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罗轴心与东亚文化圈的定型

作者: 王小甫    来源: 北纬40°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99’特别研修奖” （KoreaFoundationFellowship）研究报告

唐朝（618-907AD）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因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连兵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668-935AD）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本文拟择其大端就此略加阐述，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

实际上，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泉盖苏文之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击杀荣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高句丽，太宗答以“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2]虽然泉盖苏文桀骜不驯，唐太宗还是觉得“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稍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3]。明年六月，太常丞邓素从高句丽出使回来，请增怀远镇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4]仍遣使册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显然，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黩武之人。

然而正在这时候，新罗遣使者上书，告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5]但盖苏文已攻取新罗城池，并不听从唐朝命令。尽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犹豫，恐怕师出无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书李 主张讨伐。[6]由于“新罗数请援”[7]，唐太宗才决定亲征高句丽。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9]。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10]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连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曾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引者）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高句丽兵虵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28]

新罗在受到高句丽、百济乃至日本夹击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拉动其介入半岛事务，先灭百济，再平高句丽；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国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传统意识，一方面对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另一方面又适时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丽那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达到了在韩半岛上实现统一的目的。显然，从地区政治或韩半岛的角度来看，唐初的介入不过是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丽、百济、新罗四角关系中，新罗后来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赢家。

二

唐朝（618-907AD）与统一新罗（668-935AD）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以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 入唐谢罪。”[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冻关系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做出积极反应。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1.政治关系

据《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开元二十一年，“渤海 越海入寇登州。时（新罗王）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 。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从此，新罗王一直都兼宁海军使一职。《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一年，“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渤海王武艺。（正月）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唐玄宗在给新罗王金兴光的诏书中说：“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 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似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捕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警寇安边，有何不可，处置讫，因使以闻。”[32]对新罗的行动大表欢迎。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渤海，唐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全部让给了新罗。新罗景德王七年（748），于北境置大谷城等十四郡县，与唐形成了对渤海的夹击之势。

以后，唐朝也还曾向新罗求助。例如，据《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第十·宪德王纪》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发新罗兵以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新罗宪德王命顺天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

除军事同盟外，唐、罗双方在这一时期还保持了正常的封贡和使节往来[33]。每次新罗王薨逝，必遣使来华告哀，唐朝皇帝则为之辍朝举哀，并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吊慰，追赠故王官爵，赙赠锦彩等物。同时，新罗国新王登位，也必请加册命，唐朝皇帝则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册立，加封新罗王官爵，册新王之母为太妃，妻为妃，并赐王以旌节，赐重臣以门戟，赐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新罗重视唐之册封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贞元十六年（800），新罗王金俊邕立，唐遣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当韦丹行至郓州时，金俊邕卒，于是唐召韦丹还。到了元和三年，新罗“遣使金力奇来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而唐朝也满足了他的要求，“令奉归国”[34]。

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35]贺正使或贡使来华时，唐皇帝一般宴见于内殿，授以官爵，赐以衣物。来使回国时一般都赍回唐皇帝嘉奖新罗王、盛赞两国友谊的诏书及赐与新罗王、王妃、重臣的礼物。如《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门云：“（开元十二年）五月辛酉，新罗贺正使金武勋还蕃，上降书谓新罗王金兴光曰：‘卿每奉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逾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至宜领也。” 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36]。

新罗所派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唐[37]。关于质子，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如《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纳质条载：“开元二年（714）二月壬寅，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留宿卫。”唐对新罗质子常予以厚赐，或给予高官厚禄，以安其心。如开元（713—741）时留宿卫的金志蒲被授予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元和（806—820）时放宿卫新罗王子金献忠归国，加授试秘书监；开成（836—841）时新罗质子金允夫官为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等。质子在唐遣使至其本国时，常充当副使。《册府元龟》卷996载新罗质子金士信奏言云：“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常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藩，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全唐诗》卷385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诗，称赞新罗质子金少卿充副使归国的光彩，足为唐朝化纳质这一消极手段为加强双方情谊之积极手段的例证。

2.经贸活动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进行的私人贸易两种。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后来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贸易也大大发展了。

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极为频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之多[38]。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罗时亦如之。统一新罗成立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除了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三国史记》卷10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叶从此在新罗开始盛行。官方贸易的这类互通有无对两国的经济文化生活是富有意义的。

统一新罗时期，韩、中两国间交通空前发达。《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朝的对外交通有七条大道，其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新罗。陆路由营州、安东都护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则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穴口镇）。不过，陆路遥远，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条。该书卷1云：“按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39]，从这两个地方出海的船经黑山岛可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同书卷1又云：“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40]，这是最为便捷的道路。此外，该书卷4还提到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而由新罗至唐则可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到山东半岛，也可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至唐定海县或明州。

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降至九世纪，由于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两国的官方贸易也逐渐衰落了。从840年到899年六十年间，新罗仅向唐派遣使节六次。于是，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41]，可见民间贸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当规模。从代宗到宪宗时代，高句丽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42]。考虑到河朔藩镇的裕民政策，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贸易必然相当发达。至开成间，淄青节度仍兼押两蕃使，此时唐的中央权力更加削弱，对久有传统的山东半岛与新罗的民间贸易恐也是力不从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统一新罗方面，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保皋。张保皋，《新唐书·东夷新罗传》有附传，《三国史记》亦载其事。保皋本从军于唐，后归新罗为清海大使，与其友郑年平定国内叛乱，立神武王（839）。张保皋不仅官居要职，而且拥有庞大的商业船队。他的船队在新罗、唐、日本三国间进行大宗贸易，还从事客商的运载。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张保皋在山东半岛上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还拥有寺院和庄田。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唐朝为了接待众多的新罗商人和侨民，还在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立了勾当新罗押衙所，所内并设有通事，从事翻译。

3.人员往来

新罗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罗关系密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对新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唐的对外开放政策及与新罗的友好关系，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众多的新罗学生、僧人、商人、农民、士兵纷纷来唐求学、求法、经商、务农、从军，其中有不少人定居于唐，终老唐土。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唐境，有人统计，至少在唐的七个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的十九个州、府（归义、徐、扬、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台、楚、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有新罗侨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长安和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淮南道的沿海地区。尤其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带和运河两岸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地[43]。

大量新罗侨民的出现是和唐朝宽容的移民政策分不开的。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安置。”[44]另外还规定：“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45]，即可免十年租税和徭役。这样优厚的条件当然使得新罗侨民们乐不思归了。

1）赴唐之新罗留学生

在唐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学生最多。他们可分为官派和私慕来华的两类，前者主要就读于唐两京国子监所属各学馆，后者也有散在州县各官学受业的。凡在官学就读的新罗学生，皆享受公费，由唐政府供给粮料，提供宿舍，免除课役，衣食费用由鸿胪寺供给，买书银则由新罗政府发给。新罗学生毕业后可参加宾贡科考试，考中的可任唐官。新罗学生入唐求学之风在九世纪达到了高潮。据《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条，开成二年（837），在唐国学中修业的新罗学生有二百一十六名。“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送还。”[46]新罗学生考中进士者，据《东文选》卷84崔瀣《送奉使李仲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佑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

这些宾贡进士的归国，使得汉文化在新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新罗的文化发展。他们中最著名的当推新罗的大文学家崔致远。崔致远，号孤云（或海云），新罗京城沙梁部人，新罗景文王五年（857）生，家世无考。自小精敏好学，十二岁渡海入唐自费求学。[47]乾符元年（874）于裴瓒榜下及第，时年十八岁。曾游历东都洛阳，寻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节度使高骈辟置幕府，专掌文翰。广明元年（880）高骈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以致远为巡官达四年之久。后奏除殿中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中和四年（884）充国信使东归，侍宪康王、定康王为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崔致远在唐颇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主要有《桂苑笔耕》一部二十卷，该书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另外还有骈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2）赴华之新罗求法僧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僧人的大批来华[48]，使得中国的各大佛教宗派纷纷传入新罗。韩半岛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 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禅宗分立于九迦智、宝相、桐里、 堀、凤林、狮子、圣住、曦阳、须弥山）除了须弥山开创于高丽王朝初年，其余均开创于新罗时期。在统一新罗赴华僧人中，著名的有义湘、慧超、地藏、无相等人。

义湘于龙朔二年（662）入唐求法，师从终南山至相寺之智俨，参询《华严》义要。咸亨二年（671）归国。义湘与中国华严宗三祖贤首是同学，两人情谊很深。后来贤首的弟子新罗僧胜诠归国，贤首让胜诠将《华严探玄记》等书稿送给义湘。[49]义湘即据此在新罗弘布华严教法，使新罗的华严宗也进入了成熟阶段。由于义湘的积极弘扬和王室对华严宗的支持，义湘门下信徒甚多，一时蔚成一大宗派。新罗的五台山也从此成为以新罗华严宗为核心的佛教圣地，义湘也成为新罗佛教“十圣”之一。

慧超弱冠入唐，约于开元七年（719）前后循海赴印度。问道巡礼十余年后，取道中亚，跨越葱岭，从丝绸之路还至长安。他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卷残本在敦煌被发现，记录了南亚次大陆、西亚、中亚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对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当时的中亚国际关系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价值。慧超还唐后，经过几年休整，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从印度来华密教高僧金刚智研习瑜伽密教，并从事佛经的翻译，最后卒于中国。

地藏本为新罗王族，于开元年间到中国九华山苦行修道。建中（780—783）初，刺史张严奏请朝廷敕赐其寺为“化成寺”，其后新罗僧俗追风渡海投其门下，化成寺一时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唐朝大诗人李白漫游九华山时，曾与地藏相善，据说李白的《地藏菩萨赞》就是对他的赞颂。贞元十年（794），地藏坐灭于本寺，年九十九岁。据《全唐文》卷694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入寂后，颇多灵应瑞兆，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之瑞相相似。于是佛教信徒们把他当作地藏菩萨的化身而加以信仰供奉，九华山从此成为盛大的香火地，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在中国影响极大。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后壁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立体群雕中，就有地藏的塑像。

无相，俗姓金，新罗国王第三子，开元十六年（728）来长安，为玄宗召见，敕隶禅定寺，后入蜀谒资州德纯寺智诜（禅宗五祖弘忍弟子）遗迹，并礼唐和尚处寂（智诜弟子）为师，受处寂法印。章仇兼琼镇蜀，请无相开弘禅法，居静众寺。安史乱中，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迎无相入内殿供养，又命无相规划大圣慈寺。无相还在蜀兴建了菩提寺、宁国寺，在成都化导众生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坐化。禅宗曹洞宗马祖道一投百丈怀海前曾师事无相，其后弘法仍保留了部分无相的法统，可见其在禅宗中的地位和影响。

其余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罗法华院内的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罗人，他们中除四名禅僧外，其余全是法华僧。该院的念诵、讲说的仪式，同时兼有新罗和中国的寺院的特点，“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50]

3）新罗坊及来唐从事其他职业的新罗侨民[51]

除了留学生和僧人，还有大量的新罗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

八至九世纪，在唐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新罗坊。九世纪上半叶来华的日本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新罗坊的资料。据他记述，扬州、楚州、密州、（包括诸城）、海州（宿城村）、泗州（涟水）、登州（牟平、文登赤山）以及青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住。他们居住的街巷叫新罗坊，安置他们的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各地并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所，其职员、译员均由新罗人充任。

圆仁于开成三年（838）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扬州，六月七日到登州赤山新罗院，其后往来于楚州与登州之间，到处得到新罗人的帮助，最后于大中元年（847）六月十八日归国，还是“乘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52]，由登州出海的。据圆仁的记述，在华的新罗人务农者有之，煮盐者有之，经营私驿者有之，担任水手、导航者有之，造船者亦有之。此外，新罗的商人在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的水线城镇长途贩运，居间贸易，北起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东到海州涟水，西到徐州，南达楚州、扬州、苏州、明州，形成了新罗人的商业网络[53]。

其他史书中也有关于新罗侨民的记载。如《旧唐书·地理志》归义州条云：“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九五，口六二四。归义，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据考古工作者分析，现在的山东、河北等省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址，其开采方法部分采用了新罗的技术。这说明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包括归义州在内的新罗侨民中有从事挖煤的工匠。《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唐政府也予以安置。

总之，八、九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新罗人的身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来，为唐、罗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4.文化交流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发达的汉文化对新罗乃至韩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一新罗对汉文化的大力吸收，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罗学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双方政府间文化交流更直接促进了新罗的发展。史书上记载了大量政府间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54]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55]。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圣德王兴光卒，唐“遣左赞善大夫邢 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 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 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处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 之副。 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 等金宝及药物等。”[56]此事足可为两国友好往来之佳话。同年四月，邢 再次出使新罗，并把《道德经》等书赠孝成王。此外，新罗政府还每年向唐派遣十名官费留学生，新罗政府供给书费，唐鸿胪寺供给衣粮，修业十年期满始可归国。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将身世显赫或学识渊博者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外交公文、碑文等，如金仁问、朴居勿、崔贺、崔致远、朴仁范、朴邕、金仁圭、金远、崔慎之等，其余则大多分配到地方任守令。这些都大大刺激了留学生赴唐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新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中国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时，新罗的国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唐中书门下设执事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全国政务，长官为中侍（后改侍中），其下设六部：兵部、礼部、仓部、位和部（主管官吏品位）、例作部（营建工事）、左右理方府（刑律）；又仿唐之内侍省设内省（后改殿中省），管理大宫、梁宫、沙梁宫三宫王族事务；仿唐御史台设司正府，弹劾官吏。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全国共设九州、一百一十七郡、二百九十三县。景德王时，更改九州名为汉式名字，州、郡、县之官吏名也是都督、太守、县令。

在经济制度方面，新罗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

新罗还仿唐建立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教育制度。新罗崇尚中国儒家思想，推崇经学。本来，在新罗占统治地位的是花郎道思想。但随着统一新罗的成立，政府更需要儒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新罗于682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747年改为太学监。[57]788年仿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以儒家之五经三史为考试内容，依学生学业成绩上中下三等，录为各品官员，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深浅来选拔官吏。[58]这自然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统一新罗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汉字。682年新罗设国学，788年又设以考试中国儒家五经三史为内容的读书出身科，使汉文书籍更为之流传，促使新罗人民积极学习汉文。但汉文毕竟不是新罗人自己的语言。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创造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的方法－－吏读。吏读文字的创制，使新罗人民得以用本族语讲解大量汉文书籍，从而使新罗人学习汉文书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罗在实现统一前就对汉文学十分重视。统一以后，更增加了学习汉文学的热情。如上所述，新罗686年就向武后求文，还派人购买唐人诗文，如 “（张） 下笔辄成，……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59]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集大受新罗商人的欢迎，“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60]汉诗汉文的大量购入，众多入唐留学生的归国，读书出身科的创立，使得汉文文学在新罗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新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罗文学的主体也是散文与诗歌。散文成就最著者为强首与金大问。强首是新罗前期著名的汉文大家，“魁然为一时之杰”[61]。新罗统一前致唐之国书多出于强首之手，文武王曾称赞他说：“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62]金大问赴唐求学回国后，用汉文创有《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高僧传》等，是韩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汉文散文作品。

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们这些作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本中的《月夜》：“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便去，风急不听回。我国苏教版初中语文网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北飞？”苏教版初中语文网孤旅的惆怅之情跃然纸上。地藏写于九华山的《送童子下山》也是一首技巧娴熟的七律：“空门寂寞思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屋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茶。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均有诗收于《全唐诗》中。当然，新罗最重要的诗人则是崔致远。崔致远，前文已述，他千年以来一直被韩国历代学者尊为韩国汉文文学的鼻祖。

此外，统一新罗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同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63]如唐都长安的建设布局，就为新罗都城建设所吸收。

其实，唐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有关地区流通体系。实际上，古代东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唐朝与新罗的交通也可以视为伟大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东向延伸，外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经由此路传进新罗，再由新罗传到日本。[64]当然，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经由此路传进亚洲内陆乃至更远的世界。这些还是较新的课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三

近年学界利用日本国史所记载的使节往来、国书、礼仪等内容，研究唐代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65]。尤其是东亚各国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的所谓“小中华”意识问题[66]，值得进一步讨论。

引起人们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条史料，《续日本纪》卷19《孝谦天皇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癸卯朔[67]，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68]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69]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70]日本国史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其中不少疑点值得深究，[71]甚至其真实性也不无可疑之处。[72]然而这条史料在东邻却被一些学者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广泛引用，因而应当有所辨正：

首先，据《通典》所载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时，“设诸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于东方朝集使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异位。”[73]尽管蕃客等位与蕃国君长的品阶有关，[74]日本未受册封，无等级以寄言，但在唐朝国史《四夷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传》中。[75]所以，元正朝贺时，日本不可能与新罗分别位于东、西两朝列。同样，吐蕃与大食也不可能各分东、西。《续日本纪》的上述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争长事件，开元“十八年（730），（突骑施）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76]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突厥使者的主张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旧一视同仁，东、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及百僚议”。像《续日本纪》所说由殿值将军察言观色随意调换班序，简直如同儿戏，在律令制国家礼仪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谓“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种美梦回味或由“小中华”意识导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说《隋书·东夷倭国传》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反映了韩半岛三国分立时期的对倭关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罗积极推行统一战略，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至（贞观）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龙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国势受到重挫，而刚刚成立的统一新罗却蒸蒸日上，国势日隆。据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罗遣使的保护下从唐朝回国的，他们回国时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罗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时也用新罗的送使船到唐朝，当时新罗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罗遣使唐朝。[77]只是从大宝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变了原来的入唐航路，由新罗道改走南岛路。[78]据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转换航路，就是想改变旧有的依存新罗的传统体制，直接与唐朝交往，吸取先进文化。[79]据《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至肃宗上元（760-761）中，还因“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可见，上述《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总之，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统一新罗与唐朝之关系密切，统一新罗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

另一方面，就与唐朝的关系而言，统一新罗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记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刕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82]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83]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84]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85]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够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由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