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七周年 | 美国如何成为伊斯兰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1683年9月11日，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会战”开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军在维也纳城门前被欧洲联军击败；自先知默罕默德以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版图扩张，从这一天开始终于停住了脚步。那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而维也纳，则是西方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那时，欧洲刚刚完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伟大转变，刚要进入启蒙运动阶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督教国家政教分离的现代基础，人文精神的出现以及对基督教的全新诠释，也为欧洲社会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为欧洲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和美国社会创造力和生产力空前迸发，摧枯拉朽地冲破各种藩篱，迅猛地成为了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历史上最为发达和繁荣的代表。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一战之后，便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帝国的最后几代哈里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勉强维持着帝国的疆土和统治，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部队开进伊斯坦布尔，才正式宣告灭亡。

2001年9月11日，来自原奥斯曼帝国广袤疆土上的几个国家的19个青年，经过充分的谋划和训练之后，在美国劫持了四架飞机，分别撞进了世贸中心南北双塔以及五角大楼等地。代表着世界商业力量的两座直冲云霄的大楼顿时化为乌有，象征着全球军事霸权的五角大楼也被严重损毁；死亡人数接近三千，而人才和经济损失则难以用数字估量。世界格局从这一天开始改变，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被重新定义。

历史的车轮转到这里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美国则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通常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代表。

这19个劫机者的头领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是埃及人，他的背后是一个叫“基地”的组织；被称为基地组织的“真正大脑”，并且现任“基地”组织全球领袖的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 ahiri）是埃及人；基地组织创立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精神领袖也是埃及人 – 他就是赛义德·库特伯（Sayed Qutb），被称为现代恐怖主义之父的著名埃及学者和伊斯兰主义思想家。

这也许仅仅只是巧合。

而且，宗教往往是利益争夺和政治目的的外衣，因此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合理的现代理论框架来解读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类似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在距离埃及亚历山大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上，85岁的马弗斯·阿萨姆先生（Mahfouz Azzam）坐在他家的宽敞阳台的椅子上，面对着犹如蓝宝石一样湛蓝浩瀚地中海，在海风的吹拂中侃侃而谈。从马弗斯这个位置望出去，地中海的对面正是土耳其，左边是利比亚和突尼斯，右边则是阿拉伯半岛，身后就是埃及。这正是当年全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疆土覆盖范围。

马弗斯的家族在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非常显赫，他的父亲拉赫曼·阿萨姆（Abdul-Rahman Azzam）在20世纪初即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复兴奔走呼号，后来成为阿拉伯联盟的创建者和首任秘书长。马弗斯的另一位长辈，叔父瓦哈·阿萨姆（Abdul-Wahab Azzam）是阿拉伯世界的著名翻译家，历任埃及驻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基斯坦大使，后来还应沙特政府之邀，到该国筹建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并成为首任校长。

马弗斯先生本人是埃及的著名知识分子、律师和媒体人，曾经是一份叫《新旗帜》（Al-Lewaa Al-Jadeed）的杂志的主编，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他没打过交道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但即便如此，当马弗斯先生谈起一个人的时候，神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身体开始抖动，手势也变得非常有力：“赛义德·库特伯（Sayed Qutb）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伯（Muhammad Qutb），这两个人是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人物，我将永远因为自己跟他们的亲近关系而感到自豪，我和他们的家人至今还保持非常密切的来往。”

马弗斯自豪地提及和库特伯不寻常的关系：库特伯是他小学三年级时的阿拉伯语老师，他们从那时候就非常亲近；马弗斯成为杂志主编之后，库特伯还经常给他的杂志撰文；库特伯在美国期间，还时不时给他写信，描述他所在美国是怎么回事；在库特伯出版《路标》一书，被纳赛尔政府判处死刑时，马弗斯还成为他的辩护律师，并且被库特伯授权处理他死后的一些个人遗产；在库特伯死后，马弗斯还协助其生平著作的地下出版和发行工作，为库特伯激进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8月，库特伯因为鼓吹极端伊斯兰主义，煽动推翻世俗政府，被纳赛尔政府判处绞刑。二十世纪初中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始终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充满张力，民族主义的世俗政权始终受到伊斯兰组织的挑战和质疑；纳赛尔政府处决库特伯时，纳赛尔主义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处于优势；然而这种情况维持了还不到一年，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联军，使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自信心大受打击，人们开始质疑当权的民族主义政府，并开始思考其他的出路，激进伊斯兰组织趁机纷纷鼓吹这是没有追随真主、没有遵照伊斯兰法（Sharīah）的后果。 于是，“库特伯的书产生了爆炸式的效应，异常热销，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一版再版。”马弗斯激动地说道，“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出版他的书，所有的书店书橱也都看得到他的书。”从此，库特伯主义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埋下了他的种子，他在其代表作《路标》中所呼吁建立的伊斯兰“先锋队”，也迅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伊斯兰各国纷纷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以库特伯主义为引导的激进主义武装组织，其中的最著名代表，则是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建立的“基地”组织。

已经85岁的马弗斯老先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听到赛义德·库特伯这个名字的时候，身体反应有多么激动，双眼有多么闪亮，这似乎不像是一个这样年纪的老人应有的热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狂热”。我们也因此不难想象，库特伯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从他小学三年级开始，库特伯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生导师一样，指导着他的思想成长和思维方向。而马弗斯本人，则被他的一个外甥称为自己的人生启蒙导师，通过他对库特伯的崇拜和热情，这位外甥也从小深受库特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居然从中学开始，便开始创建了旨在最终夺取埃及最高政权，建立伊斯兰统治的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位马弗斯的外甥，名字叫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

艾曼·扎瓦西里在开罗读大学时，结识了很多库特伯主义的追随者，这些人之中，有一位奥马尔·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的盲人，还有一位叫阿卜杜拉·阿萨姆的巴勒斯坦人，扎瓦西里曾经和他们在埃及讨论库特伯的思想及其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三个人后来都跟另外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有着特殊的关系：阿卜杜勒·阿萨姆后来成为了本·拉登最核心的导师，并亲自把这位门生带到了阿富汗；盲人奥马尔响应和支持本·拉登的“圣战”呼吁，成为第一个公开发出宗教决议（Fatwa），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在任何地方杀死美国人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而扎瓦西里本人，更是被称为“基地”组织的“真正大脑”，并在2011年拉登死后，成为了“基地”组织的全球领袖。

扎瓦西里的祖父，阿哈曼迪·扎瓦西里（Al-Ahmady Al-Zawahiri）于1929年成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最高教长。这所大学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高等地学府，也是埃及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文化中心的核心资本之一。

“我们的这个家族，一直都以不安分而著称；即便是作为最高教长的阿哈曼迪·扎瓦西里，在那个年代，也常常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发出召唤，要求他们反对当政者的压迫，还为他们偷偷运送武器呢。”马弗斯老先生非常自豪的说道。

阿哈曼迪·扎瓦西里超前的理想并没有获得成功。那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革命理论层出不穷：共产主义已经赢得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在中国点燃了星星之火；纳粹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也开始全面获胜；民族主义更是几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政权的就手工具。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虽然创建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明确要求建立伊斯兰政权，创立者哈桑·班纳的策略还是属于改良性质的，认为其社会和政治目的主要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社会伊斯兰化，通过政治途径水到渠成地主导国家政权，因此该组织一直在努力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希望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即便是兄弟会后来有了“自卫武装”，也秘不外宣，始终以温和面目示人。

然而，在哈桑·班纳遇刺之后才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库特伯，他主张武装暴力革命的激进伊斯兰思想，却成为了阿哈曼迪的孙辈—艾曼·扎瓦西里及其他“先锋队”队员们的精神武器，鼓舞着他们最终改写了世界政治与安全格局。艾曼后来在自己的一本自传式的书——《先知旗帜下的骑士》——中写道：“虽然库特伯遭到了纳赛尔的残害，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他的思想影响着埃及的年轻人们……这第一道点燃熊熊大火的闪电，照耀着我们用以对抗内外敌人的伊斯兰革命，日复一日地谱写着血染的篇章。”

1949年，一位出生于纽约、被师友们称为天才的青年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来到哈佛大学执教。那时，亨廷顿才23岁，还没有完成对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要直到1996年才问世；在这本书里，亨廷顿认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特别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在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被广泛关注、研究和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全球格局的认识。

几乎是同一年，一位同样被他的朋友们誉为天才的埃及学者赛义德•库特卜，在1948年12月底乘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抵达纽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美国考察，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到达美国仅仅一年之后，库特伯在一本美国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是个不孝的孩子！》的随笔，其大致的意思是：埃及是一位女神，而整个世界是个小孩子。其他的民族还住在森林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是文明社会了。 埃及女神在教会了希腊之后，希腊又教会了欧洲。但是，小孩子长大了之后，抛弃了的他的养育者；不但打她，还企图杀死她。“当我们来到这里（可能指的是联合国），我们要求英国人归还我们的权利，世界帮助英国人与正义为敌。当我们来到这里，请求制裁犹太人，世界帮助犹太人与正义为敌 ……多么不孝的世界！ 多么不孝的孩子！”

库特伯的意思很明白，即文明从埃及到希腊到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了美国，这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社会不能忘本。

库特伯也许是有道理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于一神教文明体系，同源同质，因此说是文明的冲突，有点牵强；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同一个文明（一神教）体系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这包括了对宗教、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不同理解，也包括了出于族群、社区和利益的冲突。

在库特伯到达美国的那年，距离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维也纳会战”已经266年了。这266年中，欧洲除了会战之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外，又经历和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社会、科技和观念发展浪潮，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所有的狂风骤雨般的空前变化，已经把整个欧美世界彻底地换了若干遍，社会风气和人的观念也已经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战后发展高峰期，虽然物质生产丰富，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因为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受质疑和挑战，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库特伯虽然接受的是西式的学校教育，但是因为埃及社会整体变化缓慢，及他本人的思维定式缘故，其宗教、政治、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思想，总体而言还是非常保守、甚至是古旧的，他在这样的时间点进入美国，所受到的冲击，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在库特伯脑海里的风暴，与其说这是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或者文化震撼，还不如说这是还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风气与传统保守而稳定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中世纪心态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

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和赛义德·库特伯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他们是同一个埃及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文学、社会等问题。库特伯对比自己小5岁的纳吉布非常欣赏，认定了他日后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纳吉布对库特伯却颇有微词，和马弗斯·阿萨姆的高度赞扬截然相反。

纳吉布在他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镜像》中，描绘了一个叫瓦哈卜·伊斯米尔的角色，一般认为其原型就是赛义德·库特伯：礼貌而健谈，自信而稳健，绝口不谈宗教话题，饮食穿着看起来都非常西化，还很喜欢去电影院。然而，这只是表面化的对现代性的拥护而已，在这外表的底下，却是一个典型的埃及中产阶级的纨绔子弟。

正因如此，库特伯在到达了美国之后，发现这个真正的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而在埃及时已经是社会精英群体一份子的库特伯，面对西方文明和整个现代话语、思潮和观念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其实完全不在对话的位子上，自己一下子显得那么的渺小——他骨子里的，其实还是中世纪的伊斯兰观念。因此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之父的真正原型，其实来自于一个不知道如何拥抱现代世界的人的窘迫。他切中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受挫感，然后用仇恨的方式指出了一条道路。

库特伯这样描述他所居住的美国小镇格里利（Greely）的一个教堂里的典型的“堕落”场景：所有的男青年都拉着女青年们的手，他们才刚刚唱完圣颂啊！红色和蓝色的灯光，夹着几盏白灯，照着舞台。在这个空间里，腿和脚混在一起，手和臀搭在一起，唇与唇黏在一起，胸脯与胸脯贴在一起。

库特伯对格里利小镇的很多堕落风气的描述，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看起来哑然失笑。他们很多人都还依然认为那是很正常的社会交往，早已见惯不怪。

要是库特伯在六十年代末到了美国，亲历嬉皮士运动，估计他更是要晕厥了。然而他没有等到那天，四五十年代美国风气已经足以让他判断这是个堕落腐朽到极点的原始国家，并据此写出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论伊斯兰的正义》，以及后来被认为是现代恐怖主义宣言的《路标》。1966年，库特伯因此《路标》的出版而被判绞刑，1967年，美国嬉皮士运动正式开始。

在经历了嬉皮士的疯狂之后，美国人渐渐清醒成熟起来，社会风气开始趋向稳定理智，有时候甚至有趋于保守的倾向。但是这些社会成长的过程，库特伯都已经看不到了；他的追随者所理解的美国，也永远定格在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个被库特伯妖魔化了的形象。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层面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分析已经浩如烟海了。世界各国的政客们，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都声称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然而，我们在采访中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武装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不太可能去考虑什么伊斯兰的敌人。2011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也有专文质疑这一观点，认为贫穷不可能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埃及著名的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奥卡萨心理学院院长穆罕默德·霍尼姆先生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心理分析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在采访他的时候，我们提出疑问：为什么大多数的恐怖分子实际上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经济困难，而且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霍尼姆院长认为，不能认为一个人的挫败感仅仅来自于经济层面。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在埃及的独裁体制下，是肯定会感到绝望的；一个有宗教愿景的人，在埃及的专制体制下，也一定会感到绝望的。 一般人会通过社会活动从下而上地达成理想和愿景；极端分子则认为，只有在独裁者被杀掉之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从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政策。

因此，恐怖主义分子的人格和心理根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镜像》中，纳吉布先生甚至表示库特伯常常让自己感到困扰和不祥：我从来就不喜欢他的那张脸，或者那双鼓胀而严厉的双眼……我厌恶他那投机的一面，对他的诚实一直很怀疑。尽管我们友情犹在，心里对他的厌恶却挥之不去。

在众多追随者的赞誉声中，赛义德·库特伯已经成为了类似于切·格瓦纳一样的英雄人物，因此纳吉布的细微观察是尤其可贵。确实，库特伯是复杂的。他10岁时就能背诵整本《古兰经》，但是中学上的是一个西式的学校；在他的出生地—上埃及的乡村非常贫苦，但是成年之后，被认为是个典型的埃及中产阶级纨绔弟子；他爱好西方的饮食衣着，甚至是电影，但是对于男女关系态度极端保守，也因此对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形态—特别是男女关系持有极为负面的态度。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库特伯与女性进行正常的男女交往的记录，他很早就选择了独身，并把性爱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被尊为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的诺曼•铎治教授（Prof. Norman Doidge）认为，在性爱方面的虚伪是宗教狂热分子的共同点。铎治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恐怖分子的最后诱惑》（The terrorists and their last-night temptresses）中写道：历史上所有狂热分子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对待性爱的虚伪态度。大多数的狂热组织都对性的纯洁性有一种过度的沉迷，以及对其异常的克制。他们大多会把世界划分为圣洁的和污浊的，圣神的和亵渎的，洁净的和不净的，虔敬的男性苦修者和魅惑的女性诱惑者等等。可以说，库特伯对正常男女关系的排斥甚至敌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美国和现代社会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在他的遗言中写道，在他的葬礼中，清洗他的遗体的人必须戴上手套，以免他的生殖器受到碰触。他甚至声明女性不能参加他的葬礼。

铎治教授还描述狂热分子的几个症状：对异见的不宽容，相互冲突的教义，认为个人的历程是受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受到神的直接控制的，使用不断强化手段去重复发布同样地信息（来进行洗脑）。以此标准来通读并且检验这位被称为现代恐怖主义之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恐怖主义宣言《路标》，可以发现非常吻合。

埃及最有名的心理学专家奥卡萨教授（Prof. Ahmed Okasa）认为，狂热分子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奋斗，甚至为之牺牲。他们听到恐怖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不会对号入座。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天生的狂热分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角度也将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无论什么宗教和理论到了他们那里，都会染上狂热的色彩。“我们治疗过很多宗教狂热分子，这些人好了之后去信仰共产主义，居然很快又成了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

几乎所有针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都会提到以巴冲突，并且说明这是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所犯下的罪行，这些是必须偿还的血债，以此来说明自己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对此奥卡萨教授认为：全世界有近千万犹太人，带有狂热主义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狂热分子回来；而对于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进行攻击的号召，真正响应的也只是伊斯兰世界里面的更少比例的狂热分子。但是这个比例虽小，人数却不少，造成的动静也不小。

库特伯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对已经对犹太人充满仇恨。除了前文所论述的“中世纪心态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之外，库特伯还完全吻合的作为一个“狂热分子”的定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库特伯到了美国之后，会对美国社会做出如此的解读。然而，陈旧的观念、纯粹的狂热和因此而产生的妖魔化并不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库特伯所在的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理论和政治思潮风起云涌，熟悉学术界的他不可能不熟悉这些思潮和动态。在他的《路标》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巧妙地杂糅其中的各种成分：多次引用来自法国的反现代反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A.卡雷尔的理论，支持自己对西方以及所有非伊斯兰社会的否定；随处可见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色彩，用以论证暴力革命和伊斯兰专政的合法性。熟悉列宁的经典著作《怎么办？》的历史学家路亚·博鲁教授（Roya Boroumand）在她的文章《恐怖、伊斯兰与民主》 （’Terror, Islam and Democracy’）中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库特伯引用了多少列宁和斯大林的东西，先锋队、暴力革命、消除阶级对立、剥削……等等，这简直就是列宁主义披上了伊斯兰教的外衣而已。”

著名的社会群众运动理论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他的社会运动经典《狂热分子》中这样描述：“群众运动中共有的一些特质，不管是宗教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林林总总的群众运动所共有的特质，使得“它们长得像一家人”。正因如此，这些元素之间的互相吸收和借鉴才成为可能。

当时被纳赛尔监禁和饱受酷刑的库特伯，在综合了以上的所有的元素之后，怀着无比的愤怒，用列宁的《怎么办？》几乎一模一样的文风和气势写出来的《路标》一书，其理论性和煽动性都达致了巅峰，“炽热的风格迸发出尊严、团契、一致和普世性的宏大激情，高扬读者对伊斯兰伟大的认识。透过他的批判，其风格也能催生愤怒和厌恶。” 如前文所述，1967年“六·五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惨败，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转折点和分水岭，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与伊斯兰主义的崛起，阿拉伯世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库特卜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纳赛尔主义的替代物与矫治方案，确立了中东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话语霸权地位。

“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霍弗说。 于是，库特伯的“先锋队员”们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了，他们一起经历炮火，一起逃避追杀，一起招收“少年先锋队员”，一起谋划自杀式恐怖袭击。在一起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之后，他们根据需要把库特伯的理论做出了调整， 从针对国内的世俗政权，转而联合对抗西方霸权领袖，被认为伊斯兰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美国。