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苏联专家撤华前的真实情况

撰文: 沈志华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给在华苏联专家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作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苏联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的理论也是反马克思的。当然，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正像前文讲到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如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还有苏联著作指出，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为了印证这种说法，照会对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进行了夸大其辞的渲染。事实是否如此，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最后阶段的真实情况。

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

1960年4月2日，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和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外专局对专家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专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专家们心情舒畅，干劲充足，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专家们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不仅数量多，而且收效也大。如二机部苏联专家1959年一年共提出了4291条建议，兰州炼油厂依什马也夫专家仅在1959年8、9两个月内就提出了40多条合理化建议。但报告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处理与专家的关系时“简单轻率，冷谈失礼”；忽视对专家工作的安排及介绍情况，对专家的建议重视不够，专家们很有意见；特别是聘请专家时不慎重，“只考虑我方的需要，不照顾对方的困难，聘请专家的名单变动多，零星聘请专家多，延聘专家也多，而且手续办理得很不及时”。以至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都有意见，批评“国内有些同志把聘请苏联专家看得过分容易，把苏联看成一个干部仓库，好像只要我们一提聘请，专家马上就能派来似的。实际上从提出聘请到专家派来，一般需要半年时间才行”。为此，外专局提出了6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妥善安排专家工作，尊重和尽量采纳专家的意见，有计划地向专家学习，严格履行和掌握聘请专家的手续，对个别专家的缺点、错误必须慎重处理，做好专家的接待工作。

4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并指示：“凡是有外国专家工作的地方、部门、厂矿、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都应该坚决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多做工作’的方针，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对外国专家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调动外国专家的积极性，必须以妥善安排专家的工作为中心，把向专家介绍情况和政策的工作、研究和执行专家建议的工作、向专家学习技术经验的工作和照顾专家生活的工作全面地抓起来，并且从专家来华的第一天起到专家回国的那一天为止，有始有终地把专家工作做好。专家工作能否搞好的关键在于领导。中央已经指定政治局的几位同志有计划地多同专家见面，多做专家的工作。各有关党委和党组的领导机关也应该仿照办理。并望有关的中央一级党委、党组和省市区党委最近认真作一次检查，将检查结果报告中央。”

紧接着，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又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一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

5月20日，国务院按照每年的惯例发出了1961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即“根据我国当前建设事业的需要和技术力量的增长情况，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迫切需要的、国内技术力量难以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可以继续聘请苏联专家。聘请的专家应当是为了保证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凡属我国力量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进口技术资料或出国考察实习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组织管理工作方面（如计划、财政、金融、贸易、劳动、工资等）均一律不再聘请。聘请专家既要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又要考虑到对方派遣的可能，对苏方一再表示难以派遣的专家不要强求。聘请苏联专家的单位必须事先准备好专家开展工作的条件，专家来华后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应积极组织我国技术力量向他们学习。今后对已请过专家的专业原则上不再重复聘请。”通知还强调，“各部门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聘请苏联专家的工作。提聘专家时必须全面规划、通盘考虑，对专家的专业、聘期和来华时间必须提得准确，力求避免在聘请名单提出以后又要求变动过多的缺点。各聘请单位和主管部门对聘请专家的名单必须经过领导会议认真审查和主要负责同志审查签字。”

6月17日，针对根据《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来华工作的苏联科技专家，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又联合制定了分工管理办法，并下发全国。除规定应严格按有关手续办理聘请和邀请事项外，文件还确定由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分别负责督促和检查各部门聘请专家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专家来华后发挥作用的情况。

可见，在个人接触中向专家散布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的情况是有的，但作为政府行为，从以上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有意为难专家或轻视专家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从常理上分析，也是不大可能的。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这表明，以全面撤退专家来迫使中国低头是1960年夏天才想到的手段，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苏联政府在撤退专家的照会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中国官员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苏共的宣传材料，似乎正在把他们作为反苏的工具使用。后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一次报告中也强调说，“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鼓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

前文提到，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向专家介绍中国国情。开始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作用，到“大跃进”运动兴起时，便增加了向苏联专家灌输中国有关经济建设看法和观点的意图。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尽量避免向苏联专家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特别不允许与之发生争论。如1959年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也希望加强这项工作。外专局借此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内容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并特别强调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强调对给专家的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专家对中国形势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将中共中央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扩散到专家当中去。

到1960年初，情况的确有所变化。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之间在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以解释，中苏双方都开始强调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大约从那时起，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苏联照会及苏斯洛夫报告所讲，主要是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向专家发送相关材料的情况。笔者看到《内部参考》报道了北京一些单位苏联专家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反应的情况，如中苏友谊医院同位素专家聂仁列斯卡娅和舞蹈学校专家助手鲁勉采娃，曾与翻译人员谈起她对《列宁主义万岁》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和平共处列宁也提过，今天就有可能，但要进行思想斗争”，“现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可以通过议会，只要人民信任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可以得胜”等等。从报道的内容看，向专家发送材料的情况应是属实的，而且中共的宣传的确对专家发生了影响。正在中国培训导弹部队的苏联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回忆说：“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最初的分歧，我们是在纪念列宁诞辰的集会上感觉到的。报告人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切与我党的方针都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以为是翻译曲解了。大使契尔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曾经建议我们与中国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无强迫苏联专家接受中国观点的情况，至少中方有关部门在发放材料没有做出这种要求。因此，鼓动专家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情况应该是莫斯科的臆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所谓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的情况。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这说明前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苏联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援助者在受援国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还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笔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到50年代末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曾要求在苏联专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提供专家情况，如在洛阳苏联援建的各企业，翻译人员每隔两个星期必须汇报一次专家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使得那些翻译们感觉到似乎中苏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与前述“监视”和“跟踪”毕竟还是两码事。

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对所有人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根本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阿尔希波夫等人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稳定，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敌特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大约在1953年之前，苏联专家的对苏联专家的保卫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负责的，后来才改为由各单位负责。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如1956年秋天，副市长郑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苏联专家到东陵参观，警卫还需佩带6支短枪，4支冲锋枪。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原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处副处长戴道先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陪同专家组组长列别科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据他说，那时对专家的保卫十分严格，专家夫妇出门，不仅有处长和翻译陪同，警卫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专家夫人去游玩，警卫员也不离左右，既负责安全，又是向导。专家对此很满意，并无不快。劳动部专家柯希金在部机关上班，用午餐在北郊专家招待所，按规定每天应有专车和警卫员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坚决不要照顾，后来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过，为了专家的安全，警卫员还是坚持要派的。在笔者看来，与这位专家朝夕相处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是可靠的。

实际上，如前所说，早在1960年以前，苏联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上就已经实行了紧缩政策。虽然双方从1958年起都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说，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术方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苏联政府对于派遣专家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了。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利用撤退专家的方式，再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

根据档案文件判断，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将要做出全面撤退专家的决定的，因为从这时起，科技合作事务局局长А.Г.波洛任科夫对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聘请专家的申请，一概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请求，波洛任科夫都是这样答复的：“由于是休假期间，所以，看来，要实现这个请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机部向国务院报告，苏驻华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专家。同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也报告，苏方通知，今后航空专家一律不再延聘。对此，航空工业局拟采取如下措施：一、按专家协议，凡需要聘请和延聘者仍然聘请和延聘；二、虚心学习，尽快掌握技术；三、在军事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尖端技术方面，要做好苏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调走的准备。

在这方面，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也提出了应变的措施。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作法。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很明显，在中苏政治思想的分歧没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这方面取得援助。”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人态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个别的很坏”。聂荣臻提出，“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既然请来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长处，尽可能取得一点东西，并在政治上帮助、团结他们。已经满期的专家，好的很难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专家，在重要技术方面苏方不肯派来，或者派来的也只作为观察员，加以又有种种限制，很难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诸多不便，因此也应尽量少提、不提。”报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苏联，能学的东西还是尽量地学。但是，苏联这条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越来越狭了。因此，要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对此，周恩来7月11日批示：“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断言，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产生的，而中国方面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

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中苏双方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却丝毫没有停顿。

苏联专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国专家局便每天在友谊宾馆安排演出歌舞、戏剧，还为他们准备回国时送给亲友的礼品。苏联专家特别喜欢中国的清凉油和鸡毛掸，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区脱销，周恩来亲自命令到外地组织货源。周恩来的确与苏联专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外地，他没有赶上陈毅外长为专家举行的欢送宴会，回到北京后，坚持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再举行一次宴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做好一切准备。8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了告别宴会，并巡回各桌，向每一位专家祝了酒，对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回顾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在座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人还流下了眼泪。

不过，苏联军事专家要在公开场合拘谨得多。7月31日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苏联军事专家表现与平常完全不同，“拘谨、冷淡、沉默”，尽量避免谈话，很少喝酒，也不主动敬酒。8月1日晚，中方在军事博物馆举行联欢晚会，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参加，但到会的只有20余人，其中将军只有一人，情况并不热烈。8月3日国务院再次组织友谊联欢晚会，军事专家及其夫人、小孩都全部出席，情绪稍好。但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却很少笑容，既不多说话，也不主动敬酒，宴会后不打招呼就走了。

说到人民之间的感情，周恩来所谈绝非妄言，那确实是真挚的，动人的。尽管在政治运动中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啊”，他们表示特别怀念那段日子。而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苏联专家也同样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苏联专家撤离时的动人场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二○二厂负责培训中方核部件研制人员的有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奶”。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

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很多专家回国后还与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一些专家子女与他们的中国小朋友之间也保持着这种纯真的友谊。郭德瑜先生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与一位二机部专家的孩子沃瓦的友情：分别时他们互赠礼物，还合影留念。沃瓦回国后他们一直用中文和俄文通信，郭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沃瓦寄来的明信片和信件，虽然现在沃瓦已经杳无音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断绝了与沃瓦的联系。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离别之前，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大将与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巴托夫谈了自己对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斗、政治及技术训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坦率地指出了空军和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罗瑞卿所强调的也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以及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不会破坏这种友谊。该文件还提到，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欢送特别的热烈，中国同志人山人海地聚集在火车站送行”。

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也讲述了火车站欢送的场面：局里所有的军官都来给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鲜花，还有管乐队演奏。当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的翻译哭了，我也非常伤心。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走时说：“我爱中国像爱我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她献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所以，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外交部和驻华使馆。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是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听到照会后，虽然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震惊，有人认为中国的照会很有力量，苏联的照会不符合事实，是借题发挥，有人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当时在昆明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工作的化学家米·科罗契柯回忆说：“作为1960年被突然地令人吃惊地命令回国的人员之一，我可以证明，对这一行动感到气愤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我所认识的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对合同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国感到十分不安。驻北京的苏联代表说，当听说命令我们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感到不满时，其他人和我一样，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实际上，我们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过得像在中国这样好。我们的中国同事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不走。”

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家属全部撤退完毕。然而，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1960年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做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会见时，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作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我们两国的友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并将对整个人类共产主义运动起愈来愈大的影响。只要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相互间希望在这方面努力以维护友好关系，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而这种友好关系无疑地会得到维护的。”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时，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报告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就经济专家而言，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此外，医疗保健系统21人，教育部系统28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讯等部门，都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30个。到1960年9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7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16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14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13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受到严重影响的主要项目有：海军导弹靶场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设；空军地空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发射架的订货验收；五院543和542两种型号的总设计和仿制，冲压式喷气发动机8108项目风动设计两个专业的掌握。20训练基地：靶场仪器安装盒故障排除，现有型号和国产型号的发射效果分析，无线电遥测系统、控制系统及计算原理，反干扰与保密相结合的问题。三机部两种导弹潜艇（623和633产品）、一种导弹快艇（183P产品）的试制、资料调正、设备安装，以及杜16喷气轰炸机的装配、试验、鉴定，还有上述产品的无线电配套产品（雷达、引导站、测试设备、电子引信等）的制造；哈军工高射导弹射击理论、控制回路设计和飞行理论等新专业的掌握等等。 尽管如此，但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6个协定以及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1959年10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国民党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著名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词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1名苏联专家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从此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