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重拾那段遗落的历史

来源：观察者网

“这十年，我每完成一部戏，就在想下一部要拍《一九四二》了。”

从1993年冯小刚看到《温故一九四二》小说开始，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心愿：必须得把这个搬上银幕。

然而，2002年《一九四二》建组，最终因没能把小说改编成令人满意的电影剧本搁置。9年之后，万事俱备，东风吹来，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情缘再燃。今年，朝思暮想十几年的冯小刚终于拍完了它。

从声名鹊起到难以超越，冯小刚说《一九四二》是他心目中真正想拍的电影。

在冯小刚看来，促使自己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搬上大荧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我们的民族。也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希望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相信对他们会有非常深的触动。河南几千万人向陕西逃荒，途中几百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你可能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一个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也让很多德国人开始反省这段历史。中国饿死这么多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浩劫。所以，拍这样一部电影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九四二》中，冯小刚没有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渲染和煽情，整个影片中没有一个演员的特写镜头。冯小刚的解释是：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带回到我们的面前。

那么，70年前的今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蒋政权在抗战的背后，又掩盖了怎样的真相？

记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蒋政权和美国盟友

当河南民意代表向蒋介石控告其爱将汤恩伯在河南私设关卡收税一事，蒋介石的回答是：“我同意汤恩伯在河南收税的。”

一句话堵得控告者哑口无言。

1942-1943年的河南，哀鸿遍野，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队却吃尽空饷，中原饥荒时“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即此可见一斑”。

河南老百姓恨不得杀了汤恩伯。有一次，汤恩伯的顶头上司、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带了少数卫士到一个地方，老百姓的武装围了上来。蒋鼎文忙说：“我是蒋长官，你们为什么要仇视我呢？”老百姓说：“我们还以为是汤恩伯呢。”

“老百姓对我是那般恭顺，那般可爱可敬，如果是汤恩伯，他早就遭殃了，国家的军队有如此下场，还谈什么救国救民呢？”蒋鼎文后来回忆。

这还只是发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大饥荒下的一个侧面。多年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这种崩溃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

这不光是白修德一个人的感受，美国不少在华人士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甚至有外交官在递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蒋政权极度的失望之情。

迟到的赈灾

旱情发于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

其时，河南数十县份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1942年河南大灾期间，豫北、豫东及豫南的信阳地区等均已沦陷（示意图中的灰色部分为沦陷区），豫中和豫西为国统区。

此前一年的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称中条山之战是“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1942年初，蒋介石撤换了原来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蒋鼎文接任。

在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河南田赋征实小麦108万石、征购305万石，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因为历年粮食征收居全国之冠，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屡次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2年河南军粮征实任务按既定政策从5月底启动。由于中条山一战丢失了黄河以北的30余县，即使1942年的征实任务一点未增，人均征实量也大幅提高。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1942年6月，蒋介石对到西安参加全国粮政会议的各地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5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地向地方征求意见……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说这段话的时候，蒋介石或许还没意识到，在接下去的一年多里，“如此宽大为怀的政府”治下的河南省将有至少300万人饿死，更多的人四处逃荒。

即使不能将故意延误灾情的板子全部打在河南省政府的官员身上，起码也可以说，以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官员们在一开始过于轻视了灾情。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屡次向粮政局长卢郁文报告灾情一事，建议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均未被采纳。1942年的旱情不断延烧时，于镇洲曾在《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等数字，河南省粮政局却没有允许其公开发表。

河南地方当局未向中央报告灾情严重之前，河南驻军怕影响军粮供应，早早将灾情的严重性如实报告给了重庆方面。1942年8月14日，汤恩伯致电中央赈委会委员长孔祥熙、代委员长许世英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于镇洲后来回忆，当时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拖延勘查，迟迟不肯据实转报中央。“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鼎文），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于镇洲回忆。

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刘基炎、任璇和杨一峰三个代表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也是在这一次汇报中，杨一峰等三人在重庆查出此前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他们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此时的李只能支吾以对了。

据于镇洲回忆，1942年10月间，他随李培基赴西安开会，“亲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为时已晚了”。

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直到1942年10月才行动起来。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前往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

直到此时，李培基对于这两位中央大员的解释依然是“谁知道”。据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回忆，当张继、张厉生二人在河南勘查灾情时，驻防河南的总司令们曾经在洛阳联合宴请他们，李培基也在场作陪。张厉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当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编者按）！”

据当时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的金汉鼎回忆，当时张继、张厉生带了5亿法币前来赈济。到达洛阳后，二张就与李培基及相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并指定赈款2亿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场；3亿为购征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制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就是这救命的购粮款也被河南方面有关官员盯上了。等到张继等人回重庆后，河南省政府也成立了购粮委员会，并前往陕西方面购粮。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名义，陕西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购粮委员会并请求陕西方面电交通部，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这一来反倒便利了视人命如草芥的委员们，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直到1943年新麦已近成熟，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金汉鼎说。

当时金汉鼎正在河南省临颍县参加一个集会，临颍县政府正在传达省政府的通知：“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

临颍的老百姓一听到这些话，顿时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的粮。”

“汤恩伯来了”

水、旱、蝗、汤曾是河南人民对抗战时期“河南四害”的普遍说法。

据灾荒史家夏明方的考证，水、旱、蝗、汤的说法早在抗战以前的河南就已经广泛流传了，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到了抗战时期，由于汤恩伯驻扎部队在河南的所作所为，河南人民就将“汤”专指汤恩伯了。

不过，就是这“河南四害”之一的汤恩伯却是受到蒋介石赞许的极少数亲信之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过蒋介石日记后曾总结，“我现今过目之蒋日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的赞许，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汤能揣测蒋之心理，为国军其他将领不齿。”

桂系将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这位几度受他指挥过的蒋介石“爱将”有过专门的评述：“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污蔑之辞。”（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回忆，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铜柏山一带，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李宗仁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

1942年1月，蒋鼎文到达洛阳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直言不讳道：“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

图为1942年河南大饥荒灾民爬火车的场景。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有一次，李宗仁和蒋鼎文因事碰面，李宗仁就向蒋问起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顾全大局。”

在河南时，汤恩伯除办“边区学院”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佣农民去耕种。汤恩伯还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河南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

河南当地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时，大人只要说一声“汤恩伯来了”，哭声便戛然而止。

就是这位河南老百姓于饥荒之年用血肉喂养的副司令长官，“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蒋介石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了”。

到了1944年春天，日本发起河南战役时，国军惨败。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公文上书重庆：“豫省作战，时未阅月，失县30余，蒋（鼎文）长官、汤（恩伯）副长官难辞其责，豫中各军多汤直辖，似更为甚。”

“闹孔八年，不大生效”

驻扎地方的军政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居于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3年，财政部决定向公众出售5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1亿美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在抗战极度通货膨胀的时期，美金构成了稳定的保证，使得人民得以保持其财产不贬值。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1941年）的173%再往上暴升。

不久后，孔祥熙及其党羽就向公众宣称，这笔美金已经卖完。当时，朝野都在疯传孔祥熙及其党羽已经秘密买下了一半美金，并以高出原价五倍的价钱将其卖出，但没有证据。

《宋家王朝》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贪腐：到1942年底，对华救济联合会已经收到1700万美金的捐款，其中部分得自像《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那样有钱有势的人，其余多从美国各小城镇募集而来。有一份赠款的附信写道：“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斯塔希圣经讲习班同人的一点微薄的奉献。我们圣经班是由成年妇女以及做母亲的和做祖母的人组成，我们当中没有一个阔人，但我们了解儿童，深知要他们长得健康聪明，需要什么。”不幸的是，这点钱，一接触到孔祥熙超高温的货币市场，就立刻化为乌有。

斯特林·西格雷夫继续写道，中国的通货膨胀愈来愈荒唐，按官方汇价，一包美国烟在重庆值五美元，但在黑市上，五美金可以买一百六十二包。按照官方汇价，在中国建一个公共厕所要花一万美元，这就是重庆式的笑话了。但中国的官员们把救济金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大发横财，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张仲鲁也在其回忆灾荒的文章记叙了1943年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时候的两则小故事。即使这些在国统区流传甚广的耳语与事实或有出入，也可见这位皇亲国戚在当时的名声之臭了。孔祥熙曾以行政院长身份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孔夸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直到1945年，经过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的反复抗争，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在这些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国民政府国库局的几名下级官员看不惯孔的作为，就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本账本。这些账本显示，孔祥熙的一个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长吕咸大肆贪污并“侵吞”了美金。此前多年，傅斯年已经数次上书蒋介石，提醒蒋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掌握了实质证据的傅斯年决定在1945年7月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个参劾孔祥熙的动议。在那次会议上，有多名参政员提出动议，要弹劾孔祥熙。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都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中共的攻击。他们甚至还敦请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一起来说服傅斯年。

傅斯年没有听从这些老友的劝告，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上公开批判孔祥熙。傅斯年的发言举国震惊，最高法院检察总长也请傅斯年把证据给他，以进一步调查。更多有关孔祥熙及其党羽腐败的有力证据潮水般涌入傅斯年的信箱。

孔祥熙及重庆要人们的腐败传闻早已惊动了美国。从1943年底开始，在美国的报刊舆论中，几乎是铺天盖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庆要人贪污腐败现象的高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孔祥熙。而国民党内的各政治派系，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及元老派等尽管相互间矛盾重重，门户之见甚深，但在反孔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众口一词地讨伐孔祥熙，“孔氏其人竟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用傅斯年的话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杨者圣：《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

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决定“放弃”孔祥熙。孔祥熙先后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蒋介石甚至告诉傅斯年，对他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赏。

一个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委员长连襟，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声名竟臭到“溺尿桶”的地步，这是蒋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蒋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在蒋的心目中，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连襟、一个妻舅的地位，恰如跷跷板，一头沉下去了，另一头必然高高翘起。孔氏臭不可闻之后，蒋又开始重用另一只“香饽饽”起来了。

傅斯年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美龄旋风”

1942-1943年，对于蒋介石来说是颇为难得的两年。1941年、1944年，国军与日军在中原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正面战役，均以国军惨败告终。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摩擦也在这两年相对趋缓了一些。

相比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对美外交更极大地牵扯了蒋介石在这两年的精力。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了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

与此同时，苏联则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抗战期间，“联苏”是国民政府既定国策，国民政府总的说来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外交方针，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尤为明显。抗战伊始，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的孙科三访莫斯科，争取到了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也表示了对于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烈不满。在1938年7月24日的一次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蒋介石说：“日本之敢于扰乱和平，系已洞察与太平洋有关列强不欲对该国采取集体行动所致。假如英、美、法各国，能与其他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以坚决切实之态度表示其意向，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则必不诉诸武力，亦可使侵略者有所顾忌，而不敢悍然横行。”

在整个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由蒋介石一手主导，他的立场是：“军事外交，在在堪虞，稍一失着，则崩溃可立至。”

随着苏联对华军援在1942年完全中止、美国与中国开始协同对日作战，对美外交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重心，争取罗斯福的信任和巨额物质支持成了蒋介石的当务之急。

为了进一步争取美国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同情与支持，争取美国国会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1942年11月，宋美龄访问美国，刮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外交旋风”。（谭一清：《蒋介石与美国》）

宋美龄最初去美国的任务并不是公务性质，而是为了治病。1937年10月的一天，宋美龄在她的美国顾问端纳的陪同下，去前线视察，汽车在日本炮火不断袭击的道路上高速行进，突然被路面上的一个大弹坑颠起以后翻出了路面，宋美龄被掀出车外，摔折了肋骨。

这一次车祸带给宋美龄的后遗症长期困扰着她，一遇天气变化，腰背骨头就会酸痛。1942年11月27日，宋美龄就带着少数几个人抵达纽约，并立即住进了医院。

到了1943年2月初，经过美国医生的悉心治疗，宋美龄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出院后，宋美龄接受了罗斯福夫妇的邀请赴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的私人行宫休养。其时，美国人已经为宋美龄安排了秘密的演讲日程表。

据1943年2月9日，宋美龄给姐姐宋霭龄的电报说：“妹决定于本月十七日赴白宫。十八日向美国国会演讲后赴美国无名士兵纪念碑献花，当晚由我大使馆接待。三月一日返纽约，由纽约市长至站迎迓，即赴市政府接受纽约市赠予荣誉公民。二日由我纽约总领事公宴，是晚十时半在麦狄生花园向美国民众演讲，美东部八省主席均准备莅临，四日在加乃奇厅向华侨演讲，六至八日赴威尔斯来演讲，十二日到芝加哥演讲。十八日赴旧金山……拟于三月底或四月初，或赴加拿大以增国光。”

宋美龄在电报中不无担忧地说道：“妹演讲、宴会之程序当极辛劳，当经为国家加强邦交而增光荣计，当尽为之，唯默祷上苍予我精神及体力耳。”

蒋介石对于宋美龄即将在美国开始的演讲十分看重，他于1943年2月12日专门致电宋美龄指示她在演讲中的诸多注意事项。

2月23日，蒋介石又一连给宋美龄发出三封电报，提到“切不可使听者有被训示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只以友邦地位陈述意见”、“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等演讲要点。对于蒋介石来说，宋美龄访美的主要意义，还是随之而来的援助。在美期间，奉蒋介石之命，宋美龄曾多次与罗斯福总统商谈了关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问题。

每次的演讲稿宋美龄都亲自修改七八遍。系列演讲获得了美国政界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激发了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编写头条新闻的美国记者用宋美龄来渲染版面，形容她“横扫”美国，“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

美国人从各地给宋美龄发出电函与信件，还向她寄出捐款，有的捐款甚至来自幼小的儿童——虽然只有一二美元。

不过，就在3月22日，宋美龄于芝加哥运动场发表演讲的当天，一向“不遗余力地抬高她形象”的美国《时代》杂志刊发了其驻华记者白修德撰写的《等待收成》一文，再一次向美国人民揭露了正在中国河南地区发生的饥荒以及蒋政权的腐败与救治不力。此前的1942年10月26日，白修德已经从中国发出了一篇《十万火急大逃亡》的同题报道。

多年以后，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灾情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是从全美国最致力于中国事业的杂志——《时代》杂志透露出来时，蒋夫人恰好在美国。她大发脾气，便要我的上司亨利·卢斯开除我，卢斯拒绝了。他说我的报道为他增添了光彩。”（白修德：《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

直到1943年7月4日，宋美龄才回到重庆。当年11月下旬，她又陪同蒋介石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对人说，蒋对即将出席开罗会议“心情非常愉快”。在一天的全体会议之后，英国参谋总长阿兰·布鲁克元帅形容蒋介石：这位中国领袖像“松貂和雪貂的混种”；经过一天的会谈，阿兰·布鲁克认为他“根本没掌握战争的大局势”。但是，阿兰·布鲁克不了解，蒋认为他直接和罗斯福讨论，就可以解决一切影响到中国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其他的会谈都不具决定性。（[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与蒋介石关系一向紧张的美国中印战区陆军总司令史迪威这样描述蒋介石一行：“11月23日下午，3点30分，中国人来了。糟糕的场面，他们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布鲁克对他们好一阵挖苦，我帮他们摆脱了困境……6点去大元帅处，帮助中国人准备要提出的问题，疲惫不堪。”（[美]史迪威：《史迪威日记》）史迪威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蒋却对开罗之行深感欣慰。在回国归途的日记中，蒋写下开罗会议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重大成就”。他很自豪自己事先做好了准备，以及“种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如预期”。（[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尽管蒋在这两年的外交上颇有成就，成功引导了美国摆脱“重欧轻亚”的政策，并获得了美国巨额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不过，从开罗甫一回国，蒋介石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仅仅6年后，他就完全丢失了大陆。

当时正在中国进行考察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中提到：美国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 以阻止一场革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另外一个细节也表现了美国人对蒋夫人的不满。1943年7月，宋美龄自美返回重庆时，在飞越危险的“驼峰”之前，为了减轻飞机重量，宋美龄的行李在阿萨姆机场卸了下来，另装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

《宋家王朝》的作者这样描述道：“这一装卸工作是在机场相当偏远的一角进行的。搬运行李的美国兵不慎摔了一个柳条箱。箱子开裂了，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里面满是化妆品、内衣和各种珍奇的玩意儿。蒋夫人是打算用这些东西伴她度过战争岁月吧！这些美国兵勃然大怒，因为当时‘驼峰’运输处于困难时期，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向中国运送物资而牺牲生命。”

蒋介石的作风

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一文中，黄仁宇写道，蒋一生之最大出处为代表改造过程中之中国。其所牵涉既已如是庞博，又值新旧交替之际，则不可能以“善恶”两字形容。（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宇以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蒋介石：“蒋之行事常缺乏前后连贯之逻辑，很多情形之下亦非其本愿。”

黄举例说，1946年国民党特务人员杀害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与闻一多，引起中外舆论攻击，杜鲁门去函向蒋质问。很少人提及的是蒋因此下令枪毙了云南警备总部特务营第三连连长汤时亮及同连排长李文山。“当然，两件坏事不能成为一件好事，这处置却暴露着蒋的矛盾与彷徨，蒋日记里也间常暴露他自己缺乏行动自由之痛苦。”黄仁宇说。

对待汤恩伯的态度即是鲜明一例。身为主帅的蒋介石，何尝不知道爱将汤恩伯要负起河南战役的主要责任。在河南战役惨败后的一次整军预备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详细列举了汤恩伯在河南战役中的种种腐败行为，认为汤部到了不是被民众包围缴械，就是被民众杀死的地步。蒋介石直言，汤恩伯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只为外国人所看不起。

但此时的汤恩伯所掌握的部队人数众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只好再一次使用他政治家的“手腕”：撤去蒋鼎文本兼各职，而对汤恩伯则是撤职留任，以图实现第一战区指挥班子平稳过渡，之后再慢慢将汤部调离第一战区。

蒋介石对于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位姻亲的态度也可见其性格。1943年的美金公债案和私吞美国军援案闹得重庆政坛一片乌烟瘴气，蒋介石也感到孔、宋这两个“宝贝”闹得太不像话了，但没有勇气下重手。

在研究民国灾荒史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夏明方曾经多次前往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档案。他发现，那场旱灾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将灾情向中央汇报了，随着旱情的加重，汇报就更多了。

夏明方认为，从这些民国档案上看，蒋介石一开始就获知了河南的灾情，而且对于灾情的发展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一方面担心一旦大规模赈灾会耽误征收粮食，影响抗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会影响到他在国际上所谓的‘面子’，就是国家的颜面。”夏明方说。

所以直到1943年2月份，当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为《大公报》遭停刊的事情专门向陈布雷询问时，陈答复还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种种迹象显示，如果之前蒋介石还受到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汇报的蒙蔽，至迟到1942年的秋天时，蒋应该完全获悉了河南的灾情。此前的很多灾情信息都是由河南驻军上报，并非来自河南省政府，蒋介石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嫡系将领的汇报。如果蒋介石没有“默认”河南灾情严重的情况，也就无法解释他在当年8、9月间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将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

与会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

张仲鲁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一点：听取了各方汇报后，蒋介石认识到如果按照预定配额，尽量榨取，则灾区人民只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是铤而走险，崛起反抗；二是离乡背井，相率逃亡；三是困守家园，坐以待毙。这三条路对政府都很不利。（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但是，蒋介石在1942年的秋天又拒绝接见受公推来重庆陈情的河南省三位民意代表。蒋介石不惟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

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河南灾荒报道惊动了全世界之后，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他。白修德描述当时的情形：蒋“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指宋庆龄——编者注）逼他接见我的”。

白修德向蒋汇报了河南灾民如何被饿死的事，征税的问题，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蒋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说他已经下令免除灾区的税收。白修德引述了农民的话，蒋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们看见外国人，把什么话都说了。”

“他显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这个美国人得出了这一结论。

灾荒中的媒体报道

《大公报》因为披露河南饥荒曾被停刊三天；河南地方小报《前锋报》则没有太大限制地在河南当地连续刊发饥荒报道；在重庆的《时代》记者白修德亲赴河南灾区采写报道发回美国引起国际哗然……媒体似乎在河南大饥荒期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大饥荒的背景是严酷的抗战。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媒体与国民政府之间也处于非常微妙的关系，是配合政府抗战还是继续披露政府黑暗无能，是媒体面临的难题。

美国《时代》周刊：十万火急大逃亡

记者 白修德 1942年10月26日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上周从重庆用电报发回中国大灾荒的急件。(《时代》周刊编者按)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上千万人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河南省的版图大致是一块长方形，其东北部处于日军占领区边界，河南本省也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一。它尚有70多个县仍在日军控制之外。紧紧挤在东北部口袋地区和日军对峙的35个县，正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文明的最大浩劫中濒临绝境。从山东来的难民报告说，那里的情况比河南更糟。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1943年，时任国民党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会见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白修德。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写道：“教堂前，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只有很少可信的报告到达我们这里。孩子们被卖掉，我说的是大些的孩子，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卖出去。”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当传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只有夜晚，传教士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另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同时，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 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5000 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灾荒往往周期性地光顾这片平坦而且称得上肥沃的河南平原。1927年的灾荒由于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而得到缓解。但现在东北和铁路都在日本人手里，其他河南境内所有的路都被中国人自己切得支离破碎，以防止日本人前进。

除非农民们能在两周内得到种子粮，否则对于播种冬麦就太迟了，明年春天将仍然没有收成。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担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边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要留着播种的同时，一边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

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美中救济总署在8月份拨出40万法币，9月份拨出120万法币，10月份至今已拨出300万法币。主要的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它已经拨出了4000万法币用于救济项目，例如打井和灌溉工程。

不管重庆决策如何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河南刺骨寒冷的严冬就要到来了，已经有发生霍乱的报道了。憔悴饥饿的农民并不知道政府救灾的困难，对于他们，按照民间传说，这仅仅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招致天怒而降临的惩罚。

河南新郑县警察局的粘贴广告栏上贴着县政府欢迎哈里森·福尔曼和白修德的标语（1943年）。福尔曼 图

【白修德（1915-1986），英文名为Theodore Harold White ，曾当过报童，在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师承汉学家费正清。后接受国民政府新闻处聘请，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不久辞去工作，成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因真实报道了1942年到1943年河南旱灾而闻名世界。】

重庆《大公报》：豫灾实录

战地通讯员 张高峰 1943年2月1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下同——编者注）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 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记者在此报道一些灾情的事实。先说灾区：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有人说据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有八十余县，如果真的话，我敢大胆地说，是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纵然沦陷县份不算，也有一百县。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女子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记者去岁十二月由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车到洛阳车站，“难民登记”布告写着麻烦的登记手续，对这些不识字的农民等于无有。没有人用口头讲述，他们始终露天等在车站上，领不到那里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则永远上不了西行的火车。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是什么车爬上去再讲，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他们就苦笑着脸退出来，因之他们父子姑媳经常被截成两伙，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我当然同情他，于是我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想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我的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来贿赂我，请我领着他们登车。人太多了，我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他们那种诚心的贿赂，便一人到“难民登记站”去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荒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 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记者离开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区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到叶县我停下来，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这里我能更详细地观察灾情与民间痛苦。听说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氏曾到过叶县，那还是十月间的事。至于救济，老百姓说只是前些日子由某某集团军官兵缩食剩下来一点粮，每人可以分上一升麦。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部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枝！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一十二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前方的治安。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三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粮缴不上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催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地方救灾情形怎样？省府去年八月间曾派人赴各县勘察灾情，作为请赈或救济之根据。九月初民政厅召集五六七八九各区县长，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规定了各县地方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各机构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市斤，或纳代金五元，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几条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金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车薪杯水，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由现在到明年五月间，所谓“麦口”的时候，还有五个多月，这么长的饥饿时间，怎样叫灾胞挨过。且亦非河南自己力量所能解决。捐钱来救灾，不如直截了当运粮来，给灾民一点米汤水喝。顷闻政府拟拨平粮贷款一万万元，救济豫灾，这的确是可喜的消息。

有人说河南现在已见透雨，遍地绿苗，似乎说明年麦子丰收无问题。这种骗人自骗的说法，我们要揭破，其实明年麦收问题最大，纵然目前不落透雨，遍地麦苗也会绿色，现在尚难得看出来收成。问题是谁来春耕，逃荒的逃走了，耕牛杀绝了，耕具当柴烧了。更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往这些问题上想想。如何救济目前的灾民，当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逃走的灾民回来春耕，如何防止宰杀耕牛，也应该同时注意，明春的河南国防问题也不容许忽略！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元月十七日于豫西叶县

【张高峰（1918-1989），原名张之俊，天津芦台人（今天津宁河），曾参与台儿庄战役报道，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1940年入武汉大学（抗战时迁至四川乐山）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3年初因报道豫灾，被汤恩伯逮捕关押。1949年后在《大公报》任记者，1963年后返回天津。】

重庆《大公报》：看重庆，念中原

社评 王芸生执笔 1943年2月2日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信，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

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鸡卖到二十五元一斤，鸡蛋二元二角一枚，猪肉照限价十四元一斤，但分量不够，且搭上烂肠子，硬骨头，划算起来，比黑市还贵。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谈到限价，就这半个月来的经过情形看来，真令人思绪纷纷，不知从何说起。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习惯，很难望弄好。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着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报载总动员会议已设立军法执行监部，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在限价令下，这半个月来，任何事业与个人都已受到正的或负的影响，我们所能说的仍是上月十五日实施限价之日所讲的几句话：“这次限价是一个试验，假使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必然将抛弃一切温和的办法，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我们为什么又重复这一段话？老实说，是因为对河南灾情有感而发。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决定，以示“惩戒”。《大公报》遵令于2月3、4、5日停刊了三天，造成了西南大后方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事件”。

王芸生不服，找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陈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王芸生后来回忆这一事件时说：“这篇文章，不足尽写实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所谓‘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大公报》停刊三天后，记者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逮捕。刑讯之后，又被当时并称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又改为“软禁”。

直到1943年夏。在重庆的王芸生一直惦念着属下张高峰的安危，他不断催问国民党政府，甚至还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恢复张高峰的人身自由。蒋介石的侍从室电令河南查询，国民党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汝雄在电话中听汤恩伯的口吻怒气全消，便婉转地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辞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恩伯迫于《大公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同意释放了张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