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的国防战略如何转型？

来源: 大话说史

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致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隔绝的自然单元状态，创造了一个始终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内陆文明。地大物博的生存空间，足够使中华民族在陆地上繁衍生息而不必走向海洋，而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让历代王朝形成了华夷之辩的秩序观，使得封建政府在军事国防上采取重陆轻海、防内重于防外的传统政策。古代中国对于海洋文明的发展，缺乏内在动因和外在刺激，到清朝最终演化为闭关锁国、重西北而轻东南的陆地防御体系。

鸦片战争的炮声，最终震碎了封建王朝重陆轻海的传统安全体系。面对敌人从海上来的现状，清政府高呼“三千年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艰难的国防近代化之旅。在西方的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近代国防意识开始觉醒，清政府之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御敌之策，自强之法”，冲击了传统、保守、落后的国防观念。本文将以甲午战争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后晚清国防战略的转型，并带来自己的总结和反思。

冲击与反应：晚清以海防为重点的国防战略

当清政府还沉迷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时，西方国家便通过技术革命，开始了近代化的国防建设之路。通过不断的海上争霸战争，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后盾，控制航道，发展海洋贸易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海军的实力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成为他们殖民世界的核心力量。反观当时的清朝，在工业化浪潮的背景下并不革新之意和危机意识，认为封船禁海便可保海疆太平，在禁海政策下，中国的海洋防御形同虚设。

（1）传统国防战略受到冲击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不得不吞下重陆轻海的苦果，天朝上国的迷梦随之破碎。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在强烈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开始去探求外面的世界，学习新的知识。他们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看到了清政府国防的危机四伏，开始突破原有落后的国防观念，探究抵御西方的良策，近代海防思想逐渐兴起。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起源于林则徐和魏源，他们俩是最早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等资料进行收集并开展系统研究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能够防止外夷的渗透，但也失去了从外部获取信息的可能，正如魏源所说：“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方向，莫悉其离合。”经过不断地了解，魏源对海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清政府国防近代化的观点。

“西方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练兵养兵之法。自守之策有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听之”

伴随着开明士大夫对于海防认识的逐步深入，清政府近代海防的建设也开始启动。1861年1月11日，奕䜣等人上奏《统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指出由于对外事务日趋复杂，如果“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迟，未能悉协机宜。”随后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它的成立使得晚清的海防事务开始集中统一办理，为日后专门海军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2）边疆危机与近代国防体系的构建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在多个方向受到外来势力的蚕食鲸吞，在“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的”的困局下，国防战略是应该以海防为主还是以塞防为主，引起了清政府内部的大讨论。“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在有限的财力下，如何进行资源的分配，在这场海防大筹议中，各省督抚积极讨论相关事宜，最终使得讨论突破了海防的局限，上升到了晚清的国防战略。在各派的争论中，清政府痛下决心，决定实行海防塞防并重的双战略中心的决策。

在双战略重心的指导下，晚清政府在西北收复了新疆，在东北加大驻军防守，淮军也南北进行分区布防，在东南海疆也筑起了一道自北向南的屏障。正当清廷以为海塞防初具成果时，法国却挑起事端不宣而战，海疆再度面临危局。1884年8月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暴露出了清政府在海军建设方面的众多问题，清廷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国防战略。于是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清廷发布谕令：

“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至于遴选将才，筹画经费，尤应谋之于豫，庶临事确有把握。”

在清政府的推动下，第二次海防筹议确定了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优先建设北洋水师，以黄海渤海的防御为优先重点。1888年随着《北洋水师章程》的正式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重海”国防战略的指导下，北洋海军先后建成“出可截剿敌船，退可扼险自守”的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与大沽口基地一起构成了一个拱卫京畿的渤海湾三角防御体系，横扼了渤海湾的咽喉，这对于抵御外来侵略，守卫京畿均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与阵痛：甲午战后沿海防卫体系的衰败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确立了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并将北洋海防作为重点中的重点，集中一切资源进行建设，以护卫京畿。1874年以后，在沿海危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断向外国购置舰艇，北洋海军成军时，已经有大小舰艇45艘，其中主力铁甲舰两艘。清政府每年给予北洋海军400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经达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但是随着北洋海军的成军，清政府逐步停止了向外购置舰艇的举措，北洋海军的建设渐次停止下来。与此相反，清政府的邻国日本却是满怀野心，在明治维新后蓄谋对中国侵略，确定了海军优先发展的战略。1886年日本举国发行海军公债用以建造军舰，第二年日本又制定《清国征讨方案》“其中讨论了中日开战的时间，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代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即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在日本海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北洋海军逐步落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落下风，撤回威海卫基地并采取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地后路无保障的情况下，最终不免走向失败。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陷落，辉煌一时的北洋海军堙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北洋海军的覆灭，清政府费劲心力建设的沿海防卫体系也灰飞烟灭，实力弱小的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无法担负起保卫中国海疆域的重任，中国的海防体系也彻底衰败。

调整与转型：确保政治中心安全战略的形成

甲午战争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海防体系也随之瓦解。北洋海军的失败并不仅仅意味着败给了日本，它更是从侧面暴露了清政府的外强中干，给列强们释放出了一个信号，清政府实力不堪，有利可图。在三国干涉还辽后，胶州湾和旅顺被俄、德两国强占，其他列强纷纷仿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陷入门户开放的窘境，海防全线崩溃。

20世纪初，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自己的看法，海权意识为知识分子所接受。1903年梁启超在马汉“海权论”观点的影响下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在文中他指出：

“太平洋海权问题遂为世界史最大之问题，今日之世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梁启超关于海权为国家兴亡基石的论断迅速传回国内，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重建海军，维护中国的海权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在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清政府逐步接受马汉“海权论”的观点，重新筹划中国的国防建设。

（1）以点代线的海防战略

北洋海军覆没后，面对中国海防形同虚设的困境，清政府开始了海军的重建。1895年，张之洞向清政府上奏称“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次年，总理衙门下令重新整顿福州船政局，同年王文韶上奏请求“整顿布置”北洋的海防事务，此时的清政府虽然无法下定重整海防的决心，但是重设海军、恢复海防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

八国联军侵华后，迫于困顿的时局以及自身的实力，清政府开始实行清末新政。1907年清政府下旨成立在陆军部成立海军处，标志着复兴海军的火花已经点燃。1909年2月清政府下旨：

“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画，先立海军基础；并著庆亲王奕励随时总核稽察，以昭慎重。”

晚清的海军复兴由此正式开始，同年7月，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开始了海军重建的规划。但是由于当时重要的军事港口已经被西方强占，再加上财力有限，清政府只能对一些沿海港口进行修整。在帝国暮年之下，清政府的海洋防御只能有由原来的北方沿海变为大沽、上海、福建、塘沽四处，海防战略转为以“点”代“线”，不得不说是中国国防的悲哀。

（2）“拱卫京师”的陆防战略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接连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清政府原本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清政府再也无力去筹划整体的国防战略。八国联军对于京师的占领，再加上《辛丑条约》对于山海关至大沽口，天津—京师一线非军事化的规定，京师就暴露在列强的刺刀下，让清政府对于京师的安全更加担忧，开始重视京师的布防。

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引为臂膀的淮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节节败退，使得清政府认清了淮军的软弱无力，开始对陆军进行改制，加大在京师的兵力分配并在京师附近编练新军。光绪二十四年，此时清廷训练的新军已经渐有成效，荣禄于同年建立北洋武卫五军：

“以武毅军驻声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令江南机器局揆解新式快枪三千支，快炮七尊，原有之淮军一万二千人，防、练军一万九千人，归并训练。”

清政府在加强编练新军的同时，为了集中力量筹划京师防务，在军费分配上也加大了京师的军费比重。1902年清廷“以京师为天下根本，畿辅为京师屏障，关系尤重”下令各省每年向京畿协饷三百一十八万两”。此时的清政府再无精力和财力御敌于国门之外，只能集中力量重建陆军并加强京畿防卫，保护腹心的安全，实行御敌于国土之内的国防战略。

（3）传统陆军向新式陆军的转型

国土之内，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在与日本现代陆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引发了清政府对于陆军的改革意向。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上奏奏请效法法国和德国以训练新军。同年十一月醇亲王、庆亲王与军机大臣会商改革陆军军制的相关情况，认为：

“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顿，精益求精，水师素为其所长，陆军亦以骑勇闻然中国。襄自剿平粤匪、捻匪以后，旧习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

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旧有的军制，在廷臣们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的奏议下，清廷也逐步的认识到改革陆军军制已是大势所趋。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裁并绿营、练勇等旧有军队，幵始编练新式陆军，清廷的陆军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

1903年清廷设置练兵处以主持全国的练兵事务，在中央开始有专门筹划编练陆军事宜的专门机构。此外，为了使陆军的训练更为集中，提高新式军队的训练效率，清政府在1906年将兵部改为陆军部，至此筹建新式陆军有了专门的近代化性质的机构，逐步的走向正规化。

晚清国防战略转型的作用与警示

国防战略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防卫体系，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西方侵略地加深，清政府开始逐步向近代的国防战略转变，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防安全，但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一是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作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坚持重陆轻海的国防体系，但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震撼，清政府的国防建设开始转型。第一次海防筹议达成的双战略中心的决策，“海塞防并重”的指导方针，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维护了国家的国防安全。第二次海防筹议达成的建设北洋海军的决策，对于震慑日本的侵略企图，延缓日本的侵略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二是对于中国国防近代化的作用。在西方列强的环伺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变革，无论是大力发展海军，还是创建新式陆军，虽然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地，但是都推动了我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此外，国防战略理念与思想的转型推动了近代化观念与思想的形成，在国防战略转型的基础上，培养了大批的新式人才，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青年的风气为之一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国防战略的转型，并不是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西方侵略进程下的无奈之举，本质是为了维护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在国防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清政府精神懈怠，精神确缺失，只是照搬外国来推动近代海军的筹建，忽视了国防战略下的思想支撑。此外，清政府国防战略的转型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北洋海军建成之后便认为大事无虞，最终导致日本后来者居上，埋葬了强盛一时的北洋海军。

结语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厚爱，中国同时拥有陆地和大洋两个舞台，但是却长期在陆地上演一出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剧，而荒废了海洋这个更为广阔的舞台，直到近代遭受了列强入侵的百年国耻，才开始了改变传统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开始艰辛而又缓慢的转型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步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开始加强海防建设并筹划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成军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提供了可能。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近海的制海权已经丧失，不得不转向陆军的建设以维护自身的周全。在陆军建设的过程中，新军的编练，装备的革新使得晚清陆军日益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并最终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国防战略的制定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支撑，但是晚清国防战略建立在被动防御的理念上，清政府上下思想落伍，行动迟缓，使得晚清国防并未发挥出保家卫国的作用。晚清国防战略转变过程中暴露出的深刻问题，使得我们反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对国防安全保持高度警惕，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