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唐德刚论中日战争

作者：孟话历史

我国抗战期间，汪精卫“卖身”投敌——“卖身”二字是汪自己的话，详下节——固然是由于他自己对敌情认识不清，政治判断错误，个人权欲薰心，党争失败，感情冲动，失去道德理智的结果。但是敌人的甘辞诱骗，周佛海、高宗武的一牵一挽，他老婆陈璧君的既劝且逼，地方军头的半推半就……才使这位有幻想、无原则的诗人、才子、烈士、政客，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国自毁之途而不能自拔。——让我们还是先从日本人对汪的“诱”和“骗”说起。

中国两公、日本五相

拙作前篇已言之，“七七事变”后，主持我中央最高决策的蒋汪二公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由于高宗武之泄密而被敌人摸了底。可是在西义显于八月初奉松冈洋右之命，赶回东京，向日本政府各首脑机关汇报时，日方当权派对汪蒋二公的反应就参差不齐了。

我们搞外交史的如果把日本国当成个研究单位，则这个“日本国”在近代世界史上，实在是最穷凶极恶的一个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如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打散了来看，那我们在这个“帝国主义”之内，却找不到一个负最大责任的“帝国主义者”。

一般历史家都知道，现代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二二六政变”之后，政党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便是军人专政了。其实日本人搞民主政治固然出不了杰斐逊、林肯、（老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一级的民主政治家；他们搞独裁政权，照样出不了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那样“一人说了算”的大独裁者。

二二六政变

因此，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不是一个“一鼻孔出气”的“寡头政治”（Autocracy），而是一个众小寡头集体互制，近乎中古欧洲“贵州政治”（Aristocracy）的一种落后政体。在名义上，他们最高的决策机构是所谓“五相会议”，也就是首相居先的陆、海、外、藏（财）五相的集体领导。在五相之上再加个天皇，那就是他们体制上的最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御前会议”了。

其实在这个所谓“会议”里，日本天皇对国家和战大计虽有其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但对日常实际政务，他陛下便无法干预，因为他未尝亲政，对行政更无实际经验也。因此，所谓五相会议者，事实上只是五个官僚商量着办事。人数太少，国家大事也很难由投票决定。因此他们五人，人人都享有“决策权”（Policy-Making Power），人人也都享有“否决权”（Vetopower）。如此则制衡有余而领导不足了。没个一元化领导，他们往往就各行其是了。——最糟的还有它那个“直属天皇”，独立运作于内阁之外，专司军令，调度陆海两军的“参谋本部”了。就以他们当年的对华政策来说吧，他们的首相乃至三相四相都同意了的一个政策，其中如有一相或本部提出异议或严重否决，则整个既定政策都要修正、变质，甚至全部泡汤。

“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军人是一马当先了。殊不知他们文职官僚也可玩弄以毒攻毒、以军制军的把戏。外相、藏相也可遴选“大将”充任嘛。下节我们就要谈到近卫文麿首相组织其二次近卫内阁时，他希望以军制军，乃保荐在日本军人中最有声威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庶几对华外交可以“一元化”。但是这个美梦哪能做得成呢？宇垣不但对那远在中国战场上胡作非为的中将少将们无法遥控，而且对近在卧榻之侧的军部之内那些对华自作主张的大佐少佐，大将外长也毫无办法——下文当细论之。

日本这种乱草出蛇的落后制度，不但弄得它自己的对华外交，无固定政策可言，连我们中国这样想对它屈服的被侵略者也无所适从。他老人家朝秦暮楚，姑婆分治，你不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嘛！何人讲话才能算数嘛！

面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混乱作风，我国那时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的最高决策者蒋委员长，便一再痛斥日寇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毫无诚意。——因此他以不变应万变，亦明亦暗地正告敌国，不管何人当家，你们要“停战”、要“讲和”，那你就先“撤兵”再说，否则我们就打到“底”。

可是那时我们那位急于利用日本侵华突出自己，谋和代蒋的汪副总裁，虽然也知道敌方没有“一人说了算”的领袖和“一鼻孔出气”的机关，但还是相信日本的“御前会议”的。——因而他也有他的腹案：一、暗中和日本先把“战败国尚可接受”（周佛海语）的秘密条件谈好；二、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正式认可；三、等到抗战至油尽灯枯之时（必要时还应暗助敌人一臂），我老汪乃和日本人里应外合，公布秘密议定之条件，登高一呼，和平救国。汪认为这时龙云、刘文辉、张发奎都会立刻“起义”响应，然后把“蒋军”残部赶往西北，投奔苏联。根据汪的估计，这时德军应该已占领莫斯科，东方再由汪日联盟合作，就可收回西伯利亚了。然后再由中日联合赶走英美势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由裕仁、汪精卫平分天下，岂不欹欤盛哉？！——显然这便是汪副总裁的黄粱大梦啊！他哪里想到他的美梦万分之一也实现不了；他自己却从党国第一号元老，堕落成现代中国的第一号汉奸呢？！

为日本帝国主义定位

汪精卫这个梦想也不全是他自己的空中楼阁，他是根据日本人囊括东亚的幻想制订的；而日本对亚洲的梦想，又只是德意日所谓“轴心国家”（Axis Powers）幻想的一部分。——说多了，未免离题万里，但是纵使专搞微观史学，对宏观史学也得略知一二。

用最简略的语言来说，自从十五六世纪，欧洲白人发现了美洲，环绕了地球之后，我们这五大洲便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白种民族主宰之下，至今未变。

白种人主宰有正负两面。正面是他们把人类文明迅速提高。我们的“现代文明”之兴起，实拜白人之赐。白人主宰的负面，则是现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了。——白种民族利用他们特有的科技，对其他所谓有色人种做血淋淋的统治。但是白人的统治也有其周期性。西班牙、葡萄牙出道最早，首先平分了地球。可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它们的地位就逐渐被后起之秀的英（美）、荷、法、俄等民族篡夺了。后起之秀变本加厉，到十九世纪之末，全世界五大洲都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其中剩下的唯一的一块“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孙中山语），就是我们中国这块大肥肉了。

迨德、意两国在一八七○年左右组织了各自统一的政府，形成了新兴的民族国家，它二位向同族前辈学习，立刻便加入了白色帝国主义阵营，向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可惜两国出道太晚，世界膏腴之地早被它们的前辈占领殆尽。德、意愤愤不平，所以它们一直把自己说成“无的国家”（The have not countries），把英、美、荷、法、俄说成“有的国家”（The have countries）。“无”的光蛋、小贼因而一直要向“有”的富翁、大盗要求分赃，要求殖民地重行分配。“有”的大富翁当然不肯。为着防制小贼偷袭，这些已有既得利益而洗手反正的大盗就要“维持世界现状”（Maintaining Status Quo）和“保障世界和平”（World Peace）了。说穿了，岂不可笑哉？

就在德、意于一八七○年左右出道的同时，我们东方的小日本也颇能为我们黄种民族争口气。在一八六八年它发动了“明治维新”，搞全盘西化。——读者知否？在日本人西化时，连行中医、吃草药，都是违法的。这一禁令，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被撤销，其西化之彻底可知也。

既全盘西化矣，果然时不旋踵，日本对“西方文明”，就“迎头赶上”了——至少可与德、意两国，并驾齐驱呅。

日本之模仿西洋，最能得其精髓的，也是它最有兴趣的一环，便是西式的帝国主义了。例如德国在初期搞扩张主义时，朝野曾酝酿一种所谓“三B政策”。三B者，匈牙利的布达佩斯（Budapest），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中东、今伊拉克首府的巴格达（Baghdad）也。

日本佬东施学西施，在它们的“大陆政策”里，也搞出个“三M”来。三M者，满洲（Manchuria）、蒙古（Mongolia）和闽（Min，福建、台湾）也。——这些虽是一时风气，未必见于官书，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传遍世界的“田中奏折”，所强调的还不是这些“M”？（《田中奏折》有人说似非田中所撰，然为日人激进派所作则无疑也。）

不过胡适说得好，任何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的“固有文化”完全抛弃。日本毕竟是个东方国家。不论它对西方学得怎样惟妙惟肖，它也是丢不掉它的东方传统的。因此它学会了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由白变黄，它就与老帝国主义不太一样了——“日本帝国主义”较之“欧美帝国主义”是青出于蓝，其凶残暴虐，就远非西方帝国主义可以望其项背了。（作者附注：日本之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那时是无微不至的。不论在理论上或在行动上，它们也绝未想到要为亚洲兄弟国家争取解放。其时想到帮助殖民地革命的反而是列宁所搞的“第三国际”，虽然为时也极短；日本却是以反共为借口的。所以今日的日本极右派政客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渡边昭一等还在谰言当年日本是在帮助亚洲国家反帝，真是不学无耻！）

害人害己的爱国狂

吾人试读欧美史便知道，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所谓“英语地区”，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帝国主义，一切向钱看。“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为的是钱，能搞钱而不需要炮舰，它们也可“裁军”“限武”。在殖民地中“浑水摸鱼”为的是钱，如果清水养鱼可以赚更多的钱，它们立刻也可换浑水为清水，并缓缓让步，为殖民地建立简单法治——如此则皇家上国赚大钱，殖民地臣民也可赚点小钱，大家好。君不见近百年来的中国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甚至整个印度、中东和若干非拉地区，它们被帝国主义剥削了数十百年，一旦帝国主义者撤退了，当地被剥削者每有“去后之思”“甘棠之念”呢？——在下才疏学浅，然亦尝深入观察于印、菲、新诸地区，有感而发呢！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是这样了。它在做帝国主义之时，开口“大日本”、闭口“大日本”，杀人放火，把事情做“绝”。因此它一旦被赶出原先的殖民地，大家就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了。——谓予不信，诸位去问问朝韩老乡和东南亚人民就知道了。中国台湾也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听说日本人对某些台胞也有若干去后之思。但这不是当年的异族统治者真有什么“甘棠遗爱”，而是另有别的政治原因呢！

总之长话短说，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被日本学会了就变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在“经济”之外，它把东方传统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加了进去，什么“八纮一宇”“忠君爱国”“集体切腹”“杀身成仁”等（“二二六政变”时，十八个叛军头头买了十八口棺材，预备十八人集体“切腹”），这些西方帝国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也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里面的金科玉律了。

因此，新兴的日本为着经济利益要搞帝国主义，不为着经济利益，只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也要搞帝国主义。换言之，它们为着经济利益要侵略中国，纵使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损，它们也要“为侵略而侵略”——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了，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狭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和“爱国狂”（Chauvinism）的混合体，比诸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帝国主义，那就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西化过程中走火入魔了。

一九三六年所爆发的“二二六政变”，便是这一抽象意蒂牢结的具体化。它也是包含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上自天皇、元老、大臣、富商、高干、教授、学人，下及贩夫、走卒、浪人、营妓（日裔“慰安妇”）的扩张主义思想，都是大同小异的。据说“日裔慰安妇”在她那短促的慰安时刻，还要劝诱被慰安的日本官兵去替天皇战死，魂归靖国神社呢！

其言甚辨的侵华哲学

日本的元老重臣、学人教授一级的扩张主义思想，当然不同于日裔慰安妇，但是他们为着扩张日本而侵略中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同，只是付诸实施的手段互异罢了。

简略言之，日本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日军侵华助纣为虐的借口，则是“中国”一词，原来就只是个哲学概念、地理名词，而不是个政治实体。盖满（东三省）、蒙（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各有其原住民，实非中国领土。日本帝国替天行道，帮助它们独立，甚或与它们合并，“共存共荣”，如日本之与朝鲜、琉球、中国台湾者，实是天与人归之事，中国人、西洋人何能加以阻止呢？

就以号称开明与和平的元老外交家重光葵来说吧，他率领日本投降代表在密苏里舰上签完降书之后，被关入盟军巢鸭监狱，为他的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洗脑（当年日本死刑以下的战犯私称此一洗脑经验为进巢鸭大学）。一洗四年，而重光葵在狱中偷用厕纸，撰写回忆录（书名《昭和の动乱》，后来此书出版了十余种译本。中文版由徐义宗、邵友保合译，改名曰《日本侵华秘史》，一九七○年香港现代公司出版），还要若隐若现地替此一侵华哲学做辩护呢！——重光葵在此书中，翻旧案说，早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和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期间，日本代表就提出“何为中国”（What is China）的定义问题，而否定只许中国一国向边疆“殖民地区”移民的主权。重光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被韩国志士尹奉吉炸掉一条腿；后来对盟国俯首投降，入“巢鸭大学”进修，真是九死一生，历尽沧桑。但他还是要出这口鸟气，异时异地，则其他日本理论家的逻辑又如何？就毋烦多事引证矣。

总之，根据这一理论，则不特日本军人制造“满洲国”是替天行道；他们西征热（河）、察（哈尔）、绥（远）——今日“内蒙古”，当年日本人叫“蒙疆”——扶植蒙裔伪“德王”建立一个囊括内外蒙古的“大元帝国”（那时外蒙古还未“独立”），自然更是顺理成章了。等到后来日军攻入长城，侵入华北，再搞个“华北五省自治”，不更是理所当然？试问“关内十八行省”哪一省没有“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呢？中共进城以后，大陆上（尤其各省）的考古学家，不是更进一步证明几乎中国各省区都有其原始文明？什么“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文化”“鲁文化”“吴文化”“越（粤）文化”“荆文化”“巴文化”“蜀文化”“铜鼓文化”——今日台湾还不是有个“八仙洞文化”？笔者去夏曾承“立委”韩国瑜先生的招待，到“八仙洞”深入地考察了一下，惊叹不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没有今日大陆上各省考古家“考”得那么细致，但是当年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其火候有时且超过中国），足够支持他们军政两界肢解中国的理论，何况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宣布“独立”“自治”乃至“联省自治”，就从未停过。如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也帮助各省搞点半省自治（如冀东伪自治政府）、一省自治（如策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在察鲁晋自治自为）或联省自治（如华北察晋冀鲁绥五省自治），也未可厚非嘛！

大小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

大体说来，这套理论是盛行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之后，至巴黎和会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条”（Fourteen Points），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而登峰造极。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原是为解决白种民族之间纠纷的暂行办法。因为彼时白种民族之间有其“宗教死结”，例如耶、伊之间（且看今日东欧波斯尼亚一带）；伊、犹之间（且看今日的以色列和中东）；新耶、旧耶之间（试读西欧史不绝书的各种宗教战争）。他们之间的信仰冲突永远无法解决，民族也就永远无法融合。如此，则不如各家自扫门前雪之能和平共存也。

这套解决白种问题的暂行办法，拿到我们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里来，就凿枘不投了。中国文明自开始以来便是个“多民族的文化”（Multiracial Culture），文化本身自始就是多元的（Cultural Pluralism）。它以“滚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把所有的区域文化（夏文化、殷文化、周文化、秦楚文化、吴越文化……）都“滚”在一起，“熔于一炉”（Melting Pot），始有今日。——各民族之间，无不能“共存”（Coexistence）之死结，所以时历两千年，共存的“多民族”，就融合成一家人了。

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所犯的理论性的错误，便是它要利用西方威尔逊所强调的各“民族自决”的小民族主义，来瓦解那时经两千年，久历风霜的“多民族共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族群生活上相互依赖、难舍难分的东方的中华帝国的大民族主义。

试问，满汉蒙藏诸大民族之间，究竟有什么“死结”存在，让他们非分手离婚不可呢？——有之，那就是西方白色帝国主义者，和它们习惯于现代西方“民族自决”的观念，以及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专家们，强人从己、不断挑拨的结果。

在理论上，最矛盾的还是日本这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他老人家自己一面吞没了北海道上的虾夷族（Ainu），琉球、中国台湾的汉人和原住民，并灭亡了整个韩国，早已犯下了“民族自决”之大忌。贼喊捉贼，它又怎能在大陆上玩弄小民族主义来对抗大民族主义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在理论上已彻底破产，手段上又极其下乘。怎能称霸诸侯，创造帝业呢？终至身亡国丧，岂非自取其咎！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要知道响亮的政治口号一般都比高深的学理更有力量，因为口号可以使人发疯，而真理则否也。耶稣教的先知说得好，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日本当年侵华军阀在自我毁灭之前，所发的那股疯劲，若非抗战过来人亲见亲闻，真难以想象也。——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当年日本侵华目标的下限和上限。

日本的侵华与极限

上节已提到，当西义显于一九三七年秋奉松冈洋右之命返东京报告，东京当权各派对蒋、汪的反应是参差不齐的。我们也曾分析过这些日方派别，其处理对华军政大事虽方法不同，但大原则则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它们有多少派别和什么原则：

从总的说来，它们当权的大致有“政府”与“军部”两大派。政府那就是以五相组成的内阁了。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政变”之后，“内阁”的权力是远不如“军部”了，但是在体制上内阁毕竟是向外代表日本帝国的。办对华外交，不能不有其原则和政策。“二二六政变”后出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兼“外相”的是广田弘毅（一八七八—一九四八）。他于一九三五年为对华外交制定了所谓“广田三原则”。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近卫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代广田为首相，而广田仍连任外相，对华政策不变。因此，“广田三原则”也就变成“近卫三原则”了。

近卫三原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中日“满”经济合作；二、承认“满洲国”；三、共同反共。其实这“三原则”的一、三两项都是不着边际、可伸可缩的空话。在其后中日交涉中也时有变易。唯独第二条“承认‘满洲国’”，日本政府（乃至所有该国朝野任何派系）都是向我坚决要求，半寸不让的——这是“九一八”以后，日本各派对华要求的“底线”，是它们全民一致的。

日本政府和人民坚持这条侵华底线的道理很简单。我们这片储存有“无限宝藏”的整块膏腴之地，其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一倍以上，而其他自然资源，就不知多少倍了。

朋友，容易了解吧。当年日本那条小饿狼，咬上这块大肥肉，你不打死它，它怎能自动吐出呢？——那时它另外两个小从犯、小强盗，德、意两国，对日本是多么羡慕啊。

以上是日本侵华的“底线”，它们也各有不同的“上限”呢。那时日本“政府”对华要求的“上限”，则是凡经日军占领了的城池疆土，中国政府如要收回，还得另外割地赔款，才能谈和呢！你是“战败国”嘛。

日本对当年侵华战争，自名曰“圣战”，曰“膺惩”。——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它们，所以它们要“惩罚”我们，要打得我全民皮开肉绽才过瘾！

以上是日本“政府”对我要求的上、下限。

西化后的日本民族

至于日本“军部”的运作，那就治丝益棼，更是一言难尽了。

日本军人自藩幕时代开始便是个职业化、封建化的封闭集团。他们士为知己者死，各级官佐原都是勇于内战、各为其主的所谓“藩士”。明治废藩之后，他们就直接效忠天皇了。——日本明治维新是和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同时的。两者封建背景极为相似，其职业军人效忠皇室的精神亦复相同，德国现代化的过程和日本西化的过程更是如出一辙——而日本西化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时不旋踵，日本也就变成东方的德意志了。

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态度讲授世界现代史，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德、日两民族是现代世界上，最有效率、最有组织、最彻底、最勤劳刻苦、最忠君爱国和最讲求卫生清洁的两个民族。——不是过誉吧！

我们呢？朋友，我们和他们恰好相反！不用细说了。我想读者们是不会骂我崇洋媚外，自贬我伟大传统文明之身价的。——正因为这种鲜明的对照，百年前甲午战败之后，我民族对日本真是诚心诚意地“服输”。——对日本战胜、我们战败毫无怨言，并派遣千万文武青年，东渡取经。当年归国的留日学生，可说无一人无崇日之心。其中崇日崇得最标准的归国留学生，恐怕就是蒋中正先生了——蒋公一生恨死俄国，厌死美国，最崇拜德、日！

笔者愧为“天子门生”，对先师做此评论，以质诸“天子近臣”，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像蒋公这样彻底崇日的中国领袖，他何以又要领导全民抗日到底呢？日本人在战时，除不以他“为交涉对象”之外，某次竟集中飞机九十架，务必炸死他一人，这又所为何来呢？——这就不能怪我们的民族英雄蒋介石，而要归罪于那个万恶不赦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日本以那样一个可敬的民族，何以一下就变成这样可恨的魔鬼呢？原来有其长者，必有其短；走极端的个人和民族，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啊，德国佬还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的孔圣人教导我们走中庸之道呢。——这就是我们的固有文化了，颟顸一点也是庸人有福啊。

日本这个东方封建小国，自从在一八五三年七月被美国海军司令培理（Commodore Matthew C.Perry）打开大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光葵上密苏里舰向麦帅签降，这一百年间，可说做了一场文化噩梦。——它在西化途中“走火入魔”，做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

半封建的日本军部

谈到日本“军部”，我们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侵华期间，他们的军部和“统帅权”是抓在中间阶层官佐，从少佐（少校）到少将，所谓“少壮军人”之手。——在抗战期间我们如提到“日本少壮军人”，真是谈虎色变。在我们被侵略者的印象里，他们都是一群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茹毛饮血的魔鬼！试问：

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家杀人犯，不是他们？在华北率领日韩浪人、中国汉奸横行无忌的，不是他们？在卢沟桥、廊坊、广安门，横眉竖目的，不是他们？在南京杀我军民三十余万，强奸我妇女数万人的，不是他们？把我重庆炸成一片火海，血肉狼藉的，不是他们？在香港集体强奸，被我护士誓死反抗剪断生殖器的，不是他们？在陷区我们要向其做九十度鞠躬的那威武哨兵，不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罄竹难书呢！面对这样暴虐惨酷的侵略军，你说他们也是人类？

可是在历史书里，日本的“少壮军人”，却有其双重人格呢！且看他们在他们自己“转型期”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

在封建藩幕时代，尤其是有名的“长州派”（今日本山口县）和“萨摩派”（今日本鹿儿岛县），他们是一种封建社会里的“义薄云天”的侠客。我国《史记》里面的荆轲、聂政、豫让，三国里面的关张赵马黄，小说书里的林冲、李逵和大刀王五。笔者在纪念甲午拙作中提出的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都是“萨摩藩士”出身。——侠客在东方封建社会里，至少不算是坏人嘛。

这种“藩士”到明治时代，他们就变成日本新建现代陆海军的中坚了。长州派掌握了陆军，萨摩派包办了海军。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的日本陆海军，一开头就半东半西、半封建半现代了。——对内如关、张之对刘备，那是赤胆忠心的；对外那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了。甲午战争时，你看伊东偷袭我“高升号”，射杀落水我军七百人。再看日军攻下我旅顺，实行屠城，把全城老幼数万人，杀得只剩下十余人。这两起大屠杀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一样，“捷报”传入三岛时，日本人民欢欣鼓舞，举国若狂呢！——所以日本这种用现代武器的封建军阀，一开头便是他们国内的英雄，国外的魔鬼！

到昭和时代，日本四岛由于大搞资本主义，大发战争财，国内一致向钱看。政党与财阀相勾结，纸醉金迷，贪污腐化，把日本社会弄得乌烟瘴气——这原是经济起飞社会的通病。但在他们社会中搞除暴安良，正气昂然的“侠客”们，就对此义愤填膺了。他们要杀尽那些颟顸的元老重臣、政党头头。关闭所有有靡靡之音的卡拉OK、娼馆妓寮，恢复王道社会、武士精神……这一来小撮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这一自发的群众运动，原自尉级军官、士官学生开始，蔓延及于少佐、中佐，乃至大佐、少将，终至形成一个可怕的“少壮军人”的集团。老头们或被赶尽杀绝，或则退避三舍，或者乘机利用，壮大自己——如此则昭和之军政便在少壮军人掌握中矣。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变一起，日本便是少壮军人的天下了。对内，他们以激进改革派姿态出现；对外，尤其是对华，就要重振国威，加强侵略了。这一下，则“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杀”，就次第出现了——最后要搞到中国只剩个地理名词。

不明君子之道

就在这不断侵略声中，日本“政府”之内，广田外相与近卫首相就意见不一而无法协调，如此则不但我方蒋汪二公乱了手脚，连德国的希特勒（希魔原也希望中日和解一致抗苏的）和德国外交部、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驻华大使陶德曼也不知所措，下篇再细论之。

另外，日本“政府”与“军部”也各行其是。政府希望侧重诱蒋，因为蒋有实力；而军部则侧重挖汪，因为中国政府是个双头马车，一马仆则二马不能行，挖出了汪，则蒋自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各行其是而互挖墙脚。——在一九三八年及其以后，他们搞出一连串的滑稽剧来，对我方孔祥熙、张群、陈布雷……诱和都各有管道。其后戴笠也插足其间，导演了一套“假凤虚凰”的“假宋子良”的侯宝林式的笑剧来，令人捧腹不止。——读者如不惮烦，我们如有暇，真的娓娓道来，大家会前仰后合的。历史原来比小说有趣。《三国演义》里虚构的故事，哪能比得上《民国全史》里的真人真事？《金陵春梦》《酒畔谈兵录》，凭三分小道消息，做十分瞎扯淡；金雄白的汉奸回忆录，志在自我漂白，居心尤其可诛啊。

再者在日本军部内掌握实权的少壮军人，则南进、北进，海陆两军亦互不相让。至于对华作战，得寸进尺，“捷报频传”，则前线“君命有所不受”的十分骄纵跋扈的战场指挥官，和后方自命目光远大、以苏为假想敌的参谋作业人员，也各行其是。而指挥官之间又有“关东军”“华北驻屯军”“（总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派遣军”等山头，谁也不听谁指挥。大家都是主子，相互嫉忌。中国汉奸要做日本主子的奴才，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周佛海时常自炫日本人要杀他。他不也是帮日本主子毒死李士群吗？

汉奸周佛海和汪副总裁的悲剧，是他们在日本这堆乱草之中，碰到只在纸上搞参谋作业的一条小蛇，而误以为它是一条可以行云落雨的大龙。结果双方都不知彼、不知己。从私欲出发。最后一方毁己误国，另一方遗臭万年，读史者能不慨然？

总结本篇：我们可以肯定，日本侵华百年，是它全民族一致的政治行为。不能只归罪于少数政客和若干少壮军人。至于它全民族何以忽然发生如此一致的侵略行为，那实在是它由东转西，由封建转现代过程中的走火入魔。至于走火入魔，走得如此疯狂，疯狂到南京大屠杀的绝灭人性的程度，而能举国和之，从不忏悔。这就是日本文明中有其若干基本问题了。

恕我大胆地假设一下，那就是传统的日本文明原是自大陆东传的“边缘文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集体切腹（胡适所恭维的所谓“轻死的精神”）如大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所干的那一套，在我们中华文化里，只是出现于“游侠列传”或青洪帮、瓦岗寨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雍容大度，言忠信、行笃敬，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文明的正统呢！——以他们那一套为立国精神，那就是边缘文化了。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也曾不断地强调，近代的中欧德国，所搞那一套霸道的纳粹主义，也是西方文明中的“边缘文化”。——其进锐者，其退速。骤雨不终日。宁馨儿，终不若大智若愚者之有慧根也。

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对个体如此，立国亦何尝不然？为百年大计千年远景，不才深愿现代政治家和有心的读者共勉之，毋再蹈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