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狼之首，军人典范——关于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卡尔·邓尼茨元帅是德国海军“狼群”战术的缔造者，为德军从海上封锁英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军事学说在世界海军史上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在战争前，邓尼茨曾对国家社会党的暴行提出抗议，并且始终担心与英国的开战，但是在希特勒做出错误决定之后仍然兢兢业业，以职业军人的精神和使命为国效命。在帝国末期，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功勋及其所指挥的海军所表现的忠诚，邓尼茨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担任元首。

从军人开始，却服务于一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政府，并以战败国的领袖而结束，这对于以军人为荣耀的邓尼茨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而在受命担任元首的20天里，内外交困的邓尼茨致力于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用于“拯救德国和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极力阻击苏军在东线的推进，使更多的德国人能够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界线，进入西方的庇护之下——东德的历史证明，邓尼茨的决定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

时至今日，相比于臭名昭著的日军，以及沦为笑柄的意大利军队，二战时期德军中那些杰出的军官，包括隆美尔元帅、古德里安将军、哈特曼少校、邓尼茨元帅等等，仍然为盟军和苏军将领在内的无数人们津津乐道，而德军至今仍然是作为东西阵营之间的铁幕堡垒而威震世界。这些荣耀来自于天才的战术，来自于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和豹式坦克，更来自于德国军人的钢铁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一书是邓尼茨在1970年应法国记者之请对关于二战中德国海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等四十个问题的答复，可以看作是珍贵的史料。作为一名杰出的职业军人，他在书中除了对德国海军的深刻分析之外，也对军人无论是在集权或民主国家的职责表达了洞见。当然，作者对于德国人民和士兵的处处维护，将反人类的罪行归咎于少数政治领袖的观点，我始终无法苟同。

关于军人与政治的关系：

你是一个军人，就必须为你的人民服役。至于你的同胞们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应由他们自己去决定。你的任务在于保护你的人民免遭其他国家的威胁。这就是你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至于你的人民所希望和选择的国内政体是否合你的意，你就无须去争辩。

……结束了卓有成效的潜艇战之后，德国潜艇还不得不继续战斗，因为它们把敌人方面丝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战力量牵制住了，不然的话，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压到德国本土上来。譬如说，敌人满载炸弹的飞机将会直接飞到德国，使可怜的德国平民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我们没有法律上的选举权，这无异是为我们对国内政治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作了证明和担保。在1938年11月9 日国家社会党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之后，我以个人和我的军官团的名义向我的上级舰队司令提出了抗议……在战前的这些年月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弊病，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后来战争期间才滋长起来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当时的新闻限制无疑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关于德国发动战争的态度：

要在今天谈论过去是困难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假如一位历史学家要评价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话，他就必须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而决不允许以现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问题。所以，我今天也要尽量客观地来谈我当时是怎样看待那些事情的。

也许现在，作为海军上校，作为德国海军中许多这一级军官中的一个，以及作为德国陆军、空军中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同级军官，可以声明：这场战争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参与——这样一种行动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战争状态仍将继续存在。那么，我只好离开我所指挥的地区和潜艇部队，离开忠实于我的部下。这只会对我们的作战带来害处。不言而喻，我这种行为会受到德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军官身上，也会理所当然地遭到同样的惩罚。

关于集中营的罪行：

对于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战斗过并履行了他们义务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阵亡战士来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士兵与违背军人意志和荣誉感的暴行（指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对这种暴行深恶痛绝。

如果穿着灰绿色军衣的人们由于干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勾当而玷污了德国军人制服的荣誉，那么，我们就要自己来清洗这种污点。因此，我将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审讯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和虐待他们的种种罪行，只要这些事件违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或者违反了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就要尽快地给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关于刺杀希特勒行动：

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于良心、出于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力。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么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么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法使当时两种不同观点沟通起来。

关于纽伦堡审判：

我不知道，盟国对于把我列入被告之中，是否一开始就是意见一致的，但我获悉，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反对对我起诉的，因为他们在德国海军作战部的作战日志中没有发现关于我违反战争法规或人类道德的事实，可是俄国人和法国人却坚持要对我起诉。我不清楚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支持俄国人。

从德国方面看来，纽伦堡的这部分判决，恰好如同飞镖一样，立刻回击到投射者自己身上。目前美国正处于这种戏剧性的境地：美国大学生援引纽伦堡的判决声称，他们有权利、有义务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否合法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他们拒绝服从国家规定的兵役法。于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为了对国家和全体人民负责而采取重大决策的权力竟被一部分公民剥夺了。在我看来，在我们今天的世界秩序之中，还没有哪一个政府会承诺这一法律观点，我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政府把它付诸实施。

关于战争的结果：

德国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大陆思想并不是两次大战失败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更深刻的原因需要从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以及后来1945年德国的彻底崩溃，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次德国的彻底覆灭就等于清除了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并因而在欧洲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一直延伸到德国中部，那里遍布着苏俄和它的卫星国的势力，就在今天也还是这样。当年政治上缺乏远见，特别是战胜国的美国人在政治上缺乏远见，迫使他们直到现在还得在战争“打赢”以后把他们的军队驻防在残存的西德，以保卫他们在1945年错误地认为已经实现了的和平。

关于欧洲的未来（于1970年）：

我们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欧洲分成单个国家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欧洲的各个国家同苏俄、中国、美国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国相比，显得十分渺小，它们怎么能够单独地同这些大国抗衡呢？

欧洲各国人民相互关系极为密切。欧洲的所有民族都具有大体相同的欧洲文化。尽管我们在几百年来的长时间内建立、发展和保存着各个单独的国家，并且相互之间还进行过战争，但这是在生活条件和政治环境处于完全另一种状况下发生的。然而，这种时代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我们统一了，欧洲将比过去强大得多。这样，我们——美国和欧洲——在政治实力方面就占了优势。这样，也就有可能及早地向俄国指明，同西方和睦相处并让目前属于东欧集团的国家加入欧洲合众国是符合俄国本身利益的。俄国的政策由于对华的政治局面也许会走上这条道路。

关于德军的表现：

在本书结束的时候，我想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摘录一段话：

最高统帅部通告

自午夜以来，各条战线实现了停火，根据海军元帅的命令，国防军停止了已经毫无希望的战争。至此，进行了将近六年的英勇战斗宣告结束。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德国国防军在战争后期面对强大的优势兵力光荣地失败了。

德国士兵忠于自己的誓言，为人民献出了一切力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后方人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都不惜重大的牺牲全力支援前线的士兵。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一致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结论。

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使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感到钦佩。每一个士兵可以以此自豪而无愧地放下武器，在我们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为我们人民的万代幸福，勇敢而自信地去从事工作。

在这艰难的时刻，国防军怀念在前线阵亡的战士。面对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了他们的职责。

大本营
1945年5月9日

今天，我还是完全同意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份报告中的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