迪威与蒋介石多有分歧，甚至对延安的共产党抱有更多的同情。白修德开始并不站在史迪威一方、目击了这场大饥荒之后，他与史迪威站在了一起。“尽管我看到史迪威的使命是如何毫无希望，并且知道他会走向穷途末路。”这一切盖因1943年刻骨铭心之记忆。

彼时的洛阳城，处于凝滞的状态。许多灾民既没火车票，也没扒上火车，只好在洛阳城下等，进不了城，往西往东都不是。此时的政府，也开始着手惩处一些投机的无良商人和官员。在电影里，在枪毙这些人时，政府人员想让百姓前去观看，以达到宣传效果。灾民们的态度是：现在说什么我们都不信了。

当时，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也许更能获取他们的信任。白修德曾经回忆：“有一个夜晚，我待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农村的官吏请求进来见一见外国人。地方官们手上拿着一叠请愿书，要求我们带回重庆转呈给蒋介石。其中一位反映的问题是，去年秋天每亩地收了15磅的粮食，缴税是13磅。这时候，一旁的司令官勃然大怒，冲着地方官又吼又叫。地方官便把送给我们的请愿书的副本递交一份给司令官。司令官把请愿书揣进口袋，然后要求我们把手中的那一份交出来，我不同意，他坚持必须交。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尴尬难堪的时刻，最后，我交出了那份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把我们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我们将无处可去。再说如果我们拒绝，他就会在我们离开后，把怒气撒在这些地方小官身上。”

白修德从西到东转了一圈后，写下了一篇现场调查报道《等待收成》。他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拍发。“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系统出了故障，或者电报员良心发现，未理睬相关规定，这稿子直接发到了纽约。

白修德难过的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维系人心之善。400法币就可以买到9岁的孩子，4岁的男孩只要花200法币。为了一口饭，男的成为士兵，女的成为妓女。“食物就是硬通货”，那些被中国人视为不可动摇的纲常伦理在饥饿面前失去了往日效力。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这是白修德温故一九四二时得出的结论。他成了共产党的朋友，他所钦佩的人里多了周恩来。1972年，白修德坐在尼克松的空军一号里，再次来到中国。在机场，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一眼便认出他来。

1943年3月，白修德从洛阳发出的河南大灾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白修德的报道使她颜面全无，她竟然责令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这里不是重庆，《时代》也不是《大公报》。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见到了蒋介石。白修德提起了饿死人和农民税收的问题。当白修德说自己看到狗吃死人的情景时，蒋介石说不可能。哈里森·福尔曼出示了在河南灾区所拍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蒋介石向白修德道谢，并称其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白修德收到了梅甘神父的一封来信，白修德认为这是新闻的力量：“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将牢记白修德的名字。他怎么会不知道河南饿死人的情况。只是这位美国记者迫使他承认自己知道。

有当年的报人回忆，白修德和哈里森·福尔曼后来被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请到“新赣南”采访。彼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宣扬“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之口号，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这样的安排已经无法扭转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印象。

我在《洛阳市志》里看到这么一段话：“西汉时期，洛阳人口迁移愈加频繁。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洛阳及以东地区‘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民们扶老携幼，道路相望，饿死者十之七八。东汉末年董卓兵烧洛阳后，尽徙洛阳人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洛阳城化为废墟，附近耕地鞠为草茂，满目荒芜，粮食奇缺，饥馑连绵，为寻其生活，百姓被迫向外迁徙。曹操统一黄河流域后……”好了，引用到此，继续下去的话，可以一直引用到1942年以及更靠后的年月。

连白修德都总结出来了：“灾荒在中国历史上来去频仍，它们就像地震、飓风和王朝更迭一样。人们常常用灾荒来标记家族的历史。”

“我研究过从东周到现在的河南饥荒，”刘震云对我说，“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有的人决定用痛苦结束痛苦。白修德曾写道，“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生死问题在史书上鲜有探讨。史书有时候过于冰冷地记录下统计数字，并不负责深层的思考。同样是在《洛阳市志》上，1942年和1943年的大事记3页纸就记录完了。专门记录饥荒的只有一条：“1943年春，旱灾继续，灾情严重，收成大减，人多以树皮充饥。灾民相继逃亡陕西，路弃尸体，无人掩埋。”

四

我再次飞赴华北，并获准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一处豁口。这个豁口是黄河和铁路交汇的枢纽。盘踞黄河北岸的日军炮兵隔三差五地炮击南岸的铁道，挡住灾民外逃的出路，而这里是河南最主要的通道和门户。

——白修德

在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乘着高铁从西安去往洛阳，车厢上的电子屏幕显示，此时的车速是每小时283千米。这段路程所费时间不过一个半小时，反之亦然。而当年，许多灾民坐在牛车般的火车上，缓慢地来到潼关。潼关是通往关中的东大门。在电影《一九四二》里，灾民们搭乘的火车在此被一根巨木拦住。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需要掉头往回走。

而事实上，许多人运用各种方式或者说求生的强烈本能，穿越了潼关，向着他们心目中的救命圣地西安前进。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蒋介石来到西安，会见了豫陕两省黑白两道的带头大哥张钫，希望他能出手对灾民进行赈济。在电影里，张钫答应了，现实中，也是如此。

许多陕西境内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帮助赈济灾民。正在陕西读高中的宋云龙的父亲宋国俊便是其中一员。张钫是河南人，之后，他推荐宋国俊到重庆去念中央警校。

无论如何，救灾还是开始了。然而此时，已有上百万人饿死在逃荒路上。

那些年发生的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有着前后的逻辑关系。

中原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一直极高，抗日战争中也不例外。对于已经退到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中原是大后方的屏障。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已经沦陷，河南成为日军进攻需要拿下的要地。1938年兰封会战，日军攻陷开封，向郑州方向而来。蒋介石命令将花园口黄河堤坝炸开，以“水兵”缓燃眉之急。而下游黄泛区百姓成为牺牲品，数十万人丧生。随后大小战事不断，1942年之前，豫北、豫东、豫南等地已经沦陷。恰恰在此时，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出现了上千万的灾民，对谁都是大包袱，蒋介石想把包袱甩给日本人。在小说和电影的叙事里，日本人在观望思考后，接下了这个包袱，这些包袱反过来，在某些时刻，帮助了日本人。

西安市档案馆里有一本《西安市政处警察局三十三年四、五月豫省来陕避难人数调查表呈令文》，显然没有多少人查阅过，因为工作人员费了很长时间才帮我找到。这些呈令文为宣纸质地，上面工整地用蝇头小楷记录下调查情况，仿佛书法作品，实际内容却是枯燥的简况和统计数字。到陕的河南逃荒者，大多聚集在西安铁道北面，被称为“道北人”。

如今的西安道北，老房子拆掉了，建起了“大明宫”，道北人迁移到西安各处。曾经有一部反映道北人生活的电视剧《道北人》，作家和谷是撰稿人之一，采访过许多道北人，其中一些便是1942年从河南逃荒而来。

“河南人，河南担，为啥？河南人过来一担挑，这不是骂人，一头担着孩子，一头担着鸡狗或者行李。一下车，都是几百几千人，自己找地方，搭一个棚，拿锹一弄，啥也没有，就地铺个草，那时候也没人管，你圈一点地方，我圈一点地方。”这是和谷采访过的童秋兰讲述当年河南人逃荒到西安时的情景。

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很多人是坐闷罐车来陕西，过隧洞时，一些人被挤下来，死在黑乎乎的路上。78岁的李桃然对和谷说过：“我记得当时坐的难民车，车顶上都坐了好多的人。那时候刚来，好可怜，在地上挖了一个窝，铺个东西，搭个草顶，就这样盖的房，前面弄个帘子吊着，住的可可怜了。”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张国立扮演的老东家走到潼关时，家里人都死光了。作为一个曾经锦衣玉食的地主，在一路逃荒之后，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他没有继续往西走，而是折返河南。“他觉得自己是死定了，只想死得离家近点。”刘震云说。

老东家在雪地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在哭。小姑娘说，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俺都不认识了。老东家说，妮儿，你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叫了一声，爷。老东家说，孙女，走吧。

老东家拉着小姑娘的手往河南方向慢慢走去，消失在画面深处的白雪之中。

最后是旁白：“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自打俺记事起，就没有见她流过泪，也不吃肉。几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1942年时，她一脸的茫然。一九四二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在华谊兄弟的放映室里，当灯光亮起时，我看到许多人的眼里挂着泪花。刘震云说，这是他最满意的场景，里面包含了他对1942年所有的看法。冯小刚则说，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刘震云在小说里曾写道：“我总觉得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

1942年，在白修德眼里，也不是一团冰冷的漆黑：“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算出的这些数字，也不是我们在探究这场灾难时的冷漠麻木，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却不能停留。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大爱，如果无望的生活注定只能以悲剧方式终结的话，在这寒冷的、被漠视和遗忘的世界，他们即使已经倒在了冰雪覆盖的荒野里，也要怀抱着自己的爱人，彼此至死忠诚不渝。”

五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

——白修德

从郑州出发，飞至重庆，接着从西安沿着陇海线往东走，去往洛阳，然后，我再次来到了郑州。这是一个不规则的环形。在嘈杂的郑州火车站，我想起罗素在《意义与真理的探询》中的一段话：“有很多作家想象历史是一个循环，认为世界的现况，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模样，迟早都会重复。从我们的观点又该如何阐述这种假设呢？我们会说后来的情境屡次雷同于先前的情境，而不能说这个情境发生过两次；因为那意味着一套定时制度，会令这假设无法成立。那情境颇类似于一个环游世界的人：他不会说他的起点和终点是两个不同、但完全类似的地方，而是直接说它们就是同一个地点。”

当我问刘震云历史是不是一个循环时，他并不认同。“我不觉得历史是一个循环，但是，历史确实是在重复。另外，我觉得，客观的东西是不断在变化，现在跟秦朝比，确实没有电、冰箱、空调、飞机……这样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变化很小。了解河南灾荒的话，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我写1942的一个原因。”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里引用了一段资料：“农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给日本军队。河南的灾民帮助日本人截击了败退中的国民党军队。这是1942导致的一个结果。

汤恩伯称河南人都是汉奸，并贴出告示，准备对河南人大开杀戒。

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来自河南的参政员郭仲隗痛陈汤恩伯的劣迹：利用军队经商走私；前线激战正酣，汤在鲁山泡汤；仓库落入敌手时，其中竟有面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与其他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最后的结果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得到蒋介石的庇护，撤职留用。此后，河南省政府全面改组。

白修德曾经对国民政府在灾区仍然征粮感到不解，他问一位军官是何原因。此军官说：“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刘震云在小说里提出，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该如何做出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小说里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选择了后者。

让我们看看地球，几乎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大饥荒。

1942年，盟军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实行禁运政策，希腊出现饥荒。德国当局无动于衷，仍坚持要求希腊民众向占领当局上交粮食定额。这被称为“人为的饥荒”。

1943年，孟加拉湾发生饥荒，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这场大饥荒进行过长期研究。彼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决定优先对日作战，听任粮食和物价飞涨，导致众多贫民死亡，受害者同样达到惊人的300万。阿玛蒂亚·森将此称为“崩溃饥荒”。

1943年2月24日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李雪健扮演的李培基对林永健扮演的刘道基说，要是这玩意儿管用，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会饿死人。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呢？

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结论：建立民主制度。

在郑州，我又见到了出发时见过面的同学，他要介绍他的同事给我采访，他同事的父亲经历过1942年的饥荒。结果，这位女士还是没有答应当面采访的请求。因为只要一提起民国三十一年，这位女士的父亲就会情绪失控哭起来。“她给我打电话时就差点哭起来。”我的同学说。但她愿意通过我的同学转述。

这位女士的姥爷，在1943年春天，因为吃了太多用发青的麦子做的食品，撑死了。她奶奶在1942年的时候，家里没吃的了，看见孩子们浮肿，就把一个陪嫁的簪子和另外一些首饰拿去村里换了3块红薯回家。这3块红薯被捣碎了，用来熬粥，一边熬一边捣，快煮熟时，一不小心把锅给弄翻了。红薯汤流了一地，进了灰，没法吃了，一家人哭成一团。后来，她奶奶落下一个病，一饿手就哆嗦，抽筋一样，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立刻吃东西，所以，这位奶奶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馍。

在郑州，我见到的那些1942年的幸存者，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他们所提到的饥荒都不止于此。他们的心里给馍留有位置，他们会用嘴投票，1942年的时候，他们就投过一回。

“1942年，还会重演吗？”我问刘震云。

“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就是希望不重演吗？”刘震云说。

（感谢河南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洛阳市档案馆、游晓鹏、宋云龙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