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起家，因此称外国人为“洋兄弟”，欲与之和睦相处，并希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西方世界一度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感到激动，认为中国有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可能性，并认为或许可以借此方便，从太平天国政权手中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但他们很快发现，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差别巨大，太平天国领导人也无意提供更多利益，于是以“中立”之名倒向了清政府。等到太平天国领导人认清形势时，已经为之晚矣。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专门为“洋兄弟”列传，只列罗孝全（I.J. Roberts，1802-1871，美国传教士）、呤唎（A.F. Lindley，1840-1878）、白聚文（H.A. Burgevine，1836-1865）三人。其中的白聚文，最初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随后被俘投降太平军。他在内战双方反复摇摆，因其最终支持太平天国并因此被杀，确实可算是太平天国的“洋兄弟”，他的生平和“叛变”经历相当传奇。
太平天国战争的胜负走向，很大程度上与一支叫“洋枪队”的外国雇佣军密切相关。
洋枪队，乃是一支清朝官员纠集起来的雇佣军组织，建立于1860年，最初成员多为流亡于上海的外国人，以美国人为最多。这一年也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与清政府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不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也令清政府能够腾出手来，与“严守中立”的列强合作，镇压太平天国。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美国投机者，曾在各国流浪，并参加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洋枪队规模壮大，发展到拥有雇佣兵及中国士兵五千多人，配备新式武器装备。由于多次成功击退太平军，洋枪队被清政府封为“常胜军”，美国人华尔加入大清国国籍，官拜三品副将。
好景不长，洋枪队虽然武器先进，但战斗中也常常损兵折将。到1862年9月，华尔在慈溪城外被太平军击毙，其助手白聚文接替了他的职务，而这正成为本文述说有趣故事的开始。
白聚文，又译作白齐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他少年时就抱有在东方建立功业的幻想，华尔建立洋枪队时，白聚文担任其助手，成为洋枪队的副队长。华尔死后，白聚文接替华尔，担任洋枪队的领队，并按照华尔旧例，加入中国国籍。据记载，白聚文作战勇敢，有礼貌，并具有组织能力，但其人野心过大，又不能与清朝官员搞好关系，因此很快得到猜疑，李鸿章对他尤为不满。
白聚文接任不久，就因欠饷问题，引发了“白聚文事件”。
在华尔组建洋枪队期间，清廷出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对其多加拉拢、赏赐。同时，也对外国人掌军可能的危险有所认识，时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秉承清廷意旨，一面拉拢华尔及背后的英法政界人士，一面也暗中提防，并欲加以接管、控制。
上海是开放商埠，西方势力以此为理由，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从而令华尔有条件组织起洋枪队，服务于清廷，抗击太平天国。
当时的苏松粮道杨坊（？-1865）本系洋行买办，后捐资得官。因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有功，加官进爵，成为上海守将。在任上，他支持华尔建立洋枪队，并将女儿嫁给华尔，成为华尔的岳父。实际上，杨坊作为清廷的代表人物，对洋枪队的发展壮大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洋枪队相关粮饷远高于清朝军队，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杨坊也利用职务之便，从中大量获利，可谓名利双收。
与之同时，则发生了欠饷事件。这件事的导火索乃是清政府与常胜军的貌合神离。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不得不“借师助剿”，并愿意事后酬谢。但常胜军终究是外国军队，难受清朝节制，有尾大不掉的危险，因此清方早就有限制兵权的想法。而且，白聚文对属下管理松弛，允许部下任意劫掠。这种军纪对清政府来说不利，但常胜军官能得到好处，自然拥护。杨坊对常胜军欠饷，很可能是华尔既死，过去的人情关系已经走向疏远，从而有机会对其加以限制。
这一年的十一月，白聚文率兵从松江到上海，向杨坊索取欠饷，强行抢走杨坊所开银号中的四万元洋银，并且痛打了杨坊。
此事发生后，李鸿章立即将白聚文撤职，并对白聚文加以通缉，裁汰相关人员，手段可谓雷厉风行。整顿后，常胜军士兵均由中国人组成，武器由清政府出钱购买，外国人仅任军官指挥之职，且有中国官员共同领导。这就将管理权转到清政府手中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此事：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聚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予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聚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慨，论者韪之。”
不过，在白聚文及其支持者看来，李鸿章方面才是失道的一方。1863年2月他北上京城，在英、美、俄国公使的支持下向恭亲王奕?申诉，要求复职。奕?将申诉发回上海，但李鸿章已经让英国少校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接替常胜军管带的位置。——值得顺带一提的是，这位“中国戈登”（其名查尔斯与“Chinese”相近，故有此外号）曾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统领常胜军后屡建功业，最终清廷授他提督，赏赐黄马褂。由于在苏州一战的言行，他的人格在当时广受好评。
在追求复职不果后，白聚文怒而决定投向太平天国一方。1863年的夏天，他在青浦抢夺“高桥号”（Kajow）炮船，带领一百人左右投向驻扎苏州的慕王谭绍光部。这件事在当时的舆论中产生重要震动，许多常胜军人本系白聚文旧部，一时人心思变。
投降太平军之后，白聚文曾谒见忠王李秀成，提出众多建议，并要求获得统兵权。李秀成尽管以礼相待，却并未答应其要求，因此白聚文仅能统率其少数部下，驻守苏州，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白聚文还提出，目前局势对太平军不利，应该放弃苏州、天京，全力北上，尚可与清军一战，李秀成尽管转达了白聚文的计划，但洪秀全却坚决否定了这一建议。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不失为一步冒险而有成功机会的好棋。
10月初，淮军进攻苏州，白聚文奉命指挥高桥号攻击清军大营。开始获胜，但清军人数众多，高桥号被炸毁，白聚文部下也多战死战伤，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其中不少外国人是认为投靠太平天国有利可图，才跟随白聚文加入；现在战事不利，自然萌生向清军投降之意。其部下马敦（J.D.Morton）等二十余人首先冲卡逃走，向常胜军新任统帅戈登投降。这样，白聚文受到苏州守军猜忌，也无法再待了。经与谭绍光协商后，白聚文决定离开太平军。谭绍光“厚给盘缠”，以礼相送，可谓好聚好散。谭绍光还特别致书常胜军统帅戈登称，太平天国是要与清政府争夺疆土，与英国并无关系，外国人来志愿参战只是个人行为，太平天国方面对其来往不禁，“来去原听自便”“于外邦毫无嫌怨”，即有俘获，也登时释放，以表示友好。
释放几个外国雇佣军看上去只是发扬人道主义的小事，但这却代表了太平天国领袖在政治上的幼稚，对西方列强的“中立”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误解和幻想。常胜军始终与太平军正面激烈交锋，为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一年的12月，苏州守将郜永宽等被买通，暗杀谭绍光，苏州陷落。但从这一个案来说，太平天国的诚意确实打动了白聚文，令他成为支持太平天国事业的“洋兄弟”。
白聚文离开苏州之后立刻被逮捕，在美国政府的“中立”态度下，将其遣送至日本，不许其再到中国。但白聚文仍想回到中国，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多次尝试偷渡。1864年4月，白聚文在宁波登陆，计划组建军队，营救天京。但清方得到消息，严加限制，白聚文的计划并未成功，一个月后天京失陷。他又尝试投靠福建漳州的侍王李世贤部，但却在途中被清军俘获。
与太平天国对洋人俘虏的厚待不同，清方对白聚文极为痛恨。在押送过程中，白聚文“舟覆溺毙”，死的不明不白。从情理推断，很可能是清廷谋杀，但因缺乏证据，只好成为无头悬案。对白聚文的处理，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常胜军的控制是成功的。尽管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清方一直是处于主动地位，在解决哗变危机的同时，清廷也在不断增强对常胜军的控制，在战事底定后没有花费太多困难就将其顺利解散。相比之下，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就显得太过幼稚，尽管赢得了白聚文等少数人的支持，但作用有限，在战略上可以说是彻底失败。
太平天国覆灭后，李秀成在狱中写下三万多字的自述，总结了自己的生平经历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其中写道，某年外国人曾来到天京，主动提出帮助太平军推翻清政府，但却遭到了拒绝。洪秀全的回应是“我争中国，欲相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即指洋人）入邦。”这件事目前未见其他文献旁证，具体情况难以考证。但既然有这样的记载，那么似乎可以推测的是，太平天国虽然在对外政策中多有失策和退让，主要还是斗争经验、能力的缺乏，虽然借助了西式“拜上帝”的宗教模式，但其“民族主义”依然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