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赔罪偿命处

作者: 石志坚

一

清算血债报雪耻，审判日寇扬正义。为了牢记中华民族扺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共８０处，其中上海有２处。一处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座落于昔日上海军民浴血抗战的主战场之一的宝山境内。纪念馆采用塔馆合一的建筑风格，矗立在东海吸纳黄浦江水咽喉处的吴淞口，昭示历史真相、铭记烽火岁月、凭吊英魂鬼雄。

另一处是设立在提篮桥监狱内的十字型大楼，早称西人监。这座现改建为“上海监狱陈列馆”的十字型大楼，已在１９９７年被上海市政府定为“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并立碑存史。这次被国务院重新认定抗战遗址名录，提升了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的重要地位，更具有警醒功用和特殊的历史意义。

这两处抗战纪念地点的设立，说来也正是一桩无巧不成历史的偶然，像似有意在反映战争的完整面貌。一处是战争狼烟燃起之地，展现了从八字桥争夺战，宝山城血战，罗店血肉磨坊，到松江阻击战，以及震惊海内外的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大全景。另一地是战争祸孳的终极处，记录了部分日本战犯收押、审判和处决的全过程。从战争开始侵略者穷凶极恶的疯狂，到战争结束掠夺者狼狈不堪的败相，正好验证了侵略战争的必然走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悲宿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销烟尚未散尽，战乱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这个曾任西点军校的校长，偏爱嘴上刁着板斗，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讲解战争滔滔不绝，镇定自若，当正式投入战争时，却在误判、慌乱中，差点在菲律宾战场上“走麦城”。就是靠二次世界大战时来运转并加官晋爵为五星上将的麦克阿瑟，刚见证日本外相在投降书上签字，就马上拿出《国际战犯法院公约》《联合国引渡战犯公约》和中、美、英三国发表的《菠茨坦公约》的文件和相关条款，急于想洗清珍珠港遭到惨重失败的耻辱，急于要讨回美国飞行员遭受虐待、残杀的血债。他不等中国部分地区还没打扫完战场，不顾中国政府是否授权和愿意，单方面指派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前往中国上海率先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杀害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有关战犯。

魏德迈用深陷的蓝绿眼睛盯着上海地图，那黄浦江北外滩的提篮桥地区，不加思索的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一圈，美军军事法庭就敲定在提篮桥监狱内。魏德迈是个中国通，当然十分清楚提篮桥监狱曾是英、美殖民上海时期的产物，其建筑精良，实施完好，尤其是那幢当时专门关押欧洲人的西人监，有单独关押的监房，有宽畅的走廓，有良好的安全措施，里面还有专设外国人和信教徒行刑的室内刑场，正统的绞刑架，这一套完备建筑和防范实施，具备一个比较理想的司法行刑场所。

事实上，民国政府已经着手在做羁押日本战犯的准备工作，把一部分战区的日本战犯关押的场地，选定在提篮桥监狱内。中国军方这一举动，正符合美国人的心意，省了他们一部分协调精力不算，还能借助中国力量加快审判开庭的进程。这么好的机会，被事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魏德迈一手抓住，便急不可耐地调用交通工具，搭乘轮船和火车，甚至调运美国空军来帮忙，移押和引渡一批批日本战犯。

让美国人决意要把美军军事法庭摆放在提篮桥监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篮桥监狱有一大块森严、禁闭的环境，进出手续烦琐，慎重严格，与外界绝缘程度比较高。在里面审判日本战犯，选什么时候开庭，拿什么罪行宣判，取什么方式处决，都有法庭说了算，不受外界干涉，容易跳过中国政府，适当回避记者媒体，甚至可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

提篮桥监狱有这么安全现成的押解、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为一体的场所，加上政治和利益因素，自然美国人一眼看准，捷足先登。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考虑过要把上海军事法庭选择在提篮桥监狱内，否则不会事先把日本战犯陆续押解到提篮桥监狱，不会把监狱内的西人监辟为上海战犯拘留所。

监狱建筑遭受毁坏和中国犯人经受残害的事件，也历历在目。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从提篮桥附近的汇山码头登陆，向虹口、闸北进犯时，炮火开道。短短几天内，提篮桥监狱遭到日军数次的炮弹横飞，几处围墙岗楼和８层高的监狱医院大楼被弹片击中，还有厚厚钢筋水泥墙的监房被炸开一个大窟窿，有近百人炸死炸伤〔其中有１２名中外看守受伤〕。

日本占领上海后，强行在提篮桥监狱征用５００名身体较好、年龄较轻的中国籍犯人，乘船前往浙江嵊泗礁山做苦力，为日军修建军事设施，遭受皮鞭和棍棒的奴役，不少犯人被折磨的活活累死饿死，有的不堪日军欺凌暴虐，趁着朦胧夜色逃跑，被抓住后，不是推下海水喂鱼，就是用铁链把人与水雷捆绑在一起，残忍程度，无以复加。这些血债都等待偿还，这些野蛮狞恶行径都应该清算，这些日本侵略者都必须在提篮桥监狱内得到审判，为同胞申冤，为天下扬正义。

如果不是美国直接通过军方途径抢先一步，或者中国政府讲究要在本土管辖特区内开设正规的军事法庭，那么远东地区在提篮桥监狱设立的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就不该是跨越国界主导法庭的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或许审判声势会更大，法庭气氛会更庄严，历史意义会更深远。

二

上海监狱陈列馆是原来的西人监楼改用的，凡要参观陈列馆，必须经过提篮桥监狱一道又一道大铁门，蜿蜒穿过一字型监楼，进入一个独立布局的建筑区域。高高的钢筋水泥围墙，围墙四角驻守古堡式的岗楼，重新启用的监狱陈列馆，就暗藏在深狱大牢之内，是座名副其实的狱中之狱、狱中之馆。监狱陈列馆利用当年的监狱建筑，原封不动的按监房结构设计布置展馆，十分具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沉重感和历史感。也许看惯了高楼大厦和街坊民居的人，是不会认同眼前那陌生而惊惧的现状，有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心脏也会噗咚、噗咚跳的加快，似乎被周围沉闷、凝重的气氛所笼罩。

然而，就是这座上海监狱陈列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原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辟为的第一个上海战犯拘留所，专门押解、引渡日本战犯的地方。一段历史时期，肩负起了配合美军军事法庭、上海军事法庭顺利审判和推进行刑的重任，陈列馆内竖立的青石碑上写着：“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是告诫后人不要忘记，这里曾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曾有正经事件或诡谲秩事的沉淀。

说起上海战犯拘留所，是提篮桥监狱在抗战胜利后，参与和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第一个角色。选择这块场所有可能与监狱设施良好、交通便捷的优先条件分不开，使之肩负起了责无旁贷的艰巨使命。从１９４５年年底成立开始，这幢挂上“上海战犯拘留所”牌子的十字型西人监，陆续从国外及国内收押、引渡日本战犯。其中有不少日本战犯通过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像侵华日军第３４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第１３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等分批从日本东京用飞机押解抵沪，日军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也是通过飞机从台湾押解狱中的。而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以及日军海军松平一郎大佐等分别坐轮船从汉口和厦门移押到上海，值得一提是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搭乘火车抵达上海老北站后押解至提篮桥监狱〔后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依法枪决〕。这些曾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走进这威势逼人，四处散发着冷意的监房，不得不老老实实低下头，不得不感到这是战败国的耻辱，不得不接受将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没落。

自从美军军事法庭在监狱设立后，中美双方有过几次协商，各自为了利益诉求，答应监狱增加羁押英、俄、美、法、犹太等国籍的叛乱人员，还有德国纳粹战犯，很快拘留所押犯成份出现复杂的状况，显然给管理带来难度。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战犯，是非评判不一，需求诉愿各异，看守程度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这无疑给另有图谋、包藏祸心的日本战犯有机可趁。

偏偏事情就这么吊诡，越怕出事就越会怠忽。正当监狱协助美军抓紧追查罪状、收集证据，一一准备把日本战犯送上法庭期间，没想到接连发生几件蹊跷的事情，让法庭猝不及防，让战犯拘留所更是难于敷衍塞责。一件是安藤利吉在没有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吞服剧毒药品身亡，这无疑给一向检查烦琐、管理苛刻的提篮桥监狱带来不少尴尬。安藤利吉被从台湾移押到上海前，就偷偷的把毒品藏进了军大衣内层的夹缝里，他自知犯了难以推脱的罪责，加上耳闻了第一批日本战犯的审判结果，心里的负罪感不断加重、觉得不可饶恕，但携带违禁品是否能过关？是他一路上的心病。然而安藤利吉却十分侥幸，解押的军警和监狱检查的看守都没有在他脸色上看出破绽，就这么轻易的被蒙混过关了，这给以后想逃避谴责、审判，不想屈辱的死在美国人手下的安藤利吉，创造了迂回的时间和空间。死前那晚，似乎天特别黑沉，与他的内心非常吻合，出于复杂的心情，给上司冈村宁次写了一份遗书，随后吞咽密藏的毒药，结束了日本侵华时末任台湾总督的最后谢幕，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在中国监狱内自杀的最高将领。

安藤利吉没死几天，竟然在监狱十字型监楼内又爆出了一件噩讯，似乎有避阱入坑之邪乎，随机一起押解入狱的安藤利吉的法律顾问松尾正三少佐跟着在监房内悬梁自尽了。显然他没有像上司那么有自知之明，死得爽快，只能借助当时的条件，折腾一番来了却性命。这让美军看不懂猜不透了，更让司法部门难堪透顶，频频斥责拘留所的管理：这粗粗的绳索是怎么带进监房的？松尾又是采取如何方式把身体挂到高高的铁窗上的？走道上的看守有没有遵循巡查守则？安藤的自杀历历在目怎么不引起惊醒？这些谜团一时解不开也无法解开，那只能有时任代理典狱长兼上海战犯拘留所所长的江公亮，因这些窘况而代之受过了，上任不到３个月的所长一职被撤换了。

还有一件奇巧的事，那个逃过美军飞机轰炸的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这次突然暴病死亡在中国监狱内，难道这个行武出生的职业军人，心理那么脆弱，身体那么经不起折腾。原先他好好的，与安藤利吉一样，都是陆军大军，都沾染了中国人的血迹，而不一样的是两人的心态。冈部直三郎没有做好想死的准备，还想有朝一日回国与家人团圆。他把监狱当作暂时养生休闲的场所，一直向狱方嚷嚷，身体不好，要补充高脂肪的食品。美军还是十分人道的照顾他，送去牛肉干、奶酪什么的。那天白天他一边嚼着牛肉干，一边与看守聊天，晚上却不省人事了。看守急忙通风报信一旁的监狱医院，经过抢救勉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直拖到了上海的日本籍专科医生来监狱会诊，还是回力乏术，最后突发脑溢血疾病而一命归西。随即，上海报纸尽相报导，给这个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头目的死，下了因果相报的结论，出了怨气。《申报》报道的题为“穷兵黩武者之下场，敌酋冈部大将病死”。

短短时间里，连续不断发生了出乎意料、节外生枝的困窘事件，让美军军事法庭有些急了，眼睁睁看着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和煮熟的鸭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一个日本战犯逃避审判。更让司法行政部和拘留所上上下下的官员、看守犯傻了，到底是拘留所管理的高压态势，逼急了曾称霸一方的台湾总督使出卑劣、下等的手法呢？还到底是美军法庭提高审判力度和速度，震怕了曾在战争中穷凶极恶战犯的卑微、空虚心理，而埋下祸根，或变得极其脆弱和不堪一击呢？还到底是监狱与美军存在管与审界线不清、职责不明而引发的纰漏和后果呢？

上海战犯拘留所虽然有过几次失误，但被媒体解读为在这亡命亡徒麇集，战争赎徒羼杂的地方，有一二次疏忽在所难免，况且，也是侵略者为战争罪责殉葬、背信弃义的唯一选择和下场。

一段时间来，提篮桥监狱始终处于繁忙的收押和警戒之中，沉重的大门开启频率很高，常可以听到响着警笛的囚车，在全副武装军警的押解下进进出出。这样的场景前前后后维持１年零２个月，设立在提篮桥监狱西人监内的上海战犯拘留所，包括留有的１８０多名日本战犯一起搬迁至国防部新成立的上海战犯拘留所，地点在上海江湾高境庙。半年后的原址又改为“国防部战犯监狱，扩大为对各地已判刑或等待审判战犯的集中关押、管理的场所。

然而，看上去规格很高的国防部管辖的战犯监狱，也并不太平，没有横生畏罪自杀、疾病暴死的倒霉枝节，却发生了一起判了死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脱逃的咄咄怪事，闹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几乎可以写一部惊险小说。尽管花了二个多月的通缉，查妓院、赌场、夜总会各种藏垢纳污的地方，又装商人扮车夫，总算把这个毒辣狡猾的原侵华日军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抓牢了，但还是引起国防部的大为光火，甚至激怒了蒋介石，督促、下达了最后通令：一是撤职查办典狱长邹任之，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听候军法处治。二是凡经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仍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如要执行死刑再从提篮桥监狱提押。这样提篮桥监狱又成了不挂名的审判死刑战犯的羁押所。随着后来上海军事法庭撤销，并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监狱西人监也于１９４８年底重新命名为“上海高等法院临时拘留所”，完成了与日本战犯切断的任务。

历史有时令人难以揣测，英国人最早盖建提篮桥监狱，是想殖民上海，奴役华人。事后在监狱内又盖起了一幢十字放射型建筑，专关欧洲等地外国人，也是想长期维持租界权益，可是，没想到的是主管方换来换去的提篮桥监狱，却成了日本战犯的最后归宿，似乎也成了中国人出地皮、英国人出资方、美国人出镜头的利益分享的风水之地。

三

走进上海监狱陈列馆，穿过十字型一个翼叶的走道，上扶梯、进入走廊和展览厅，全部有漆黑的铁栅栏围困着，假像里面藏有珍贵文物和稀世国宝。进入抗日战争胜利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分馆，一个个监房被打开或被打通，墙上挂着一幅幅当年押解、审判和执行日本战犯的照片、图表等，有的监房模拟成开庭审判现场，以及一旁的绞刑架，原封不动、完好无损地保留在那里，营造出真实的情节、严肃的气氛，仿佛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并不模糊，并不斑驳。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同盟国军队全面开展对日受降和清理战场的事宜，也同时着手对战犯的处置工作。可是在中国战场上，美军似乎早已想好了要在中国土地上单方面设立美军军事法庭，并按他们圈定的日本战犯名单，加快实施追捕、押解和引渡的行动，这自然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既有配合默切又有误解隔阂。记的二战爆发后，为了遏制战争犯罪，同盟国间有过一份《莫斯科宣言》的严正声明，主要意思是：对于战犯应当解回犯下罪行的地区和国家，依据这些国家的法律来审判治罪。对于主犯所犯的罪恶，不存在特别地理上的区分，由盟国政府共同判决治罪。以后由英、美、中、法等１７个同盟国参加审判战犯的法律组织，又强化达成一致共识：主要罪犯由联合国家组成国际法庭进行审判，普通罪犯由其犯下罪行的国家审判，可以这么说，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为战争后期对主犯及普通战犯的审判定下了原则。明摆着的规矩，也是国际惯例，美军却一意孤行，民国政府也会缓解坐下来，与美军采取一番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协调和磨合。虽然中国政府并非愿意，美方在中国不具备对战犯的司法管辖权，但回过头看，当时民国政府那些撑权者的含糊其词和优柔寡断，无不透射无奈、勉强的心理，也藏匿了不少隐情和微妙的关系。

显然，麦克阿瑟好像没有耐心在谁解押谁审判的问题上多磨蹭，刁着别致的板斗，一口一口猛吸，指挥着美军迅速在日本、菲律宾、中国等地搜捕战犯，并开始组织审判，一心想执行他的复仇计划。最先受审的是在菲律宾与美军激战的山下奉文大将。就是这个山下奉文陆军大将率领的日军，让美军大量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部分被毁，空中防御能力险些丧失殆尽，麦克阿瑟面对此情此景的惨痛，几乎要拿父亲留下的手枪自杀。以后又在吕宋岛上，山下奉文的部队顽强抵抗美军的凌厉攻势，不让美军推进半步。麦克阿瑟不会忘记在菲律宾战场上屡遭的耻辱，有朝一日要见识这位日本指挥官的尊容和下场。在马尼拉的军事法庭上，复仇心切的美军审判官，不愿花费时间多听山下奉文的辩解，很快下了死刑的审判，随即绞刑处之。

以同样的步伐，魏德迈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名义授权驻华美军总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改为“美陆军驻华总部〕，也加快速度在上海组成战犯审判委员会，借用国民政府刚刚接管过来的提篮桥监狱，设立美军军事法庭。又刚好之前，民国政府在监狱内的西人监辟为上海战犯拘留所，也有利于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和死刑的执行。

美军最先的来路十分明确，没有拐弯抹角的周折，就是要追捕并审判杀害美军飞行员的日本战犯和刽子手，把一桩桩仇恨都记录在案。太平洋战争期间，一架美国飞机在中国汉口上空被击落，日军对被俘的３名飞行员肆虐残害，把他们捆绑起来游街示众，后用麻绳将他们活活勒死。汉口收复后，驻华美军起头就对此案入手调查，对为首的日军第３４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进行通缉追捕。当时镝木正隆已调回日本，上任第５５军参谋长不久就接到投降的诏令，美国立刻动用飞机，把镝木正隆作为战犯引渡到中国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美军同时对直接指使的汉口宪兵队司令官福本龟治大佐以及有瓜葛的１０多人也从武汉坐轮船押解到提篮桥监狱。

美军唯恐夜长梦多、晨秦暮楚，不愿与同盟国多商量，也不顾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和授权，仅一个多月，美军军事法庭合议庭就组成了，法官、检察官、辨护士、翻译、记录员等工作人员清一色都有美军军官担任。而且开庭程序有章有节、正色庄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士依次起立宣誓，起诉书，辩护词也像模像样、郑重其事，整个庭审环节镶嵌得都很紧凑，一个内容都不少、一个部分都不省略。开庭场面声势也不小，除了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部分日本战犯参加旁听外，也容许新闻记者入场报道，还向社会开放增设了１００个旁听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首席旁听席上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看他严峻、沉重的神情，一只手坚固地支撑着下额，纹丝不动地专注着手下飞行员被害的审判结果。

屈指算来，这次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审判开庭，是中国大地上首次战胜国对日本战犯的庄严审判，有规模、有规格、有规矩的“三规”审判，开庭时间为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４日，要比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还要早几个月。

第一个被审理的是武汉美军飞行员惨害案，首批审判的是首犯镝木正隆少将、直接参与者福本龟治大佐、酒井定次少佐和凶手藤井勉准尉、增井庄造曹长等１８名日本战犯，经过一个多月多次的法庭调查、辩护士的辩护、被告的答辩等法定程序，最后法庭作出了对镝木正隆等５人死刑的宣判，福本龟治被判无期徒刑、酒井定次被判有期徒刑２０年，其他人从有期徒刑１５到无罪释放不等。

尽管首次开庭时间上有些仓促，形式上也有单方面控诉、取证和辨护等偏颇，但对经受炮火硝烟、满目疮痍的中国来讲，要尽快设立一个打击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清算侵略罪行的审判法庭；尽管审判的过程和结果不够完整，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急需有一次申张正义、顺应民意，把一个一个日本战犯和凶手绳之以法的庄严审判。虽然这次是美军单方面开设军事法庭，有着不少定身量制的嫌疑，却对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或多或少有借鉴和示范作用。由于提篮桥监狱在此起到了特殊的难以替代的作用，也奠定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空缺的地位。

四

美军的复仇线路图，并不检索于一例二例的杀一儆百、以儆效尤，而是有案必查，有罪必究，追溯的箭头长驱直入。紧接着美军军事法庭对被日军俘虏、杀害的３名美军的杜立德飞行员案进行清算。杜立德原是美军空军中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率领的飞行团队有骄人的战绩，投入轰炸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京、罗马和柏林，创下了低空突入轰炸的奇迹。一次他率１６架B－２５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低空入袭东京时，因油量不足，未能按计划达到目的，１架飞机着落苏联，１５架在中国日占区迫降或坠毁，５人当场死亡，８人被日军俘获后其中３人被处死，杜立德等７０人获救。虽然这次轰炸在军事效果上得不偿失，但对鼓舞士气民心有着重要意义。杜立德为此获最高勋章，破格晋升准将。可是杜立德想到麾下３名飞行员被日军俘虏杀害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有说不出的心头之痛，不追究狂妄下达死令的第１３军司令宫泽田茂等人的罪责，不送上审判台，似乎愧疚难当、于心不安。

然而，事先中国政府并不情愿移交这位在中国浙赣会战中大规模使用细菌部队的宫泽田茂，况且犯下反人类罪，已例为中国政府宣布战犯名单中的战犯。他重大罪恶都是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我们有权利、有理由对其审判，但是中美双方在这个谁审谁判的问题上，又进行了口头谅解和协商，不知什么原因，中国政府再一次让步了。

自以为老老实实在“受降书”上签字，交出部队和武器、交出总督大印，可以免遭罪责、转危为安的安藤利吉，不等做完白日美梦，被麦克阿瑟一道电令，将原地免职赋闲的安藤利吉扣留，随及美军派飞机直接押往提篮桥监狱

这个安藤利吉是日政府派往中国台湾地区的第１９任总督，他正好与桦山资纪分别为首任总督和末任总督。随着这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司令的安藤利吉大将在“受降书”上签下名字，也意为着日本统治台湾５０年的政权寿终正寝。

回看日本几十年在台湾的经营，加上二战时期大量军事基地的布防，大批日军的结集，都给美军长途作战和支援东南亚前线战场带来障碍和威胁。有一次，美军出动了A－２０攻击机，从泰国塞班岛起飞，对台湾的日本军事基地和总督府实施轰炸，不料被日军高射炮击伤了多架飞机，飞行员及时跳伞逃生，却被日军俘虏，一共１４名，经受严刑拷打和非法审讯后，被安藤利吉下令一个一个枪杀了。

当然美军不会善罢甘休，安藤利吉也休想逃过一劫。可是就在美军军事法庭以杀害战俘罪准备起诉安藤利吉几日前，他却神秘般的自杀了。

逃过美军审判的还有一个曾接替冈村宁次上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驻地武汉期间，为美国飞行员在汉口惨遭虐杀中有无法推脱的重要责任。一次，冈部直三郎从南昌飞往广州去督战的专机上，遭到美混合机群的袭击，座机迫降，惊魂体伤，好在随从竭力扺抗掩护，逃过一命。但好景不长，按中国的话说，“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日本投降后，他被囚禁在珈珞山下的武汉大学内，后由中国军队押解下，乘座长江轮船直下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而美军一直在觊觎欠下美国空军血债的冈部直三郎的下落，可等到的是他突发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消息。

美军军事法庭眼看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和煮熟的鸭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一个日本战犯逃避审判，不由非常失望。于是，他们抓紧结案的节奏、加快审判的频率，每个月内连续开庭审判，其中包括参与杀害美军杜立德飞行队员案的第１３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策划美军机在台湾海峡失事被俘飞行员遇害的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指控在香港虐待杀害美军飞行员荷克少校的第２３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以及参谋长福地春功少等。这些被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是欠下美国飞行员血债的罪魁祸首和肇事者，一一记录在美军复仇的帐簿上，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淡漠或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审判期间节外生枝、突如其来的瓜葛阻碍进度。

随着审判进程的深入，案情的扩展，美军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不局限于日军对美国飞行员残杀的范围，涉及有战俘营中虐待美军俘虏案的、有伤害盟国公民身体案的、还有危害美国安全间谍案的。审判的对象从原先的日本战犯扩大到日籍、美籍、德籍等不同国籍身份，标有战犯、间谍、附敌者等不同性质罪名的嫌疑人。其中有些案件错综复杂，牵涉司法和外交问题，又分责于美国在华的司法管辖权限。如此无欲的跨越和扩大追究、审判的范围，好像与美军最早设立军事法庭的初衷有些变味。

就拿美军在上海破获德国间谍机关“埃文哈特局”一案来说，美军在上海设立法庭，对逮捕的２０余名德国侨民以战犯的名义提起审判，立刻引发法庭内外的极大争议。在华德侨因归中国法院管辖，可是美军检察官不顾所处位置，强词夺理，还暗地里与中国政府通融，硬是把这案子揽了下来。

还有像逮捕、羁押美侨富克兰一案，也表明美军宪兵办事的粗暴，对这个无军人身份、应受中国法律保护的美国侨民富克兰，可以不经中国政府允许，自作主张的强行以叛国罪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显而易见，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抢先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美军军事法庭，一是为了实行复仇计划，二是为了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三就是为了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说来美国对中国的强横和无理的缘由，完全是有近代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和私利腐朽而埋下的祸端，屈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至插手中国的司法和外交，到了民国政府后似乎成了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觊利的惯性。

五

绞刑房是陈列馆的一个亮点，如今不少人身临其境会倒吸一口冷气，萌生恐慌惊悸之感。从中国古代史书上对死刑的记载，有凌迟、车裂、腰斩、砍头等，极其野蛮和残酷，而绞刑要温和、文明很多，可我们知之甚少，更没有亲眼见过，而提篮桥监狱内的绞刑房，也称室内刑场，却将近百年风雨吹打和光阴磨洗保存了下来，纯粹是个奇迹。因为近代中国，西方殖民统治者曾在北京、大连、吉林、上海等地建有绞刑房或绞刑架，革命先驱李大钊就在北京西交民巷被反动军阀绞杀。上海早在厦门路监狱也有犯人执行绞刑的记录。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人证物证都被历史淹没了。

可见，这个具有见证司法制度演绎变化、极其价值的历史文物，就是当年美军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执行死刑的工具。

前面讲了，美军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就十分讲规矩，遵循他们的审判程序，对镝木正隆等１８名日本战犯开庭后，又进行多次审理，最终把５名宣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这不仅仅是美军军事法庭设在西人监２楼，上３楼的绞刑房只是一个层面二十几个台阶之遙，而是符合美军最先用此形式执行战犯的意图。自从建造绞刑房，配制固定的绞刑架以来，１０多年陆陆续续动用过３次绞刑架的经历，都是印度人，其中还有一个在执行中死里逃生，这次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要不间断地执行５名日本战犯的绞刑，却是提篮桥监狱历史上见所未见、绝无仅有的。

执行的那天上午，美军宪兵先到位，警容威严的站在监房通往绞刑房的两旁，按照军阶大小先后把镝木正隆、藤井勉、增井庄造、松田耕一、白井舆三郎５人一个一个押解出来，带向绞刑房。第一个走上绞刑架前面，那快活动翻板上的是镝木正隆，宪兵先用警绳紧紧反绑住其双手，用黑布头套严严实实罩住头部、劲部，再把绞刑架上的绳索，一头套在镝木正隆的脖子上，另一头固定在绞刑架上，最后用警绳一圈一圈捆绑住双脚，使其不能动弹，完全像个还省一口气的僵尸、木俑。当一切准备就绪，宪兵向法官作了报告，此时，法官的一个挥手，下达一个“执行”指令声，意味着美军军事法庭从纸上宣判到具体实施的质地上的跨越，是美军首次在中国对日本战犯采取实质性复仇的历史定格。

这次提篮桥监狱再次启用室内刑场，把镝木正隆等５名日本战犯，一个一个送上绞刑架，与以往几次绞刑对象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这次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正义压倒邪恶的惩罚，不由让上海乃至全国注目，也让历史铭记。提篮桥监狱成了中国第一个处决日本战犯死刑的地方；镝木正隆也成了提篮桥监狱第一个被绞刑的日本战犯。

美军军事法庭要在中国土地上处处独立的、孤行已见的行使司法权利，不可能没有隔阂和分歧。他们对镝木正隆等５名日本战犯取得以牙还牙实质性报复后，加快对原日本华南派遣军第２３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宣判死刑的步伐，就在等待报请南京美军驻华总部核准时，广州行营立刻上报南京国防部与美军交涉，田中久一在华南犯下的罪恶，远比在香港杀害美军飞行员厉害的多、残忍的多，应该转交给中国广州军事法庭审判，随后从上海提回到广州，再度由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公审田中久一死刑。美军原以为在顺风顺势时，再把田中久一送上绞刑架，没想到中国政府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插手干涉，坚持维护对犯下所在地主犯独立审判的权利。不久，田中久一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中国军警枪决。

美军军事法庭与中国政府在日本战犯谁审谁执行的问题上，一直处于推推拉拉、进进退退的状况，看得十分不爽。好比一个在门角落打拳，施展不开；一个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其隐情也暧昧含糊，时而妥协，时而争辩，难于公众于世。

然而，美军似乎没有过多沉溺于推诿扯皮的审判上，仍一心一计完成复仇计划，不到１０个月，连续在狱内审判８批４７名日本战犯。据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统计，一审判处死刑１０人〔实际执行绞刑５人，在广州枪决１人〕，无期徒刑６人，有期徒刑２９人，无罪释放２人。然后，撒离设立在提篮桥监狱内美军军事法庭，把留下来的一些日本战犯交给了监狱，真可谓速审速决，不拖泥带水。而国民政府国防部却认为，美军军事法庭基本完成了复仇的计划，余下的日本战犯与他们关系不大，露出了自扫门前雪的一面。另一面是可能得知日本战犯关押点，要搬至上海军事法庭就近处，给他们审判带来麻烦。不管如何，反正美国人极其自私自利。从表面上看，美军军事法庭刚撤离，跟着辟在提篮桥监狱内的上海战犯拘留所也搬迁了。然而，以后拘留所遇到一件尴尬事，却无可奈何的把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重新返回提篮桥监狱关押。

事态发展到这个份上，需要理一理，既然提篮桥监狱同时作为日本战犯死刑的关押处、执行处，可以分为两个法庭、两种阶段操作；两个刑场、两种刑罚执行。前期是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死刑的日本战犯，由美军宪兵在原西人监３楼室内刑场这一地点实施绞刑。后期枪毙的日本战犯，地点设在监狱原西籍警官网球场改作的室外刑场，基本通过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第一个被枪毙的日本战犯是一个在浙东一带杀人如麻、生性凶残的黑泽次男。拉出去枪毙那天，他废话特别多：“以服从天皇为最高准则啦”“我要写份遗书，请多多提供方便啦”“让我留一个干干净净的身体去见上帝啦”……内心极不愿意坐在木质的行刑椅上，接受子弹穿越脑壳的下场。

监狱这个挪出的空地，被临时改用的室外刑场，与外界仅用一排竹篱相隔，里面的秘密一览无余，每每枪毙日本战犯是日，都会引起周边居民的围观。刽子手黑泽次男处决的枪响刚结束，翌日，一个驻扎江苏溧阳的日本宪兵队军曹富田德，枪毙于室外刑场。

芝原平三郎是个搞情报的老手，长期利用商人的身份，厮混于官场白道、江湖黑道之间。他不仅成为在日军攻占宁波前夕，收买宁波镇海炮台驻守军队的官员，为日军轻易登陆入侵，从而长驱直入浙东地区做向导的间谍，平日里还开设淫窝，糟蹋女性、欺人扰市，是个实足的下三烂。上海军事法庭不会放过这个祸盈恶稔的所谓的中国通，宣判死刑当天，《中央日报》以“花花太岁判处死刑”为标题，刊登了一则简讯：据称“太太花岁”之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为前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主任，战时作恶多端，即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每一声枪响，老百姓都看到了日本刽子手的罪恶下场，都见证了以血讨血、以牙还牙的正义一幕。

抗战胜利后，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工作刻不容缓地摆放上议事日程，在“东京审判”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１０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虽然正式开庭日期要比美军军事法庭开审要晚３个月，但审判对象的划分相当明确，指控的罪行也比较完整，审判的力度和强度也不小。主要针对日本丙、乙战犯，那些丧尽天良、恶贯满盈直接伤害残杀老百姓的日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其中不少是有老百姓指认、检举的。除了在提篮桥监狱室外刑场隔天枪毙的日本丙、乙战犯黑泽次男和富田德外，还有一天连续枪毙２名日本战犯的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

提起中野久勇，这个崇明宪兵队特高科科长的日军下级军官，在江湾战犯拘留所关押期间，钻了警备哨兵麻痹大意的空子，趁夜深人静越狱逃跑了，一时闹得飞飞扬扬，最后国防部一场虚惊，典狱长为此撤职查办。中野久勇被重新抓住后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宣布死刑执行那天，法庭临时在室外刑场为他与他同伙崇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一起设立一个开庭点，听听他俩的陈述和面对死的举动，能很有意思的破解人性。随后２人就地正法。

提篮桥监狱在这特殊时期，陆陆续续、时疾时缓的关押过审判死刑的日本战犯共计１６名，除了２人另有原因拖到其他地方枪毙外，其余１４名日本战犯，均在监狱室外刑场成了枪下鬼，为侵略者钉上了一块块不归的历史耻辱牌。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提篮桥监狱这座曾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关押日本战犯、全国最早开庭审判日本战犯、国内监狱多种〔绞刑、枪毙〕死刑执行日本战犯的重要场所，不因风云变幻、时光磨损变的模糊和弥远，反而历史事件越显清晰，历史文化越显厚重，历史地位越显特殊。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提篮桥监狱建筑群，无论是十字型监楼，或是里面的绞刑架、橡皮房都是当年的见证物，还有不少的图片、资料和文物，也都是最好的叙述者。

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紧锣密鼓地展开对侵华日本战犯的收押和审判是众目昭彰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为饱经战争创伤、深受侵略苦难的中华民族讨回血债、清算罪恶、申张正义；为配合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任务，承担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维护战后亚洲政治秩序和地区持久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历史的回响，总有欢庆锣鼓，也有晨钟暮鼓。难免有瑕疵、遗憾，甚至有历史的纰谬。

美军凭借军事上援助过中国战场和加速日本投降上的功劳和话语权，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和授权，独立、强行在上海设立美军军事法庭，处置中国境内的日本战犯，引发了中美司法管辖权之争。而且在审判中不是追究战犯在战争全过程中的罪行，而是局限于与美军有牵扯的罪状，足够反映美军在审判战犯上存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充分填塞了美军选择性复仇的心理洞隙。就拿日军驻沪第１３军司令泽田茂中将审判一事来说，美军法庭对这个下达判处美军飞行员死刑的泽田茂宽大处置，只判５年有期徒刑，完全忽视了他在上海青浦犯下惨不忍睹的“青东大屠杀”的罪恶行径。难怪判决后，泽田茂口嚼橡皮糖，神情轻松的走出法庭，流露出一种重罪轻判的侥幸感。

显然国民政府存在某些妥协和退让，与美国保持一致的隐情，也折射出战后中美关系及战犯处置问题的复杂性和双方的微妙心理。

尽管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对日本战犯审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完成规模浩大的审判工作，也是无用置疑的事实。但是总体以“仁爱宽大”“以德报怨”的对日方针，不免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腾出了不少空间，埋伏了不少隐秘，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也有为德不卒、有头无尾、甚至开脱的一面，有欠于民愤和公平。

比如北方的几个军事法庭，因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为由，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草草了事，相继收场了。再有不得不提的是当时升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冈次宁次，他是华北八路军最强劲的对手，犯下滔天罪孽的大扫荡“三光政策”，不由像恶梦一般，游荡在当今历史教科书内和文学作品之中。对待这个暴厉次睢、老奸巨滑的军痞、侵略军头目，无论是政治因素，还是审判影响，或是国恨家仇，都必须受到中国人民严厉而严肃的审判。然而，国民政府仅仅因为日本投降时转向他们一边，而百般为冈村宁次的罪责开脱，开庭时间一拖再拖，并以患病为借口，逃脱了审判和惩罚。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尤其有辱于陕甘宁边区老百姓深仇宿怨的情感，更是难以向历史交代。

以上是写《日本战犯赔罪偿命处》一文引出的话题，未免扯了远一点，但对想了解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生审判日本战犯事件的敢兴趣者，还是能提供不少资料和研究路径的。

最后，不是尾声的尾声，想说的是，上海提篮桥监狱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设施、遗址，的确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应该有更好保护管理的紧迫性；里面珍藏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和故事，仍应该有深入挖掘收集的延续性；还有回顾这场战争曲折悲壮的全过程，也应该有不少民族的警醒和自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