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遗传学的劫难:斯大林亲手捧起”伪科学家”

1927年8月，前苏联当时的名记者费多罗维奇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特写，题为《冬天的田野》。该文以诱人的笔调刻画了一位年青的育种工作者——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沉默寡言的主人公有着健康的体魄，但总是难得见一丝笑容。在甘查（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基洛瓦巴德）育种站的试验田里，他和助手及学生们试验在棉花收获前种植豌豆，使冬天的田野可以用作牧场……。

妙笔生花的宣传，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这小小的成绩也大大地激发了李森科的“雄心”。他暗自勾勒着从根本上改革科学的“宏图”。他认为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有害的胡说，并断言在工作中能取得多大成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地忘掉所学过的东西，并把自己从这种麻醉剂中解放出来。他要为此而重建科学。

可能也算是“三十而立”吧，李森科从此在科学的百花园中横刀跃马狂奔了一生。他曾凭借行政的力量，赫然成为苏联科学界的两朝霸主。然而，在庄严的科学史册上，他不过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骑士而已。他蛮横地、愚昧地嘲弄了科学，嘲弄了历史，到头来，却遭到了科学和历史的无情嘲弄。

用行政手段处理科学争论

李森科是乌克兰人，1898年9月29日生于波尔塔瓦州卡尔洛夫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他曾读过两个园艺学校，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受聘到甘查育种站工作。

三年之后，李森科发表了论文《温度对植物发育期长短的影响》。1929年1月，他参加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遗传、选择和动植物育种会议。他兴冲冲地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但在会议上没有受到鼓励，反而受到严厉挑剔。他会后怏怏归去。这位年轻人因此而迁怒于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和当代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也迁怒于这次大会的主席尼·伊·瓦维洛夫（当时是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

正当李森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父亲的偶然发现，却给他带来了希望。老李森科把在雪里过了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获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得知后，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

在乌克兰，此前曾因霜冻而造成过冬作物大幅度减产。正当党和政府为此感到忧虑时，李森科提出的“春化作用”似乎给战胜天灾开了良方。乌克兰农业部和前苏联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创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机构，李森科奉调就职。

工作中的李森科（右）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发展的时期，斯大林领导前苏联人民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迎着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挑战前进。根据“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总路线，科技战线上提出了“改造自然科学”的口号，它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反对科学研究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要壮大无产阶级科学队伍和加强共产党员在科研机构中的战斗作用。

但当时的苏联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如何领导科学事业的问题，还缺乏经验。有些理论家在文章中又提出了“为自然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反对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内容”等口号。

1929—1932年，前苏联遗传学界（也并不限于遗传学）出现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一派是“获得性遗传”的拥护者，集结在季米里亚捷夫生物研究所周围，另一派是基因学说的拥护者，集结在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周围，两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初期的辩论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但是，赞同基因学说的这一派与德波林学派有牵连，而当时前苏联共产党正在进行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这一派被扣上了“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学派”的帽子。大多数拥护基因学说的遗传学家们被迫离开了研究机构，个别人甚至遭到流放。这种用行政手段处理科学争论的方法，对科学的发展显然是有害的。

李森科没赶上这班车。但解决这场争论的行政手段却使李森科得到了启发，使他找到了跃登龙门的捷径。

批判会上的李森科

“春化作用”理论成为吹牛资本

1931年8月3日，政府要求瓦维洛夫在4年之内用温室育成为不同地区所需要的谷物品种，要在三四年内获得高产、均匀、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烘烤性能好等优良性状的小麦品种。瓦维洛夫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提出了怀疑，而李森科却庄严地保证可以在两年半内如愿以偿。“春化作用”理论就成了李森科吹牛的资本。

原先提出的春化处理只是作为春季播种冬小麦品种的一种措施，后来则用来缩短春小麦的生长期，据说是提高了产量。了解农学史的人知道，类似这种有限的技术措施，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李森科的发明权仅在于“春化”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解释，这是应予肯定的。但这种理论到底有多大价值，能适用多大范围，毕竟要靠农业实践的检验。

李森科要求把春小麦（或其他春种作物）的种子在控制了温度和湿度的工棚里浸几天，并且要经常翻个儿。种子要播在松过的潮湿土地里。若照此办理，每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都要处理大量种子，需要建造专用的工棚和投入可观的劳动力。同时，浸过的种子会因温度升高而发芽或霉烂，这道工序既繁重又危险。这种处理种子的办法，成本倍增，还往往会造成减产，使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就是这样一种措施，李森科在推行时也不是靠科学实验，而是靠吹。

吹的本事，李森科早就掌握了。而以浓重的理论色彩进行宣传则是新近的“获得性状”，这就应当归功于李森科的良师益友泼莱任对他的“蒙导”了。

泼莱任在1930年以前持摩尔根学派的观点，后来，一阵风吹得他转了个180度，成了杀回马枪的得力干将。他在自然科学教学的方法论方面从事工作，不会独立做实验，自封是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专家。他的拿手好戏是用抄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吓唬人，善于在别人的讲话和文章中搜寻“阶级敌人”的影踪。

1935年，李森科与泼莱任开始了“创造性的合作”，这是一位糟糕的“科学家”与一位糟糕的“理论家”之间实现的最糟糕的结合。理论上薄弱的李森科受泼莱任的影响是很大的。李森科承认自己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达尔文”，但他说：“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我的合作者泼莱任的帮助。他向我证明，我所做工作的根基在达尔文。”

1935年前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李森科在会上的讲话中不失时机地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挂上了钩。他说：“为保卫春化处理和在为确认春化处理的斗争中，我们同某些所谓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在春化处期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在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他们继续悄悄地同农民耳语说‘不要浸种，这会毁掉种子’。这不是个别人，每个阶级敌人都这样干。这就是科学界内部和外界之间所用的方法……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李森科与斯大林

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调查方法

对春化处理持异议的人不能讲话了，人们只好忍气吞声地遵命去做“无产阶级”的春化处理。乌克兰南部播种面积大的、本来是高产的冬小麦，为了证明春化处理的有效性，也不得不去种春小麦。著名的植物育种家康斯坦丁诺夫于1931—1936年的5年时间里，在54个地点，取35个品种考查春化处理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春化处理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公顷960公斤，对照组为956公斤，4公斤的差别在统计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春化处理并没有提高产量。

可是，李森科只相信自己的数据，至于他的数据是怎么获得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康斯坦丁诺夫的结论狠狠触动了李森科的坐骨神经，他暴跳了，紧接着发出了露骨的威胁：“康斯坦丁诺夫一定要好好考虑到这样一点，当这些错误资料从科学活动的领域里被清除出去的时候，那些还没有懂得这些资料的含义并坚持要保留这些资料的人，是也要被清除出去的”。

欺骗也罢，威胁也罢，没有挽救春化的命运，作为大规模生产措施的春化处理，还是渐渐销声匿迹了，但李森科的运气并没有逆转。他在“春化、春化”的喧嚣声中，施展了一种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发出关于春化处理指示的同时，还发下几种报表。调查表上必须填写播种春化处理种子的面积和增产的幅度，这种报表既没有统计分析所必需的重复试验，也没有对试验田和对照田施用肥料差异的说明。

在把“反春化处理者”当作阶级敌人的政治压力下，农庄主席和农艺师们宁愿虚报增产数字，也不愿反映实际情况。这样，汇总的结果往往是“根据来自几千个集体农庄田野的报告”，“用春化处理使国家获得了几百万公斤的谷物”。对下强迫命令，对上弄虚作假，这就是李森科获得并维持其宝座的诀窍。

继春化作用理论之后，李森科义提出了名噪一时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起初，许多科学家肯定了这个理论中似乎合理的因素。但这些科学家大都不是搞植物生理学的。与李森科在同一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的有经验的科学家是马克西莫夫。他对李森科的错误倾向和方法论上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但他的批评被舆论工具造成的一片喧嚣淹没了。后来在反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运动中，马克西莫夫被拘捕流放，1934年，他在流放地承认了自己在评价李森科的发现方面所犯的“错误”。

在科学的丛莽中进行探索，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创立新的概念和理论，无疑应受到欢迎。但在李森科的新理论尚未受到实践的严格检验时，就过早地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和荣誉。1935年，当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并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时，李森科当上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并被遴选为该院的院士。

李森科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