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记忆变迁：从“反美帝”到“国耻日”

作者: 刘燕军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造。作为历史遗产的南京大屠杀，其基本史实被继承。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随着政治热点的不断转换，被重新加以整合与诠释，赋予了新的内涵。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受害者名单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动员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运动。开展历史教育，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是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环节。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民众心目中，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伤痕。相对来说，当时不少人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

为广泛地发动群众，克服”畏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培养”仇美”、”鄙美”的心态，政府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1951年2月，南京市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为中心，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活动。2月11日，6万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二七’反对美的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3月8日，12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是游行示威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各街巷里弄召开了数以万计的回忆控诉会、纪念会，据统计，全市有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爱国教育。

南京市还广泛征集有关日军暴行的资料、照片等史料，举办展览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5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连续刊发有关活动的报道，开辟了专栏《旧恨新仇》，连续发表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血泪控诉。2月19日，南京抗美援朝分会举行各区、各界联席会议，决议定期集会，追悼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2月28日，南京市第一区举行纪念大会，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月11日，南京市各界代表3000余人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纪念30万同胞惨遭日寇屠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大会。这是新中国最早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集会。

《人民日报》对南京的游行示威及控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1951年2月14日，该报以《不共戴天之仇》为题，刊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北京汽车公司职工刘康麟的惨痛回忆。4月8日，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达一月之久的三十万人的大屠杀？”

宣传活动大多沿着这样的路径：从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

虽然新闻媒体将南京大屠杀定位在”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强盗野蛮兽性的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遭受的巨大灾难的南京大屠杀”，将大屠杀遇难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的爱国人民”，并且，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也曾提议将纪念性的活动长久持续下去，南京逸仙桥地区的居民还自发捐款募集了15万元资金，准备为30万遇难同胞立碑。但是，作为一场由政府所倡导的、群众性的大屠杀控诉运动，在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平静下来了。其原因在于控诉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导民众仇恨美国，而”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政治宣传的主题是”发扬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树立打败帝国主义的信心”，而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需要更多地营造乐观向上的氛围，引导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从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传活动中，更侧重于挖掘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的典型个案。以《新华日报》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别以《一个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为题，介绍了南京妇女反抗日军强奸的事迹；3月3日，介绍了拒绝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汽车司机梁志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亲》为题，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个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后，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和宣传力度逐渐减弱。

忆苦思甜大会（资料图）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还兴起了编写”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的活动。阶级教育是运动的核心内容，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进行今昔对比是阶级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杀也成为阶级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学老师在介绍阶级教育的教学经验时说：”每当讲到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教材，我都突出讲述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引导学生去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我就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列举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罪恶事实，以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曾在厂矿企业、学校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讲述过自己及家庭的惨痛遭遇。很多学校，还让学生回去请爸爸谈童年、妈妈讲过去，”不少学生的爸爸妈妈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谈。因为是亲身经历，听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细微的地方都能谈出来，给子女感受至深”。虽然作为政治运动，阶级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会的”甜”和和旧社会的”苦”，然而，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社会教育中，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延续。

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使得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2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国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

向遇难者献祭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