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潜伏在美国的克格勃：真实的间谍传奇

俄国派遣”沉睡间谍”深潜美国已经不再是秘密，但如果派出的间谍不愿回来了咋办？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去会见了其中一位。

1955年9月，年仅10岁的小男孩杰克·巴斯基在美国死亡，葬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郊的黎巴嫩山公墓里。

但坐在我面前的人护照上的名字是杰克·巴斯基。这位67岁出生在东德的人出生的时候名叫阿尔伯特·迪特利奇。护照是真实的，在美国政府的眼中，阿尔伯特·迪特利奇应该是杰克·巴斯基。

巴斯基的新书《深潜》刚刚出版，美国联邦调查局彻底研究核查了这本书的内容，认为里面所写都是真实的。

从德国到美国，成为死去的人

故事开始于冷战时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苏联克格勃发现了这个本来要成为东德大学化学教授的天才，于是将他送到莫斯科接受培训：言行举止怎么才是一个美国人。

按照苏联派出潜伏精英间谍的”非法移民计划”（illegals），他的任务是：插入资本主义敌人的心脏里。

他说：”我被派到美国，做个普通美国公民，尽可能结交朋友，如果可能结交认识高层、特别是政界的决策人士。”

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计划，把它叫作”傻瓜冒险”，但这一计划”对一个无知、自傲的聪明的年青人来说很有诱惑”：可以到国外旅行，去冒险。

于是，1978年秋天，29岁的迪特利奇伪装成一名加拿大公民威廉·代森抵达纽约。此前，代森先生去旅游，到过贝尔格莱德，罗马，墨西哥城，芝加哥，完成使命”然后立即就人间蒸发了”。迪特利奇开始了杰克·巴斯基的新生。

但危险的问题来了：他是个没有过去历史的人，也没有其它身份证明文件，只有一张出生证明，这张证明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一个总到郊外黎巴嫩山公墓晃悠、看看谁死了的雇员搞到的。

但巴斯基是个充满自信的人。他说流利的美式英语，口袋里还有1万美元现金。

他有个”传奇故事”，说明他为什么没有社会保险号码。他对人说，他小时候住在新泽西州，”早年生活艰辛”，被迫高中辍学，后来几年又到新泽西州一个偏远的农场打工。最后他”决定出来闯荡找机会，又搬回纽约居住”。

他租下曼哈顿的一个旅馆房间，在这里开始创造巴斯基的历史。在随后的一年里，他利用巴斯基的出生证，逐渐拿到一张图书卡，一份驾照，最终拿到了美国的社保卡。

从快递员开始工作，用无线电联系上级

但没有学历证明、没有就业历史，巴斯基的事业也就会很有限。他开始的时候没法象克格勃希望的那样去接触上层人士，而是在曼哈顿高档地去做个骑自行车的快递员。

不过，这份工作也让他有很多时间去观察学习美国生活方式，和他接触的收包裹的高层人士对他从哪里来、过去干什么和未来想干什么都不感兴趣。

他说，有时候他的克格勃上级操纵人员（外交官或者其他潜伏者）给他的建议很愚蠢。比如，他们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搭理犹太人”。他说：这里当然有反犹太主义思想，”但他们把我派来的地方是纽约！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犹太人，可能比在以色列的都要多！”

到后来，巴斯基开始利用上级操纵人员对美国社会的无知来愚弄克格勃。

但巴斯基开始还是积极工作取悦上级领导的，他在纽约大街小巷串行，不时运用反侦查手段来甩掉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尾巴”。

他每周定期用无线电向莫斯科的指挥中心汇报情况，或者发出密写信件。有时候他也到纽约不同的几个公园里的固定地点放置微缩胶卷，在那里他定期会”捡到”瓶瓶罐罐，里面塞满了现金，或者是假护照。他需要这些假护照旅行返回莫斯科汇报情况接受新任务。

他每两年会返回东欧一次，在那里和他的德国妻子格林德和他的小儿子马蒂亚斯重逢。他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们以为他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从事着一份高薪但高度机密的工作。

巴斯基的上级对他的工作进展很满意—除了一件事情：他无法获得一本美国护照。这个问题对他影响很大。

无法获得美国护照，但莫斯科仍然满意

过去他去纽约申请美国护照时，一名官员让他填表，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哪个高中上的学”。他担心他的”传奇”被官方到当地核查，所以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一本真护照，巴斯基就无法接触到高层，作为间谍的工作成就按他自己的话说”低得可怜”。

他的工作包括了解潜在可以招募的人员的情况，在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大韩航空客机事件、导致美国和苏联关系骤然紧张时，总结汇报美国国内民情。

又一次，他接到命令飞到加州，去寻找一名苏联叛逃者的下落。（后来，他获知这名心理学教授并没有被刺杀，这让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

他也曾做了一些商业间谍活动，从办公室窃取软件（但都是外面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然后用微缩胶卷送去帮助挽救陷入泥潭的莫斯科的经济状况。

但现在看来，虽然没有美国护照，只要巴斯基人在美国，并且可以自由地到处乱串，又没有被美国当局发现，这就让莫斯科很满意了。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在假使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有自己的人在那边。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很蠢，也反映了非常陈旧的思维。”

苏联曾有过一个神秘的”伟大的非法移民”方案，一些英雄间谍（比如佐尔格）潜伏敌后，帮助俄国人在敌对国家里搜集到了关键性的战前情报，最终击败了纳粹德国。这个历史对苏联情报机构的影响久远，使得它在冷战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试图重现历史的光辉，但效果十分有限。

巴斯基后来发现，他是苏联派遣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中的”第三批”中的一个，而前两批都失败了。现在我们知道，苏联到80年代和之后都还继续派遣过”非法移民”。

他估计，与他同一时间接受培训的还有”10到12名”特工。他说，有些人可能仍潜伏住在美国，不过他觉得，如果说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还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的话，可能让人匪夷所思。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法进入上层社会

巴斯基对他的克格勃上级非常不满，严词批评，但称他们”非常聪明”，不过只关心如何让他的任务看上去是成功的，以取悦他们自己的上级。

但克格勃的计划也可能成功。克格勃希望让他在获得真实的美国身份证件后去欧洲工作，比如一个说德语的地区，扮演一个成功的商人角色。在变得相当富有后再回到美国，就不需要解释钱从哪里来的，而他也可以进入更有价值的圈子。

但因为他没有美国护照，这个计划搁浅。

一计不成，克格勃又施一计：让巴斯基去读书，上大学，逐渐进入美国上层社会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学拿个文凭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为他的”前世”是个大学教授。于是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奇学院计算机系毕业，然后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大都会保险公司找到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

就像在他之前派出的一些克格勃间谍一样，随着融入美国社会生活，他开始认识到，过去他被教育西方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邪恶”制度，这实际上是个谎言。

他说：”最终改变我的态度的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通和善良的人们。我感觉我的敌人并不是真的邪恶。所以我总希望最终能找到邪恶的敌人，但后来我在保险公司里还是没能找到。”他说，”因为公司爱护员工的文化”，大都会保险公司对他像家一样。

巴斯基的共产主义信念动摇还不是他向他的克格勃上级隐瞒的最大秘密。1985年，他娶了一个来自圭亚那的非法移民女子，两人生了个女儿。他知道，他有两个家庭和两个身份，迟早他必须做出选择。

1988年，莫斯科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追踪已经潜伏10年之久的巴斯基，于是突然下令召回他，要求他带上加拿大的出生证和美国的驾照，然后立即逃离美国。

他犹豫彷徨了一个礼拜。他真能忍心也许要和心爱的小女儿永别吗？但克格勃已经失去耐心。一天早上，他在地铁站台上接到了另一个潜伏特工的最后通牒：”你必须赶紧回家，否则你死定了。”

谎称传染艾滋病，拒绝返回俄罗斯

通过和他在莫斯科的上级的讨论，巴斯基认为苏联最担心美国的有3件事。

他已经了解苏联的反犹态度，以及对里根总统可能发动核战导致世界末日提前的恐惧。同时他也了解苏联认为自己在艾滋病疫情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并决心不让祖国受到传染。

“于是我给莫斯科发了一封密写信，说我传染了艾滋病，无法返回，只能在美国接受治疗。我也告诉莫斯科我不会叛变和出卖情报，只是消失然后争取康复。”他没有收到回音。

开始的时候，巴斯基总记得地铁站台上收到的警告，惶惶不可终日担心生命安全。过了几个月后，克格勃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来敲他的门，这让他放松下来，像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一样，舒服地在纽约安居，享受物质生活，做起他的”美国梦”。

但是他的内心的矛盾还存在。”我忠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忠于我的祖国和俄国，这种情感仍然强烈。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软背叛’，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对我的女儿的爱。”

终于，有一天到来。在苏联解体、苏东共产主义集团崩溃后，1992年，克格勃高级档案官员瓦西里·米特罗欣叛逃西方，携带了海量的苏联克格勃机密，其中就包括巴斯基的”前世”身份。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对他采取行动，而是秘密监视了他3年之久，甚至在他隔壁买了房子，以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个克格勃间谍，并且是否还在活动。

最后，他们在秘密录音中听到巴斯基自己的招供：他的妻子要和他离婚，他在家里与她在厨房的吵架中说：”我是个德国人，以前是克格勃的特工，他们要召回我，但是我为了你和孩子才不顾一切留下，这对我很危险，留在美国是我为这个家做出的牺牲。”

但他的妻子听到这段话后更坚定要离开他：”如果他们来抓你，这对我来说意味什么？”

这就是联邦调查局抓捕他需要的证据，于是他们出动了。

被联邦调查局抓捕，但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护照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雷利在大街上拦下他的车抓捕他、出示证件时，巴斯基显示了幽默的一面。他回答说：”你们怎么磨蹭到现在才来？”

巴斯基和联邦调查局审讯人员对答轻松，招供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克格勃的秘密，但他也担心进监狱，担心他在美国的家人，虽然他的婚姻和家庭的破裂已经无法挽回。

对他来说，幸运之神降临。在经过各种审问和测谎仪的考验后，联邦调查局认定他不会再对美国造成危害，将他无罪释放。

而且，鉴于他已经无家可归，联邦调查局还帮助他申请办理美国护照。曾抓捕他的特工雷利则成了他的好友和高尔夫球友，并协助他找到了真正的巴斯基的父母。后者则同意他使用他们已故的孩子的姓名作为他的”今生”的姓名。

巴斯基对这个案子的决策者的开明非常感激。他重新开始了新生，第3次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他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变成了定期上教堂的基督徒，找到了上帝。

他也曾试图和第一任在德国的妻子格林德联系，但后者根本不愿再搭理他。

不过，他说：”我和（在德国的）儿子马蒂亚斯及儿媳关系很好。现在我已经做了爷爷。我们通电话聊天，比如说聊到美国队和德国队的足球比赛的时候，我说’我们’是指美国，我已经不再是个德国人。破茧化蝶的故事已经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