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舰即国运：开启英德海军竞赛的信念

文: 刘怡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一战前，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兹计划建设一支仅次于英国海军的海军，以此作为筹码获取更多政治利益，但英国认为德国有意挑战海上霸权，作为反制扩建海军，引发两国军备竞赛，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场军备竞赛，源于一个“巨舰即国运”的信念。

马汉：战列舰至上论

战列舰，凭借着身躯庞大、坚盔厚甲、重炮如林，成为20世纪初期到中期战斗力最强的海军舰艇，长期占据着海军头等主力的角色，是在航空母舰成熟之前强国海军对外展示实力秀肌肉的不二之选。

1894年盛夏，4300吨的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驶入南安普敦港，受到了英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维多利亚女王以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名义在白金汉宫设宴，恭迎“芝加哥”号年过五旬的舰长。正在伦敦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也主动出席作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里相继授予这位舰长名誉博士学位，《泰晤士报》在头版报道了“芝加哥”号的英国之行，称它的舰长为“我们时代的哥白尼”。

这位1840年出生的美国海军上校，一生从未亲临战场，指挥过的最大舰艇也仅是小小的“芝加哥”号，却被全世界最尊贵的君王和海军将帅们敬称为“海神福音的传道者”。他就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第二任院长，以1890-1905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四部曲著作（常简称为《海权论》）闻名于世。在厚达数千页的著作中，马汉雄辩地宣称：

历数17世纪以来的欧洲争霸史，拥有海上优势的强国往往比陆上强国更易于影响世界事务；当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向海陆两个方向发展的自然禀赋时，集中力量于海权发展会更有助于赢得经济和军事竞争，继而获得更大的回报。在海上作战中，赢得胜利的关键并不是袭击对手的贸易线、抑或实施两栖投送，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敌方的主要作战平台，“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如此一来，获胜的一方便可建立起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继而畅通无阻地利用海洋摧毁对手的军事和经济基础，直至最终赢得战争。

在19世纪末的技术背景下，马汉所设想的以优势兵力实施的进攻性海上作战，几乎可以等同于战列舰编队之间的战略决战。在1894年的那次欧洲之旅中，至少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其一是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少将，时任英国海军部负责装备发展和采购的第三海务大臣；其二则是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上校，时任德国海军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长。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两个人将分别作为英德海军的一把手，签下超过60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订单，并使这两个欧洲大国彻底卷入一场以战列舰为中心的海军军备竞赛。

这实在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较量：两个工业基础相当的顶级强国，秉持同一种战略理念，争先恐后地赶造吨位和技术水平相当的主力舰。

德皇威廉二世（左）、海军大臣冯·提尔皮兹（中）及总参谋长老毛奇（右）在军舰上谈话

然而竞赛的终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提尔皮茨的初衷，是要以战列舰群作为“风险杠杆”，使英方高估与德国开战所需承受的损失，最终承认柏林在远洋贸易和国际地位上的诉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然而在费舍尔、丘吉尔等英方高层推动下，皇家海军不仅将全重炮设计、蒸汽涡轮动力、燃油锅炉等新技术集中运用到新舰上，以抬高德方的追赶成本；还力促白厅与宿敌法、俄达成和解，集中国防和财政资源专门针对德国海军。

此消彼长之下，到1914年夏天，德国在战列舰的总数上虽然接近英方的七成，但国际地位彻底孤立，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投入与协约国的正面冲突。而马汉的学说也并未明示：一个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地理上无法直接抵达开阔大洋的国家，如何才能与全球头号海上强权对抗。四年大战期间，德国公海舰队仅获得了一次与英国大舰队正面交手的机会，最终还逃之夭夭。1919年6月20日，公海舰队的11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0艘鱼雷艇在斯卡帕湾拘禁地自沉，给那场军备竞赛画上了一个略显意外的句号。

提尔皮茨：“风险理论”出炉

英国在1889年通过《海军防御法案》确立了“双强标准”，决心以装备更多新型战列舰作为巩固优势的基础，这令德国军政高层极为关注。

在此背景下，马汉海权论“福音”的传入，恰好对德国举国上下之于海洋的热望，形成了顺水推舟的强化。1897年升任海军国务秘书（相当于英国的海军大臣兼第三、第四海务大臣）的提尔皮茨，则是海洋转型最重要的掮客。他创造了“大海军＝海外利益＝世界大国”这个高度简化的宣传口号，鼓吹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大海军将直接带来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和超出欧洲豪强的“世界强国”地位。

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试图通过建立数量优势来挑战英国的霸权都是一场希望渺茫的冒险。按照马汉的估计，要赢得一场同等技术水平下的战列舰决战，进攻方至少需要具备30%的兵力优势。而在英国公开提出“双强标准”的情况下，不待德国建造出数量超过英方30%的主力舰，皇家海军便可发起预防性攻击，将这支尚未建成的大海军彻底摧毁，而德方将毫无还手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提尔皮茨殚精竭虑，汲汲于构思一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方略。到1900年前后，这个方略已经基本成型，那就是所谓“风险理论”。

与马汉推崇的主力舰决战模式相比，“风险理论”出现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提尔皮茨果断否定了与英国全面争夺海上统治权的想法，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海，决心在这一地区获得足以威胁英国本土的局部优势。按照他的看法，在德国建成这样一支大海军的前提下，皇家海军虽然依旧有可能对其加以攻击、甚至取得全胜，但遭受的损失之大，必将使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法抵御法俄等国的挑战，从而有可能丧失海上霸权。权衡利弊之后，英国必将不敢冒险挑战德国，柏林则有望左右国际大势，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而“风险舰队”的规模不必太大，只需达到英国在北海全部兵力的2/3。

1897年11月，由提尔皮茨主持制订的《第一次舰队法案》提交帝国议会，于次年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将海军战列舰总数设定为19艘，每25年更新一次；由于当时已有12艘战列舰（含较大的岸防装甲舰）在役，在1903年之前将继续开工7艘新舰，即“腓特烈三世皇帝”级前无畏舰的4、5号舰以及5艘吨位稍大的“维特尔斯巴赫”级。其他应在1904年4月之前下水的还包括8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大批辅助舰艇，总预算4.09亿马克。《第一次舰队法案》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有计划、有周期地扩建海军确立了法律上的先例，技术上则仍以法俄两国为对手；新建的7艘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为9.45英寸（240毫米），小于同一时期英国战列舰的12英寸，舰体尺寸和续航力也逊色于英舰。到了1900年，真正基于“风险理论”制订的《第二次舰队法案》也获得国会批准，它把海军一线主力舰的额定数量提高到了38艘，编成4个分舰队，并决定在1901—1905财年新建10艘战列舰，即5艘“不伦瑞克”级与5艘“德意志”级。这两型14000吨级（当时基尔运河的最大通航吨位）战列舰是德国第一种可与英国同期产品相抗衡的主力舰，它们安装有4门11英寸（280毫米）一级主炮和14门6.75英寸二级主炮，航速18节，装甲覆盖范围更大。至此，“风险舰队”初具雏形。

1909年，美国幽默杂志《帕克》上刊登的列强海军军备竞赛的讽刺画。圆桌上按顺时针方向从右起依次为美、德、英、法、日

突进！无畏舰竞赛

不难看出，“风险理论”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一项纯粹的军事政策。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法术，成功的希望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

提尔皮茨首先假定，伦敦面对的战略困境远比柏林来得复杂和铺张；在新帝国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无论是出于威望还是实利，英国都不可能置全球霸业于不顾、把海军力量调回北海围堵德国。德国已经建立的陆上军事优势使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海军建设投入可观的资源，它的新造主力舰的性能将逐步超越英国；而英国在陷入布尔战争泥潭、与俄国及法国又存在广泛利益倾轧的情形下，不可能和德国进行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最终，伦敦只能从两种出路中选择自己的命运：要么与德国进行海军竞赛，要么对德国妥协。

但这种把成功可能性完全寄托在敌人微妙心理之上的战略，缺陷比优势更加突出。德国一系列战略决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在不到10年时间里，居然对英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殖民体系、欧洲均势和海上霸权同时发起了挑战，却无法迅速搞定其中的一两项、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提尔皮茨原指望外交部能在缓和英德关系方面做出配合，使海军安然度过大海军建成前的危险时间窗，不曾想德国政客在拉拢英德结盟方面走得过急过快，反而使英国怀疑柏林有意束缚自己的行动自由。1897—1904年德国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本来是为海军计划打掩护的，给人的感觉却是威廉二世真有明火执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野心。英国政府在审时度势之后，在1904年毅然与法国达成协约，以东地中海和北非的控制权换取两国全面和解，将地中海的部分舰艇撤回本土周边。此前经由与日本的结盟，不列颠在远东的安全义务也已经大大收缩，节省下的资源正可用于海军军备扩充。而德国策划的拉拢沙俄结成大陆同盟、以制衡英国的计划，却由于俄国无法摆脱对巴黎的财政依赖而落空。“风险理论”赖以自证的第一条假设已经破产。

1906年2月10日，安装10门单一口径主炮、以蒸汽涡轮机驱动、日后还加装了集中式火控设备的“无畏”号战列舰在英国下水。这艘由时任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力排众议建造的划时代军舰同时也是一个陷阱：如果德国迎头追赶、建造同一类型的新主力舰，则提尔皮茨之前竭力掩饰的德国海军计划系针对英国这一动机就会暴露；英国政治家和公众不会再对英德联合抱有任何期待，只会群情激愤地赞成扩建海军对抗德国。如果德国继续按部就班地建造《第二次海军法案》列入的那些旧式前无畏舰，它在海军技术方面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风险舰队”的军事价值也将大幅度缩水。

提尔皮茨果然中计：他在1906年5月敦促国会通过了《第二次舰队法第一补充案》，将1906—1907财年开工的4艘战列舰改为按无畏舰设计建造，这就是德国第一型无畏舰“拿骚”级。由于设计较为仓促，19000吨的“拿骚”级依然保留了旧的往复式蒸汽机动力，航速19.5节，12门口径较小的11英寸（280毫米）主炮安装在6个双联炮塔内，每舷只能同时使用4个炮塔，在航速、稳定性和火力上相较“无畏”号都不占优势。鉴于英国同时还在建造拥有无畏舰级主炮和装甲巡洋舰高速的“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第一补充案》还决定在1907—1909财年每年开工1艘安装8—10门11英寸主炮的“大型巡洋舰”，即德国最早的战列巡洋舰“冯·德·坦恩”号、“毛奇”号和“戈本”号。

战列舰“拿骚”号

在战列巡洋舰问题上的亦步亦趋，恰恰暴露了提尔皮茨的战略规划已经彻底失去准星。英国建造战列巡洋舰的初衷，并不是派遣其参加主力舰决战，而是要在全球贸易航线上迎击列强火力较逊的装甲巡洋舰，以确保商路畅通以及殖民地的安全。海外利益有限的德国，对此本不存在迫切需求。然而提尔皮茨担心充当德国战列舰部队前哨的侦察分队（由装甲巡洋舰组成）可能被这种新舰所摧毁，执意要求做出回应。结果，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实际变成了一种攻防皆有瑕疵的缩水版战列舰：航速和火力皆不及英国的同类型军舰；防护虽然有所加强，但仍无法抵御正规战列舰主炮的直击。然而其建造成本却节节上升，性价比变得极低。

1908年3月，《第二次海军法第二补充案》也获得德国国会的批准。它把1908—1912财年（上半年）开工的无畏舰总数从7艘增加到了12艘，并决定在1910—1913财年继续维持每年新造1艘战列巡洋舰的规模。其中，1908—1909财年开工的无畏舰为4艘“赫尔戈兰”级，它们沿用了“拿骚”级的炮塔布局和动力系统，但舰体及主炮口径更大（12英寸），航速提升到20.3节。1909—1911财年开工的5艘“皇帝”级则换装了蒸汽涡轮主机和新型鱼雷发射管，5座双联装12英寸主炮塔皆可向对舷方向射击。“皇帝”级的问世，意味着海军竞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到1912年5月，帝国议会又通过了《第二次舰队法第三补充案》，决定在1919年之前把一线战列舰的总数增加到4个分队、共41艘，为此又在1912—1913年开工了4艘“国王”级。它们可以视为“皇帝”级的放大，5个12英寸炮塔模仿英国超无畏舰的布局、全部布置在舰体中心线上，水下防御与重点部位的装甲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德国海军已建成包括4艘“拿骚”级、4艘“赫尔戈兰”级、5艘“皇帝”级和4艘“国王”级在内的17艘无畏舰，从“冯·德·坦恩”号到“德弗林格”号的5艘战列巡洋舰（2艘在建）和大型巡洋舰“布吕歇尔”号，以及5级共22艘前无畏舰。

“奢侈品舰队”

尽管提尔皮茨曾经乐观地估计，凭借德国在重工业方面的后发优势，英国在海军竞赛初期的技术代差将被迅速超越，但事实却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海上常胜之国，从无畏舰竞赛一开始，英国就根据日俄对马海战的经验，确立了一条宗旨：舰队整体战斗力确保必须以火力和航速优势作为基础。

停泊于北海基尔港的德国公海舰队方阵

为此，从“无畏”号开始，英国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和单舷弹药齐射量长期超过同时期德舰的10%；编队中最慢战列舰的航速也被设定在高于德舰的21节，以实现机动协同和火力协同优势。换言之，英国战列舰分配在主炮和动力系统方面的重量长期超过德舰；作为牺牲，其装甲总重通常会比德舰低5%—10%。但在英方看来，对军舰非致命部位的防护属于多余行为，因为其依旧无法抵挡大口径炮弹的直击；只需将“要么全部，要么没有”（All-or-Nothing）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优先确保对重点部位的集中防御，生存性仍可获得确保。

而德国在战列舰的总数上始终处于劣势，不得不更强调其抗打击能力；由于其主力舰的主尺度、火力和航速均逊于英方，携带的燃料也较少，反而造成了防护设计上的便利，可以减少舷侧主装甲带的长度，并在次要部位施以辅助防护。日德兰海战中，2艘德国战列巡洋舰虽遭受重创、仍能避免沉没，证明了其防护设计的优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受伤德舰的主装甲带已经为英方重炮所贯穿，仅仅是弹药没有发生殉爆，又暗示了其生存能力终究较为有限。

不仅如此，德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理缺陷，先天限制了其可以投入海军竞赛资源的规模。在和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同时，德国还须准备好实现施里芬伯爵的西线速决战计划，击败法俄这两个陆上对手。为此，柏林从1893年起就努力增加一线兵员的数量，花在陆军建设上的开支也是水涨船高。

为了应对提尔皮茨《第二补充案》，英国国会在1908年果断决定将1908—1911财年列入的主力舰建造数量增加到20艘，年均5艘，超过德国的4艘（3艘无畏舰加1艘战列巡洋舰），更遑论英国主力舰的基数本来就足以压倒德国。而从1909财年列入的“猎户座”级开始，英国将新造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一举提升到13.5英寸，全部炮塔都设置在船体中心线上，此所谓“超无畏舰”，对德舰的火力优势进一步放大。而德国一直到战争后期为止，仍在使用12英寸口径主炮的战列舰作为舰队基干。1912年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后，皇家海军将新一代主力舰的主炮口径进一步抬高到了15英寸，并决定为新舰换装全燃油锅炉、将航速提高到25节。按照新设计建造的5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超无畏舰于1912—1913年相继开工，它们拥有8门15英寸（381毫米）主炮、13英寸主装甲带和超过23节的速度，成为综合战斗力压倒所有德国战舰的高速战列舰。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英国拥有无畏舰24艘、前无畏舰38艘、战列巡洋舰10艘，另有12艘无畏舰在建，超过德国近一倍，在海军竞赛中取得完胜。

一名水手正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的15英寸主炮炮筒内，以展示该舰主炮的威力

而德国为获得“第二大海军”虚名付出的财政代价，则是海军预算额度在1906—1914年上涨了105%，同期英国海军预算仅增加28%。到1909年为止，同级别德国无畏舰的建造成本要比英国高20%以上。战列巡洋舰竞赛的出现，更分散了德国造船工业的人力和技术潜力。加之此际欧洲安全形势恶化，柏林不得不把大部分财力用于陆军的扩充和备战，在海军竞赛方面已属有心无力。1905年德国军费开支比英国要低35%，而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柏林在防务上的开销已经超过英国40%，却依然不足以保证安全。

大战爆发其实是提尔皮茨最不愿看到的情况——“风险舰队”原本就不是为作战创建的，当真正面临与英国决一死战的状况时，德国可资借鉴的行动模式依然是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但这在缺乏数量优势的情况下是没有可行性的。

由于德国战列舰在航速、续航力和火力方面都不及英国对手，倘若公海舰队不顾航程限制、向北进击斯卡帕湾，极有可能在开阔水面被优势对手围殴。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公海舰队在先发制人实施伏击、并取得若干战术成果的情况下，依然被大舰队主力兜捕并加以痛击，只得缩回基尔港，继续在北海坐井观天。当时担任公海舰队第1战列舰分队首席参谋、战后成为著名海军战略家的沃尔夫冈·魏格纳讥讽说，“北海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个死海，赫尔戈兰湾就是死海里的死角”。而德国海军只能困在死海里等死。

1919年在英国斯卡帕湾被拘禁的德国公海舰队，分别是“巴登号”、“阿尔贝特国王”号、“德弗林格尔”号和“皇后”号

1918年11月21日，公海舰队残存的5艘战列巡洋舰、9艘无畏舰、1艘轻巡洋舰以及49艘驱逐舰垂头丧气地驶入苏格兰的福斯湾，向协约国舰队投降。7个月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斯卡帕湾打开通海阀，安静地倾覆在浅滩上。诚如丘吉尔所言，在20世纪初的欧洲，一支强大的战列舰对英国而言是生命所系，对德国却只是奢侈品。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轻狂地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件奢侈品，最终招致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丘吉尔：《世界危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