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入部队，奔向前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纛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行的小布尔乔利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一九三七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有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其父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青年蒋经国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么不先回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相，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干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里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言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俵！”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吓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我伲吓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闪着娇小的身躯，正好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答道：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了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
“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士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士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士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士德又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地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的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兴趣”二字，应该说成：“这个斗争你也参与？”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无妨说他不能同意了。其实，于今看来，这个问题再明白不过了，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
当时，我对托派所知确实有限，对于他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参加过托派的斗争和很多活动，也一无所知。正因为这样，就不存在冒渎他的问题。他不多说话，完全可以。我说的也可能很不好听，绝不是传声筒，而是心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的人如何琢磨，那是另一个人的问题。但这样也好，后来却使我得以认识他为人。
这个时候，围在一旁的青年，同样是天真无邪的，更不会蕴藏着其他，就七嘴八舌地问他：
“它究竟是不是政治党派？你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定知道……”
沉默，仍然是沉默。尽管问得很热烈，他却冷漠地没有一句置答，却急急忙忙地争着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才闪烁其词地说：
“你们都喜欢说苏联，怎么能一下子说得完嘛！以后慢慢说吧！”走没有两步，就对何士德和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要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嗄，带着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士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噼呖拍，噼呖拍！……”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士德对我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去，我们去约他。”“你没有到过他的家？”我说：“没去过。”“好，我带你去。”南昌城里，比起现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这准是他的孩子，用不着问。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搞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看来，他不拒绝这些询问。他见何士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呢，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士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士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我们也去。”
他还没有回答。这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些人接着就喊开：“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噼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
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你……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轻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人热情的歌声之中。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竟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像许德瑷、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个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了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递眼色、噘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出来，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第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份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再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台下的一些人喊：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才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
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
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程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中秋之夜

蓊蓊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泼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后，井冈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挂名国民党的一个乡卫中队，其实就是土匪窝子，试探一下头子的政治态度，我去了那里。我正有所得，累呼呼地回到第五区的住处，便接到遂川县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到县城听命。也就是说：这老根据地周围的乡村组织工作，让别人接替。我是在第二年离开南昌的。一直在赣南、粤北绕圈子。好不容易才歇脚遂川黄拗乡，满以为有较长的时间，哪里知道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来这么一个通知。
原来，江西省委为了加强赣南的工作，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带队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
这时，武汉已弃守，南昌又弃守；南中国的大门广州也弃守，东侧的小门潮汕已一样弃守，弃守、弃守。……赣南变成东南战场的后方。
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变化，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
我调赣州继续做组织工作，特别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的队伍。同来的分别在各个团体单位，暂时由我联系下去。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样，公开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务团”，而在赣州，任的是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

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个遭遇：要与蒋经国为伴。
这一回，我比初次见到他时，对他认识清楚得多了。这是后来到新四军办事处，亲耳听到党的东南局副书记黄道对我说的：“他不是党员。党的政策就是帮助他，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不能存幻想……”这些话，又在我的脑海浮现起来，事隔二年，不至有变化吧！心里有底，到赣州也就不觉陌生了。

蒋经国赣南时常以光膀子示人，以显亲切

蒋经国在赣州担任的官衔，叫“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管辖赣南十余个县。赣南，我们革命的摇篮，也是老根据地所在地，只因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区。但党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广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对国民党的动向又特别敏感。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就比别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因此，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紧张的程度，并不在重庆之下。
为什么要把蒋经国布署在赣南呢？看来国民党就是因他有过红色的标志，借此在赣南以孚众望；再则呢，国民党也很清楚，不管蒋经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终究还是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不会有虞。
尽管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毕竟不能不说这里是个缓冲之地。
作为普通的群众，并不理解此中的关系，于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内，对他很不放心；有的把他看作国民党员，担心他做起官来，究竟能不能与共产党合作？只有等候事实。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细，却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赣州，属于最后一种人。我虽然跟他认识了，到了赣州，没有去专门找他，我做我的工作。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周百皆，是一个平易随俗，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易于接受意见的人，曾经留学苏联，与蒋经国是同学，成为他的四大秘书之一。我所做的组训工作，直接由他指导，向他请示，向他汇报。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师范”了，可是学校已疏散到附近县，让这个抗战的机构住下来。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庭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木芙蓉花盛开，不像合欢树那样飘香，而它撒着花瓣，落在幼幼师范的后操场上，缀在葳蕤的青草上，像在绿毯上绣上花朵。草上盛着晶莹的露珠，都被早来人的裤管、鞋面拭走了，后来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会湿着。虽然是秋天已到，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凉意。我不爱打拳或手舞足蹈一类的运动，跑步兜了几圈，就坐在一旁；然后，又到树荫，拉开拉链……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老俵！”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接着就听到他不断地招呼人；“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回答：“你好，蒋主任！”又再一声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把他拉起来。”接着，已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有个来由：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他也乐意接受了。
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新生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始，还没有被中统所利用。我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拥护他事业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们参加。参加的，可以借此接受到新的锻炼。
蒋经国当的专员，很不一样，一改过去衙门老太爷的作风，清早起，全体公务人员，都必须到赣州公园体操、运动。他讨厌睡懒觉的，也一早以身作则，活跃在“锻炼”线上。这是在群众中一新耳目的做法。他是很注意这方面的，每天，趁早还到各个单位、团体去。去将将军。
他之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这个到过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术”，精于戏剧，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青年们回答着：
“你去拉他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实际是这样，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时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要搞自己的风格，按他说的应该有上海的水平，不这样要他这个导演何用。蒋经国似乎也理会到这一点，不坚持。正在这个时候，他一眼瞥见我了，马上冲着我说：
“你认不得我呀？好大的架子！也不去看我一下”。
这真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能有什么架子？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记了，何必凑上去，硬要他去勾起最早的记忆。我正要说话，周百皆的银丝眼镜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来说着：“阿雷不是这样，一来就忙不迭，要有什么请示才找你去！”这是对我的解脱，我只好说：
“蒋经国同志，我怕你贵人多忘。我要是搭了架子，那么拆了就是。”
“那就好，等你！”他仿佛闲不住，嘴巴东吆西喝嘟噜个不停，忽的说到这方面来。其实，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对象是谁，而他偏这么问；“你的密瑟斯好吧？没有来？”
那个时候，已结婚的不叫“爱人”，说“夫人”太雅，说“妻子”太家庭化，于是一般把“密瑟斯”，其实是“女朋友”的意思，作为已婚对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着：
“没有来，还在遂川。”
一群宣慰团员把他包围了。有的说：“蒋主任，跟我们一起赛跑！”有的说：“多买点书，让我们有看的！”“这个好办呀！你们找阿雷说说。”他确实有点糊涂到家，我并不负责宣慰团，却要团员找我。这些青年人睁大眼睛问他：“不找团长找组训股长，他管我们？”这只有周百皆明白蒋经国弄错了，就说：“是找团长，不找阿雷，蒋主任说错了，要是说有组训上的事才找……”蒋经国满不在乎，慷慨地答应着：“要书，我叫吴越给你们一批。要赛跑，还不容易，来！跑！”吴越正在筹备开设青年文化服务社，他一想到就说了出去。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下子就奔跑起来，一群青年就前前后后地绕着草地去跑个不停。他跑了，落下我和周百皆，只好搭讪开了。谈的不外组织工作，先成立赣县抗敌后援会妇女界分会以后，就成立工界分会。这样有个合法的团体，工人的队伍就有自己的组织了。

民国时代，赣州地区的警员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四大秘书之一；之三呢？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叫许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人员。
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在“专员公署”里面。我过了几天，一早就来找周百皆：目的是去看蒋经国，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周百皆说：“还没有来。”“来了一道去！”“你自己去不更好？好说说你自己的意见。”……正在争着，窗外橐橐的皮鞋声响了，接着就听到蒋经国的嗓门：“喂，罗琳，你来得早！”罗琳在新赣南月刊社，是个女的。大凡他到什么地方，不招呼老俵，就招呼女的。他来了，从窗下响着而去。周百皆接着说：“你就追上去吧！要是有人来了，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只好跑出来，在他后面叫着：“蒋经国同志，我来看你。”
他回转身，停止走路了，说着：“啊！你来了，来了就好。”接着，伸手把我拉住了。“来，到里面，有菠罗蜜吃！”过了一个小门，进入又一侧的小天地，有假山、有花草，住的是玻璃亮窗，……显然是后来修的，与原来的风格不一样。专员公署是利用一个破庙改用的，我已忘记什么庙了，不走前门，改从侧边开后门，在米汁巷口，与市里相近。庙的东西两侧，叫作边厅吧！也有的称作“书斋”。究竟应算作什么，不在话下，只说明他的办公处所，比较幽美安静，不像办案公堂，倒像公馆别墅。迈进他的办公处所，有沙发也有书柜。那时，沙发比较少有，不外知道享受的才安置。不注意生活的，也许住处都不很理想，就不那么“洋讲究”了。我一坐下来，他就叫男勤务员，把菠萝蜜拿出来削切，然后要我坐下来，忙问着：
“雷宁同志，你这个广东人，你这两年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听到朱承熙说，把你请了来。”
朱承熙跟我从上海出来，一道到新四军赣东根据地以后就分手了。他先来赣州，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搞筹备工作。这么一批青年人到赣州，就是他向蒋经国提出后实现的。蒋经国记性这么好，脑力不差。我只好认了，说着：
“用不着请，只要你愿意，说来就来。”
“赣南的建设，千头万绪，有能力的人来多了，出个主意，动员力量。”
蒋经国的主意不错，也很实在，正在招揽一些人。这种求贤若渴的心情，不论什么动机，还有一股为中国进行建设的劲头。这自然是值得支持、帮助出一些力量的。我就说着：“这里你有条件，可以独当一面，你已有个班子了！”我这指的是四大秘书，是个领导核心：“先定个目标，有号召，也就有人响应。”
“嘿！你倒看得挺准！”
“这是个常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又退一步，“只有糊涂蛋，才稀里糊涂，招人骂，做些糊涂事。”
我说得客气了一点，没有把所有的倒退、反动的都包括了进去，也没有点什么具体人名，一般的泛泛之谈，也不知他是不是觉察到我说的有所指没有。他屋里虽准备了香烟，大约是招待商贾一类用的，他自己并不抽，也不拿给我，只指着说：
“你没有抽烟？三炮台、海盗牌，这都是从汕头走私进来的。商人真厉害，得和他们斗一斗。”
人为名死，鸟为食亡；名利两字，哪个时候都存在着，就看能否纳入轨道，加以利导，以利国计民生；自然也可以有破坏性，使生灵涂炭。东南战场的后方，正存在着经济上的问题。
“如果群众有组织，就好斗了。”
“嘿！你说得有道理。你这个广东人，我几乎忘了！你们贵同乡真是无孔不入。”
这又未免把人绝对化了。广东人有做生意的，也有干别的，没有一个省专业成帮。总之，在他的印象里，看到一些人，就讲成了全体。这正如宁波人善于做生意，不能说非此莫属。我只好笑开了：
“我这个广东人就不是，一辈子也做不了生意，该怎么说呢？”
“呃呃，不说这个了。你来了，你懂得政治的，你说说看，我这当儿，该怎么做才是道理？”
“你懂得政治的！”这可是一句高抬的话，从话的根源追寻下去，是与当年那篇《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有关，不过他不这么说罢了。虽然，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还是一个青年，没有“政客”的经验，倒还热血沸腾，愿意投身到只要是好的政治措施中去，就绝不袖手旁观。
“我没有什么大本领，做点实在的事还可以。只要你乐意，我就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有组织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呀！这之外……”我补充着，“你得拥有青年，他们是先遣队，能够冲锋陷阵，打开道路。”
这就是说：他抓住两个工作，就不孤立了，有基础了。这就是我的意见。不过，改口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也不知他是否接受了。他笑着说：
“朱承熙不是在搞三民主义青年团吗？瞧他已鼓动起青年来了，不错……”
他大大表扬朱承熙，用以回答我所说的：得重视青年这股新生的、又是源源不绝的力量。他对朱承熙表示了好感，无非说，对我和所有新到的，绝不会例外了。
这个时候，勤务员把菠萝蜜切开了，端上来，他吃了，端起盘子让我吃，我当然也吃了。过了一会，隔壁的电话铃声响了，勤务员接了一下，过来说：
“朱承熙来的电话，问你看到三青团中秋船会的计划没有？他要来和你商量。”
“你就说我赞成。”
这个勤务员也很有意思，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反说着：
“你不赞成他就不会写计划。他问的计划行不行，有些什么意见？大约……“勤务员感到话多了，也忍不住地笑开来：“嘻嘻嘻，你自己说吧！”
“你就要他来吧！”
勤务员照办了。我原来还要说有关文化上的事，只好改口说：
“还有一个舆论的问题，以后再说吧”！我辞出，他也没有挽留，我一抬脚就走出来了。经过动员委员会门口，周百皆跟我打个招呼，并介绍葛洛和我见面，葛洛任宣传股长，没多说话就走了。

我回到赣县抗敌后援会，才在办公厅的椅子上坐下，宣慰团的小青年，每个人的手里拿着蓝袖章，唱唱闹闹的，有的就闯到我面前来了，有的竟嚷嚷起来：
“阿雷，你瞧我们拿着青天白日蓝袖章，清一色，这叫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好比说蓝衣社，也有个记号。”
这就是说。对于参加到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去，进步青年感到很别扭，虽然，在江西初起时，还是很单纯的。一般青年们，不知道在团体中哪个是共产党员，唯找进步的谈，可进步的就是没有二话：参加！于是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疑问。行动开始了，思想跟不上去。
他们出去开会的时候，带着蓝袖章；一回来，就扯了下来。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陕北的红军改编，戴上青天白日帽，可里面的红星帽，就是还垫着，不愿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识大局，以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蒋经国，实在是出于真心。

时任江西督察专员的蒋经国

　　中秋之夜，月上柳梢头。古老的赣州城墙脚下，赣江之边，一片灯火辉煌，虿船相连，青年们正在上面欢度传统的佳节。
我没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我必须去看一看。踏上虿船，桅杆的尖端有绳子把纸花成串地挂了下来。五色缤纷的虿船上，铺开坐席放着柚子、柿子、月饼、花生……男女青年带着新奇有趣、别开生面而不知究竟怎么个玩耍的心情，三五一堆，分别坐着站着。这可真的万籁俱寂了，没有唱歌喧嚷的，江面静静的，流水荡漾，闪着白光。
虿鼓船上，还拉着横标：“中秋赏月船会”。
我在船上走了一圈，就悄悄地退出。然而，还想看看朱承熙究竟是怎么个摆布法，就走向路旁，在比较僻静的地方踽踽而行。啁啁的鸣虫，时高时低地飞绕我的耳畔。“千里共婵娟”，普天之下，不知是怎么个欣赏法了。
这时候，朱承熙伴着蒋经国，还有好些人，一时看不出是谁，匆匆地到来了。船上的人叫着“蒋主任”，随即响起热烈的鼓掌声，然后就听到已经有了准备的《青年之歌》唱了起来：

我们青年拉起手来，
我们青年团结起来，
新的时代，新的中国，
全靠我们来创造。

这是苏联的电影《生路》插曲，按其旋律填上新词的歌，一面唱，一面就拉起手来了。这一支唱完，又唱《青年进行曲》：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我们恰像暴风雨中的小船，
要用一切力量，
争取胜利的明天。

先唱歌而后再讲话，很是别致。朱承照递了一张纸，显然是他代为拟好的讲词，大约是要采取朗诵诗的形式。讲词中充满着非常多的形容词，满足着青年对于美的渴求，哪怕是幻想的、浪漫主义的，……
蒋经国念了好些句：
“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火炬，照亮了黑夜；你们是开路先锋，开辟着道路；你们是三民主义的新力量，要一直战斗到中国的黎明！”
显然，这么一些话，对于什么都不循规蹈矩的蒋经国说来，无疑是念不下去的。他把纸搁了下来，呐喊着：
“今夜中秋赏月，你们尽情地唱歌、说笑、跳舞，我同你们在一起，同享欢乐，来吧：该吃该玩就随便地作乐！”
蒋经国一说不要紧，倒首先就招来一个要求：“请蒋主任唱俄语歌！”
他很痛快，一口应承，又唱起俄语“辟呖拍”了。
我没有看完，早就回去。后来怎么个玩法，直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见到这些小青年才知道，他们其乐陶陶，直叙着难忘的情景。
“一个专员和我们玩，真是少见。太好了，太好了。”
“蒋主任跟我们手拉手，唱着歌，就是青年人。”
“他还用俄语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列宁，我们的太阳’！就是听不清，又没有人翻译，或加以解释解释。”
听听，蒋经国美好的形象在青年的心中升起，用不着别人来解释。

狂乱的会

现在，无数的传说，不断地流行开来：
小南门的一条巷里，一个青年人正在虐待着老婆婆。一个穿长布衣的来了，把青年喝住了，叫青年向老婆婆跪下。青年不肯，他就说：“我就是蒋经国，你敢不从？”青年一听，只好跪下。这穿长衫的要老婆婆鞭打青年，老婆婆不肯。蒋经国也很奇怪：“为什么不打一下不孝的东西！”老婆婆只好说：“他是我们的孩儿，只因家穷，我没有让他念书，学点本领，至今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他打我，为的是我没有教好他……我怎么能打他呀！”蒋经国听了很感动，叫青年起来，慷慨解囊，给了他俩钱，还说：“我帮你找个工做，好好孝敬妈妈！”这个老婆婆连忙下跪，一再磕头。
涌金门码头，一个船老板，正在打一个伙计。蒋经国到来，惩罚了船老板，要小伙计：“他打了你多少下，就还打多少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不行？不法行为，应受到制裁！”
市里的闹区，妓院的所在。一个妓女追着衣冠齐整的叫嚷着：“他欺负人，不给我钱！天理良心，他还算是公司的大老板。”蒋经国路过知道了，喊道：“我是专员，你这大老板，多少钱照还！你就站在街上，手拿着大板，自己写‘嫖妓不给钱，应该受惩罚！’看你敢不敢再胡来？”大老板不罚站，情愿罚多少钱都可以。蒋经国不依，大老板终于不得不照办，让过路人等，瞧瞧他羞愧“示众”。
这类故事，很多很多。只随便记一、二个，已够赣州出个“蒋青天”，不胫而走了。这么一些事，究竟是真的呢？还是群众创造出来的？虽不能说全是虚假的，却难免夸张。蒋经国对这些很有兴趣，微访、抱打不平，用以提高他为民无私、除暴安良的威望。蒋经国并非天真无邪，也非吃喝玩乐的逍遥士，而是对政治已经有了抱负，在创造条件了。
在封建主义辖民术，没有民主主义味道的那个时代，蒋经国这些作为难能可贵。

前线吃紧，后方不敢紧吃了。赣州开辟飞机场，迫在眉睫。于是赣州的公务人员，不能每天都去劳动，至少每一星期也必去，无非鼓舞士气。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奉命前去飞机场工地，演戏、唱歌去慰劳。我扛着镐头跟着大队人马出发，出了南门，进入乡道，路狭了，队伍拉长开来。正走着，蒋经国在路上等着。一见了我，忙问：
“雷宁同志，都来了？”
蒋经国走近来，身体壮实，看似一个运动员，一点不过分。这样的好身手，还亏了他在苏联参加工人的劳动。要是在国内，看路儿怎么走，如果娇生惯养作起少爷来，那就不可能是如此生龙活虎了。我瞧瞧他回答着：“都来了。”他又说开了：“飞机场上有上万民工，都是各乡拉丁来的，真糟糕透顶，但又没有办法。咱们都去劳动一下，让他们改变拉伕的看法，爱国行为嘛，张劲张劲。”他已看到就在自己的统治下，原有的一套统治人民的办法，没有改变。当兵派工，虽然是爱国的行动，都是抓来的、拉来的，这还能积极起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能出于大智大勇，才出现了“蒋青天”；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有再多的“蒋青天”，也不能求得解放之道。也可能别有想法，正如我所猜测，不外乎封建主义。我终于这么试探地问问他了。
“群众把你看作老包，蒋青天名震四海，你说可好？”
“我想都没有想到，根本也没有想到是怎么传出来的。”他一口否认了，那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只好如此说了：“长期以来，群众被恩赐惯了，盼望人间出个救世主，他们迷信得深啊！”我暂时把对他的传说，都说成群众的传说，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再为这些事絮叨了。
樟树的香味扑鼻而来，草蓬略带衰黄的颜色，乱葬岗已削开成平地。远近都是穿蓝衣黑着脸的民工，像蚂蚁一样分散在各个地段。正到来的又被领进各个地方，很快就挥着镐头、锄头。……挑着筐的，前来装着泥土，然后，走到另一个低处填了起来。
听到唱歌的声音，在远处飘了起来。
蒋经国已经戴起布盆帽，在我这儿，刨了几下，接着，就扛着镐头独自一个转悠去了。他总是遇见江西的熟人，假如他要招呼就笑着来一声：“嘿！老表。”这已经成为他到来的宣告词了。不一会儿，也不知他到了哪个角落，突然有吹号的声音，传来的话就是：“休息了。”当下嘈杂的、嘻笑的和说话声交响着。有的坐下来找搁水桶的地方喝水，有的坐在地上，任太阳当空照，所幸不是很强烈，也还有热意，就差风吹来，树影儿纹丝不动。
不知怎地，传来一阵鞭打声，又传来一阵叱骂声。人们涌往那个地方，我也前去了。这就更热闹了，蒋经国扶起一个倒下的民工，然后，命令手里还拿着鞭子的监工，大声地指责着：“你知道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奴仆？”那个监工被问得不知所措，不知怎样回答。蒋经国继续地说下去：“你答不出来，就叫你这个公仆跪下去，替我跪下去！”
那个监工不得不跪下去，虽然知道不该打民工，没有想到已惹来了事，蒋专员管上他来了，就等着捱一捱吧！蒋经国把地上撒着的棍子捡了起来，拿给那个民工说：
“他打你几下，你就照样地打几下。”民工愣住了，呆着不动。蒋经国催促了：“打，就给我打！”
那个民工不敢打，又不得不打，打开了，很轻很轻。这下子蒋经国急了。见旁边一个身体粗壮的就说：
“我这是命令！给我狠狠地打十二大板再说。”
当着众人面前，那监工被打得直叫：“我错了，改就是！蒋专员，我不是有意，他偷懒，磨洋工，不打不出活，我是不得已的啊。”直到打他的人停了手，他也就不叫喊了，累呼呼地，不敢抚摸痛处，仍跪在那里，不敢动弹。
蒋经国对围着看的民工、公务人员讲起话来：
“瞧你们这些乡干事，简直不像话！政府一番好意，都给你们破坏干净了，民心尽被你们丧尽了。征工来开飞机场，应该宣传动员，而你们却拉伕捆了来。老乡做工，做多少上头都发了工钱，你们却随便贪污中饱，不好好教训教训还行？简直违法乱纪！公务人员就是公仆，应该知道这个身份。”
又不知道哪个带头拍手，结果，在场的全鼓掌了，几乎容不得他再说下去。他至此看看表，说着：
“今天就劳动到这里，都到那里听宣传看戏去！”他怕一窝蜂挤，又叮嘱几句：“回到各大队去，排队走。抗战的队伍嘛，要有军事纪律。”
吹哨子的，喊着口令的，在四边响着。跟着各方的队伍，各排成行往西边的土堆下集中。土堆上平出来，露天进行宣传，有宣慰工作团，还有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的，……已经在上面准备好节目，就开始了。
谁也没有去理会监工，我瞧着他瘸着腿慢慢儿走向一个僻处，在一棵树下休息，威风没有了，活似丧家之犬。我看着这些，心想；这叫解气，警戒一下。可是，这就能解决问题么？凭蒋经国这样一种姿态，实际上动不了丝毫。已经官僚化的一层又一层的关系，采取这样那样的方法，又有何用！

蒋经国正在兴头上，仿佛他的计划得以推行，因而满怀信心，竟不等我前去，就要人来通知我去他的住处。
那是一个星期天，专员公署没有人上班，静悄悄地，一到他的小天地，他的夫人蒋方良，虽然是苏联人，却能说很慢很慢的中国话，都能听懂。她学着蒋经国的办法：
“雷宁同志，不用客气，就到里面坐一坐。”
我正在沙发上坐着，她就要勤务员，替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又再次说着：
“不用客气，请饮牛奶咖啡。”
我只好端起杯子来。这时蒋经国来了，显得那么高兴，也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以后说：
“请你来没有别的，看来民众工作已有很多进展，就看市里的组织工作，你做得如何了。乘胜推进，不二法门。”
他把开辟飞机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处理了，当成了胜利。
我的看法，也许很不一致，那可能是失败了，以惩罚对待惩罚，这算什么本事，哪有一丝胜利的影子？我不便泼冷水，既然是谈到组织工作，我就极其坚决地告诉他了。
“先把城市的组织做好吧！然后，再做其他县的工作。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妇女界分会已经成立，即使不成立，有个妇女指导处，也还有人抓。就是工界分会，不成立不行。航船公会，纺织公会，铁业公会，……这个公会，那个公会，都是资本家、大老板的组织，就是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有个总工会，我看与公会在性质上差不多。这就显出工界分会的迫切和重要了。”
“你就赶快成立吧！不必给我说这么多道理。”
“快成立了。成立那天，请你当主席，你亲手成立起来。成立那一天，要盛大游行，显一显工人的力量。”
“这……”
他沉吟了一下，大约与他所想的有些矛盾，显一显力量，也无非是显一显他的力量；可是，显的是他的力量时又如何呢？就有点滴咕了。不论怎么说，在当前，还是对他有利的。他说：
“该怎么做你就做吧！要我做什么，只管来。”
他说得多么爽快啊：这就非一决成立不可了。我已有了个底，然后，好依情况加以调遣。这个时候，蒋方良带着小孩子过来，不说中国话，倒用俄语讲，不知什么事，我不多耽搁，起身来问着：
“蒋经国同志，还有别的事吗？”
“你给我一个时间，早点通知，免得临时不知怎的！”
“也许很快，即使匆促些，也一定给你准备好稿子，放心吧！”

我回到“幼幼师范”自己的寝室，躺了下来，看着天花板，想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他？……难道真的有个独立王国？妄想！于是理智又告诉了我：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放心做下去吧！我自从来这个寝室，曾经弄得通宵不宁。这是在最底里的一间房，原来遍布蝙蝠屎、蛛蜘结网，没有人来，说是有鬼。我挑到这一间安静，又深入，客人来了，又不显眼的地方，决意住下。有鬼，说得活灵活现。第一天晚上，我手拿电筒，黑暗里睁大眼睛，一听有些鼠窜动静，立刻打开亮光，如此一次又一次，什么也没有，怎么鬼不来呢？大约胆大了，鬼也就不来了。世间本无鬼，庸人自扰之，无所谓鬼，就是干到底。
哪知道在一个工界分会的筹备会上，不能不请赣县抗敌后援会的委员来，告知要成立了。哪知道竟是国民党的老爷来了，一个是赣州县党部书记长刘宜均，又一个是江西省党部第四行政区特派员叶竞民，这两粒耗子屎，弄坏了一锅汤。

蒋经国在赣南

　　我在筹备分会，当然由我主持会议。一开始倒也平静，渐渐就闹腾开了。这两人，一个说：“省抗敌后援会有这个指示，可是省党部没有这个案。”又一个说：“没有案就是不合法，就得取缔不能开。”一个说。“各个县抗敌后援会已经够了，各界都包括了；各设分会，多此一举。”一个又说：“什么叫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分散的做法，又想搬起割据的一套。”一个说：“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手法。”一个又说：“共产党花样不可不防，防就不准开。”这是一对双簧，把工界分会引伸到共产党方面去。
这个时候，应邀前来参加的葛洛，还有吴越，也是一对双簧，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辩论开来。一个说：“全国总动员，见之《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工界分会，完全合法。”又一个说：“这是听国民党中央的？还是听你们的？你们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党部，胆敢自立号令，形同割据。”一个说：“还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工界分会成立，有利于民族，为了抗战！”一个又说：“工界分会是县抗敌后援会的，听命于省抗敌后援会，叫意志集中；如果听你们的，叫乱听一气，就是力量不集中了。不行，你们找你们上司去，与我们无干！”一个说：“你们替谁说话？不像国民党，倒像日本人，口口声声防共！”一个又说：“共产党在重庆还有代表，你们在这里骂起共产党玩花样，不像国民党的口气！”这样，说得不罢不休，无隙可攻。
最后我说：“蒋专员有代表在这里，可把你们的意见带了去。我宣布工界分会就是要成立。”散会了，刘宜均和叶竞民走了。留下葛洛和吴越，跑上前来和我握手。葛洛说：“你辛苦了。”吴越说：“你在会上很孤单，我们不能不说话。你在会外很有力量，谁都支持。”原来，葛洛是受蒋经国的委托，到来看一看；而吴越呢，一个新到赣州不久，是得到蒋经国的允诺，正在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开张而忙碌的人。

这就是撂开一切反对的人，决定成立工界分会。
大约是在十月间，那一天是阴霾的日子，却没有下雨。整个赣州都轰动了，从下午起，工人就没有去做工，分别自持彩旗在街上游行，高呼着：“庆祝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成立！”还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国民党规定的常见口号。他们不是集中游行，而是各自走各的街道，有时在街上并排走，有时又擦肩而过。更有不同的，臂章是红布黄字，与别的集会还有些蓝色记号不一样，严肃、热烈，也不免有点紧张，以致连呼吸也急促一些了。
延续到晚上，在共和大舞台门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接着，分别进到戏院里，楼上楼下，满是旗帜，又满是红色的臂章。人数很多，就等着开会了。灯光不很亮，也仍然四射，把每个粗犷的脸孔都照着。那东望西望的眼睛，仿佛是千万条光线，就在台上台下乱转着溜着，就看如何开始了。
整个会的安排，前面是成立大会，以选出工界分会的委员就算完成了任务；后面就是戏剧，有几个新戏，如《法西斯细菌》等。我是筹备的人，把各个工人团体的负责人请上了舞台，把蒋经国请到了。原来应该非常有次序地由他先讲话，以后各个工人讲话，然后选举。哪知蒋经国一到台上，全场热烈地鼓掌，一再要停下来也停不下来。这个会怎么开呢？我把已准备好的讲稿给了蒋经国，在稍微安静的瞬间，他开始念着。
“工人同志们！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现在成立了，这是赣州工人的喜事！工人们在《抗战建国纲领》的号召下站了起来……”
话没有说完，掌声就没完没了，根本听不清台上说什么；台下的说话声，大嗓门的还压过台上说话。接着，不用台上领呼口号，台下竟群呼着：“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了一会，我跑上前告诉蒋经国：“现在选举吧！你念一念名单。”蒋经国在台上念工人的名，谁也听不见。台下最多听到：码头工会的代表、机器合作社的代表……他一看没法，连名单也不要了，伸开两个大胳膊，挥一挥，台下不知为什么，静下来了。他就高喊着：
“选举委员：剃头师傅来了没有？参加！”台下一阵鼓掌。
“挑担的来了没有？参加！还有木匠师傅，撑船师傅……”连我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什么姓名也不清楚，最后，来个一锅煮：“他们都是委员，你们赞不赞成？”
一阵狂欢的鼓掌，竟伴着新的口号，喊着：“蒋专员万岁，蒋专员万岁！”楼上楼下，也有人喊起：“蒋专员万岁！”
到了这个地步，蒋经国才退出大共和舞台。我陪着他，满头是汗地走了。他走的时候，连连说着：
“这个会开得太好了，我没有看见过！这简直就像在莫斯科，工人们就是这么个脾气，热烈得叫你喘不过气！”
我送他出了大共和舞台的门，赶快回来，好在台上已拉下布幕，准备演剧了，用不着我忙了。我在工人群众中走了一走，他们在等着看后面的演剧。我浑身疲乏，退了出来，踏上回到住处的路。

现在，我的脑海乱成一团，可是，蒋经国却十分满意。
又一想：这怎会是一个组织呢？一窝蜂地选出委员，张三李四都不清楚，一塌糊涂。
再一想：这一个队伍，又怎么能作战呢？这是为什么？
我正在走着的时候，一个他认得我，而我不知他的姓名的电厂老工人，竟对我说着：
“自从蒋介石清党把陈赞贤杀了以后，赣州工人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集会。”
这可把我给提醒了：陈赞贤以后，那么，难保还有第二个陈赞贤，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将是谁的过错呢？我有点怪蒋经国，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地处理选举的事。
最使人吃惊的，又是谁竟嚷起“蒋专员万岁！”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终于这么想开了，是无意也应作为有意来考虑。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
一个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干脆上赣州公园。做完体操，我想看看蒋经国在不在，再谈谈工界分会的事。哪知，没有见到。倒是遇到周百皆，他是蒋经国的传声筒：
“昨晚的会开得太好了，县党部的人毫无办法。小蒋的威望那么高，以后的工作好做多了。”
我哑口无言，如吃黄连。赣州公园的香蕉叶已开始露出黄色，竹叶也黄了不少。秋风乍起，凉气袭来，飘飘的落叶慢慢地从地面往一边吹去。

是非之辩

正当“工人们”对蒋经国表示信任而且呼出“蒋专员万岁”的时候，在蒋经国的神色和言语里，都是很满意的，认为他的威望提高了，仿佛莫斯科的工人爱戴列宁一样。他这一天真、求胜的心理活动，或许因为他没在国内亲身体会，也就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斗争复杂性的缘故。我又不好对他说明：这里面隐伏着祸害。我当时是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人，又是筹备工界分会成立的，并没有在工人的党组织布置这样的口号，以及类似的溢美言辞呀！因此，很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盛会来制造混乱……
果不其然，很快地就有了反应，而且相当厉害：赣县抗敌后援会的委员们，因国民党县党部占左右一切的地位，竟决定撤换总干事，逼使担任主任委员的蒋经国执行。也就是说：周百皆得换下来。这就表明要削弱蒋经国在群众组织中的力量。蒋经国不好顶回去。周百皆碰见了我，心情沉重地说：
“县党部要换他们的人。小蒋没有答应，只好从专署调一个搞司法的科长范魁书来接我的工作。”
我回答得很简单，想提请他注意：
“他们采取进攻了。这不是一个县的想法，而是省里有后台。”
这是十分清楚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就是策动的总机关；他们连蒋经国也不怕，是要拉他倒退。蒋经国呢，已意识到这么做，很明显地是在开始拆他台，虽然不高兴，但也用比较委婉的方法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配合行动，谣言四起，竟传到重庆：“赣州变红了！共产党准备搞暴动！”
“蒋经国在赣南搞苏维埃，准备赶走熊式辉……”
这些谣言是有目的的，蒋经国明白不是事实，也很不愿重庆方面听到，特别是他的父亲听到，以免引起不愉快。因此，不能不示退以利工作。周百皆又说：
“小蒋决定调你到动委会，担任督导股长，负责国民月会一类工作。近在专员公署，有些事他比较好与你商量。”
就这样，我离开了赣县抗敌后援会到动员委员会来了。周百皆呢，他的更多力量，花费在为蒋经国办的救济事业上，如成立难童学校，后改名义童学校，是收容从各战区抢救出来失去父母的孤儿……

这一变动，一经我向江西省委汇报，很快就领到这么一个任务：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于是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归我负责：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青年文化服务社、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等党支部归到这方面来了。而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洛，他负责宣传股。蒋经国好些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他起草，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洛办理去了。
动员委员会设在专员公署内。专员公署是利用一座旧庙改造的，后面是西津路，开成正门。一般的国民党的机关，进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就是写“礼义廉耻”或“诚”的字样。可蒋经国觉得那样太腐旧，决定换一换门面，就找政工队搞美术的俞亮前来设计。俞亮提出好几个方案，蒋经国终于采用画两只手握着的图案，不用文字说明，表示“精诚团结”的意思。朱砂红底，用黄色钩出双手，很鲜明，也生动。我进出动委会，以及所有来专员公署办事的人，都可看到。更彻底的，蒋经国下令不用带武器的警卫，门口只留一般的传达人员。
蒋经国的这个做法是年青人进步向上的一种表现，从动机上说，很纯真、坦诚、炽热，应当说可以理解并加以赞许。这一类事，他认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么人商量，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说了算，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哪管非常的闲言絮语。
照壁上的两只手，在两边的修竹、夹竹桃叶的映衬之下，更显出又庄严、又有力的气势，至少使得官衙门的味道少了。
这两只手，又是代表什么呢？群众说：就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吧！不知蒋经国是不是这样想，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入侵之敌！
这么一来，就变成反对抗日者谣言之源、中伤之据：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才不要“礼义廉耻”、青天白日……
蒋经国原来不以为意，终于重庆传来询问有没有这回事？为回答没有这回事，才把两只手涂抹掉了，改用一个“诚”字。当俞亮正在用笔涂抹的时候，我与他正议论着。蒋经国从外面来了，一见就冲着我问：
“你觉得可惜吗？这么好的画。”
“有的人不习惯，改一改也没有什么，不图形式，要有内容。”
“对，对！要有内容，诚也是内容。”
他边说边走进去了。俞亮笑着说：“看小蒋有时比我们还天真，叫我画了又改，白费气力。”我忙说：“不不不，你的画了不起，风传到抗战的神经中枢，值得！”说说相顾而笑，看着蒋经国闪进门去的背影。

我在动委会里，每月写出国民月会的报告稿，印发给各个单位，有时也就去各个机关，特别是群众集会的地方看一看，动委会出版《动员三日刊》，十六开，八页，实在登不了什么，也难得发点议论。我建议周百皆把它改为《动员旬刊》，大三十二开，多出几页。他说问一问小蒋，就由宣传股长葛洛去找蒋经国了。这刊物原来是葛洛编的，由他去说好些，很快就同意了。也就这样由葛洛编辑开来。赣州市委，甚至江西省委，在江西没有言论阵地，既然《动员旬刊》掌握在我们手里，当即商定市委、省委的同志都尽可能在上面写文章，贯彻党的政策。也就是要支持蒋经国在赣南的政治措施。动员群众，为他排除阻力。在舆论上，使他在赣南不致孤立，而是有群众基础。这样，我差不多每期与葛洛商量，也不断输送稿件。把这个小小刊物，办得很出色，短小精悍，很受读者的欢迎，范围超出赣南以外。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可是，蒋经国有一回到动委会里来了，看一看，然后说。
“文章短小不错，用党国要人如梁寒操等的言论，宣传抗战建国纲领也不错。可是，里面有些东西，你们的方法太笨。”
还没等我们解释，他又接着说：
“陕北的《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你们怎么竟一字不改地转登？这不是自找麻烦？其实，拿过来，改一改，行文不一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好主意，我们就是太笨。”
我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来，蒋经国确实已经不大单纯了。他接着又说：
“赣南的工作，真不能红在表面了。像画两只手，完全没有必要。”不过，蒋经国似乎不满足《动员旬刊》这个小刊物：“《动员旬刊》太小太小了，影响不大。赣南光一个刊物不行，哪能动员舆论？还是办《新赣南》月刊吧！这才显出力量。”
这就是他的想法，说说就走了。可从他的这一席话，可以看到，他很注意政治，也把报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统区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见，很仔细，真是有心人呀！尽管如此，他的一席话，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将文章改一改，意思表达表达，却抓不到小辫子，看不出是延安来的文章呀！《动员旬刊》以后就这么办了。例如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怎样分辨正义与利害的关系，文章就这样改写发表了。现在已过四十余年，一点不感到是“明日黄花”，还可以见到党在工作上所留下的业绩，完全经得住检验：在这个刊物上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我就在这上面写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创造》，在廿五、廿六两期刊出，多少带点纲领性，正符合他的动员舆论的愿望。
蒋经国的秘书高理文，一直筹办《新赣南》，后来出版，照理说应为各方所重视，对赣南的工作，在舆论上起更大的作用。可是，刊物出版后，上面多大块文章，侃侃而谈，离开实际，很不理想，不受欢迎。对于《新赣南》，我们是采取支持的态度，希望办好，更大众化，更能成为蒋经国的舆论工具。

蒋经国在赣州检阅童子军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这篇东西，我认为辩与不辩，无补实际，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心境而已。他终于找我聊起这样一件事：
“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
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需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提出来的有共同点，他哪怕只做了某一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减少。蒋经国继续说着：“我不能放弃新赣南的建设，说到就做到”。“这个很好，多从实际考虑吧！”“考虑什么呢？”我终于说了一些新的动态，有些青年对他有点失望，说他对什么都迁就，进而语重心长地直说：“你得依靠青年，放弃他们就没有冲锋陷阵的人。”他很简单地说：“我再来一篇是非辩，剖剖我的心。”我笑了：“这就没有必要啊！只要以后做得多、做得对，也就解决了。”“我得表示。”“表示什么？”我建议他不再发表文章，而他还说要表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沉默了一阵，移身打开箱柜，抱出大十六开的蓝色本子来，完全是线装，封面上贴有题签，写着“日记”两字，堆在我的面前。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心想既然拿出来了，就是让我看的意思。我当即打开来，原来在印有十行红线的本子上，用毛笔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再细看下去，是蒋国经在苏联所写的日记，我说实在话，真是吃惊不小。我所想像的，他在苏联一定用俄文书写，即使用中文，也一定是钢笔字。哪里知道竟是毛笔字，整整齐齐。我所想像的，他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在苏联做工的，不会斯文典雅的啊！哪里知道竟很是细致，像一件宝贝保存着。这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字，抑或找人誊清？我没有向他询问。然而，不论怎么样，我对他的行文，仍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书写而一如中国的古籍，加上线装，不能不钦佩。我的这个内心，他当然不知道。他说：
“我想挑一、二篇出来发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是生活的记录，并不涉及当前的政治。若以过去政治态度所写的日记来发表了，无异这么说：“我没有变啊！”这是一个以表心迹的办法。我马上表示：
“这个方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也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那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这么一说，他大约同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我很快读完就说：
“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当时，我认为这篇东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遇到困难，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内容是这样：他下乡到农场，起初遭到冷漠、讽刺，后来共同劳动了，晚上让他睡在车房，浑身酸痛。他写着：
“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
‘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来！’
‘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
最后写道：
“草房门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
“斯客洛平宣布开会致欢送词。”
满怀对老妇人感激的心情，据说第二年蒋经国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经死了，怅怅无已！我也很欣赏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和《动员旬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别的地方发表，我为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这一篇东西，终于登出来了，或许能让有些人知道：蒋经国自己虽不否认他是一个青年，但还有青年经受考验的一股锐气。
这样，他比较心安理得了。

这个时候，吴越筹备的赣州青年文化服务社开张了。这是个书店，是蒋经国作为新赣南建设的一部分而要努力加以实现的。它的经过十分有趣。我没有直接插手这件事，大部分是葛洛经办的。但是蒋经国的态度，如何支持、如何设计，我都了如指掌，很为他善于处事，而且考虑得周密成熟而叫好。
原来，沿江的战线南移，南昌弃守以后，吉安成了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省会却要迁泰和，还不如吉安繁荣。正因为这样，政治斗争很尖锐。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对传播进步书籍的生活书店，就是欲使之停止营业而后快，终于查封了这家书店。大约拘于“统一战线”，不敢没收所有的书籍。一个书店的存书如何解决？回送桂林不但是浪费也难于再推销出去。那个时候还没有造纸厂可以回收书刊的做法，只好在封存后再想办法处理。这时，生活书店的经理许觉民知道葛洛在赣州工作，请他向蒋经国探询，是不是开个书店？可把书运到赣州，省得又重新去贩运。蒋经国同意了。可巧吴越刚从陕北回到这一带工作，便连人带书一起到了赣州。这是一个基础，除付生活书店的贷款以外，再批发一些新的就可以了。至于资金，从何而来呢？蒋经国同意拿出一部分来，其他愿加入的可以集股。
这个书店，在筹备过程中，有个问题颇费脑子。这是葛洛经手处理的；书店的名称，用“生活书店”已不可能，于是想到青年书店。可对这个店名，蒋经国摇摇头，表示重庆已有这个店名，那是与当时的极右派的独立出版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卖的书大多是反对共产党、歌颂法西斯一类，在国内不大好卖，大多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给钱出光用光的玩意儿。印象不佳。还有个中央文化驿站在赣州已设立，运来好些书，与独立出版社的差不多，送给人也不一定有人要的货色。如果取名青年书店，那就是对青年先敲退堂鼓，不能用。
这同时，蒋经国担任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如果用“青年”两字，势必成为团的所有物。历经折腾，不归三青团，仍由蒋经国直接管辖，就改为赣州青年文化服务社的名字。但是，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卖什么书呢？拿什么作标准？很容易因为书被拿来作借口。蒋经国的决定是很有见地的，他说：
“凡是经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给证的都可卖。”
这是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钳制舆论的做法，就是在出版前，都须审查给证，印在书报上的为识别的标志。说蒋经国用这个标准好，虽然经过审查，里面也不少进步图书，原因是重庆、桂林与其他地方不同。重庆作为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有些进步色彩的装饰，因有中共代表团在那里，什么都不让出有碍“统一战线”，说不过去。比较开明的是广西，因有李济深在，不少马列的书也给证，被视为左翼文人的都能出书，例如沈志远的《经济学入门》、姜君辰的《社会学入门》，都是通过了的。若以有无经过审查为标准，于国民党的“法”有根据，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没有丝毫的影响。这样，工作起来，言之成理，可以打主动仗。
这时蒋经国临时有事回重庆去，为了稳妥，只好等他回来再开张。他一回来，马上开幕。那一天，鞭炮一响，很多读者就到来购买。我和葛洛以及专员公署、动委会的人，都前去帮助，可真把吴越忙得一个够呛。那个时候，请主管长官到来剪彩虽然有，并不太流行，因此放了鞭炮也就可以了。到了下午，蒋经国不请自来，一见都是熟人，买书的很拥挤，看来很满意。他也翻翻书，总是找买书的搭讪。我见他打了一下招呼，没料想他却把我拉住了：
“书店没有卖杂志，怎么不把《动员旬刊》拿来？还有《新赣南》，自己的书店不卖更不应该了。”
他一说出口，我赶快顺水推舟：
“不错，就得这样做。”我赶快告诉了吴越，马上就派人去把这两个刊物取来。蒋经国听到了，自然高兴。当他要离开而去的时候；我对他说：“能做出一件事就是一件事，积小胜而成大胜，积小山而成高峰！”
蒋经国听到最后两句话，是一首流行歌词中的最后两句，当然格外明白、亲切。他就说：
“唱歌唱出工作来，好说。”

这般建议

根据蒋经国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只见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有墙头的都刷写了出来，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还标出要做到“五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动人得多。这就是让人们知道“三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至于怎样达到呢？只是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么“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几百万人来工作呀！”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谈起了。
不过，这个口号，总算很动人，与别的地方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提出这个口号，自然是蒋经国的四大秘书的产物。至于别的人，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毫无所知，没法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自然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员，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于是，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无从插手，就变成在看他演戏了。那心情、那滋味，确实不一样。谈吧，他早就什么都决定了，不可行的也决定了，没有筹划周章的余地。不谈吧，这么一件大事，几乎是孙中山提出的远大理想，尚且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仅作为“建国方略”搁在案头。而赣南却要一下子实现，没有政治局势作保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的组织工作的保障，真谈何容易。事实上必然面临许多挑战，搞不好，前功尽弃。虽然广播喇叭可以吹得很漂亮、很动听，却无补实际丝毫，无助于赣南的“建设”丝毫！
这是明摆着的事，涉及中国的前途，如果没有共产党参加，那将什么也作不成。只因有国共合作，抗战才像个样。在赣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多，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就什么也办不好。现在，他满以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轻人，就能大功告成；还没有开始，便可预见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党的政策，是帮助他，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在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坚决支持。我们说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先后之别，先解决“东南防卫”，然后，方谈到所谓“建设”。实际上无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搞“建设”。
这一认识，与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组织部长唐敬斋，几次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唐敬斋觉得也很好笑，说着：“我去看蒋经国。”“以什么身份？”“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我没有专门去找蒋经国，还是顺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经过动委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他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女弄得涨红着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她不在三青团而在专署里，只好随其他的署中人这么叫了。蒋经国毫不在乎，也不觉得歉疚，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他还没有走，我在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地说着：“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后方从脑海捞起来似的回答：“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这意思是多此一举，以表明他不是什么官僚。我就只好解释一下：“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跟人谈话，都是很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楚。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我转告了唐敬斋，请他来。
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二时谈至五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听见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他们谈些什么呢？我没有去打探。后来我碰到唐敬斋才问：“跟蒋经国谈得怎么样？还是个人身份？”“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亮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来如此，这是我们知道的地方党跟他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可后来我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用别的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我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与唐敬斋不分开地说着：“你们都是年轻的，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这个话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没有问过唐敬斋给他交了我的底没有。总之，蒋经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百地，当然我也没有去介意这些。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许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奸商，关到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在一个星期天，很多人去打球儿去了，我没有外出，蒋经国不休息到署，遇见我了，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又是广东人，作为嬉笑怒骂中纵情之间，容或有之；但作为人好歹的标准，有点只知其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为笑柄。于是我就说：“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这种事我从不理闻，也就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了好像击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么治本？”我说：“许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他说：“那是苏联！”我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爆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听听沉默一下也就进去了。经济上的事，我也外行，说说便罢并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发生实效。
过了几天，见所有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按报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在今天，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过，在那时可是新鲜的事儿。蒋经国接受了挑战。知道许季元想出来的，犹豫不决，直听到我的所言，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这件事，确实可嘉。我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政绩。
又一个挑战是变救济为动力，犯人坐吃山空，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都劳动。
又一个挑战，不是要人人有饭吃嘛？确实好多穷人没有饭吃，于是寡孤独残的，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对付这些挑战，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连接西南的一个腰站，商贾云集，确实可以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问题。蒋经国还笑着对我说：“还是商人有钱。”
这钱，看怎么用！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就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地说着：“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这样，效力显著，每个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已捐到的数目很可观。蒋方良对我说：“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下数字猛增。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正因为这样，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没大问题了。
这件事，蒋经国一回来，兴奋地向我说：“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他已学得一些新的语言了。我谛听着。接着，他又高兴地说下去：“三青团宣布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蒋经国多么欣赏这件事啊！我就必须看看听听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论是陆象山路，还是王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要人所没有的和看不到的，蒋经国和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开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
这似乎带有出奇的号召力，要不，就不至于出现万人空巷的局面。我们都是队伍中的，就让蒋经国带领着行进吧！这将是一个什么反应啊？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做是成功呢、还是失败？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况了。
蒋经国的头脑是很热的，真的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似乎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溢于言表，乐融融地自陶，有时竟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我一直到他比较冷静以后才到他的住处，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绝地说道：“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顺水推舟地问：“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铿锵的声音，像钟连打三下。
这就可以看到，他说着说着，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风云突变

过了些时候，三青团从重庆来了一批人，大肆活动。他们集会，他们唱歌、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却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另一边答呼：“中国国民党。”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中国不是有“蓝衣社”的说法吗？看来就是这么样来亮亮相的！
这么个另外的一套，席卷来了。我住在动委会里，不免看到专员公署的门上，又多了这些人的足印。这时的蒋主任欣赏不欣赏这批人马呢？这个问题，用不着去亲自问他的，观其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见蒋经国来了，看到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并很有把握地说：“这番人多了，好办事！”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赣县也和其他后方地区一样，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募捐等工作，支援前线，蒋经国还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到大庚岭去慰问。
1939年下半年，这时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去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先是扣留了在团内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这时地方上，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蒋经国姗姗回来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威风凛凛。伴随他同来的，有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干什么来呢？为的保卫他而来。于是专员公署门口，再恢复有正式携带新式武器的人站岗了。

江西:赣州,蒋经国旧居

蒋经国回来后，我没有见到他，葛洛见到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为了加强战时警卫，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为了加强战时的警卫，“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内呢？赣州还是后方之地呀！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面临抉择了。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候了。
天气阴霾的一个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我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我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卖买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正不知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又抓共产党了。”这下子传开了。怎么办？要不要撤退？我还有点书生气：“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他是常见的熟人）光临了。来人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
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两三个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于是，我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我的前后，还一股劲儿说宽慰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简直上下对搭不上词。穿过昏暗的街灯，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甘时鸣已经在里面了，用不着说什么，到此轮到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这一夜，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
过了两天，我们被转到强民习艺工厂去。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我们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候变蛹，以后要破茧出来，还要产子，子子孙孙，无穷期也。这也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蒋经国当然知道，让我们“委屈”。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我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托他们带走了我写的报告。我说要撤退，我们要越狱而走。可是江西省委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还委任我为狱中党小组长，要到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去发挥作用。我们遵命。
从此，我见不到蒋经国了。可是很快传来他对这件事的关心。据说中统向他开了一个黑名单，有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宁……一句话，要他逮捕。他不肯，讨价还价，他们的担保从四大秘书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而我呢？自送上门到赣州来。他也许知道共产党员为工作不计较这些，就同意从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请”进来，见不到他的“谈话”。参加了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个过场吧。我说过：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蒋经国，换个张经国、李经国，也是同一个样。这里从个人讲，谈不到什么。然而，我要说的，蒋经国还有点儒教精神，还表现了他好的风度。
葛洛是他们聘请的，却是我领导下的一个党员，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可是，我被逮捕以后，蒋经国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不是自己统治下的自由天地里去了。
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家属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不管是敷衍还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还是不得已，总之，他出来与家属见面，安抚从敌占区流亡的父亲一行，毫无顺蔓拉瓜，或斩草除根之心。还算懂得“阶下囚，礼如宾”。
我终于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做我们地下的党小组长去了。这好比驯虎者敢于把头颅放在老虎嘴里，被咬，不难；不咬，知是驯虎，并无射虎杀虎之心！共产党员就是驯虎者，说不知道死是假的，说敢干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不可笑？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现的事件。

时间一晃四十多年，我当年二十岁挂零，蒋经国比我大得多，现在已经作古。从大陆看台湾，海峡两岸，遥遥相隔，我不觉有时想起过去的一切。对于蒋经国，难忘的友谊，常使我回忆往事，实话实说，不外让后人多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