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

作者：李丹慧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１９６５年初至１９７２年末是美国派遣美军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入侵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继而又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苏联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苏联在越南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苏越关系趋向密切。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至１９６９年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进入７０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面对越苏将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国在大力援越的同时忧虑与戒心倍增，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１]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６０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２]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这种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３]

一、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１９６４年；特别是１９６４年６月，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４]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５]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６]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７]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１９６５年２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８]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９]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４月２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１０]一面在４月１２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１１]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５月１９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１２]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１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１３]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６月２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Ｐ·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６月４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６月７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１４]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６月８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１５]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１６]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美方在华沙第１２９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１７]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７３００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１９６２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１９６３年７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１９６０年８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１９６４年９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２７９２起。[１８]其中１９６３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１７５起。[１９]是年３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９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１１月２１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２０]此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教科书、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２１]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２２]

毛泽东则于１９６４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２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２３]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２４]虽然毛的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２５]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２６]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２７]

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又签订了为期２０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２８]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２９]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３０]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１月就曾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３１]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１９６４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３２]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１９６２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３３]并在５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３４]６月１４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３５]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１２月１５－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３６]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３７]此后不久，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３８]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１月１４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３９]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４０]

中国自５０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１９６２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友好，中苏同盟稳固，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１９６４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６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提出了疑义。[４１]毛泽东此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４２]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４３]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４４]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４５]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４６]

此外，６０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２／３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４７]

总之到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４８]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４９]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

中苏在对越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开始于１９６５年苏联大规模援越之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已将两国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于１９６５年４月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后，７月，中国方面即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５０]

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５１]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决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５２]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别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国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

二、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是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８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与此同时，随苏联对越军事、经济援助的不断加强，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升温。

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至１９６９年９月胡志明去世之前，中国的援越方针在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于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他国的军事援助，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适当地使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１９６９年半年内仅完成中越援助协议的３１．４%；直到１９７０年末外贸部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还拖欠有１９６７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尚未执行完毕等等。[５３]当然，导致此微妙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在于中国对越苏亲近的不满，其中有对越施加压力的成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越总方针的改变。

二是中苏两国围绕援越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斗争。

（一）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纠纷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定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２５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１、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４０００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２、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２１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５００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３、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２１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２月２７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４５架安－１２飞机空运１８门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机枪去越南。[５４]

３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２月２５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２１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２月２８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例如，苏方要求紧急空运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却直到３月８日才将这批飞机和高射武器交给中方，中方于当日两天内全部起运交付越南。为此，中国方面认为，如果苏联真的那么急于运，何以拖延８天才运来呢？[５５]苏联的行为令中国疑虑重重，感到在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下，苏联提出这些要求，实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作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６．５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５６]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１８门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５７]

１９６７年５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１７和米格－２１型飞机各１２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５８]

（二）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纠葛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一条重要通道。[５９]此期，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２月１１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３月３０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６０]４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导弹装备，包括１３列火车、４０３个车皮、２８２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１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布署工作。４月１４日至５月２０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６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他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他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７月３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并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６１]７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２６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１４．８５万吨，其中军事物资５．５万吨，一般物资７．５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６２]根据中国的材料，１９６５年３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运送了１５０车皮以上的物资去越南；４－１０月，苏方计划有４０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５月２６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从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１７９列火车５７５０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６３]

但是苏共中央于１９６５年７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给越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７月１４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６４]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说清呢？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６日，苏联方面向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补充供应越南的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办理，通过中国驻越大使于９月２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苏方申请之事，并在是月１７日、２７日和１０月７日连续催请越方答复。同时由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于９月１８至１０月１８日接连５次向苏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和驻华武官说明情况，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复，即与苏方商谈签订协议之事。但直至１１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１０月７日苏对外经委代理代表请中国对外经委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以及为了接受这些技术装备在技术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到１０辆军机修理车以及４０门高射炮的转运。[６５]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１０月１２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在中方人员质问其用意何在时，苏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图。１０月２１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１１月５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作反华文章。[６６]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作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９月２日，中国对外经委副主任李强约见苏对外经委代表，指出：苏联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种形势：如果我们接运你们违背协议运来的物资，你们就可以任意打乱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如果不接运，你们就造谣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李强表示坚决反对苏方的这种做法。苏代表则保证说，今后一定采取措施，按协议办事。只是此后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仅９月一个月内，苏联方面无计划和不按计划发车数即占总批数的７２%。为此，中方从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２３日，先后１０次向苏方提出这一问题，声明此事如不加以解决，误了运输时间，一切责任完全由苏联方面承担。苏代表一面感谢中方“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的工作障碍所表现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结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面恳请中方“不要把我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６７]

但遗憾的是，以后此类事情仍有发生。如是年１１月２５日，一批由中国代越储存的苏联、波兰炸药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货，给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带来困难。１９６６年４月上旬，一批从波兰发往越南的炸药、雷管由苏联方面换票发运时在手续上造成了紊乱，运单与货物名实不符，如未发现即办理换装和发运，又会成为中苏之间的一场过节。[６８]

１９６６年４月末，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访问匈牙利期间谈到，由于苏联同越南没有共同边界，苏的援越物资非经过中国不可。如果中国不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这种援助会更加有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旋即于５月４日发表声明驳斥说：苏联交运的援越军事物资，中国方面均优先、迅速、免费转运给了越南。至１９６５年底，中国已转运苏联援越军用物资４．３万余吨。声明指出：苏联援越的军用物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的。所有武器都是过时的，有些还是破损的。数量也很少。１９６６年第一季度，苏联要求中国准备１７３０个车皮的运输力量，中国方面予以同意，并备好了车辆。但苏联方面实际交运的物资只装了５５６个车皮。苏联与古巴没有共同边界，而且距离遥远，但却可以把火箭核武器运过去又运回来；为什么对离得并不那么远的越南，连常规武器都运不过去呢？苏联同印度也没有共同边界，但苏联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资运去，帮助印度打中国，为什么苏联不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资运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国主义呢？[６９]

７月初，《人民日报》又特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苏修制造谣言”，宣称：“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军援物资，中国方面一律同意协助转运，从未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到达中国边境，中国铁路都立即以特快的军运办法予以转运，从未拖延，也根本没有发生过积压的现象；中国铁路对所有军援物资的转运都是免费的，我们从来没有向苏联政府收取过一个卢布、一块美元、半个格兰姆黄金，更不用说什么地对空导弹之类的实物了。”[７０]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１９６６年初正式通知中国：他们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７１]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６月１９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并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７２]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０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１９６９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１到３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５００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３月初，苏对外经委代表为通告据１９６８年２月苏中协议而发出的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对外经委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调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激情。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１９６９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他们给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７３]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有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东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去越的。

１９６５年７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与有关用货部门协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７４]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你们援越的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２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７５]

现在看来，中国方面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确实比海运省时、安全，而且优先、迅速转运援越军事物资也是越南方面的迫切愿望，所以，苏联才提出用中国铁路运送其军援物品。此外，苏联亦并非完全依赖中国的陆路和海运能力，除军用物资外，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苏联、东欧计划运往越南的一般物资总量为５２．２９万吨，其中未经中国港口直接海运越南量为４４．７９万吨，分别约是此期计划铁路过境中国的一般援助物资（７．５万吨）及军事物资（５．５万吨）的６倍和８倍，其比重不可谓不大。[７６]其实，如果中苏之间没有矛盾，无论铁路还是海路运送苏联的援越物资，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

至１９６６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约２０余艘船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截至是年７月１８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１１万余吨。只是苏方海运部报告说，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船只越多，该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却有意识地让苏联的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水雷。[７７]为此，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海运任务。１９６７年４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１、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１万吨增至３万吨；２、中国开辟２或３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７８]

三、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是中苏关系由敌对开始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对抗的阶段。此期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

在此背景下，这一阶段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显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与６０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１９６９年９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劳党的领导权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７９]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８０]

由此，早在１９６９年９月末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８１]进入７０年代后，１９７０年９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１１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２００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５００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１９６７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８２]此后１９７１年３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８３]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９０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２０年的总和。[８４]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只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８５]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８６]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此期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中国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１９７２年３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此阶段中国不仅同意苏联大批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而且还主动让越南催促苏方尽速发运货物过来。１９７２年１月和３－４月，中国分别与苏、德、保、罗等国签订了关于１９７２年转运特种物资的议定书。[８７]此后不久，周恩来在５月２０日晚会见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时即提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答应通过铁路提供的物资，凡得用的，越方应催他们快点运来。中国给予免费过境运输。”８月下旬，中国方面又要越方催促苏联将原定在该月海运但仍未见到货的５万吨面粉，赶快通过铁路运来。[８８]另外，中国还为加速运送苏东援越物资事积极出谋划策，向越方建议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中国援越导弹与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资也可通过铁路联运的办法运来等等。[８９]

其二，中国方面同意苏方押运特种物资人员随车从中国过境，并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允许的数额从不超过４６名，增加到不超过６０名，直至由周恩来批准苏联４００名军事人员不带武器随物资过境。[９０]

其三，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８日周恩来向黎德寿表示同意苏联、古巴及东欧各国的过境物资船在中国港口卸货后，中国方面重新对苏联打开了由海运转送援越物资之门。对此，越劳党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谢，认为这是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极其巨大的援助。其后，中越双方于７月１０日就此事达成协议，确定通过陆路或海路转运苏方海运至中国港口的粮、钢、油、糖及袋装化肥等几种物资。[９１]８月初，李强旋即又对越方表示，苏东物资除个别品种如黄铁矿、土豆种、鲜活商品外，中国方面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鸡的机器设备也不例外。[９２]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已不是战争所急需的了。此时，中国不只是准许苏联利用中国的港口卸货，甚至还同意苏供越的“米—６”直升飞机海运到湛江港后，在湛江机场安装并试飞。[９３]１９６５年时的“空中走廊”之虞，至此似已大大减弱。

其四，恢复代越储存苏联等国援越物资。[９４]１９７２年６月，黎清毅担心因美国４月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５月布雷封锁越港口，苏东各国有可能以１９７２年援越协议尚未执行为由而不同越方进行１９７３年援助的谈判，特指示李班与李强商量，并报李先念批准，请中国同意将越南非常急需的苏东国家援助物资运来并寄存在中国。同时表示，这些物资（主要是粮、钢、油）可请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运时，用中国的物资运交越南。另外，越方还要求中国恢复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做法，提供仓库寄存苏联运来的军用物资。对此，中国方面均予以同意，并向越方提交了储存物资换文的草案，获其首肯。[９５]

关于越南让中国先使用海运至中储存的援越经济物资问题，主要出于对苏联方面能否及时供货一事的担忧，如越方希望苏提供的２６万吨粮食在三个月（９－１１月）内全部运抵中国，但是倘若这些物资不能尽早运来，苏方便有可能因适逢粮食歉收而交不了货，故而请中国帮助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１９７２年苏联援越物资共１００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１００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９６]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９７]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９８]

上述状况尽管表明此阶段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之事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罢了。下面，略举数例：

１、中国对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举措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向美国作姿态、向中国施压力，既而做出强烈的回应。例如，１９７２年５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要求在中国港口卸货，然后通过中国铁路运越；出席巴黎和谈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和河内也就此事向中国传话或作了通报，希望中苏之间能达成这个协议。此意向原本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塔斯社报道了中国驻苏大使到机场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来在５月１４日会见春水时即尖锐地指出，苏联是想制造一种空气，使人觉得此协议可能已经达成，苏的援越物资可以避开美国的水雷进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国人来轰炸铁路吗？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压中国同意吗？到底是要认真商量事情还是放空气呢？为此拒绝重新向苏联开放港口。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又继续对李班强调说：“苏联船我们仍不同意进来。”[９９]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才答应让苏船驶入自己的港湾。

此外，１９７２年６月苏联援越的导弹运至中国，由于盖的是油毛毡而未如以往那样用篷布遮蔽，到中国境内时都破了，苏方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盖。中国方面认为，凭祥铁路越忙，苏联就越要增加过境运输，而且还放风说给越南新的军援，要运导弹过境；且不蒙结实的篷布，这不仅是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过境的是什么东西，更是“让美国人看的，美国的地球卫星可以看到”。从而质问苏方：为什么发运时不盖篷布？！[１００]

２、中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接运援越物资的商谈和安排等项活动。当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７日苏联海运部副部长要求由河内乘机来京商谈有关问题时，李强断然表示：“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只同越方谈。我们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货。至于说货到中国境内如何运，他不能管。”并且告知李班：“今后转运物资都在北京谈，我使馆不办理。”[１０１]以此将该项谈判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国，避免苏越之间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并提议与越南采取联运的办法处理苏东等有关国家经海运从中国过境的援越物资，即这些国家的船只到中国港口后就无须再管他们的货物，余事均由中越双方解决，运抵哪个港口由中方决定。越方表示明白并赞同说，船到港后“这些国家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们别再问货物到越南了没有，到了多少等等。他们的货物交到中国港口后所发生的费用、损耗、运输等问题，由越南方面负责”。“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双方知道，不对他们说”。[１０２]这样，中国通过此种防范措施严格地将苏联排斥在该项事务之外，有关转运的时间、地点等诸般细节苏方皆无权过问。

３、苏联对中国也是小心提防。１９７２年８月越方通知中国：在中方同意接运的苏供越４条小船问题上，苏方不愿意按军事物资过境办理手续，建议越方派人到海参崴接货，然后由苏方负责与越方人员一起用三艘大船将小船运到中国南方港口，并在大船上安装完毕，请中方将之吊下水由越方接运，苏船随即办理离港手续，人员不上岸。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对此，中方答复说：“须研究一下。他那么怕中国人，连上岸都不上了，以后运导弹怎么办！？”[１０３]

４、中国极力反对苏联政府官员插手援越物资过境问题。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国批准转运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４００名人员过境后，苏联提出拟准备６个专列运送，列车上武装警卫的吃、住全部由苏方负责，而且苏驻华使馆将派代表上车。为便于联系，也请越、中干部上车。对此，中国方面认为此项要求不合理。“苏联妄图整个武装专列不受监督、不受检查地通过我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拒绝让苏驻华使馆派代表随行。对于苏驻华使馆派代表去湛江港参与接运苏供越导弹艇的要求，中国告诉越方准备在快艇被接走后再答复苏方：“不同意他们派人去。”[１０４]

５、中国在重新启用海路转运援越物资之初，对海运物资的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坚持规定只运送粮食、钢材、油料、糖四种。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７日越方提出，除安排运来６０万吨粮钢油糖之外，考虑再增加包括黄铁矿、石棉瓦等在内的３０万吨物资；中方当即回绝说：周总理同黎德寿同志讲可以多运一些来，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种）物资，其他的以后再具体谈。[１０５]对于海运来的四种之外的货物品种，中国还坚持须经越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卸。这种做法耗时很长，致使波、捷、匈三国抵黄埔港的船只迟迟未能卸货，招致苏东方面的指责。对此，中国一方面指出这是造谣生事，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种物资的限制，决定不论苏东国家运来什么物资，越方急需与否，全都接下来。[１０６]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越方要货多多益善，故没有向苏东方面强调海运过境只限四种物资；二是中方不愿让非越方急需物品长期积压在中国，造成存储困难；三则为苏东国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办。这里前两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简要结语

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末越战期间，中苏两国援越抗美的进程是在中苏分裂，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到敌对，进而转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展开的，加之中越、苏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交织其间，致使这一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６０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是被动的配合，双方矛盾尖锐，纷争不断。中国强调援越物资运输的计划性，苏联则强调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中苏之间无法良好地进行沟通。中方强烈的反苏情绪，苏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不高和对中国的不满，以及苏联争取越南，而中国要防止越南向苏联倾斜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双方各执己见，矛盾冲突由此而生。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运输通盘规划确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时期是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在关系恶化后才构成了严重的事端。这其中，无论中苏双方是无意而为，还是有意为之，都有通过此事项做反苏或反华文章的成分在内。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并未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两国援越抗美进程的发展。

其二，７０年代初，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针调整逐步完成；中国随越南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加强援越，帮助越南抢运物资到南方，促进战争及早结束，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顾及到苏越关系的发展将使自己在中苏越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过度反感；以及中苏开始边界谈判，两国边境形势趋向平稳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苏联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之６０年代中后期有所减低，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尽管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问题上矛盾根深蒂固，冲突接连不断，但是两国的援助量都是相当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而且，无论中苏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到何种程度，最后的受益者却是越南。

其四，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１０７]由此，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题进行的激烈争执和斗争，即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而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在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间的矛盾也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随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地区霸权主义思想的日益膨胀，中国实际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