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尔文到伊斯兰王权：欧洲宗教战争对现代中东的启示

2014年6月，伊拉克，什叶派志愿兵接受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训练。(Reuters / Alaa Al-Marjani)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和决策者费尽心力去理解这一冲突的性质，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均功亏一篑。纵然专擅伊斯兰法学、神学和历史的行家们有关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他们还是倾向于将伊斯兰主义看作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忘记了，伊斯兰主义不仅是伊斯兰教属性的，同时是一种“主义”(ism)，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安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规划，应当与其他意识形态一并加以分析。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西方自身这样制造出了那么多的主义，因之，为有助于清晰思考当代中东，回溯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纷争史是有所裨益的。

事实上，如今的部分穆斯林世界，与四百五十年前处在所谓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期间的西北欧有某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当时就像是现在，一波宗教叛乱的狂潮席卷范围广袤的地区，吞并了若干国家，并似乎要携裹更多地方。仅仅是在1560年代，法国、荷兰和苏格兰就分别遭遇被称作加尔文教的一只新教教派信徒领导的变乱。那些信徒所信的，并非二十一世纪甚或十九世纪长老会教徒的那种加尔文教。如同天主教、路德教和当时其他的基督教主义一般，早期现代加尔文教既是一套宗教教义，也差不多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加尔文教形成的年代，正值欧洲的社会经济秩序围绕罗马天主教会确立，并且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会决定，而加尔文教将自己视为那一秩序的反对者。选择一种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近乎是一种宗教承诺;宗教战争同时也是政见战争。(“宗教战争”始于1618年，终于1648年，又称“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新教又称基督新教，是西方基督教中非天主教的宗派，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会的教会与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教会团体之统称。加尔文教、路德教、长老会均是新教的不同宗派。——译注)

1572年，法国圣巴托罗缪日(St. Bartholomew’s Day)大屠杀。(绘图：François Dubois[1529–1584,法国画家——译注])

就国家政权应当支持何种形式的基督教，争斗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期间变乱频仍——而今，历史的回响何其相似。一边是理论家们在彼此较劲，争夺影响力，一边是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宗教屠杀周期性爆发，并且外部力量打着对立派别的旗号介入。混乱最终走向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至少导致德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四分之一的人口遇害。危机终结后，另外两场意识形态战争接踵而至：十八世纪的君主制与立宪制之争，以及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

这三段意识形态纷争历时漫长，期间西方国家就治理社会的最优方式问题发生分裂，这为理解当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教训。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西方历史昭示，目前中东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在重要性上并非前所未有，也不大可能以任何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如同过去很多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样，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从其帮助推动的地区冲突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并在这些地区留驻脚步。此外，中东所经历的这种意识形态争斗绝少以赢家通吃的方式告终;争斗往往肆虐横暴，直到彼此相竞的诸多教义或是演化精进，或是趋同融合。通常只是在危机将外部力量卷入，并且重新塑造地区秩序之后，这一切才会发生。于应对今日中东的挑战而言，这些教训无法达到明确的一劳永逸之效，但它们确实至少表明：该地区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各国领袖和各个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暴力，并创造更有利于人类繁荣的条件。

从欧洲的加尔文到中东的霍布斯

俗语说：“历史并不重复自己，但它会押韵。”尽管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兴起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现象，但其遵循的演化路径及其刺激形成的危机，却类似于西方自身过往历史的若干片段。这场纷争以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secularism)之间的简单争斗为开端，业已演化为一场复杂的斗争。但问题的关节点在于，谁或者什么才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引爆点在于法律的本源和内容。伊斯兰主义者坚称最高统治者必须是伊斯兰教教法，这意味着教法可能源自伊斯兰教的教义文本：从真主安拉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启示，它们构成了《古兰经》;以及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世俗主义者则反驳说，法律当源自人类的理性和经验，而并非源自伊斯兰教——或者对温和的世俗主义者来讲，并非仅仅源自伊斯兰教。

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在列队行进

世俗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一并到达中东。很多伊斯兰精英人士在国家独立之后立即采纳了世俗主义，恰恰是因为强大的欧洲国家优于并羞辱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这里一般被视为拥有无上权威的伊斯兰王哈里发的领地。但世俗主义遇到了阻力：伊斯兰主义。尽管伊斯兰主义者提出其意识形态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主义而是作为朴素的伊斯兰教，即先知的原初信仰，但其信仰体系依旧拥有更多现代源头。1926年到1950年间，早期伊斯兰主义者日渐成长起来，他们确信，对一名虔敬笃信的穆斯林来讲，生活在世俗政权之下是困难重重的，并开始组织反抗活动。1950年代，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愈发激进，并开始倡导回归国家强制推行的伊斯兰教教法。到1960年代，一直是世俗主义者占上风，但在随后几十年中，1967年世俗主义的埃及败于以色列，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1990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这样一些关键时刻扭转了大势，局面逐渐有利于伊斯兰主义。

然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已旗开得胜。纵然现代穆斯林既非纯粹的世俗主义者，也非纯粹的伊斯兰主义者，但中东和北非的典型穆斯林均倾向于伊斯兰主义。2013年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埃及、伊拉克、约旦、摩洛哥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大多数民众希望以伊斯兰教教法作为国法。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披露，在该地区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这五个国家，女性与男性一样倾向于支持教法。并且，尽管就诸如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以及政府中神职人员的作用之类问题，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存在深刻的分裂，但眼下甚至是世俗执政者也接受了伊斯兰主义的基本主张。

但纵然有如此成就，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在生存能力方面依旧遭到怀疑。早些时候，外部观察人士斥之为与现代性脱节的理念。更近些时期，专业研究者之间彼此互相打气称，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暴力，包括诸如伊斯兰国之类圣战组织执行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和斩首之举，正是其行将垮台之际绝望行动的象征。

然而，假如欧洲自身的意识形态纷争史可以为中东提供一个关键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不要低估伊斯兰主义。欧洲的宗教战争昭示了，何以轻慢一种显然落伍了的意识形态是如此危险。在那些战争的许多紧要关头，鉴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正在戕害地方民众和经济，理性和进步显得是要强行宣告敌对状态终结。在若干关键时刻，包括在1555年，数个重要德意志公国同意实行宗教自决，以及1590年代，法国宗教战争结束，新教徒的荷兰共和国从天主教控制下的西班牙赢得独立——似乎危机已经过去。诸侯、贵族、市议会以及它们的臣民看上去已经决定实现和平。务实的政治理性呈现主导之势，提升了人们形成新欧洲的希望，而在新欧洲，国家或将追求它们的物质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利益。

但欧洲的意识形态暴力并未结束，因为催生这种暴力的合法性危机依旧悬而未决。大多数欧洲人继续相信，持久的政治稳定要求宗教上的整齐划一。只要他们是这样想的，最微不足道的刺激也可能再度令他们分化为激烈对抗的群体——这正是1618年，当波西米亚的一场新教徒变乱将欧洲推入三十年战争时所发生的事。直到那个世纪结束，当欧洲人将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区隔开来，宗教信条才失去其煽动性力量。

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不同的低估发生在更近的时代：即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进行全球性竞争期间。1930年代，大萧条的阵痛令很多重要的西方知识分子确信，作为一种理念，自由民主制度时代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央集权的、强制性的国家政权在应对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这推动一些思想家看好共产主义。少数人士访问了约瑟夫·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并公开予以嘉许;在那里，工业化正急速推进，工人从不罢工。美国记者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捕捉到了这种情绪：“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确实是灵丹妙药。”当然，结果是自由民主制度恢复生机，赢得胜利。(林肯·史蒂芬斯是美国著名记者，生于1866年，卒于1936年。据译者网上所见资料，1917年，史蒂芬斯在第一次到访苏俄时会见过列宁。1919年，他陪同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访问苏联三周，回国后多次表达对苏联的良好观感。但网上所见史蒂芬斯生平简介中并未提及他三十年代到访过苏联。斯大林于1924年成为苏联虽高领导人。据一些检索结果，上述引文写于1919年，出自作者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但史蒂芬斯在1931年出版的自传中又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引文中译取自苏珊·桑塔格所著《重点所在》中文本，页331。——译注)

要害不在于伊斯兰主义必将在中东成为赢家，而在于聪明人会低估非正统政治体制的生存能力，而这样的体制有时会带来惨痛的结局。事实上，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之所以生命力长久，一个秘密在于外部人士始终低估了这一体制。历史还昭示，当一种意识形态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其生命就可以延续，1930年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这样，今天的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政治化的伊斯兰教远没有到穷途末路，它完全可能恢复生机，卷土再来。(本节小标题中的加尔文是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改革家。霍布斯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当君主可以履行该契约所约定的保证人民安全的职责时，人民应该对君主完全忠诚。——译注)

以上帝的名义?

如同很多竞争求存的旧时意识形态一般，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也并非铁板一块。纵然伊斯兰主义者大体而言都挚爱教法，其内部还是存在相当多的派系：逊尼派与什叶派;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甚至还有帝国主义者。在西方，这种分歧已围绕如下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在一些伊斯兰主义与更激进势力发生争端的地方，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应当帮助温和且务实的伊斯兰主义。认为不应当帮助的那些人士，总体而言将伊斯兰主义刻画成是由其对西方的仇恨所联合起来的头脑简单的势力。那些认为应当帮助的人士，则将伊斯兰主义的状况描绘成内部四分五裂。

也门，什叶派胡塞组织的追随者。(Reuters / Khaled Abdullah)

这样的争论了无新意，并且，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往往试图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鼓动某场冲突倒向对其有利的一面。在整个西方历史中，即便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外部力量仍周期性地试图运用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它们的举动时而擦枪走火。还是以宗教战争为例。这场久拖不决的冲突造成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离破碎，随后形成的一些异端主张流传下来，与原初的教义竞争。新教以路德教之名起航传播，但很快发展成为瑞士的慈运理教(Zwinglianism)和德国的再洗礼教(Anabaptism)，而在这之前就已开花结果，在法国发展出一个加尔文教版，在英格兰发展出一个圣公教(Anglican)版。加尔文教信徒与路德教信徒之间为争夺影响力而时常彼此倾轧，他们之间的敌意可能甚于两者间任何一方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敌意。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想尽办法，不知疲倦地推动这样的分裂。但最终，这一战略要么未能削弱加尔文教信徒，要么未能阻止他们与路德教信徒在三十年战争中结盟。

因之，对外部人士来讲，要害就在于，明察一些理论家是否倾向于反对激进主义，并知晓如何与他们交谊。成功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二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努力限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在决定哪些西方的欧洲左派政党可能成为美国盟友的过程中，他展示了至关紧要的灵活性。他恰当地得出结论：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是铁板一块，他们在支持苏联和反对美国倡议的马歇尔计划时是团结一致的。杜鲁门转而与基督教民主党人结交，在1948年帮助他们赢得了一场关键选举。但在法国，杜鲁门意识到社会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与他们达成交易，这促使法国成为美国的一位难以相处但坦率真诚的伙伴。

外部力量这种或明或暗的干预，是久拖不决的合法性危机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大批外来参与者或是通过幕后动作或是通过运用军事手段，卷入到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冲突只是此类争斗的最新一轮。大量此类外部干预遭到一些人士的批评;特别是，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在利比亚发动的作战象征着替天行道之类征讨的不理智爆发，而这些征讨逾越了审慎治国方略的边界。但实际上，对一个大国来讲，动用武力去改变或者保留另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正常举动。对意识形态斗争而言，外部干预并非是无关、荒谬且可以回避的补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过去五百年里，这样的干预发生了超过两百次，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诸如折磨今日中东的那种区域性合法性危机爆发期间进行的。

由这些类别的斗争推动形成的强烈极化，有助于解释何以干预是如此普遍寻常。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通常会加剧社会分裂，乃至相较于与他们没有共同道德标准的同胞，人们对与他们拥有共同道德标准的外国人会更加忠诚。这些冲突非常容易令民众和国家与外国参与者，特别是与那些强大到足以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对手带来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形成或敌或友的关系。并且，对外国参与者而言，他们会将这些类别的危机，视作结交新朋友或者阻止新敌人出现的机会。

具体进行干预的国家力量在冲突中并不需要收获宗教上的利益;有时候物质上的利益已经足够。也有时候，意识形态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算计结合在一起，推动干预发生。比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期间，逊尼派控制的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进入巴林，帮助制止了一场什叶派叛乱，由此既遏制了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也牵制了什叶派控制的伊朗的力量。稍晚些时候，伊朗介入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权反击逊尼派反叛武装，而假如这些反叛力量赢得胜利，他们或有可能令叙利亚与沙特阿拉伯结盟。类似这样的进展令人忧惧不已：中东将涌现越来越多胆大妄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权，它们执意要破坏地区秩序。比如，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假如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它可能将这些武器用于倾覆中东地区不确定的平衡，甚至会挑起一场巨大的灾难。

历史并未就那样的忧惧提供简单判断，但它确实表明，一个政权可以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理智的。一个由理论家执掌的政权或许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比如建立一种全然迥异的秩序。为实现那些目标，这样的政权或许会运用理智的手段，当进攻的代价变得太过昂贵时就选择退却。但也可能偶尔不按传统地缘政治中成本收益算计的常理出牌。

三十年战争期间，一个被称为巴拉丁(Palatinate)的德意志公国的作为可用来解说上述两种可能性。该公国的执政者是好战的加尔文教信徒，力求结束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全欧洲的主导地位。他们一再试图拼凑反对天主教强权的新教徒联盟，屡次派遣军队帮助法国和荷兰的加尔文教信徒。但在十六世纪的多数时候，他们的算计中包括了意识形态和理智的良性混合：遭遇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足够多的回击以及新教同侪的麻木不仁时，他们就选择退却。但随后，波西米亚(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由天主教信徒统辖)的加尔文教反叛者恳请巴拉丁执政者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向哈布斯堡王朝发起挑战，并担任他们的国王。弗雷德里克接受了，并在1619年宣布波西米亚属于他自己，尽管此举招致哈布斯堡王朝强烈反击的风险显而易见，并且事实上大多数欧洲新教徒拒绝公开支持他。果然，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了弗雷德里克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劫掠了巴拉丁，并镇压了那里的新教。这些事情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适者生存

如同所有久拖不决的区域性意识形态争斗一样，总有一天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争斗也将终结。然而，终结将如何发生，并且中东民主的前景如何，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西方历史表明，合法性危机的解决之道通常是以下三种方式之一：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敌对各方超越冲突，或是结合了对立教义的混合型政体以先前看上去不可能的方式出现。如今，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简单胜出的第一种情形看来都不可能发生;鉴于其远非铁板一块，伊斯兰主义若能制胜凯旋，大体而言或将无法安排好其众多内部派系——逊尼派或者什叶派，温和派或者极端派，君主派或者共和派——中的哪一只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两种情形是可以想见的。

即便设想一个超越当下合法性危机的中东或许困难重重，但西方过往经历的众多危机之一确实是那样解决的。随着不再看重旧有意识形态分歧的新型政权出现，早期欧洲最终战胜了其内部的宗教纷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依旧对其信仰保持虔诚，但不再以零和视角思考它们，并且逐渐接受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中东若想出现类似的结果，就要求穆斯林精英人士和穆斯林大众一道，不再将伊斯兰教对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影响这个问题视作你死我活的重大事项。但考虑到极化的强烈深刻且盛行日久，这样一种超越的前景似乎还很遥远。

作为选项之一，诸多竞争求存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开始趋同融合，互相采纳某些制度和做法。欧洲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从1770年代到1850年代，欧洲大陆在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犹疑不决，前者认为统治必须世袭，后者则想要民选政府。这两派的理念期初看上去彼此毫无交集可言;各君主国一再瓦解共和派人士的变乱。但在一段时期的镇压之后，欧洲的君主与中产阶级开始进行新的讨价还价。英国作为联合王国首当其冲，紧随其后的一批国家——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普鲁士——纷纷建立起了新型政体。这种新型政体有时候被称作“自由的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它将君主制、议会制的约束性元素以及更大范围的公民自由结合在了一起。

这一段历史指向了最终的历史教训：一种意识形态或若干意识形态混合体的最终成功，时常有赖于它是否拥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捍卫者。欧洲的自由保守主义之所以能胜出，部分是源自联合王国显而易见的成功，该国是欧洲自由保守主义的最佳典范。许久以来，那个国家就拥有混合型政体，那是一种融合了传统与改革的立宪君主制。毫无疑问，联合王国还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以其最大规模的经济、覆盖最广的帝国以及显著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自傲。其混合型政体在整个地区激发模仿的理由在于，这种政体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一种不同的混合型政体近期一直在展示其有力的迹象。那一混合型政体有时被称作“伊斯兰式民主”(Islamic democracy)。尽管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民主制度与伊斯兰主义是内在不相容的，但不同国家的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一直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融合这两种体制。譬如，2011年到2013年间，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派系)接受了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以这样的方式着力将自己塑造为一只温和的力量。随着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开始集权，并且埃及军方将其罢黜，那一尝试以失败告终。自那以后，埃及似乎已完全放弃民主制度，但假如有可能再度尝试，该国笃定具备成为典范国家的规模和影响力。

同时，突尼斯政治团体复兴党(Ennahda)进行了一项融合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制度的更成功尝试;尽管公开宣布信奉伊斯兰主义，该国还是在2014年晚些时候举行了民主选举。因国土太小，突尼斯无法成为一个典范国家，但它象征着“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出现的闪光点，至少是展示出某种可能性。

更大程度的可能性，取决于该地区两个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即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选择。虽然都不是阿拉伯国家，但两国在发挥地区影响力方面均有悠久历史。伊朗是践行伊斯兰主义的典范国家，在1979年革命中就宣布自己扛起了引领伊斯兰主义的大旗。该国在形式上是共和国，拥有半竞争性的选举，但其最高权力由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掌握。问题在于，因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慷慨支持令绝大多数逊尼派阿拉伯人心生隔膜，伊朗作为典范国家的前景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及后续发展中已受到伤害。而且，自2009年疑点重重的选举以来，伊朗政权看上去一直反复无常，愈发令人怀疑其邻国可能打算步其后尘。因之，只要伊朗依旧是伊斯兰主义的榜样国家，伊斯兰主义就有麻烦。

土耳其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尽管该国在形式上是一个世俗共和国，但其一直在滑向伊斯兰主义。过去三年间，土耳其在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实行混合型伊斯兰式民主的典范国家方面表现良好。竞争性选举已一再鼓舞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下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该党自称为伊斯兰式民主的先驱(尽管它宁愿称这一治理模式为“保守的”而不是“伊斯兰式的”)。该国在“阿拉伯之春”早期一夜之间变得深受该地区民众推崇，之后持续扩张其影响力。但涉及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制度的混合政体，局面看上去就不那么美了，这部分是因为埃尔多安摇身一变，开始接受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土耳其或许终将成为混合型政体的典范，但那一混合型政体的民主要素，眼下正被旧式的独裁统治替代。

为什么他们总是打个没完

如同先前很多意识形态争斗遭遇的情形一样，中东目前的危机已令一些观察人士质疑，意识形态是否真是引发危机的根源。很多批评人士将冲突完全追溯至别的事情上，他们声称，西方帝国主义——先是欧洲人，然后是美国人——羞辱过穆斯林，并严重限制了他们作为个人和社群把握自己未来的能力。依据这种看法，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对以色列的支持，应对愈演愈烈的暴力行经负责。但此类论调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当今世界充斥着孱弱无能、饱受挫折的民众和人群，并且美国的霸权是近乎全球性的。然而，困扰中东的诸多问题——连环骚乱和镇压、恐怖主义和野蛮暴行，以及一再出现的外国干预——纠缠难解，这一特有局面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

其他人将危机归咎于贫困。他们认为，假如穆斯林拥有更多财富和机会，危机或将缓解。但当今世界其他数不胜数的贫困社群都成功避免了混乱，它们中的很多国家的情形要比一般中东国家恶劣很多，这一局面也能反驳这一论调。假如贫困是最要紧的事项，那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就将遭遇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革命风潮和外国入侵。证据指向不同的结论：纵然孱弱无能和贫困都是关键因素，但只有与久拖不决的区域性合法性危机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形成塑造今日中东的那种机能障碍。

好消息是，通过培植成为温和治理体制典范的政党和国家，美国或许能推动形成更稳定的长远局面，即便那一体制并未完全实现世俗化。但坏消息是，这就是美国所能期待的全部：鉴于各方或将都不可避免地将美国的介入视作偏袒性的，甚至强大的美国也无法解决该地区的所有问题。当然，美国必须保护其利益——在某些时间和地点，这一职责可能再度要求动用武力。但正如宗教战争时代的穆斯林超级大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法化解十六世纪基督徒内部的纷争一样，也没有外来参与者能够平息今日中东的乱局。只有穆斯林自己能化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