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国教授眼中的红军

作者: 陈毓贤      来源: 上海书评

林迈可、李效黎和子女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说：“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他晚饭后来电话说要和文国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讨论些考试的问题……他进门时，我正在桌子上按了个小几子，站在上面修理电灯泡，没察觉他不是一个人来，只听他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们，暗地里却禁不住担心。李效黎是个非常好的女子，但对迈可那个充满理念和音乐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他对她守旧的山西家庭也一无所知。但他们两人显然已考虑了很久，所以我们星期三将要替他们开个宣布订婚的茶会。我也必须马上去信女青年会，本来安排好让她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的。”

桑美德的家书见于《如钢铁般地坚韧》(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错了。林迈可并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乐之中，他头脑极其清醒，显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军控制下的华北偷偷摸摸地协助游击队。

桑美德把林迈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异夸大，固然因当时异族婚姻很罕见，令她听到一时手足无措，还因她自己虽然中国朋友很多，却仍然觉得中西鸿沟难以逾越。她到华十年后，1935年有封家信说：“中西间有个巨大的心理藩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直到有机会和西方来的学生或檀香山来的华人交往，才猛然觉悟没有藩篱时，人与人竟可以如此毫无拘束地沟通。叫我质疑花那么多的精力试图逾越这道鸿沟是否划得来。”有趣的是，林迈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这道鸿沟。

林迈可多年后写了本回忆录，1975年在美国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于2003年完整地重刊，书名是《默默无名的战争》(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书名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虽然和原著有一点出入，但内涵没变，而且多了些照片。林迈可除提供许多沦陷后华北的细节，谈他在红区的经历外，还分析各方情势，虽不无事后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视角特殊，颇有参考价值。

林迈可1937年到燕京大学教书途中，恰巧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他第二年春复活节假期便随一位美联通讯社的记者到冀中去察看。他们带了自行车上火车，到保定后，骑车约两英里就到达红区；暑假则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华（George Taylor）到了聂荣臻的五台山司令部。这时他已会说些汉语，和白求恩重逢，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如“开饭”等很简单的中国话，完全依赖翻译员。为了让伤兵不必长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医药器材减缩到两只骡子可背得动的包裹，以便到前线替伤兵开刀。林迈可见游击队在物质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也须挺身仗义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利用英美侨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击队买医药和电讯零件。他请他的学生李效黎帮他把医药贴上中文标签，两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听音乐唱片，进而相爱。1939年他和教数学的赖朴吾（Ralph Lapwood）连同燕大发电厂的技术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学生赵明，四人假装庆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辗转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见朱德。林迈可说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亲和力，让没受过多少教育常自惭形秽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谈笑自如 。

他说沦陷区和重庆间的交通从未断绝，林迈可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邮局也照常运作，好比这是另一场内战而已，北平寄到重庆的信六个星期内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几个月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事，说日军因不愿得罪英美，轰炸重庆时很留心，敌机飞离基地一小时后才到达重庆上空，一般民众早就听到警报疏散了，英使馆的人员则优哉游哉地坐在花园的防空洞前看书或下棋，看到飞机才躲进去。美国大使馆隔了一条江更安全了，隔岸观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国大使馆看烟火。林迈可说英使馆的人大都聪明勤奋，但官僚气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预料美日战争一触即发，司徒雷登计划把燕大迁往成都，叫林迈可开会问哪一些外籍教师愿意经晋察冀边区到后方去，但几乎没人肯去。生物系的博爱理（Alice Boring）说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壶里的水都结了冰，大家都估计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乡下受罪不如在集中营蹲几个月。愿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维廉（William Band）夫妇以及新闻系的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收听到德语广播说美日已开战，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迈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满收音机零件，开司徒雷登的车接了班维廉夫妇一起直奔西山，罗文达因在授课没联络上。他们在温泉附近弃了车，徒步到平西根据地。次年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派林迈可和班维廉做通讯组的技术顾问并训练机务人员。他协助军区重建了传播系统，没有电源只好靠手摇发电，李效黎则开班教英文，因用简单英文发电讯比中文省事多了。他们的大女儿在晋察冀军区逃难时出生。

据林迈可看，红军的作战组织有许多缺点，如执迷教条、部属怯于纠正长官等；但供给系统是无懈可击的。人民主要缴粮税，士兵到每个地方凭粮票领粮食，每张够一顿小米饭。每单位的粮票和粮食经查核后才可发下个月的，就是出击时也有条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别寒冷的地方可领取衬了羊皮的大衣，官阶高的还可领到里子是丝绸做的。工资主要用来买水果等零食而已。这制度好处是不必到处运粮，又削减了物价波动的影响，躲过了国民党地区因通货膨胀而士气低沉的情况。

1944年班维廉夫妇已去了延安，又经重庆回了英国。林迈可带去的通讯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觉得他自己在晋察冀边区所能做的已做了，并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他又深感共军对英美可提供许多有利作战的情报，渴望和英美军方联络，便向聂荣臻提议让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红军护送，冒着寒冬攀山越岭，数次险被日军拦截，两个多月后到达延安，被安排住入窑洞里，受毛泽东和朱德宴请。朱德委派他为通讯组技术顾问。毛泽东和他数次长谈，接纳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们到延安不久，访问的英美官员与记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负起翻译的责任，陪这些人到处参观。林迈克又被委派为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他的儿子在延安出生。

林迈可说国民党官员此时大大错估了红军，并且误信了自己的宣传，鼓励西方人到红区看，以为他们去了会对共产党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据林迈可看，美方起初有诚意和延安合作，但送来的机械都不合用，而且反复无常；他说这固然有国民政府从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没有据理力争而只以习惯性的“谩骂”回应。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内战开始，林迈可便携眷回英国。

战后林迈可屡次和日本军官交谈，想了解日军为何持有优越的军事装备却无法有效地控制华北。日方承认1931年沈阳事变是精心策划的，如愿占据了中国东北，但坚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突发的，日军并没准备发动一场大战，因部队不够，主力用以应付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在华北只能防卫大城市和铁路。待1938年攻下武汉和广州后，才把部队调回华北，然而这一年间华北的游击队却已扎了根。日军起初围剿失败，1940年改用“堡垒”与“封锁”双管齐下的策略却相当成功，这战术用于东北也是见效的。林迈可指出这种战术的缺点是需要许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国各地已建筑了三万个堡垒，每个堡垒约需二十个士兵驻守，另需大量的后备军随时待命，以便堡垒受攻击时调动。日方没那么多士兵，只好用伪军，就不可靠了。他说伪军和游击队间往往有协议，彼此做做样子，他有个在冀中的学生机关枪坏了，托一位农人向堡垒里的伪军借，等自己的修好再还，伪军答应了，说十天内日本人检查前奉还便可。1943年后日方把主力调到太平洋前方，防线又退到铁路附近。

林迈可还说日本人失败归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可理直气壮地说它代表亚洲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那时日军对平民和战俘的纪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士兵抢夺、强奸、滥杀，无恶不作，引起民愤；战后日本军官也承认宪兵队伍完全失控。林迈可说这是因日军为顾全颜面，不愿惩罚败类，每次有人提出军纪问题总把事情淡化。

与林迈可交谈的日本军官曾自豪地说，日军在华北比起美国在越南成功多了。林迈可答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红军当时一点外援都没有，而且华北冬季特别寒冷，又没有植被掩护，不似东南亚天气暖和到处有森林，对游击战术有利。红军的优势是得到民众由衷的合作。

林迈可的父亲因对英国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为男爵（baron），他死后林迈可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为英王室贵妇的亚洲人。他后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国的大学教书，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评“文革”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后来屡次访华，他1994年去世后，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李效黎虽然来自山西，家人却没有桑美德想象的那么保守，并不反对她的异族婚姻。她的父亲曾在阎锡山手下当军官，哥哥清华毕业后到哈佛念经济，回国在银行工作。她小时候有数年随父亲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又学会了骑马，这对她后来在红区生活倒是很好的预备。她战后随林迈可到了英国，马上根据日记用英文写了回忆录，对红区有很细腻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国发表，书名是《显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见的译本出现多年后原文才面世的书。香港文艺书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译本《再见，延安》，是董桥译的；1991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另出了肃宜译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见了，却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细节；两者都译得很好，又含些后来“原文”没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缘。戏剧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长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动手写《洪业传》时，德荑问我洪业有没有提到林迈可，我说有，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无名的战争》。我有一次到华盛顿城看德荑，她带我去林家，迈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为我和德荑一样不懂中文，没跟我说她回忆录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学资料，和她的儿子通电邮才知晓。

李效黎的原稿听说非常之长，三种版本因时因地因读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舍：譬如香港文艺书屋版以及后来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时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丽优雅，但说她有心脏病而不常露面，“一点都不像中国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国家大事……”上海远东版就没有这一段。德荑说英文版把原稿许多红区各地食物的论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编者按：本文所指“红军”，均来自原文Red Ar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