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部族怎样与中原王朝相处？
汉与魏晋南北朝之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几度建立起统合整个草原的大汗国，以此施压于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而获得资源。然而此种统合趋势以及由此建立的大汗国，也不断受到其内部各个部落群体独立自主力量的挑战。特别是，靠近长城因而经常得借着互市、贡赐从长城内获得资源的部族，与草原西部、北部的游牧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分裂；此历史发展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的建立、扩张与分裂，大致循着匈奴的途径。公元6世纪中，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在漠北建立汗国。至土门之子木杆可汗在位时，突厥汗国以将其资源领域范围扩张至蒙古草原的各方边缘，通过与边缘外各种国家、部族的互动，以获得支持此政治体的必要资源。然而在木杆可汗之后，中原之北的东突厥与西部突厥部落分裂而敌对，两者渐行渐远。经济生上各有所倚重——前者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后者与内亚定居城邦及各游牧、半游牧部族有共生关系——应是两者分裂的基本原因。西突厥后来为唐所破（公元659 年），东突厥统治蒙古地区，对唐朝叛服无常。
唐朝疆域图
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北边又陷于各地方政权的割据与混战中。此时契丹之部落联盟崛起于西辽河流域，积极发展农牧，吸纳汉人移民——这都与拓跋鲜卑兴起的模式相同。其名王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阿保机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治下包括契丹、汉与部分蒙古草原部族。北宋一直受辽国的军事威胁，只有以每年供应辽银、布匹等物以求免。后来原居于契丹之北森林草原带上的女真兴起，建国为金；其兴起模式亦如拓跋鲜卑，以及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大金国在十余年间灭了辽，以及北宋，成为统一华北的中原王朝。后来原臣服于金的蒙古逐渐统合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并往南争夺资源。此时作为中原王朝继承者的大金王国成为长城资源界线的维护者，阻止草原部族的入侵。
辽代胡瓌描绘的契丹人《出猎图》
公元12 世纪时的蒙古，依《蒙古秘史》记载，当时草原上的情况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建立各种制度结合草原上各游牧部族的力量，向四方扩张资源界线。蒙古帝国的资源领域雄心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多年的四方征伐，他们建立起包括四大汗国的蒙古帝国，然而不久四大汗国形同独立。在南侵方面，他们于1234 年灭了金朝，1276 年灭了南宋，蒙古大汗成为中原的统治者。然而此时长城之北的游牧人群并非皆能享受由南方流入的资源，相反，另一些“边界”让许多牧民生活更贫困。这些“边界”一则是为了凝聚力量、防范各部相攻掠所订定的万户、千户、百户体制。这个类似匈奴帝国下诸部落“各有分地”的制度，将牧民固定在各级领袖的领地内，擅离者会被处死。
美剧《马可·波罗》中的蒙古人
还有一种“边界”则是帝国统御下被强化的社会阶级界线。由皇帝、大汗至各级领袖形成世袭的层层阶级，享受优渥的资源，牧民则负担沉重的差役、赋税。这两种边界，如前所言，在匈奴帝国中即已存在，但在元代蒙古帝国治下由于统御技术进步而更深化。蒙古帝国解体后，草原上各部落草场领域之界线由于各部间的争战而有很多变化，但基本上仍通过贵族间的妥协而稳固存在。因为只有各部落贵族领域间的边界确定，才能让有移动能力的牧民无所脱逃。也因此，社会内的阶级边界不因蒙古帝国解体而消失，明清时期草原上的社会阶级区分与资源分配问题更严重。以此而言，长城之北原来由于人之“移动力”所造成的社会平等自主特质消失殆尽，而与长城之南定居农民的阶级社会愈来愈无差别。
匈奴弓复制品
蒙元统治不及百年而结束（1279 至1368 年），绝大多数的蒙古部族退回草原。在明代他们仍如历史上的草原游牧部族，不断企图突破中原的资源封锁线。在15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之间，蒙古草原上大略分为漠南、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等三大部。漠南与漠北蒙古合称东部蒙古，相对于西方的卫拉特蒙古（瓦剌部），漠南又是东部蒙古的核心地区。明代东部蒙古中屡出雄才大略的大汗，如达延汗、俺答汗等。他们虽能短暂地统一东西及大漠南北，但终由于各部“平等自主”“自作抉择”之部落本质以及缺乏共同敌人与利益而难以稳固结合。更由于也先、达延汗等东蒙古大汗的政治威权依赖不断对明王朝发动战争并由长城之南获得资源来滋养，因而与较依赖与西域、中亚往来获得利益的漠西卫拉特蒙古（瓦剌）难以同心协力。特别是，漠南蒙古与明朝在大多数时段皆维持和平互市关系。漠南的俺答汗在位时期，他先以武力逼迫明朝开边市贸易，而后以和平贸易来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这都是南匈奴以来所形成之历史本相下的作为。然而俺答汗亦有突破此历史本相的创举：他接纳进入漠南谋生的汉人逃兵、难民，给予他们牛羊、耕具、农地，在土默特地区开发农区鼓励垦殖。在此发展下，漠南蒙古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间的差异愈来愈大。明代广开边市贸易对蒙古草原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物资的流动、交换与再分配，更强化了蒙古牧民社会中的阶级分化。
《女医·明妃传》中的蒙古瓦剌部人
明代由松花江、牡丹江流域森林草原带逐步南迁的建州女真崛起，其南侵与建国模式仍如过去的辽、金等国—先以部落联盟的组织力量南下，而后吸纳各方部族及汉人移民、谋士，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形式逐步变化，终于建立起混合草原国家、部落联盟与汉式政权特色的后金汗国，而后南侵入关结束明朝，开创清朝统治之业。满人所建的清朝仍与历朝一样，统治者所行的主要是保护、垄断、分配、剥削各种资源的事。对于北方的草原部族，清朝在元代至明代蒙古之部、万户、千户基础上建立盟旗制度，此可说是森林草原之部落联盟传统的延伸，满清皇帝也是最高的盟主。如此，长城内外已成为一体；长城的边界意义已逐渐消失。
清代另外两个发展趋势也使得长城边界渐泯。一是，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各级蒙古王公经常带着蒙古商队来京做买卖，沿长城地带许多商业城镇兴起。更有许多汉商深入蒙古地区，他们带入的物资与消费习惯，以及借贷、利息、抵押等商业法则，更使得长城内外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另一个发展趋势则是部分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化。明代蒙古俺答汗以来便有许多汉民贫农逃出关外，在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开垦；清代以来进入这些地区的汉民愈来愈多，许多地方成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部分原来的蒙古牧民也成为农人、商人与工匠。长城沿边的农业化、工商业化与城镇兴起，都使得游牧者更受制于社会阶级、消费习惯、利息抵押、劳工薪资等规范，而失去其移动性。
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如前所言，在游牧经济的起源以及汉代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等方面，都与长城外的蒙古草原以及东北的森林草原有些不同。秦汉时期没有长城隔绝汉与羌，这也显示对中原地区而言西北的河湟、河西都是可扩展的边疆，而非应排除于资源边界外的异域。
东汉时居于河湟的羌人一般称作“西羌”，迁于洮河以东关陇一带（约指今甘肃、宁夏中南部与陕西西部）的羌人被称为“东羌”。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宁夏及陕西西部的“东羌”聚居于羌村，他们从事农作，信仰佛教，与邻近汉村民众差别渐泯。部族豪酋家族子弟更习读经书，讲求儒家人伦名教，自称是“有虞氏苗裔”、“周王子晋之后”或“夏后氏之后”，也就是黄帝子孙。在战乱中，西北边郡的羌人有时配合汉军与匈奴、鲜卑及其他羌部作战，或在难以生存时相结逃离汉朝边郡，或与汉朝内的边缘势力（难民与盗匪）相结而在关中到处流窜掠夺。甘肃、宁夏、陕北等地的农民原来生活便很艰苦，稍有自然灾难或战乱人们便要设法相聚互保，或投靠能给予保护的地方强权。由于从外地迁来的羌、氐、匈奴等部族多聚族而居，他们的领袖豪族平常便有保护其族人的力量，因此在乱世时很容易吸引许多无助的民众投入其群体中。当其势力壮大时，便在西北边地建立起王国政权，割据一方。所谓五胡十六国，许多皆为西北边郡的“五胡”所建。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发生在河湟及汉朝西北边郡的历史，形成一个历史轨迹。此也就是，河湟与汉朝西北边郡的历史命运密切相联；其过程大约是，河湟羌人入侵或被移徙于汉朝西北边郡→他们聚族而居并逐渐汉化→其豪强招纳流亡、扩张势力并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后来许多的历史发展都循此轨迹，因此，也形成一种历史本相。
隋唐时，华夏称甘肃西南之洮河流域至川西北的诸游牧部落为“党项”，认为他们是汉代羌人之裔，所以也称之为“党项羌”。《新唐书》记载，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也就是说他们有层层的部落组织，但各部落间难以产生统一全体的领导中心。该文献又称党项部落中没有法令、没有赋税，各部落间常相互劫掠以及报血雠；这也表示在应对资源不足的问题时，本地人群倾向于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这一切都与汉代西羌的情况没有差别。隋至唐初，有些党项族落经常掠夺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郡。除了征讨驱逐外，隋唐将一些归顺的党项族落移入西北边郡以便辖控；此作为也和东汉对付羌人的方法类似。
公元7 世纪，吐蕃兴于藏南并北向扩张。在此王国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便是吞并青藏高原东缘的苏毗、党项、吐谷浑。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并对唐朝之西北造成严重威胁，主要原因便是其能凝聚这些被泛称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们常用于内斗的武力侵入唐朝国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资来强化此军事联盟的凝聚。唐朝恐党项、吐谷浑部族为吐蕃所用，因此让大量党项部族移入于今日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8 世纪中叶，内徙的党项各部常相结为乱，他们或成为东侵的吐蕃军劫掠的对象，或加入吐蕃军以掠夺唐朝州县，或加入唐军以对抗吐蕃。总之，因党项羌为处于吐蕃与唐之间的许多分散部族，这些部族各自选择有利于己的生存之道。在如此乱局中，特别宜于党项羌各大姓家族势力发展。这些相当汉化的大姓家族，各自招徕族人，吸纳各方流离亡叛，盘踞一方；此情况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陕甘一带的羌人豪帅类似。
唐朝阎立本《步辇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贞观十四年（640），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9世纪时，在立国约历200年后吐蕃各部“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主要原因为其无力消弭内部因资源不足而生的部落战争，也无力约束各大小部落的“移动力”—不只是空间上的移动，也包括“认同”上的变迁—与自作抉择的能力。在东边，进入陕甘、宁夏等地的羌人部族，如汉晋时期的羌人一样，很快地融入中原王朝西北疆的政治、经济与族群文化中，相反的，他们与吐蕃的关系反而日益疏浅。乱世利于举族（部落）迁来关陇的羌人豪酋扩张其权势，唐末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李氏便是如此的地方豪强。10 世纪末至11 世纪，该家族的李继迁扩张其势力，其孙李元昊建国大夏（1038至1227 年）。在宋与夏之争夺下，许多原来行游牧或农牧混合经济的党项羌部族或成为大夏治下之民，或被宋朝移入边境州县内。被移入宋、夏农垦区内的党项族渐成为定居农人，留在青海东部与邻近甘肃地区的党项羌人则仍行游牧或农牧混合经济，此与汉代羌人的结局相同。
所以，到了宋代一切又回到原点。除了在青海地区曾短暂出现领域小的确厮啰政权（996 至1065 年）外，高原河谷游牧地区没有再出现过较大的政治体。居住于河湟以及今日“朵”（约指青海东南部说安多语的藏族地区）、“康”（约指川西大渡河流域及邻近岷江上游地区）过去被泛称作“羌”的各部落，在深受吐蕃文化影响后，被中原之人泛称为“番”或“西番”，然而他们经常在相互侵夺、复仇的部落、村寨战争中，仍有如汉代之西羌，并没有太大改变。
从以上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得知，河湟与关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陇移民常随中原之军政势力进入河湟，占据谷地，造成河湟变乱。河湟有乱，便有大量河湟部族入侵或受迫迁入关陇，并造成关陇之政治社会动荡。在关陇之乱世中，容易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或王国政权，部分此种政权之建立者其祖源为河湟之族。河湟与关陇有如此密切关系，然而历史上平“羌”或讨伐“番”的将领往往来自于关陇。这些将领，如汉代的段颎与民国时期之西北军阀马步芳，他们都深知羌人（或朵康之人）自为其主、相互掠伐的部落特色，因此能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联合或吸纳一些部落来打击其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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