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与我：一个土耳其女人的自白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翻久了严肃的政治讨论，看惯了各种预测、变故、利益冲突，会有些审美疲劳，觉得太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用惯了上帝视角，偶尔也要换换显微镜，看宏观冲突之下的微观生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英语说法叫“sympathy”，去找和这个个体之间的共鸣，去感同身受。通过这种实在的故事，去深入了解一个事件，一种生活，乃至背后的文化、信仰、思想等种种虚无。这就是我们开通这个栏目的宗旨，也希望你，能从我们每周一篇的故事中，找到你的共鸣，触发你的思考——欢迎以评论的方式和我们分享。话不多说，请欣赏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的角力。

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壁断垣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一年后，这位新领袖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自此，伊斯兰教逊尼派自1517年后仅存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凯末尔制定了新的世俗化宪法，引入以西方法律为摹本的民法和刑法，关闭了经院和宗教学校，废除一夫多妻制，推行世俗化婚姻，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选美比赛。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财产所有权、竞选公职和在最高法院任法官的权利。凯末尔政府不鼓励妇女佩戴头巾。1925年，凯末尔发起了备受争议的“帽子革命”，禁止男性戴土耳其毡帽和包头巾，只准他们戴西式带檐礼帽。拉丁字母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中也“剔除了”阿拉伯和波斯元素。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面临亡国的危机。1919年5月，希腊军队占领土耳其天然良港伊兹密尔，土耳其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在各地展开。爱国军官凯末尔统一了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土耳其民族代表委员会。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的大国民会议上，成立了以基马尔为首的国民政府。1922年，土耳其军民赶走希腊侵略军。11月，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君主(苏丹)制度。1923年7月，列强承认土耳其独立。10月，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当时，我的祖父母要么就是还没出生，要么就是少不更事。只有我的外祖父当时已经记事，记得他在凯末尔的生日那天，把自己的毡帽抛向了空中。我父母出生时，土耳其已经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了。他们在土耳其最好的医学院相识，70年代移居美国，成为了研究学者和教授。两人一直是凯末尔的狂热支持者。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告诉我，如果没有凯末尔，我的祖母会是“寄生人”，终生依靠男人生活。但她却得以就读寄宿学校，写关于巴尔扎克的论文，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我感激凯末尔让我的父母接受了如此好的教育，没有被迷信或宗教拖后腿，成为了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从我3岁起就开始教我读书，一直深信我以后能成为作家。

我父亲来自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阿达纳。他的家庭是什叶派中占少数的阿列维派族人，从记事开始，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听到他的祖父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我的父亲第一次开始怀疑宗教是在12岁，他在阿达纳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伯格森与孔德：法国哲学研究》（Bergson and Comte: A Study in French Philosophy），里面提到宗教是文明在科学出现之前的原始状态，所以他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我母亲来自凯末尔的故乡安卡拉。她的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参与了安纳托利亚的现代化，他在政治上是一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私下里却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但他不支持妇女佩戴头巾，母亲全家也从不戴头巾。小学时，我的母亲读到了《古兰经》中对无神论者的看法——上帝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沮丧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她的父母告诉她，上帝比她想得要仁慈，不管信仰如何，行善的人都会在审判日上天堂。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不可知论者，我的父亲十分确信宇宙不是由什么伟大的力量创造，母亲则没那么坚定。但当她认为人们在祈求上帝来代替自己完成本职工作，比如在巴士上看到“真主阿拉保佑我们”的贴纸时，她会比父亲更生气。

我的父母都告诉我，要成为一个好人，信仰上帝既非必要，也不值得鼓励。出于完全无私的理由行善，而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才更加神圣有用。我对宗教的认识是它多余、不科学、落后——反正一点也不酷。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新泽西州长大，周围的一切都不曾与我的这一认知相抵触。长久以来，我都觉得一件事酷不酷和它实不实用有永恒的联系。我以为这就是世界的样子。但随后，身份政治出现，有伊斯兰背景的中右翼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土耳其崛起。自A.K.P.在2003年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其充满魅力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就一直是一国之首。

忽然之间，世俗主义者成了庸俗的代名词——他们怀有种族偏见，独裁，信仰精英主义，对西方奴颜媚骨。《时代周刊》把他们称作“世俗精英”。2007年，数十万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发起了对A.K.P.的抗议游行，《时代周刊》评价说，他们抗议是因为“恐惧”那些更为笃信宗教的同胞的生活方式，是在“势利地”抱怨“信教的土耳其人没钱没教养”，说“他们惹人厌的祈祷毯在医院大厅里会挡路”。如果报道的是美国人那种反对基督教权利的精英主义，很难想象《时代周刊》也会用这样居高临下的方式。西方对埃尔多安的评价最终也开始变味，尤其是在2013年加济公园爆发抗议（译者注：起因是政府决定拆毁该市加济公园、兴建奥斯曼风格的商业中心和兵营，还有人指建筑公司和政府有私交）后。他被指腐败，对记者和反对派采取的手段越来越独裁。但多年来，我在美国认识的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但凡对土耳其有一丁点了解，都是支持埃尔多安的。他们认为土耳其不可能一直压制和否认其宗教，如今人民终于表达出来了。

对现代土耳其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类学家珍妮·怀特（Jenny White）在《穆斯林民族主义和新土耳其》（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一书中，斥凯末尔主义为根植于“土耳其种族残暴特点”的“军国主义，敌意，怀疑和威权主义”的文化。穆斯林民族主义则是试图用“更为灵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划分”取代“历史上争议不断的共和国边境”，并“把穆斯林身份和文化放在比种族更为重要的位置上”。A.K.P.的支持者认为，奥斯曼人——凯末尔主义者心中将土耳其卖给英国人的罪魁祸首——实则是穆斯林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者。

我知道每一句对凯末尔主义的诋毁对我父母来说都是心头一刀。我却拿不准该对此持有怎样的观点。不同于我的父母，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几乎所有土耳其建筑物的墙上都会挂上凯末尔的画像这件事是有点奇怪的。我还得知，为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上百万人在凯末尔的一声令下，被迫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衣着和生活方式。我还了解到许多被认为对国家有威胁的人——宗教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库尔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流放、监禁、折磨甚至杀害。我知道，到了21世纪初，土耳其军队仍然无法无天，戴头巾的女性仍受歧视，不能从事某些工作或在某些大学就读。

另外，联系我自己的家庭，怀特对凯末尔主义的一些批评听起来很耳熟，比如时时刻刻保持战斗意识和强烈的被害妄想症。不同于锡安主义（译者注：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发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旨在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凯末尔主义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土耳其建国的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战胜的协约国几乎对安纳托利亚取得了完全控制，英国和法国取得了部分地区的管辖权，其他地区也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瓜分。在凯末尔上台之前，他是军队的最高首领，同时也是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领袖。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民族与国家都是反土耳其的，包括在一战期间支持英国的阿拉伯人。我的父母总是梦想世界能够摆脱民族主义。我的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每晚向真主阿拉祷告所有国家能联合在一起，世界上将不再有国家的划分，也不再有硝烟与战争。同时，我还记得从小我就会受到警告——世界上有人是反土耳其的，他们积怨已深，会带来大麻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埃尔多安的确是在努力瓦解这种敌意的思维，和土耳其的邻国开启贸易与外交往来，改变土耳其人对“库尔德问题”（ 译者注：库尔德人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认其少数民族身份，扩大其民族权利，允许其民族自治或独立，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冲突的第二大民族问题）和亚美尼亚大屠杀（译者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 150 万之众）讳莫如深的状况。在A.K.P.的领导下，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推出了一个库尔德语频道。2009年，埃尔多安出现在电视上，用库尔德语发表祝福。在不久之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

2010年，我移居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大学中任职，并成为了《纽约客》的记者，一做就是3年。我发现，土耳其和美国很相似，都形成了两极分化的两方阵营，分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义精英——所谓的“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所谓的“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划分。“黑土耳其人”处在下风，而“白土耳其人”是蔑视对方的种族主义者。珍妮·怀特写道：“凯末尔主义者用‘黑土耳其人’一词来诋毁下层或务农的土耳其人，暗示他们未经开化，男权思想严重，尚未现代化，深陷伊斯兰教的困局，就算升至中产阶级，也依旧如此。”埃尔多安骄傲地称自己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员。

我无法理解黑白土耳其人之间的划分。我母亲一家都是居住在安卡拉、白皮肤的专业人士，曾经拥有司机和园丁，很显然符合“白土耳其人”的标准。我父亲在阿达纳的亲人教育程度则一般较低，肤色也偏黑。我的祖父经营一家商店，向牧羊人出售纺织染料。我父亲还留过一段时间的胡子。但在为高中年鉴写的文章中，父亲为凯末尔说了不少好话。他的姐妹们都支持堕胎，家中所有女性除了做家务的时候，从未戴过头巾，我也从未听到他们对已经逝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有丝毫怀念。两边的家庭都有人担心，如果凯末尔的改革失败，土耳其会成为“第二个伊朗”。所以我父亲的家庭算什么——也是“白土耳其人”吗？

在伊斯坦布尔，我总是小心说话，以免听起来像是东方学专家（译者注：研究东亚国家语言、文化、历史或习俗的西方人）或恐伊斯兰。一天晚上，我和一名土耳其朋友在我的公寓聊天，扩音器里突然传来呼唤信徒做祈祷的声音。我的公寓和城中大多数地方一样，每天都会听到几间清真寺同时开始对教徒播送祈祷词，一天五次。我很喜欢一边漫步城中，一边听祈祷词。有些人对此十分擅长。（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在外祖父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声音十分好听，对祈祷词也熟识于心，宣礼使生病的时候，他会临时代替他播送祈祷词。）但当我关着窗户，在家工作或与人交谈时，扩音器传来赞颂伊斯兰的男声总是让人有些不快。我坦白地对朋友说：“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恶，但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朋友戏谑道：“不会吧，你是不是恐伊斯兰？”他建议我把伊玛目（译者注：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想成“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歌手”。

我爱笑，常独自旅行，又说不好土耳其语，所以常有男人教导我，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有些是世俗论者，那些车里放了一大堆宗教用品的司机根本不和我说话。剩下的多是些性格外向的穆斯林司机，漫不经心地跟我讲头巾的好处，说它“真是个尤物”。他们说，女人遮盖头部其实是一种女权象征，因为这表明她渴望尊重，不会因为没戴头巾遭到误解。

我一般不回应，尤其是碰到易激动的司机时，因为司机一旦开始高谈阔论，就不看路了，很多出租车又没有安全带。不过有一次，一位司机执意要我发表观点，我大概说的是：“我觉得所有女人都应被尊重，这与遮不遮头发无关。”

司机表示完全同意，女人当然应该被尊重，但头巾可以时刻提醒男人要记得尊重女人，这个提示再清楚不过。毕竟，男人比女人倒霉，他们有时候容易忘我，然后不幸的事情就会发生，“甚至”，他压低声音，特地强调自己不想在我面前说这个词——“甚至，强奸。”

我用简单的土耳其语回答他，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威胁：要不戴头巾，要不被强奸。司机马上用华丽的辞藻抗议，说没有威胁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说威胁不合适，从我的微笑里看得出我是个和善、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世界本身不完美，有些男人就是像禽兽一般，所以最好发出清晰的信号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后来，我在一个鲜鱼馆下了车，去见几个文学教授。

如果刚刚的出租车是一个政治真空（Political vacuum），只有我和他，我不会抱怨司机的观点——那是他的车，他的国家，他开车带我去目的地。我土耳其语说的不好，这是我的劣势，于他而言却象征着优越，这表明我有经济实力在国外旅行、生活。通常，司机问完“你是哪国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机票多少钱？”

但毕竟出租车不在真空之中。这个国家的领袖曾多次呼吁女人至少生3个小孩，最好生4-5个，他的妻子本人也戴头巾。埃尔多安反对堕胎，反对节育，反对剖腹产。他曾表示，伊斯兰教对女人的地位已经很明确，但女权主义者就是不认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母亲身份的概念”。埃尔多安在总统的位置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口无遮拦，2014年，他曾口出狂言，称节育是“想断我们血脉”的“叛国罪”。我试图变得包容一些：穆斯林的女权者不想从面纱中“被解放”；世俗化对穆斯林女权者的苛刻，就如同穆斯林父权制对世俗女权者的苛刻一样，我很同情她们。但埃尔多安对女性的这番言论，我绝对不会原谅。埃尔多安是借着伊斯兰教的名义说的，因此，我也绝不能原谅伊斯兰教。

2011年秋，我曾前往安那托利亚东南部，报道一处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称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庙。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靠近穆斯林圣地乌尔法城，据说那里是易卜拉欣（译者注：Abraham亚伯拉罕或Ibrahim易卜拉欣为同一个名字的不同译法，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先知，伊斯兰教叫易卜拉欣，基督教叫亚伯拉罕）的诞生地。（这一小镇靠近叙利亚边界，现在也是外国战士加入伊斯兰国的途经站点之一。）在旅馆里，我似乎是唯一一名无伴侣的女性。我和前台说要住6天，他几乎像心脏病突发地说，“六天？”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一个人？”我问他蒸气浴室的开放时间，他说只对男人开放——全天如此，不是某个时间段。我乘电梯上去，知道房间的小冰箱里没有酒，很郁闷。在乌尔法城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在大厅也好，过道也好，旅店员工和我打招呼的话总是“哦，你还在啊？”

找一辆出租车载我去考古遗址是件难事，最后，酒店前台打电话给他认识的一个司机帮忙。那个司机态度粗暴，车上没有计价器，收我来回55美元，一路上叹气、小声抱怨个没停。回程时我打电话让他接我，他没接，最后我只能搭便车回来。当时我想，如果自己开车会轻松许多，于是我查到欧洛普卡租车（Europcar）的地址：乌尔法749号街，预约第二天晚上6点去。结果我迷路了，到晚上7点，我仍然在这段路上来回走，街牌号从771号一下跳到了764号。我好几次路过同一家便利店，送面包的小哥注意到我。

“你在找什么吗？”外送小哥问我。我把地址给他看，他又拿给另一个人看，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到底有没有749号街，后来第三人从店里出来加入了谈话。我站在那里等了几分钟，但很明显，他们讨论不出什么，而且欧洛普卡租车已经关门了。我道了声感谢，步行回到市中心吃晚餐。

大部分乌城的餐厅都有“家庭餐厅”的牌子，也就是说，有一个只为男士准备的房间，一个允许女人进入的“家庭房”。我去的这家餐厅的家庭房在房顶，上面有2-3个家庭，带着孩子，其他桌子是空的。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四人桌。服务生为几个家庭点单，忽视了我。坐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接到一个伊斯坦布尔朋友打来的电话。一听到我用英语说话，邻桌的两个女人转过头来盯着我，目瞪口呆。大概是她们觉得我用手机讲电话很无礼。

“我再打给你，”我告诉朋友。

挂掉电话之后，那几个女人还是盯着我，我试图朝她们微笑、挥手，但她们不理我，继续盯着我。服务员还是没有给我点单，他站到角落里抬头看装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最终，我放弃了，回到房间里，边吃芝麻酱卷，边读新石器革命。

乌城主要的宗教旅游景点包括一座古城堡，众多清真寺，还有一个洞穴，传言易卜拉欣在该洞穴出生，被鹿哺乳了十年。宁录（译者注：Nimrod，古巴比伦王，巴比伦在属灵的国度的中象征肉体与灵魂的堕落）曾想将易卜拉欣在熊熊烈焰上烧为灰烬，上帝将火焰化为一池碧波，柴火变做游鱼，那满是神圣鲤鱼的湖，也是在此。这些景点都靠近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有泉水，有玫瑰丛，我每天都去那里躲避酷热。女人在神圣之地必须戴头巾，所以我在集市上买了一个放在包里，它又薄又软，嫩绿色，上面有小的藤和叶的图案。

有一天去完易卜拉欣出生的洞穴，我忘记把头巾摘下来了，在从公园走回来的路上，我立刻有种别样的感觉。两个戴着头巾的年轻女人手挽着手说笑，与我擦肩而过，当我看她们时，她们立刻回视，直视我的眼睛，微笑着，好像我们都在开一个大玩笑。在那之前，我在乌城从没遇见过与我眼神交流或是对我微笑的年轻女子。我走着走着，愈发感觉到自由，那是第一次，我可以看任何地方，而不会迎来恶意的眼神。所以我将头巾继续戴着，回到城内。

这不是科学研究——我没有反复验证，也没有衡量过，我只是主观上感觉，戴着头巾走在路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人们会友善许多，我走近时他们不会看别处，我不那么受排挤；男人会避让，给我更多空间。我进商店时，男人会为我留门，以往他们都是径直先走进去，门在我面前狠狠地关上，而这一次，有人走到我的前面，为我开门。更不可思议的是，若我在车站，错过刚刚开走的公交车，车会在马路中间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男人伸出手来帮我，叫我“姐妹”。能被欢迎，被接纳，有安全感，看着别人微笑时，对方也报以微笑，这样的感觉太棒了。公交车一个趔趄发动，四周的汽车发出鸣响，我不禁问自己，我还能戴多久？到今天为止？还是永远？

我在想，为什么自己不早一点戴上头巾？为什么早没人告诉我可以这样做？这一点也不难，也不贵。既然戴上头巾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感觉好一点，为什么不？为什么要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因为原则？什么原则？男女平等吗？那我和谁沟通过这一原则？有多成功？他们真的理解我的用意了吗？还是说他们只是觉得我不赞成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落伍？难道这也叫做“沟通”吗？

我突然想到高跟鞋。穿高跟鞋很痛苦，而且还很昂贵, 至少对我来说，因为穿着它们很难走路，我不得不更多地打车。然而，我在纽约出席工作相关的宴会时，经常会穿高跟鞋，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能获得更多尊重。那我又何必拒绝佩戴头巾呢？头巾同样能让我在社交时更容易被认可，还不会妨碍我站立或走路。

然而，如果停留乌城期间一直佩戴头巾，我会觉得很不诚实，甚至有羞耻感，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欺骗人们的感情。仅仅是因为我戴上了头巾，那些对我微笑的女孩就以为我和她们一样，在公交车上帮助我的那位哥们儿也认定我是他的“姐妹”。

那时，我又有了另一个念头，有些疯狂，又如此陌生，以至于我甚至无法向自己清晰地描述出来：万一我是真心想这么做呢？万一我佩戴头巾的举动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我已经三十四岁了，近来一直对自己的人生走向有些迷茫。一年前，尽管有些不情愿，我还是做了一次堕胎手术，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痛苦似乎加剧了，哪怕只是一点微小的挫败或些许不友善的征兆。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而我突然发现，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作自受。仿佛多年前我选择成为一名作家时，我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虽然我并没有察觉到。如今我的眼前闪现出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方式，它要求你遵循明确的准则，恪守自己的责任，换来的是尊重、荣誉感和安全感。生孩子并非你的选择而是你的责任。你不必担心自己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性观念。你确实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成为一个四处游荡惹恼众人的记者，人们或是对你充满狐疑处处刁难，或是为他们的公关策略而利用你，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作为女性，独自出门，又是在一个男权文化中，这是非常艰难的。你会开始怀疑到底什么才是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曾问自己：为什么要一个人旅行？为了文学吗？那么文学又是什么？

当我读到米歇尔·维勒贝克的新作《臣服》时，这些想法又涌上心头。这部讽刺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022的法国，伊斯兰保守派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了统治者。《臣服》中的伊斯兰教充满了幻想色彩，维勒贝克的设定迎合了众多如维勒贝克一样的人，这里有资金雄厚的大学，超乎想象的开胃菜，肆意流淌的法国或黎巴嫩美酒，每个改信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都能娶上好几个妙龄少女做妻子。不过运动领袖默罕默德·本·阿贝的政治修辞则条理清晰、语意连贯，和现实中埃尔多安的演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维勒贝克在呈现这些时的坦诚和清晰让我对A.K.P的逻辑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国际政策上，本·阿贝试图把欧洲转变为一个地中海及北非伊斯兰联合国：这计划类似于来自A.K.P.的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新伊斯兰主义”。在国内，本·阿贝支持自主创业、家庭贸易和自由市场；他在社会上鼓吹穆斯林教育并鼓励妇女成为家庭主妇，同时却一直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一直不能理解这些目标是如何相互维系，或者说共存的。一个反对妇女解放并且容忍一半人口获得比另一半更糟教育的人，又怎么会喜欢民主呢？民主宪法又如何能避免世俗性呢？它要如何同易卜拉欣的信仰，同乌尔法那个洞穴中诞生的一切共存？我一直认为埃尔多安在掩饰着什么：他要么是假装支持民主，要么假装支持穆斯林家族价值观念——或者，像我亲戚说的，他对两者都不在乎，只是想用海湾的钱来建造更多的购物大厦而已。

阅读《臣服》时我发现，伊斯兰支持自由贸易其实也符合逻辑。如同资本主义一样，民主也是数字的游戏，而“家庭价值观”则是大力增加人口的机器。如同维勒贝克的小说人物所说：

“相较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信奉三大教派之一而且遵从男权价值观的夫妇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所受教育要更少，而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则较薄弱。很大程度上，这种对于神的超然存在的信仰会通过基因代代相传。反抗意识，也就是子女长大后背弃家族价值观念的例子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多数情况下，人们将秉承成长环境中的形而上体系。因此，作为‘多元社会’基石的无神论必将毁灭。”

在维勒贝克笔下的2022年，无神论人文主义已经走上绝路，不仅无人信奉，还被斥过时。如当年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一般，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曾经无比青春洋溢，充满反文化气息。但是它即便大获全胜，还是很快坠入历史的尘埃中。维勒贝克写到， “逐渐变为木乃伊的68一代在其他领域已然灭亡，但其余党仍垂死挣扎在媒体的堡垒中” ，但这些人无力挑衅本·阿贝。这些为数不多又无关紧要的僵尸们，依然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对抗堕落的守护者。而他们被穆斯林派的“多文化背景”麻痹，无力发起任何抗争。

维勒贝克小说中的叙事者弗朗索瓦是一位法国文学方面的中年教授，是研究乔里·卡尔· 于斯曼小说的专家。于斯曼1884年的作品《逆天》（Against Nature）被广泛认定为颓废派的杰作，讲述了一位穷毕生之力追逐美学的贵族，如享用一次全黑的食物，或是带着一只镶满宝石的巨型乌龟四处游荡。这些事迹似乎穷尽了颓废小说的想象力，却没能为这位主人翁带来快乐。写完《逆天》后，于斯曼开始信奉天主教。弗朗索瓦和于斯曼笔下主角的相似性不言而喻。弗朗索瓦也把人生用于追求美：读书、看电视、连续抽烟、畅饮超市买来的红酒以及和本科生约会。他同样发现这些努力徒劳无功而且让人精疲力尽：文学不再那么令人神往，性生活也逐年变的困难。和于斯曼皈依天主教类似，弗朗索瓦信奉起了伊斯兰教。

乔里·卡尔· 于斯曼：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转型中的重要作家，象征主义的先行者。其作品语言灵活多变，内涵丰富，细节描写令人叹为观止，以物质形象体现精神世界，并带有反讽色彩。于斯曼精于小说的创新，擅长对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深度剖析，因此评论界时常将他与叔本华并列。

当穆斯林政府资助出版了于斯曼的七星版本并委任弗朗索瓦来作序，他重读了一些作品。就在那时，他突然意识到“于斯曼真正的主题一直都是布尔乔亚式（译者注：中产阶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对于单身汉来说是如此令人痛苦地遥不可及。”这就是于斯曼曾经渴望的东西：不是全黑的食物，也不是镶嵌宝石的乌龟，而仅仅是“聚齐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来享用一次辣根酱的肉菜汤，配着一瓶‘醇正的’红酒。然后再享用着梅子白兰地和香烟，所有人围坐在壁炉边，任凭冬风凌烈地敲打着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塔楼。”这种“对单身汉而言是如此痛苦地遥不可及”的幸福，哪怕是雇得起仆人的富翁也享受不到——需要一位精于厨艺又善于招待的妻子，来把一座房子变成一个家。

在维勒贝克的伊斯兰乌托邦中，布尔乔亚式幸福的代价是：女人寄生于男人。维勒贝克在处理女性被囚禁在家庭生活中的状况时令人惊叹，他让这个不堪的地位呈现出迷人的色彩，不仅吸引了着迷于伊斯兰的弗朗索瓦，还吸引了法国女性。比如，在小说靠前的部分描写了弗朗索瓦去看望两位前女友的场景——她们都事业有成，年逾四十，依然单身。不出意料，这些景象揭示了在年华老去的惩罚以及约会和单身对精神的折磨面前，女人比男人更为脆弱。哪怕作为红酒分销商或药剂师，事业成功带来的快乐也并未让她们得到补偿。随后，弗朗索瓦拜访了一位之前的女同事。由于大学被伊斯兰化，她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他发现，“看着她穿着围裙在厨房中忙碌，顺便还说着‘别看不起厨子，那可是老板的活’之类的俏皮话的样子。很难想象仅仅几天前，她还主导了一次博士会议，讨论巴尔扎克修改《贝阿特丽克斯》（Béatrix）稿子时的所有异常迹象。她为我们制作塞满了鸭脖和葱的馅饼，味道绝伦。”后面有一个场景发生在火车上，弗朗索瓦看着一位痛苦地打着电话的穆斯林商人和他两个年轻的妻子，一个饱受生活压力，两个妻子却在兴致勃勃地思索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弗朗索瓦意识到，在“伊斯兰制度”下，女性——“至少是那些漂亮到足够吸引一位有钱丈夫的女性”——的生活永远都围绕着童年，首先是作为孩子，接着则是作为母亲，之间只穿插着短短几年的“性感内衣”：“显然她们没有什么自由，但就像英语里说的，去他妈的自由。”

维勒贝克书中对于伊斯兰国设定是漫画式的夸张，也是较为宽容的想象。他没有把伊斯兰教义描述成一种去除了个人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信仰，或者是那些被西方剥夺了投票权的脆弱之人意识形态之上的避难所。维勒贝克将其描绘成一种包容众人，不剥夺其自由选择的信仰体制。这也是我在乌尔法的感触。没人能通吃一切，大家都是牺牲一些东西来换取其他。

那个下午以后，我再也没有佩戴过头巾。我没法明白地解释它，只是感觉不对。我又回到原来的保持微笑、忽略社交潜规则的策略，也就是美式社交法。正如一位法国知识分子曾说的，“多数时候，人们会秉承成长环境中的形而上体系。”

好几次，我搭了同一位司机的计程车前往古迹地点。在这过程中，尤其是在我称赞了他在最后一秒避开行人的高超车技后，板着脸的计程车司机逐渐和我熟络起来。“这没什么。”司机说到，然后告诉我，他有一次还成功避开了一位把路中央当人行道一样走的老人。当这位司机冲老人按喇叭时，老人站在原地大叫：“当我是棵树。”

“跟这样的人，你怎么讲道理呢？”司机感叹道，又接着说，他在乌尔法开车时遵循的是自己的逻辑而非交通法规，因为按交通规则开车不出事故的可能性为零。

车停在了旅馆前。我走进去时，服务员不无幽默地说道：“您还在这呢。”

“当然，”我回答说，“来了乌尔法之后，有谁会想离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